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12
提起《水浒》，自然想到1975年的评《水浒》运动，想起那时埋头看《水浒》的往事。
施耐庵的《水浒》最早是在小学时读过的。上小学不久，文革开始。从批《海瑞罢官》到批“燕山夜话”；从学“十六条”到“大鸣大放大辩论”，很快又开始了“破四旧”。“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跟着大孩子破四旧是小孩子们当时感到最开心的事，因为可以边看着红卫兵们拿着锤子在欧式建筑上砸各种雕饰，边哄抢落到地面的花纹花饰，有时还会抢到鼻子眼睛耳朵；还可以围观成捆的图书从新华书店各个楼层扔到地面，在当街燃烧的书籍堆里拨拉出好看的画页；还可以一忽儿为鸟鱼花店里的鸟笼鱼缸花盆被砸烂打碎而兴奋，一忽儿又为挣扎的鱼儿鸟儿和花儿们感到心疼。
“破四旧”中有个环节，就是学校对上缴或收缴的旧书设立黄书展，给小学生们讲解黄书的大概内容及其毒害。我当书展讲解员时，为做好讲解而读了大量黄书，包括《水浒》，大约是七十回金圣叹的那个版本。四年级放暑假时，在山东姥姥家读过表哥的一本好像叫《武松演义》的大书，被武松的英武豪侠所深深吸引。表哥身强力大，喜欢拳脚。除了跟他师傅学了些把式外，还根据书中描写的武打动作，自创了不少把式，直接把我当沙袋来练他的拳脚，搞得我非要学些把式和他拼拼不可。
讲起这些经历，是联想到人生早期似乎都有个“破坏”并 以破坏为乐的阶段。儿童期的好奇与破坏，因快乐或不快而破坏，都是与发育过程相生相伴的。美国的一部儿童动画片《好奇的乔治》（Curious George）对这个阶段有很好的诠释。个体的这个发育过程自然会表现在集体的发育过程中。伴随梁山泊众好汉相聚的整个就是一个破坏过程，连我们经历过的文革都明显地带有这个破坏阶段。这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无所顾忌（不计后果）的破坏时期，破坏是为了满足好奇，破坏是因了高兴，或者是为了发泄。因好奇而拆坏了钟表、手表、收音机、玩具，甚至公共场所或父母单位的物品等，是很多人曾有过的体验。记得小时候和朋友们玩得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用石子打碎没人住或没人看管的建筑的玻璃。石子撞击玻璃瞬间发出的声响及玻璃破碎时的爆裂声令人因刺激而兴奋。这是寻求快乐带来的物质性破坏，还有为寻求快乐带来的心理上的破坏，比如欺负人，调理人，戏弄人（如今似乎都用一个泊来的“霸凌”替代了，降低了汉语词汇的丰度及表达的多样性）。因发泄而带来破坏的事便难以枚举了。
经过一段朦胧与彷徨的青春生长期后，这段破坏期会重新出现在成熟过渡期。这个时期，因无法重复婴幼儿期的任意性，而缺乏破坏目标，因而极易受到外界导向的影响，寻找破坏目标。比如20世纪初大革命期积极投入反清反军阀战斗中的热血青年，文革初期积极参与辩论、批斗直至打砸抢的红卫兵。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再度兴起的“三K党”除了妇女扮演了重要角色外，男女青少年是主要成员（The Junior Ku Klux Klan），成为该组织以白人统治未来的希望。德国二战前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人数一度达500多万，基本也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他们是党卫军的主要来源，也是二战后期因力战盟军（比如协同歼灭了苏格兰的C师，几乎全歼了加拿大的皇家温尼伯步兵A，B，C连等）而闻名的德国党卫军第十二“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骨干。美国轻歌剧《音乐之声》里专门安排了一个十六七岁的邮递员Rolfe（上校大女儿Liesl的男友），来表现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后，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积极加入纳粹的普遍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原先颇有主见，独当一面的官员及个体户，或单独行走江湖时期的那些个英雄好汉，在聚义梁山泊后，实际上每个人都已失去自己，失去自己的目标，心中的不快郁闷及破坏力便只能按照大哥的令旗指向，四处出击，得以发泄与释放。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人便进入相对平稳的时期。对一个集体来讲也如此。接受政府招安代表着梁山泊们的成熟与稳态，反映的是其中大多数原本本分人的愿望。“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是阮小五唱的渔歌，显露的是底层没有文化的人们浸淫于骨髓中的忠君报国之心。为官从政者又能有几位会偏离忠君的思维，死心塌地地一世为寇一生叛君呢？再说，不忿与火气发过了，该报的仇也报得差不多了。老百姓固然喜欢行侠仗义的英雄，一旦被官府拿住，菜市场砍头时，看热闹的也是老百姓。有机会被招安，得个一官半职，或回归平民生活，从此安居乐业，乃民心所向。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一生都处于青少年心态中，比如那些不愿意被招安，不适应常态生活的人，如寻短见的华荣和吴用，回归佛门的鲁智深，入庙的武松和戴宗（也许还有李俊、童威和童猛），修道的樊瑞等。
文革运动也一样。到了1975年时，人们心中的文革随着林副统帅的离去实际上已经过去。人心求稳，社会也自然开始稳定起来。1975年秋开始的评《水浒》只是波澜不惊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部分。前一年7年级时，我参加了“评法批儒”活动，是我们二十中学“评法批儒”小组的副组长，到各个学校宣讲过我们学习《盐铁轮》的心得体会。时隔仅一年，虽然也参加了评《水浒》小组，但热情远不如从前。尤其有一件事打消了我的积极性。
那时，社会上流行的《水浒》版本主要是七十回的，也是我读过的。七十回本结束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读起来荡气回肠，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种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环境中（我们很多男生那时依然热衷于帮派斗殴）。而此时，为了迎合批判《水浒》的投降性质，专门印刷了一批后五十回的小册子，装订非常简陋。我们中学里除了学校图书馆有几套百二十回本的原著外，我们拿到手学习的都是那种简装的后五十回本，专门学习招安后的故事，眼见得一个个梁山好汉未得好死。父亲单位也在搞评《水浒》，拿回来家好几种版本，我都看了个遍，完全毁掉了梁山泊好汉们的原有形象和气势，简直惨不忍睹。
还有一点。本来对《水浒》的评价普遍是说它是一部农民革命的颂歌，宣扬的是“忠义”，是除暴安良，是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精神，强调的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然后“替天行道”。“九一三事件”后，公开发表了毛主席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信，内中表示林吹捧主席的书过分，同时又大谈宫廷政变，让主席感到不安，有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现在，按主席的批语，《水浒》成了一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宣扬投降的书。联系起来看，应该视为梁山“主帅”的主席并不在被招安的行列。给人的感觉，接受招安者或另有所指。这或许是当年有批判党内投降派一说的根据。
前一年指导我们评法批儒的语文王老师继续担任评《水浒》的指导老师。王老师不但领着我们细读原文，讲解今意，还领着我们分析毛主席和鲁迅对《水浒》的评价。因为毛主席支持新文化旗手鲁迅的观点，王老师又帮我们找来鲁迅的《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的评价大意是说， 梁山好汉们不反天子，接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即那些不 ‘替天行道’的强盗。在鲁迅的眼里，好汉们不过是些奴才而已。基本上从那时以后，人们对《水浒》的评价便都按这个思路和调子走了。
因受到全本结局的影响，看到自己最喜欢的武松落得个那样的悲惨下场，再加上《水浒》被贴上了“投降”的标签，虽然绝对地相信毛主席和鲁迅的话，但心里很不舒服，对梁山好汉的遭遇有种说不上来的窝囊感，所以抵触情绪很强烈。又因为八年级开始，学校安排了大量的学农和学工劳动，尤其学工劳动，因为我是物理课代表，对电学这部分学得很好，在工厂里被安排当电工师傅的助手，每天后屁股上挎着全套电工工具，跟着师傅晃来晃去，在厂子既展样，又轻松，又博得同学和不少工人师傅的艳羡目光，便经常找各种借口逃避评《水浒》小组的活动，待在厂子里不回学校。
尽管如此，每次返回学校，我依然关心小组的讨论进展，经常单独找王老师请教心中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社会上对文革的概念已经非常淡薄了，大家的思想都很活跃，很多以前的黄书都开始流行起来。虽然学校里还是有工宣队，但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基本就是负责抓打仗斗殴的。我们的评《水浒》小组也好像有工宣队的参与，但他们基本不参与讨论，好像只是挂名，走些官样过场。所以，小组内部的讨论非常活跃，不大受过去“上纲上线”的限制和拘束。
我那时跟王老师私下请教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毛主席说《水浒》是投降路线，接受招安就是宣扬投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老人家心底里到底在发什么感慨。我们把这个问题一直拉回到文革初期，批判刘邓的投降主义路线；拉回到批判苏修时期有些人对苏修的崇拜屈服；再拉回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有人主张接受国民党改编，想到政府里和正规军谋个一官半职；再拉回到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及其最终投到国民政府；再拉回到苏区反围剿时，很多人对共产国际的屈服，跟着李德打压毛主席等人的历史环境与可能的心情。所有这些都是文革以来一遍又一遍反复学习的党内路线斗争的内容，那时依然可以倒背如流。我们大体上理出些头绪，有了点轮廓，但还是不太清楚评《水浒》到底与这些有什么关系。
后来，评《水浒》活动不了了之。75年年底我们进了海港，开始大约半年的学工实习劳动。一月份沉浸在周总理逝世的悲痛中，二月份又在《长征组歌》排演中激昂起来，接着是毕业的彷徨，接着是唐山大地震的震惊，接着是下乡的忙乱，评《水浒》的事便完全彻底地在眼前在心里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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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机会回过头来看《水浒》，不说其固有的文学价值，但就其对人类社会的宏观叙事来说，与古希腊神话的叙事也有得一比。在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为惩罚人类从普罗米修斯那里得到天火，故意让其儿子造了第一位女性（此前的人类没有女性），名叫潘多拉（Pandora）。潘多拉的意思是“拥有各种才艺”，因为宙斯命令所有的神都把自己的一个特别技艺送给她。而宙斯呢，则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并警告潘多拉永远不要打开这个盒子。与此同时，宙斯又给了潘多拉另一份礼物，叫好奇。而且宙斯知道潘多拉是不会遵循他的警告的。结果呢？大家都知道，潘多拉禁不住与日俱增的好奇心的驱使，终于打开了那个盒子，放出了情仇爱恨、贪欲、嫉妒、恐惧失望及疾病等恶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越不让做的事，越有人想去做”的神话版本。警告其实是一种怂恿的暗示。从此人间不再和谐太平（女性降临于人世的结果）。不过，宙斯放到人间的恶魔也都是弥漫于奥林匹斯山众神心中的恶魔，他是没有能力回收的。
而在《水浒》里，为揭发并教训朝廷里贪污腐败胡作非为的高官及其弟子，施耐庵安排了洪太尉放出了数百年前被张天师镇封于地洞里的妖魔。龙卷风般冲出地洞的那股黑气，化作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把个大宋王朝搅得昏天黑地。鱼肉百姓、尔虞我诈的官员被重重地惩罚了一番。但最终这股搅动社会与官府不安的黑气还是由朝廷招了回去，并在平叛反乱中发挥了朝廷军队不具备的作用。这估计也预示了北宋军队终究不抵外敌的状况，但最主要的是给政府的警示，即贪腐会官逼民反的。而对待反民最好的策略就是怀柔招安，不是强行镇压。这被看做是回收恶魔的法宝，而这法宝只能是在有一个感召民心的主神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施放法力。毛主席说过关于民心向背、从大乱到大治的话，既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现象的高度概括，又暗示社会本身拥有大治的法力，即对恶魔能放亦能收。《水浒》则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再回到当年与王老师讨论的主席关于投降招安的话题。从一次次党内的“路线斗争”焦点来看，从主席在每次斗争中所经历的处境来看，几乎都是于妥协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导权，所以在李德之后被选入军事指挥核心小组，在长征之后被推举进党的领导核心小组，在抗日战争之后被选为党的领袖，在与苏联分裂之后成为党的灵魂支柱。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关口，他都得与那些提倡妥协、建议放弃自我主张的同志战友们做艰难的周旋。特别是建国后，他一方面看到周围的人把他捧得越来越高，一方面又切实地感觉自己被一步步架空。晚年的主席在这样的心境中读《水浒》，很自然地会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回想当年，对自己一次次的坚持，心中定会百感交集。所以，把《水浒》看作一部宣扬投降的书，不会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就事论事的读后感（芦荻、邓小平的看法），很可能是他在起伏跌宕的政治生涯中，于披荆斩棘中走出黑暗后的反思与总结，是作为最终的胜利者回首时的不屑一顾。颇有点你们不反皇帝，我反。你们不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马，我敢。当然，这都是推测，没人知道主席当时的想法，也不知道他心里想反的皇帝在哪儿。
换个角度讲，甭管有几个八十万禁军教头，也甭管各位好汉的武艺多么高强，计谋高人多么能掐会算，梁山泊那帮人马的实力，打个方腊都被打散了。期待他们反皇帝，也太小瞧了大宋王朝。而我对梁山好汉们的景仰就是坍塌在招安之后，所以，若要我来批《水浒》，我也会和金圣叹一样，直接把七十一回以后的章回砍掉，还我梁山好汉“除暴安良”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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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为交作业写的，写完了，也早已过了期限。就在此留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