1956年春父母分配了工作，在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科学院。回忆我们搬到新家的情景，有一幅很清晰的画面一直留在脑海里：大风卷着黄沙，飞扬的黄沙中有一群工人在工地干活，他们一边唱着歌，一边打着夯。还有一幅画面是一群孩子，冲着我们笑。记得那时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孩子远远地看着我们。他们象大合唱一样地喊我和妹妹的名字，我们回头看，他们就一哄而散。不久我们进了幼儿园。在美国时父母经常请来陌生的baby sitter带我们，所以对陌生的环境我一点都不害怕。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很友善。我虽然不会讲中文，他们讲的话我也只能勉强听懂几句，可是很快就和大家玩到一起了。我也有烦恼，最头疼的是吃饭，尤其是豆腐，觉得有一股怪味道。老师知道我们不喜欢吃豆腐，特意把豆腐换成了炒鸡蛋。
几个月以后我上了小学。因为生病，我错过了开学。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妈妈送我到学校的情景。这所小学叫保福寺小学，座落在一个破旧的寺庙里。走进院子，看小朋友们排着队站在教室前面，然后按顺序走进教室。我最后一个进去。啊，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在美国的时候我已经读一年级了，那里的教室里只有三、四排桌椅，有很大的空间，哪里有那么多学生！老师给我安排了座位。我想把我的小书包塞到课桌的抽屉里，可是怎么都塞不进去，只好把书包挂到椅背上。上课要写字了，才发现那课桌的表面坑洼不平，根本没法写字。原来，我缺少一件很重要的文具，那就是垫板。老师姓丁，胖胖的，笑咪咪的，我很喜欢她。她要求我上课的时候坐直，把手背到后面。这样好累哦，刚开始真不习惯。不过上课很有趣，特别喜欢和全班同学一起大声念字，老师念一个字，我们就跟着大喊那个字。记得读的是‘工人’，‘農民’。那个農字很难写（那时还没有普及简体字）。第一课我没有上，后来补课，是毛主席三个字。课本的第一页有毛主席的画像，我感到很好奇。我们家里来了一个保姆，叫翠云。翠云也有一本书，是她的扫盲课本。课本的第一页也有毛主席的画像，她说这就是现在的皇帝。她的书上字多一些，她念给我们听：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我问翠云，救星是什么意思？记不得她是怎么回答的了。
保福寺小学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关村一小的前身。这是一所乡村小学。记得上课前先上‘晨检’，老师检查每个同学的手指甲。如果指甲太长，老师会帮着剪短。有些同学还要吃东西。他们的家住在很远的地方，到学校以后才吃早饭。这些同学讲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可是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玩。课间，女孩子们玩抓拐（抓念chua3），用羊膝关节骨制成的‘拐’在她们灵巧的手里摆出各种花样。还有踢毽子，我怎么都学不会，就在旁边看她们玩。科学院的孩子也挺多的。和我最要好的小朋友叫‘珍’。‘珍’刚从上海转过来，不大会说普通话，所以我们俩同病相怜。那时我的中文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可是很多词还是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告诉‘珍’，我有个grandma，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珍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平房，每天早上都来找我一起上学。不象美国上学坐校车，这里上学需走很远的路，不仅要穿过无边无际的田野（小时候对距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后来发现这条路并没有那么远），还要经过许多树林 。那些树林成了我们玩耍的好去处。树林里有石头做的大乌龟，背上背着块大石碑。这样的树林有很多。后来知道，中关村最早叫中官村，中官就是太监，那些树林都是太监的墓地。
回国以后的第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年妈妈生了个小弟弟，外婆和姨婆来帮忙，再加上翠云，家里很热闹。我和妹妹都学会了讲中国话。量词最难学：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只小鸟......真是太麻烦了。在学校里最不能适应的是上厕所。我做了这样的恶梦：茅坑好宽好深，腿够不到坑的边就掉了下去.....。冬天到了，教室里没有暖气。虽然教室后面有一个取暖的炉子，可是我做在第一排，手冻得拿不住笔。记得二年级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回家的路上冻得受不了，我们姐妹俩到家见到妈妈便大哭起来。我和妹妹都不是爱哭的孩子，所以这次的哭印象特别深。
上二年级的时候我来到了一个新的班。这个班威信最高的是个小才女，叫小咪。她和我住同一栋楼，我很想和她交朋友。可是小咪却不喜欢我。她拉着全班的女生和我作对，学我说话，讥笑我穿的衣服。小咪会讲故事，课间她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大群女孩听她侃。我也凑过去，可是只要我走过来，小M就不继续讲故事了。我很气愤，决定采取行动反击。有一次小咪又嘲笑我，我就和她打了起来，把她的脸抓出了血。在美国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如果有人欺负你，don't complain, fight back! 所以这次打人事件发生以后妈妈让我去道歉我很不服气。可是拗不过还是被妈妈拉到小咪家说了声对不起。可是我并没有停手，有一次快上课了，把好几个女生都弄哭了，被老师叫到讲台前问话。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小咪和好了。二年级的暑假她家搬到三里河去了。她临走的时候和我道别我特别难过，多少年都一直想念着这个不打不相识的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