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馆招人 （5） 海上佳人2020-12-15 18:38:52

 

伊丽莎白看着手里的地址：霞飞路323号，又抬头对了一下门牌号码，证实确实是林公馆，便按了一下门铃。一个男仆模样的人过来给她开了门。他看见眼前是一个西方姑娘，皮肤白皙、一头亚麻色卷发，鼻子上有几颗淡淡的麻点，问道：“小姐找谁？”

伊丽莎白用生硬的中文回答道：“我找林先生。我是来应聘家教的。我跟林先生在电话上约过。”

“好，小姐请进。”男仆领着伊丽莎白穿过门前的客厅上了二楼。他推开左手走廊尽头的书房的法式双门请她进去等，便去通报他的主人了。伊丽莎白走进双门，看见一个十分考究的椭圆形的两层西式书房。天花板上是一幅巨大的彩色的桑德罗·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的壁画，下面围着墙壁一圈直通天花板是一个个连在一起的高大的核桃木书架，书架里整齐地排列着大部头的书籍，大部分是英文的。靠近壁炉有一个螺旋形的梯子连接上下层书房。  

      伊丽莎白听见身后脚步声，回过头来。一个四十多岁、身材高大、戴着方框黛边眼镜的中国男人一边走进来一边用纯正的英文跟她打招呼：“How do you do, Miss Chamberlian？ I’m John Lin.”

      伊丽莎白跟林翔握手，用英文寒暄了几句。在他的邀请下，她在屋子中间一个法式Boulle桌子对面的蓝底红条缎子蒙着的椅子上坐下。他则在桌子前面的扶手椅上坐下，拿起桌上的一张纸看着。伊丽莎白认出那是她一星期前寄给他的自己的履历。 

“Very impressive.  How old are you, Miss Chamberlian？” 林翔放下手里的履历抬头看着她问道。他说话不快不慢，声音自信而又平静。

她的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从他后面的书架重新移到他脸上。她觉得他的方框黛边眼镜和他的宽阔的面孔很相衬，和这个书房也很相衬。她能看出他非常西化，但他还是问了她的年龄，她想。但是她马上回答了他的问题：“25，”她说，戴着白手套的两只手上下叠着放在双膝上。

“很多人25岁才开始生活，”林翔改说国语，不知不觉地重复他在《字林西报》上最近常常看到的一则广告。他停下来了，似乎想将广告的下文从脑海里抹掉。他又问道：“不少你这么大的女孩都在急着找丈夫。你为什么选择了来上海？”

她脸微微红了，道：“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英国来到东方。上海更适合我从西方生活到东方生活的过渡。何况我哥哥温士顿已在上海。“

“家兄是做什么的?” 林翔的声音仍旧是十分地平静。

      她看着他面前的《North China Daily News》报纸说：“他是《字林西报》的记者。”

      他又问了她受过的教育和她在履历中提到的三年做家教的经验。伊丽莎白一一回答。

“你的父母都在英国吗?”

“我的母亲在，但我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她答道, 显得有些不自在。

“I’m sorry。” 林翔道歉说，一边打开一个印着他的名字的缩写英文字母 “J.L.”的鲕鱼皮雪茄烟盒，从里面拿出一支已经切好的阿尔汉布拉雪茄。他点着了烟，深吸了一口，站起来, 走过去打开了通往法式阳台长廊的双门。

他站在门口，向潮湿的空气里吐出嘴里的烟圈儿，陷入沉思。外面有点儿下雨，但是一半的天已经显得晴朗。洋梧桐静静地立在那里；雨珠从宽大的、轻轻地抖动着的树叶上滚下来。他现在想起了那个英文广告里的全部内容：

100个普通的人从25岁正式开始进入人生。到55岁时，20个人会死，

1个人会成为暴发户，3个会混得相当不错，46个能自立，另外30个人

需要依靠别人。

这则根据美国银行协会调查结果而作的人寿广告能让他最近如此这样频繁地检查自己的人生，这叫他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这不应该因为他现在是46岁，他便不停地去想再过9年他将有20％的可能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为什么不去想他已经是那个幸运的暴发户呢？ 他在欧洲和美国住了26年，在中国也待了20年，受过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育。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他在上海的汽车生意十分兴隆，他的生活相当优越。虽然如此，为什么他老觉得还缺了些东西，常常惶惶然，好像进入了西方人所说的那种“中年的危机”？

他看着被水汽弄得更加斑驳的树干。他从来不喜欢这些树，但它们到处都是，被修理得整整齐齐地排在霞飞路的两边。上海人叫它们“法国梧桐”不知因为它们是出现在法租界还是因为这些树在巴黎比比皆是。年复一年，每到秋风吹净了树上的叶子以后，斑斑驳驳的树干常让他想起一层一层剥落的皮肤病。

他的老师曾说他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敏感度和极佳的社交能力。这些都来自他那为清朝宫廷做过外交官的父亲。但是长期生活在国外，林翔自认对中国的政治和中国官场里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既不熟悉也无耐心。几年前，有人提名选他当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议员。但那个位子他后来输给了一个英国人。其实那个英国人在上海是一个十分不起眼的银行小职员。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十分沮丧。为此，他将住宅从公共租界上的南京路搬到法租界里的霞飞路。他觉得自己在上海其实是一个处在尴尬的、两头不着边儿的位置的外人：跟他经济地位同等的西方人小看他，因为他是中国人；中国人不相信他，以为他太洋。亏得他有一个进口车行，不少人还有求于他。不然，他真的什么都不是。

他不知道他的长时间的缄默已经让伊丽莎白感到坐立不安。直到他听见木板地上沉重的脚步声他才回过头来。那时他的年轻的、肩膀宽阔的金发俄国司机德米特里穿着皮靴走了进来。德米特里原为俄国破落贵族，1922年随家人从海参崴逃到满洲国。后来才来上海为林公馆做事。

德米特里随便地跟伊丽莎白打了个招呼，问俄语问林翔道：“林先生，我把车子都洗干净了。今天什么时候去接小姐？”

林翔掏出怀表看了一眼，也用俄语答道：“她今天四点半下课。你再过两个小时去吧。”

德米特里点点头离开了。不久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消失。林翔又吸了一口烟，他侧过头朝外吐出烟圈儿，踱回桌边，将手里的雪茄放在桌上一个青铜烟灰缸沿上。他把桌上一张照片转过来面对伊丽莎白，解释说：“我的女儿丹凤。”那时他已经决定打算雇用这个看起来似乎有些刻板的、虽然不漂亮但年轻礼貌的英国家教。

雪茄的甜味开始在空中弥漫。照片上是一个少女手做“V”状，站在“上海中西女塾”大门口。

“她很美，”伊丽莎白说。

“我知道，”林翔说。

“她在McTyeire，我是说中西女塾，就学吗？我听说那是一所基督教名媛学堂。宋氏姐妹也在那儿就过学吧。”

“我的女儿嫌那个学校的规章太严格，辍学了。这张照片其实是她离开那座学校时拍的。不过这却成了我最喜欢的一张。”

伊丽莎白点点头表示理解。

“再过两天我要出趟远门去欧洲。我要你教她钢琴和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