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京复校后58号曾是单身外国女教授的住所，最多只住两、三位。
第一次进入该宅是陪姐去请教女钢琴教授苏路德女生。给我的印象是安静的小院，绿油油的草坪，中式的大门，门旁的藤萝架，房子门前的海棠树。中式的平房，客厅的中式双开门上刻有漂亮雕花，像一幅中国水墨画。客厅像一个宽大的舞厅，相当于三、四个普通房间拼成，有一长排朝南、朝东窗户，白天撒满阳光，极其亮堂。一架黑色锃亮的大三角钢琴放在大厅的尽头。我真羡慕这大钢琴，畅想将来我长大后也有这样一架。
几十年过去，在美国虽然我弹过有200年历史的古玩德国大三角钢琴，美国斯坦威、日本雅马哈大三角钢琴等，但始终没能实现这个梦想，而在我们同时学琴的小朋友中褚脖哥到美国工作后买了一架大三角钢琴。
我第二次去58号是1949年初燕京解放了，北京还没解放，学校没开学，我们极其无聊，在燕谊盛情邀请下，我、小哥哥，文虎、脖哥等男男女女许多小朋友到他家去捉迷藏。
那天他父母经济学家郑林庄教授、社会学家关瑞梧教授正好不在。进屋后热气迎面扑来，小朋友们随手把大衣扔到客厅地板上，开始捉迷藏。
燕谊是主人，他让我们先藏，他来找。他们家三口刚从美国回来，客厅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家具，没法躲藏。大家就朝里面跑，我才知道这是个中式的三合院，南、北及东厢房全部由过道相连，每间房子没有家具，怎样藏？有人就把自己藏在黑黑的小储藏室里，我们一直跑到南房的最后房间，几个人同时躲到厕所。由于这里离客厅最远，所以我们没有被找到，最先找到的是藏在客厅附近储藏室的几个。
1950年我们家搬进来了。这个房子间数不少，但开间很小，家具大大精简、失去了61号中西合壁、古色古香、高级、典雅、舒适的风格。原来放在客厅我最喜欢的那些精雕细刻红木家具卖给了打鼓的，放我们儿童玩具的白色长柜、院子使用的一套原色藤桌、藤椅、两张藤制大躺椅等家具也全部卖掉。我最喜欢的文人、书香气味十足的字和画全部放到储藏室，不再挂出。这时屋子摆设显得实用、朴素、大众化，说白了有点土气。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似乎变化太大了，有点接受不了。
我和妹妹住在东厢房最小的屋里，窗外的大黄刺梅树丛挡住了外面的大部分光线，屋里大多时昏暗。晨光射入迎接它的朝东窗户，唤醒熟睡在屋中两个小主人，快速收拾妥当，奔到中、小学上课，没法尽情享受这明媚的阳光。放学回家，室内已完全黯淡，我俩坐在窗前的书桌旁，在自然光线的陪伴下学习。久坐之后，心情甚感压抑。
大、中、小学都被各种政治运动紧逼，美帝办的教会大学是抗美援朝时批判的靶子。人人要过批亲美、崇美、恐美的大关。我不喜欢参加这些政治活动，但又必须表现进步，活得好累。
每天除在卧室复习功课、看苏联小说，给自己打毛活，添置衣服，“武装”自己外，就是到客饭厅练习钢琴，吃三餐。妈妈又把自己关在南排她的卧室，不许我们去看望，除每周一次到南排大厕所洗澡外，就不再到南排。住在58号我的活动空间很小，很单调。
姐姐是大队长，很忙，除吃饭时间见面外，很少与我交谈。爸爸仍保留法学院院长的职位，他的专业被政府删除，改行为劳动专业，他从原来社会系主任转为劳动系主任。做着吃力不讨好的全校政治大课的组织和讲授，压力极大。思想改造连绵不断，又背上进步教授的包袱，必须事事带头。特别是1951年下半年中央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后的思想改造运动，每天紧皱眉头，毫无声息、闷闷不乐。所以我们家住在58号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更甭提欢声笑语了。现在就我一人练琴，这琴声也不能改变这沉闷的空气。
突然1952年暑假末爸爸告诉我们燕京大学取消，各系每个人都将分到其它各大学。燕京校园归北大。下学期他要参加筹建地址待定的劳动干部学校，我们家必须立即搬出燕京，58号已分给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教授。幸亏他家在北京有房，两家对换，否则真不知会让我家搬到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