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水事件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是异常的炎热。位于古城南郊的医科大学更是被笼罩在一片热浪之中。医科大学的校园古朴而又美丽，路旁到处都是高大而又茂盛的法国梧桐树。梧桐树阔大的叶子和它所形成的浓荫，几乎遮住了校园的人行道。这个夏天也久久没有下雨，所以梧桐树的叶子上落上了一层厚厚的黄色的尘土，从这些黄色的尘土上你不难想象这所大学和这个古城的地理位置。树上除了厚厚的黄色的尘土之外还有数不清的蝉在清唱。蝉鸣声在中午炎热的骄阳的曝晒下，显得益发的响亮，发出更令人难忍受的聒噪声。当此起彼伏的蝉鸣声响成一片的时候，正是学校里的午饭时间，无数的学子们，一边听着无休无止的蝉鸣声，一边匆匆忙忙地奔向食堂。
那是我来到这个大学的第一个夏天。我们入学的时候是在前一年的十月份。那个时候已经接近深秋，而秋天也正是古城的阴雨连绵的日子，我们来的时候，适逢连阴雨已住，地面上还是湿漉漉的，林荫道上的水泥地面被雨水冲刷得干干浄浄，只是在路面上的水泥地上的小小的坑凹中，隐约可见些许的绿色的苔藓的印记，而在两旁的地面上，除了零零星星飘落的树叶之处，便是生长在地面上的绿苔。这一切的迹象都表明，这个地方已经好久没有人来光顾过了。也难怪，从七月上旬学校放假，到现在的十月中旬新生入学，差不多有一百多天了，在这一百多天的假期里，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人来光顾了。
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二届大学生，我们这一届学生分别来自古城所在的省区以及它的周围 的几个省区。那个时候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一切都在慢慢走向正规，按当时的说法叫“拨乱反正”，所以对于我们这一届学员来说，构成虽然没有首届学员那么复杂，但依然也不是很简单，除了当年的一部分应届毕业生，还有许多在上一年因为准备得不充分而没有考上的往届生，当然其中不乏一些老三届的学生。人们往往这样描述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学生的状况。说什么77 级油条多，78 级，公子多，79 级老乡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对于这个迟到的机会，人人都把握得非常紧，人人都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似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历史责任，都责无旁贷地，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感到有一副沈甸甸的担子似的。
七八年的高考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考试，那个时候似乎一切都在逐渐走向正规化，连高考命题也成为全国统一命题，克服了上一届高考由各省自己命题的弊病。统一命题的目的是想用统一的标准来筛选考生，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包括经济发展，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大学的分布也不尽相同。于是各地只好自己来划定录取的分数线，所以统一命题并没有达到统一招生的目的。时到今日，恢复高考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全国各地由全国统一命题又回到了分开命题，而且招生分数线的划定依然由各省的招生部门自己来定，可见经过了四十多年，依然解决不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由此也可以预见这个问题的非同一般。
那一年我们入校虽然有点晚，即使这样，学校似乎仍然没有做好迎接我们这些天之骄子到来的准备工作。在入学后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我们的宿舍并没有准备好，于是我们不得不睡在图书馆的地板上。图书馆大楼倒是新建的，可是当时的图书馆里空荡荡地什么都没有，地板上只是铺了一些麦秸，我们便象民工一样，打着大通铺，睡在这种地铺上。
睡地铺是我们入学后所享受的第一次公平待遇。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学会抱怨和发牢骚，刚刚成为大学生的我们对于面对的所有一切都觉得是自然的，正常的。所以那个时候，无论你是来自城市的，还是来自乡下的，无论你父母是国家干部，或者是平头老百姓，无论你是你们当地的高考状元，或者你是刚刚到了分数线，无论如何，人人手里都拿着一张入学通知书，有了这张通知书，你就是这个大学里合格的一员。在面对着“地铺”，都一律公平地躺下去。这种公平不久后便被一件意外的事件打扰了。那是在地铺上睡了几周之后，突然有一天，一个名字叫捷的同学在翻开被子时突然惊叫了起来。捷是来自边陲城市里的一个学生，父亲是军区总医院的医生，家境也是比较优渥的。只不过是这些天来，他老是休息不好，睡上睡下去，总觉得身上发痒。起初时，他并没有在意，觉得或许是天气的原因，毕竟这里的空气比较潮湿，不像他所生活的那个都市那样干燥，所以水土不服的情况也可能有的，或者就是这地铺上铺的麦秸中有什么东西使他的皮肤过敏也未可知，但是有一天早晨，当他翻开被子，将被里朝上，要叠被子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他的被子上，有一些细小蠕动的东西。仔细一看，才使他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虱子！”
我想这大概是我此生最后一次见到虱子的。记得小的时候，虱子是一直陪着我从小长到大的，但是自从两年前，我入伍去了西边的某个城市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虱子，而结识了当地另外一种东西，臭虫。臭虫在晚上的叮咬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在那个城市里，我几乎在晚上从来没有睡过好觉，臭虫咬得人奇痒难忍，身上起了一块又一块像荨麻疹一样的东西，但是奇怪的是早上起来，便一切完好如初，似乎夜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梦一样。捷的惊叫声引来了不少的同学来围观，因为虱子对大多数城里的同学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有些人从前并未有幸结识过。在看过之后，大家便纷纷打开自己的被子来检查，也有不少的人回忆说难怪晚上总觉得身上发痒。一时间，睡在地铺上的三十多个同学乱成一团，不少的人象捷一样大喊，“我这里也有！”
很显然，虱子是从某个同学的铺盖里传过来的，而且这个同学也极有可能是从农村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同一个宿舍里睡在地铺上的同学中，大多数是城市里来的，虱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可能是平生第一次才见到的，然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发现了虱子的几个同学并没有抱怨，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虱子从哪里传过来的，既然已经知道了虱子的出处再说什么就似乎毫无意义了，除了引起那几个来自农村的同学的尴尬和难堪之外，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意义。我奇怪的是那个时候我们从不抱怨，不知道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抱怨呢？还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时间来抱怨，因为在当时，要做的事情毕竟太多了。于是，大家都很默契，连忙从锅炉房打来开水，将内衣，内裤和被套拆下来，纷纷用开水浇烫，一时间宿舍成了消灭虱子的战场。
经过这一次对虱子的大扫荡后，大家后来就变得小心翼翼，每到周末洗衣物时，必先用开水处理一遍。这样一来，大家反倒相安无事了好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人喊叫发现虱子的事了。虱子事件使我感到了那时的学子们的一种博大的胸怀，在那个百废俱兴，百端待举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每天心里想的就是如何尽快的将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弥补回来，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不是很重要。大家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根本无心顾及到别的事情。
这件事过后不久，学校终于分给了我们真正的学生宿舍，我们开始搬回到学校的学生宿舍，图书馆也不允许我们长期占用，毕竟图书馆也要走向正规化。
我那时和两个来自西部边疆的同学捷和凡，一个来自青海的同学倪，一个来自陕北的同学伟和另外一个家在古城的同学阮住在同一个宿舍。我和捷，倪都不是应届生，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相仿，至少高中都毕业了好几年了，才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两年，后来又去西部的那个城市去当了两年兵，然后才从部队考上了大学。捷和凡实际上和我来自同一个西部的那个边陲城市。捷的情况和倪大体相似，他们都出身于干部家庭，高中毕业后也在社会上打拼过一段时间，而另外的凡，伟和阮则是应届毕业生，相形之下，他们的年龄比较小。应届毕业生能直接考上大学至少说还是相当聪明的，用当下的话来讲，他们都应该是学霸级别的，因为在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录取率之低，是你万万难想不到的，当时的考学，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比喻一点都为过，因为可怜的录取率仅在4-5%之间。我们宿舍，三位往届生，三位应届生大家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因为除了晚上睡觉平时几乎都很少见面。上课，吃饭，自习，大家各人干各人自己的事情。只是到了晚上，才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回来之后洗漱，睡觉，直到第二天早晨，当一阵起床的号声和广播声把大家唤醒的时候，才一齐穿上衣服，跑向操场，去跑步锻炼身体，然后做广播体操，接着再回宿舍洗漱，吃早饭，再去上课。
我与捷和凡都来自西部的那个边陲城市。捷是部队大院的小孩，于是和我的关系就亲近了一些。尤其是他在“虱子事件”中的表现颇得我的好感，于是在我的眼里便对他多了几分尊重。捷的父亲是军区总院的一名医生，家庭的条件很是不错。记得捷入学时，听他的父亲告诉他内地的生活很便宜，于是当时就给了捷一个并不是很多的零花钱，事实证明捷的父亲的话并不是十分正确，古城的东西确实要比那个西部的边陲城市丰富得多，捷当时对大食堂的猪头肉颇为喜欢，六毛钱一斤熟的猪头肉似乎很能吸引捷的胃口，他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加两毛钱的猪头肉，两毛钱切一小碗的猪头肉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我们当时是包餐制，每个月15.5元的伙食费是固定的，那么每天要再加2毛钱的猪头肉对于捷来说就成了一笔额外的支出。我记得刚来不久，捷便向我透露父亲给的钱有点不够花，但是这对于捷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他只消问他的父亲再增加生活费罢了，他的家庭又不是支付不了这一点多余的支出的。只是从捷的嘴馋的样子来看，可见当时在那个西部的边陲城市确实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还以为我们的部队的供应不好，我们经常吃不到肉，有时候部队会调拔一些咸肉，鸡蛋也没有，我们还吃过蛋粉，我不明白鸡蛋是怎么样晒干变成蛋粉的，我们将蛋粉用水化开再去炒着吃。西部那个边陲城市气候是极为干燥，那里的许多东西都会晒干保存，如葡萄干，桃干，杏干，苹果干，然而最没有想到的就是鸡蛋也能晒成干粉。我所在的部队是汽车团，生活基本上比较好一些，因为连队里经常要派车出去搞生活，夏天的时候会拉车西瓜，秋天也会拉回大米，国庆节前会拉回生猪和食油，冬天会拉回煤来。凡也是来自同一个城市，但是他由于是应届毕业生，年龄也比我们小，平时我们交流得不是很多，不过凡最喜欢的是弹吉它，有时候在周末，或是节假日闲暇的时候，才难得的见他抱着他心爱的吉它，在宿舍里独自一个人弹上一曲。以排遣他自己心中的忧伤和思家之情。来自西部的那个边陲城市的小孩，几乎每个人在器乐上都有一手，凡会弹吉它，捷拉得一手非常棒的小提琴，我们另外一不来自同一城市的女同学健，则也敲得一手好扬琴。说实话，当时虽然大家都在一个宿舍里住着，又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同一个食堂吃饭，但要是说到真正的交流毕竟还是欠缺一点儿。当时是狠不得一天当做两天来用，毕竟这么多年了，荒废的东西也太多了，数理化自不必说，连英语还得从ABC开始，所以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心里似乎就是憋着一股劲儿，除了学习，别的都不太关心。
倪来自青海的一个劳改农场，他的父亲是劳改农场的劳教干部，在我的印象里，倪是那种社会上混得时间比较长，阅历比较丰富，又善于处理人事关系的那种人。他和捷的关系最好，当然对于我这种阅历简单的人，在他的眼里就是菜鸟一个。倪是宿舍里唯一抽烟的人，当然我们高兴的时候，都会跟上他抽上一两口。
阮是本地人，基本上就是在宿舍里留一个位子，有一张床，但是基本上不在学校里住。他有一辆半旧的自行车，经常骑着车子就回家去了。所以一个星期，见不到几次。
伟是来自陕北的的一个小伙子，入学那年也不过十七八岁。人长得十分精神，父母都是县城里的老师。按理说，家境也是不错的。伟有着陕北人的典型特征，说话的时候后鼻音比较重，他生性活泼好动，人又比较喜欢音乐，既能拉二胡，也能吹笛子，高兴时还会哼上几句陕北小调。伟是应届生，在宿舍里，他最喜欢跟倪在一起。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倪为人比较随和。倪喜欢抽烟，伟有时跟着倪，也能蹭上一根烟，因为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叫做烟酒不分家，所以抽烟时，给旁边的人让支烟，便是一种礼貌性的表示。记得有一次，倪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顺手就用手把烟盒一攥，揉在了一起，那个动作表明这是最后一根烟了，当然最后一根纸烟是不用让他别人来抽的。这个时候，伟只好咽了口涶液，不好说什么，倪把那个揉成团的烟盒往口袋里一装，若无其事地点燃了拿在手中的香烟。独自抽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伟不在他的跟前，他把那个揉成条的烟盒又拿了出来，小心地展开，变戏法似的从里面又拿出了一根纸烟，然后将那个烟盒丢进了垃圾桶，说明这才是真正的最后一支烟。倪的狡黠大致如此。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倪有多小气，不大方，其实并不是倪舍不得给伟一根烟，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毕竟都是靠着家里的支持，每个人的钱都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倪也不一定有时间去买烟去，而对于伟来说，他的抽烟纯粹是属于玩的那一种，也没有什么烟瘾，可以抽，也可以不抽，但对于倪就不一样了，很明显倪是有烟瘾的人，而且烟瘾还不小，他必须保证自己在下一次烟瘾发作的时候能立即抽上烟，而不至于因为烟瘾的发作而无法收拾。
伟就是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愿意跟在比他年龄大的人的屁股后面逛，也愿意跟在别人的后面凑热闹。但是一九七九年的那个炎热的夏天，他的一次凑热闹，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至今日，当我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仍然有唏嘘不已的感觉。
我们学校当时没有游泳池，所以我们的游泳课要到别的学校去借别人的游泳池用。当时离我们最近的便是公路学院。我们的游泳课便在公路学院的游泳池里完成。
出事的那天是星期四。星期四的早晨，我们只有两节课，十点钟下课以后便是自习时间。那天，我们刚下课走出教室就遇上了其它班的同学坐学校的班车去公路学院上游泳课，于是我们班有许多同学就挤上了大巴车，跟着别的班的同学一齐去学游泳。可巧的是那天我由于行动慢，并没有挤上大巴车，所以我就失去了亲临事故现场的机会。
没有去游泳，我就和几个同样没有挤上大巴的同学去找地方上自习。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心想快去食堂打饭，等一会都下课了，食堂里打饭的人就太多了，光排队就要浪费好多的时间。我刚到食堂，就碰见了几个去游泳的同学。他们告诉了我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伟淹死了！”怎么会呢？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那几个同学就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天的事情可以用“诡异”两个字来形容。一大巴士的人到了公路学院的游泳场，人们在换衣房换衣服后，便开始向游泳池走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们说出事了，有人淹死了。
阮说那天伟淹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连衣服都没有换完。游泳池里就乱成了一片。事情发生得这么快，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始料未及的。
最初发现伟溺水的是两个小孩，他们一直站在岸边观望。他们说刚才有一个人从这里跳了下去潜水，却一直没有上来。小孩子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于是有人找来一根长长的杆子在水里划拉，看看是不有人在下面。其实那不是一根竹竿，在北方这个古城并不生长竹子，实际上那人用的是一根长长的椽子在水中划拉。那根长椽本来就又沉又笨，操作椽子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确定水下是否有人。他一会儿说好象是碰到了个什么东西，一会儿又说不是。同时对小孩子的话又产生了几分怀疑，于是就有人过来又问那两个孩子：“你确定真的有人从这里跳下去再没有出来？是不是潜游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孩子看上去十二三岁的年龄，他们一口咬定，清清楚楚看见一个人从这里跳了下去，跳下去就再没有了动静。起初他们还以为这个人是在潜水，但是看了许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另一个小孩用手指着水面肯定地说，就是从这个地方跳下去的，那时候，游泳池刚刚开门不久，里面没有几个人，不象现在游泳池中这么熙熙攘攘的，他向毛主席保证，跳下去的那个人再没有浮出水面。
那边的体育老师常志明刚把他带的两个班的学生在游泳池边集合起来，正在给学生们讲着游泳的知识和注意事项。便有人过来给常志明说道：“那边深水区有人掉下去找不见了，会不会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常志明随口便说道：“别管”，然后中就带着他的学生在浅水区上起了泳课。
常志明老师是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大约三十多岁。是体育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常老师长得英俊潇洒，而且还玩得一手出神入化的好篮球绝技，平时在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玩篮球，和大多数爱体育的同学都很熟。所以他在学生们的心目中的口碑确实也不错。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何，常老师却对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随口就说出了那么两个不负责任的话，“别管！”或许那天常老师的心情不好，可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常老师这个平易近人的好老师说出了那句令他终生感到遗憾，愧疚，以至于后来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惴惴不安的“别管”两个字。那两个字几乎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一个体育老师在带学生上游泳课的时候。面对有人溺水的紧急事件，第一时间不是奋不顾身地下水救人，而是抛出了一句毫无责任感而又冷冰冰的话，“别管！”后来发生的事令他越想越后怕，而出事的被淹死的学生恰恰就是本校的学生，只是不在他那天所带的班级而已，是属于自愿跟车来蹭游泳的学生。
深水区的找人活动很快就见了分晓。当捷和倪等人听说有人溺水，便立即跳入游泳池中进行搜索。也是凭着一身过硬的水里功夫几个人很快就找到了跳到水里而没有浮上水面的学生，捞出水面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陕北小伙伟。
当把伟弄上游泳池后，只见他牙关紧闭，脸色苍白，嘴唇铁青，人们便立即对他进行了抢救。常老师在浅水区那边一听到捞上来的同学是本校的学生后，脑袋“嗡”的一声就变大了，他忙不迭地跑了过来，二话不说，就蹲了下去进行人工呼吸。他一边对嘴吹气，一边使劲地挤压伟的胸部，但是躺在地上的伟没有丝毫的反应，而常老师的额头上已经是汗涔涔的一片。在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救护车终于到了，人们开始七手八脚地把伟抬上了救护车，由我们班的几个同学陪着，向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尽奔而去。
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离公路学院并不远，开车也不过几分钟的路程，救护车一路响着汽笛声直接 将伟拉到附属医院的急诊室 。当急诊室的医生给伟接上心电图机后，心电图机的仪表上没有任何心电的波型，只是画出了一条笔直的直线。医生翻开伟的眼睛看了看，说了一句“没救了，瞳孔已经散大了。”于是就直接将尸体送往了太平间。
听完同学的叙述，我感到太不可思议了。几个小时前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鲜活的生命，怎么说走就走了？这无论如何也是使人难以相信的。伟的死留下了许多无法解谜的谜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跳入泳池的深水区？我们都知道，伟来自陕北，是一个典型的旱鸭子。他根本就不会游泳，而且平时又极为胆小。我清楚地记得每次上游泳课的时候，他都是在浅水区活动，从来没有去过深水区。他所会的那几个游泳动作，就是人们常说的“狗刨”。他狗刨式游泳的时候，姿势也颇为可爱，两只手在前面划水，头向上抬起，两只腿还在后面“扑通，扑通”地打着水，显得既滑稽，又可爱，他的狗刨还不时地给旁边的人溅上一头的水，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但是今天，他怎么会跳到深水区？他来这个游泳池也不是第一次了，深水区，浅水区，他应该很清楚的，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跳了下去？始终使人无法理解。一个一米七八的大小伙子，在一米八零的深水区竟然溺水而亡，无论怎样，都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其次是人落入水中，终究是要浮上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跳下去，就沉在了水底，让岸上的两个小孩还误以为他在潜水。同时也没有人看到他溺水时在水中挣扎的样子，如果他在水中挣扎，胡乱扑腾的话也会很早就被岸上的人或是游泳池中的人发现而救了上来，这样也不会出现后来的人们在水中胡乱找寻的事。但是他的情况就像是一块石头丢进水中，然后便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也使得人们怀疑他溺水后用一根笨重的椽子在水中划拉了许久，直到捷，倪和凡等人跳了下去去搜寻，然后才把他捞了出来。这段时间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甚至更久，捞上岸后，人们在岸边一边做着人工呼吸抢救，一边等救护车来，这样又折腾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等拉到医院急救室时，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显然要把已经死去一个多小时的人再救回来，神仙也做不到。
还有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问题是他的溺水也太快了。阮也是那天和他一同挤上大巴一同去游泳的，当把伟从水中捞出来的时候，阮刚换完衣服，走进游泳场。一个极大的可能就是伟早在前一天就对今天的游泳做好了准备。他甚至连游泳裤也早已经穿好，等大巴车一到游泳场，他便箭一般地穿了进去，脱下外面的衣服就直接进去了。而从大巴车上下来的人则按步就班地一个个走入换衣间，阮同学落在了后面，说明那天来的人真的不少。
听完了伟的事之后，我也没有心思再吃饭了内心泛起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总感到丢失了什么东西似的，心头空荡荡的，我看着坐在饭桌对面与我一块儿就餐的焦，他的眼睛也变得湿润了，我们都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也为失去一个同学而感到惋惜和不安。那么眼下能做的事就是再看上他最后一眼，在心里默默地向他说一声：“安息吧，我的兄弟！”就在那一刻，我和焦似乎是心有灵犀似的，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说道：“去看看他吧！”
于是我和焦便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在向管理太平间的师傅说明了来意之后，师傅便把我俩人领到了放着伟的冰柜前面。我们打开冰柜，抽出伟的那一格。伟正在安详地躺在冰盒的里面，他的脸依然是生前的样子，透露出一种俏皮的神态，只是没有一点血色，竟然是那样的苍白。他的脸上和身上已经结上了霜花，我和焦站在冰格的两侧，默默地注视良久，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下一个瞬间，我俩不约而同地抓住了伟的手腕，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同时按到了的两只手腕处，这个动作表明我们都不相信伟已经走了，我们还要摸一下他脉搏来看看他的心脏是否不在跳动。几乎在同一刻，我和焦都叫了起来：“怎么还有脉搏？我摸到了脉搏的跳动！”但是转瞬一想，这怎么可能呢，他在冰柜里已经冻成了冰坨，脸上还挂着霜花，怎么可能还会有脉搏呢？我和焦相互对望了一眼，说道：“这不是他的脉搏，是我们俩自己的脉搏，我们可能太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