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45年。
林丹凤裸着躺在那儿。
她的上面，阳光从半透明的玻璃窗上穿过来，在一尘不染的白色的天花板上闪耀着 。世界被关在这间屋子外面了，这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外面走廊里医生、护士和病人们好像在说话，但她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时间似乎在这里停住了。她不用面对过去也不必担忧未来。在这个封闭了的空间里，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她觉得自己不需要再躲起来，也不需要再往哪儿逃。这是属于她的世界。她想象着自己躺在一块飞毯上，在白云里自由自在地飘啊飘啊，谁都碰不着她。
一张浆过的条子床单从她的胸口盖到她的膝盖，她的背贴在一张薄薄的白纸上。她哆嗦了一下。上海十月的空气让她觉着冷。她想着把胳膊叠起来盖住胸脯叫自己暖和一下，但没有动， 唯恐任何轻微的动作会改变她这个封闭了世界的平静。
她不知道自己这样躺了多久，直到站在屋脚的那口老立钟将她召唤回来。那“噹噹”的声音听起来模糊不清，好像有人踩在钢琴的延音踏板上不肯松脚。
是上午11点。
杨世雄的火车再过5个小时就到上海了。为庆祝他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夜，他在一家叫 Senet 的意大利餐馆预订了桌位。这家餐馆就在他抗战爆发前曾住过的拉菲特路1331号的黑石公寓旁边。这是不是能说明世雄有些怀旧？他大概不会承认。现在虽然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但在这个被他叫做“荒原”的上海，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留得住他。真遗憾。
丹凤慢慢地坐起来，将双腿移到床边。她身低下的纸瑟瑟作响，那块潮了的地方撕开了，露出了磨损的仁济医院检查床上的棕色的皮面。当她把脚放下的时候，撞到了一个白洋瓷痰盂。里面几张蘸着血丝的、潮湿的 Kleenex 体恤纸倒在黑白格瓷砖地上。
她有点儿紧张，双手飞也似地捂住了自己的肚子。但是她什么都感觉不到。当她慢慢抬起头来的时候，她看见了对面墙上方镜里的自己。三十多岁。那是一张有着西方人的清晰、端正的轮廓，但又带着东方人的细腻的、美丽的面孔。一撮头发从她蓬松的深咖啡色的发簪里跑了出来，落在她的开始有些发胀的、饱满圆实的乳房上。乳晕的颜色似乎比以前深。
有人敲门。
“等一下！” 她赶快从椅子上捡起她的衣服：粉色的胸罩、内裤、衬裙，长筒肉丝袜、粉红色镶着黑边的丝毛旗袍。一件件穿好才说：“进来。”
她刚才见过的那个医生手里拿着一张单子回来了。他是一个六十岁出头的美国人，头发胡子灰白，上身显得很厚实，白大褂上带着酒精味，那是一种叫病人觉得可以信任的味道。
“林小姐,” 他说着，在她面前的一个圆凳子上坐下来。“检查的结果表明，您确实怀孕了。” 他说的是国语，接近字正腔圆。
她几乎可以从他那好不掩饰的目光中看出他怎样看她自己。那目光带着一丝怜悯和不解。是啊，她面孔姣好，衣着得体，看起来是一个有文化、有修养、养尊处优的人，但来做这样的检查，怎么没有丈夫、母亲或者至少老妈子陪着？她长得像混血儿，这里可能又有很多故事。每天一个个赤裸的女子躺在他的检查台上由他评判、检查、治疗。他肯定马上看得出她是一个情感上差不多被掏空的女人。这样的女人身边的男人一般不是自私就是自负。也许他觉得她很面熟但又记不起在哪儿见过她因为他不看中国电影，但见过她的无数的电影广告？
医生看见丹凤似乎对他报告给她的消息既不惊讶，也不欣喜，好像她事先已经期待着如此的结果。她看着她，那目光是要他继续说话。他犹豫了，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11：30。 他显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恭喜她。他的其他的病人还在傍边的房间等着他。
“您想——?”
“谢谢,” 她止住了他。她的目光从墙上玻璃框子镶着的卫生局颁发的妇产科医师执照停在他身后墙上一张粉红色的子宫里的胎儿生长示范图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张图曾让不少想堕胎的母亲改变了她们的初衷。
“遗憾的是我不能再为您看病了，”他没再坚持问下去。“下星期我要回美国。”
“美国,”丹凤喃喃地重复他说，好像这两个字着了魔一样。她打开黑皮手提包开始在里面找香烟，但马上想起她已经戒了烟。 她把包合起，长叹一口气，几乎不出声地说：“我们是今夜的飞机！”
医生没有听见她的话，只顾自言自语似地说道：“我已经在上海呆了30年，现在该回去了。我南卡查而斯顿的老父已经94岁了。” 说到“查而斯顿”，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蔚蓝的大海和在鹅卵石铺成的路上踢踢踏踏叮叮当当走过去的马车，和在路边一边卖着篮子、一边编着篮子的黑妇。他微笑了一下，把椅子拉近桌子说，“当然我会给您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妇产科医生。”
她不知道查而斯顿在什么地方，也想像不出一个94岁的美国老人是什么样子的。她没有反应地看着他戴上老花镜，将钢笔在墨水里蘸了蘸，然后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一个人名和地址。她觉得有些怅然。虽然他们只有一个小时前才认识的缘分，她不希望他就这么快把她推给别的医生了。
她木然地从他手里接过处方单道：“请给我点儿催眠药和止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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