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恐中症由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是中国甚至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几十年，这几十年来，中国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了物质高度丰富甚至过剩的国家，GDP升为世界第二，赶超并成为世界第一指日可待。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大抬头，近年来，不仅放弃了邓小平的韜光養晦，还以厉害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些发展让世界不少人焦虑，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从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想尽一切办法牵制甚至围堵中国的原因。
应该说中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都得益于一个意识形态非常淡薄的领导人邓小平。邓所推出的改革不仅得到了中国人的拥护，还得到了西方商界，经济学者甚至政客的支持。大家都记得邓小平到美国时戴着牛仔帽的样子，那应该是中美关系处于最佳的时刻，当时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不仅是经济，还有政治。基于对亚洲四小龙由经济发展到政治体制成功和顺利转变的认识，不少人得出经济发展是政治改革的基础的结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也会像四小龙那样，在政治上向民主过渡，这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上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原因。
可是最近几年人们却发现并非如此，中国经济虽然在进一步的增长，政治上不仅没有进一步的改革，还有走回头路的倾向。这让那些指望中国能够最终走向民主化的人们非常失望，中美的贸易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很多人不理解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做，可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无疑是对西方是一个威胁。
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发起了对中国贸易战和各种变相“围堵”方式的原因。出现这种状况其实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必然。在西方人眼里，任由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必将会对由冷战后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体系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这种发展会鼓励更多的国家效仿并发展成为集权政体，那样的后果对习惯了民主自由的人们是不堪设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其它主要国家对中国搞起贸易战的原因。
这种思维的形成在一篇很不起眼的文章里有了比较全面的阐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半路出家的已故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斯·科尔奈，这个父亲在二战时被纳粹德国杀害的匈牙利犹太人的后代，在成长过程中亲历了匈牙利苏联社会主义式的政治体制，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其固有的死结，并以这方面的独特研究闻名于世，著有《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等很有影响的经济著作，成名后被哈佛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
他和中国很有渊源，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被作为外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请去中国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圈内闻名的长江“巴山轮会议”上做了著名的演讲，提出了几种经济模式，即直接的行政协调(IA)，间接的行政协调(IB)，自由的市场协调(IIA)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IIB)。并指出中国应该以IA 模式为起点，进行改革，最终达到IIB。
他的理论不仅打开了不少中国经济学者的眼界，还为他赢得了很多支持者，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和决策人都受到了其理论的影响，其中不少人以和他有过接触为荣，并不乏自称为他徒弟的学者。他一直支持中国改革，为其献计献策，可以说在在西方学者中，他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者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中国的发展持非常满意和乐观态度，他曾多次去中国访问，亲眼看到中国的物质匮乏到后来物质充裕的转变。他曾说他的太太以前最喜欢日本和其它西方国家的电器，但后来开始改用中国的，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就之巨大。可在死前的几年对中国的发展却越来越失望，以至于最后对自己在其中所担任的角色很是后悔并写出了题为：经济学家应为中国的“巨兽样”的转变分担责任 （Economists share blame for China's "monstrous" turn）一文。
他在该文中解释了其思想转变的原因，说自己和其他经济学者在中国发展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厉害国”（原文没用厉害国这个词）扮演了弗兰肯斯坦的角色。他在文的最后指出：“早在 1940 年代，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 就认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最佳方式就是“遏制”。到此为止！或者更准确地说：此路不通！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挽回。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我们必须更加小心，避免继续扮演弗兰肯斯坦的角色。”
Economists share blame for China's "monstrous" 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