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黄昏（2）——西藏，凝眸七年（连载三十六） 风版2021-03-05 17:47:12
第五章 迷失黄昏（2）
政教合一体制结构的合法性，在于“佛教高于一切”的理念变成了政治正确的认知，从而在实践上被合理化。也许会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们会指出西藏的政权结构中世俗势力也占有很大比例。如噶厦政府的内阁大臣噶伦的设置是一僧三俗，下属机构的负责官员也是一僧一俗，因此说政权完全由僧侣集团控制不免言过其实。的确，噶厦政府的官职系列是按此比例进行设置。但我们要看到的是，虽然世俗贵族集团能够进入西藏政权，但政府中的俗官只是行使一种工具性的实用管理职能，他们是技术官僚而不是立法者。价值性的社会取向职能则被作为立法者的喇嘛们完全控制，这是制度需求而并不表示真实的力量对比。
从实际来看，世俗官员们在工具性职能的运作上，要比喇嘛们有着更强的能力，但他们却没有完整有力的价值理论体系，来与居于主流地位的佛教意识形态对抗，所以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但在整个政权的取向上却不得不处于从属的位置。这一点正如 M•C•戈德斯坦教授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所指出的：“寺院方面自认为他们才是宗教的本质的代表和象征，因为其喇嘛的身份便是佛法的最高价值的体现。因此，喇嘛们认为，业已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为了进一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建立的，并且相信，他们而不是噶厦政府才能够对宗教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作出最正确的判断。因而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认为噶厦政府的所作所为与宗教的利益相悖，就有权进行干预，这是他们的宗教天职。当然，这就使他们陷入了政治事务的漩涡中，并且卷入了同达赖喇嘛（或摄政）及噶厦政府的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中，他们认为这样做也是为了宗教的最高利益。”
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下，政府主要职能也是工具性的，产生于公民社会的政府，从来不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只有产生于政治社会土壤的专制政权，才具有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严密控制的需要和欲望。当然，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最初的一百多年，这个体制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只是当外部世界与它的距离拉大时，由于外部压力而产生松动，尽管这种压力开始时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还是影响了某些事件的产生。
十三世达赖喇嘛意识到了这种最初的压力松动，虽然他未能在完全没有外部干预的这个时期，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备受后人的诟病，但多数人仍认为他是自五世达赖以后最杰出的宗教领袖，毕竟千年形成的传统，并非能在他执政的三十多年中得以改变。
十三世达赖喇嘛名为土丹嘉措，1876年出生于西藏东南的达布地方，1895年亲政。这位伟大的喇嘛在位时逢西藏的多事之秋，这也使得他开始了对外部世界变化的关注，不过最深刻的体验却源自于他一生中的两次流亡。
第一次是公元1903年英国对西藏的入侵，当英国人用机枪和大炮击败了西藏军队那些大刀长矛的时候，由于惧怕英国人可能对他加以控制，他逃离拉萨到了数千里之外的蒙古。由于他的流亡没有征得清朝政府同意，并置清王朝驻藏大臣的劝告于不顾，于是清政府下令废黜了对他的封号，以表达自己的愤怒。
其后英军进入拉萨，用刺刀逼迫西藏噶厦政府订立了和约。这样的结果使得清政府更加愤怒，他们开始了一系列限制僧侣集团扩张的措施，从而导致了最后的几年中双方的冲突加剧。流亡在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准备谋求俄罗斯的帮助，由于没有任何国家意识，寻求外部武力的庇护本来就是喇嘛们的历史习惯。但此时的俄国正出于内外交困之际，无力干预西藏事务，于是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
失望之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只有滞留蒙古和青海，这时他已开始认识到什么是国家，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纷繁复杂。公元1908年，与清王朝僵持多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经过各方面的居中说项与调解，终于获得了到北京拜见清朝皇帝的允许，在北京期间，双方作出妥协并达成一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声明他和西藏都归服于清朝，而清政府则恢复他的名号，并保证他能够继续统治西藏。
事情似乎已经结束，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在公元1909年夏天，开始了他返回西藏的旅程，并在冬天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拉萨。不过事情又有出人预料的变化，清政府在未预先告知的情况下，派出了一支由四川总督赵尔丰率领的两千军队向拉萨开进，其间发生了一些小的流血冲突，虽然他们解释这支军队的任务仅是维持拉萨治安，不会对达赖喇嘛不利。但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还未从第一次流亡的惊恐中解脱出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疑虑重重，他马上向英国人和清政府提出要求制止军队进入的请求。在未得到明确的答复之后，公元1910年初，刚回到西藏不久的达赖喇嘛，紧接着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只不过这次的流亡目的地不再是中国而是印度。依赖于部下的英勇，达赖喇嘛得以逃脱清军的追赶到达印度。
清政府在当年2月25日再次愤怒地废黜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同时宣布停止他在西藏的世俗权力并剥夺他转世活佛的身份，以表示对他逃亡的惩罚。但事态发展却出人意料地有了转机。一年之后的1911年10月，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驻西藏清军在藏军攻击下纷纷作鸟兽散，所有帝国机构和人员都撤离了西藏，达赖喇嘛也就于1913年初回到拉萨。此时距他第一次流亡已过去了整整十年。
我们不知道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流亡的路途中曾经想过什么，但他肯定意识到国家的某些真实意义，以及这种意义会给他所代表的宗教与僧侣集团带来什么。当原有的外来统治者都已离去，如今天许多人所说的西藏的独立时期来临之时他会怎么做？达赖喇嘛确实很快向世人发出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他明确表达了他对西藏未来前途的看法。按照M•C戈德斯坦教授的说法：“虽然在当时西方的术语中这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但是从当时西藏的政治理论文献来看，这清楚地表明了达赖喇嘛要求自由的愿望，以及在没有中国封号、没有中国的内部干涉的情况下统治西藏的意图。”
这里的问题是，既然有愿望和意图，那为什么达赖喇嘛不能像现在人们认为的那样，毅然宣布西藏独立，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接纳的国家，而仅仅是用一种含混的语气表达自己的愿望，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如此多的问题呢？关键在于前面提到的由喇嘛们作为立法者的政教合一制度结构，已经阻断了西藏成为一个现代世俗国家的正常进程。
西藏是喇嘛们的领地，西藏是否成为一个国家是由他们的意志所决定，而与西藏民众无关。即便达赖喇嘛曾经想过，把自己的身份转变为一个世俗国家的元首，但在制度的控制下他也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声明中，他首先强调的是：“在这个世界里，和平和幸福的世界通过保护佛教信仰来维持，因此，保护西藏的所有佛教机构是十分必要的。”的重要原因。这里达赖喇嘛的叙述表明了喇嘛们的生存状态和利益高于人民和世俗国家的利益。
既然是喇嘛们掌握着政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更能保护他们和宗教的利益吗？这一点是今天的许多人都会这样发问。但这个问题并非喇嘛们不明白，当你去到他们的寺院，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比我们要明白得多。
他们明白自上个世纪开始，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世俗的和价值多元的，这是工业文明的标志。工业时代的产物即各种机器已经迫使许多民族从农业社会中走出，并改变了自己的传统。而喇嘛们不想也不可能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机器的时代。如果西藏成为一个被世界认可的独立国家，就势必要打开国门，与其它不同的国家、人民、宗教以及各种各样的价值体系发生广泛的联系。这样的后果必然导致西藏社会的世俗化和多元化，从而从根本上威胁到僧侣集团和宗教的生存。
这种孤立主义被今天的许多人视为喇嘛们对现代性的一种拒绝，这种对未来的认知思维是如此强大，使得所有那些在适当时机，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他们认为只要维持现状，就能地久天长，所以宁肯对外部世界关上大门，在一种暧昧模糊的状态中坚守自己的传统，也不愿把西藏的主权地位在法律上弄得稍微清晰一点。另外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如果成为独立的国家，随之建立的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和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会使得整个西藏的管理成本高昂得无法承受（即便今天，中共也在为昂贵的“大一统”买单）。当时西藏各地宗政府的税收，提供给寺院及僧侣集团使用的即占其年收入的50%-60%，如果国家管理成本提高，势必影响喇嘛们的经济利益，这显然是喇嘛们不愿看到的。
尽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最后一次流亡后，流亡者中的许多人对几十年前错过的机会感到后悔，但毕竟当时身处其间的喇嘛们肯定是没有后悔的。1913年，在英国压力下，中国、英国和西藏三方在印度举行了关于西藏地位问题的西姆拉会议。该会议所产生的《西姆拉条约》，认定西藏名义上隶属中国但有高度自治地位，因中国方面拒绝签字而未能生效。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在无可奈何中只能接受此种结局，并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十多年中，从未在此基础上作过任何向前推进一步的努力。 西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第一次机会和努力，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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