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讲，顶级院校的高考竞争全国差异并不很大，这也是北京籍学霸网友不太接受北京高考容易的说法。
高考作为中国相对最公平的制度之一，其实也存在先天宿命和不合理之处。
回顾自77 年恢复高考，77年是各省市自己出题，北京由于教育资源的优势以及人才比较集中，可谓竞争非常激烈，其中当年最著名的就是高考作文题了：“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作文范文是一名刚刚做了父亲的考生。
北京与全国的高考录取分数差距拉大应该是从83年开始，78年至82年差距不大。北京83年的考生（绝大部分）与84年实际上是同届，84年的考生是重点高中改为3年制。83年北京的录取分数线与外省的差距大概有50-100分（天津，上海及边远省份除外）。所以北京三类院校录取的考生在其它省可能连中专甚至技校都录取不上。
其实早在78年北京市长林胡佳（音）为了照顾上分数线而未被录取的北京考生，特意成立了走读分校，北大一分校，人大一分校等，也就是后来的北京联大的主要部分，实际上这些分校与母校没有丝毫关联，只是名称而已。这在当时的其它省市是根本不可能的。
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低，主要还是考生人数少，录取比例高。现在实行各省市自行命题，这一现象相对被掩盖了。
不仅如此，其实北京在其它教育资源上的垄断更大。
比如：外语院校的包括英语以及其它的语种，除高考成绩外，需要口语面试，北京地区不仅招生数量多，而且之前的考生大多来自白堆子的北京外语学校和外贸学院附中，这两所学校各语种设置齐全，与大学专业设置对接，专业优势显著，这是两所专业外语高中。
另外，以洪晃为代表的文革后期的公派小留（年龄10-12岁），来自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工人家庭（门头沟煤矿和石景山首钢），农民家庭子女就宿命了，非城镇居民（农村户口）限制了他们的机会。
艺术院校也是如此，音乐学院附中实际就是预科，进入本科可谓水到渠成。外地考生则要进修一段时间（至少一年），才可能有机会去竞争。
在其它例如体育的选拔，文艺团体等，北京孩子在资源与机遇方面的优越也是不争的事实。
记得文革后期，江青把北京的艺术院校统一归为“中央五七艺术学校”，我当时在北京一所比较好的小学就读，几乎每月都有不同的艺术学校来招生。大概地理位置都在北京，比较便利，同时又不需要解决户口问题。歌手屠洪刚就是那个时期北京戏曲学校的。
北海幼儿园，景山学校（小学至高中连读）等都是高官显贵的首选，革命老前辈的后代们很多都选择四中，那里将军呢外套，三节头皮鞋，英国凤头自行车，羊剪绒皮帽展现的最多。
得到这种特殊优越资源与机遇也确实应该感恩，尽管它是那么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