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相识
认识居里是在文革闹得正火热的时候。居里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文革中红红火火的造过反，当过红卫兵。而我呢，文革开始时还只是一名小学生，最多只能当个红小兵。在文革那“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风云突变时代，我俩的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记得那时，初入豆蔻年华的我，遭遇人生大变，我那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几乎是一夜间，家破人亡。家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从原来机关大院里的小洋楼被赶出来，搬到城市另一头某中专学校的教学楼里。在那里，我们十几户原来省里赫赫有名的家庭，占用了学校空置的教学楼，每间大教室，用篱笆隔成几块空间，一家分一块。我家留城的只剩我一人，分了一块最小的，大约10平方米的“篱笆房”，领着父亲单位发的每月15元生活费，开始了我“早当家”的半流浪生活。正是这时候，居里找到了我。
那时候的居里，18、9岁吧，扎着一对大辫子，黑黑的眼睛又明又亮，红扑扑的脸上挂着憨憨的笑容，说起话来又急又快像打机关枪。她自我介绍说：我是你二哥的高中同学，现在你哥不在，我受同学们的委托来照看你。那时的我就像一个在丛林里迷路的小女孩，惶惶不知所措，每天只能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将脑子里恐慌孤独深深地藏起来。这时居里伸出的友谊之手，就像最后一根稻草，被我一把抓住。
居里的父亲是省城里一家大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护士。知识分子的父母，为长女取名“居里”（与居里夫人同名），望女成才之心一目了然。居里家一共6个孩子，她是老大也是唯一的女孩。当时我哥所在中学，是全省闻名的第一中学，能考进此校高中，非常不容易。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全省能上名牌大学的幸运儿们，第一中学占了一半。这么说来，居里也算是不负父母所望了。
自从居里找到了我，就时常带我去设计院宿舍她家吃饭。居里父母是广东人，妈妈煲的汤非常鲜美，但是妈妈的脾气不好，家里常常闹得鸡飞狗跳，让我这个在和风细雨中长大的孩子非常不习惯。常常端起碗正要吃饭，震耳欲聋的吵架声就在身边响起，吓得我扔下饭碗一头扎进厨房里，捂着耳朵大气也不敢出。每次吵架，居里都身当士卒，寸步不让，为维护小弟弟跟妈妈吵，为教训大弟弟扯着嗓门儿骂。霎那间，全家参战，口沫横飞，广东话的骂架功夫在居里家发挥到了极致。到后来，大伙儿才想起屋里还有我这个小客人，于是全家停战，将我从厨房门后拉出来，继续喝汤吃肉。
可惜喝汤的日子很短暂，不久居里就被下放到湘西的大山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