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一家，确实是带着莫名的胜利喜悦和振奋，回到镇上。却发现，战争过去，已经物是人非。许多房子宿主都换过不止一次。别说收房租，都没有人承认他的所有权。当然要找政府打官司。县里当政的民国接受政府，谁有关系给钱就给谁办了房契，根本不理我家的诉求。抗争多次，最后狠话都放出来：再闹，就认定是伪产逆产，一样没收，还要当汉奸坐牢。
这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当年那个讲法律讲契约还讲义气的好县长，现在哪里去找？可怜我爷爷，也算是个仇日老愤青，虽然没有出钱出枪，抗日诗可没少写。自从日本人来了，就躲到乡下没再踏进城一步。如今年逾古稀却面临当汉奸坐牢的危险，冤呢。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古人诚不我欺也。官府和恶霸勾结，小民还能如何？对方也就是贪图财产，不想赶尽杀绝。最后给办了原来住的几间房的产权。差一点这“地产大亨”就要去租房住。
憋屈成这样，断了收入来源，我爷爷也不想再回乡下去。没有钱，也把所有的孩子都送进了学校。还放出话，只要你们能考上，学校在南京上海北平，我都送你们去考供你们去上。但眼前，这孩子们的中小学费，就是大难题。我爷爷又好面子，学费从不拖欠一天。他觉得欠了学费孩子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所以，家里一年到头的任务，就是筹学费。主要来源就是卖家私。我奶奶的首饰全卖了，家里的家具也全卖了。乡下房子太大，愿意住的没人能买得起，就一间一间地拆了卖材料。最后，连他视为命根子的两套宋刻本，也卖了。
多年后，我父母结婚时，我奶奶拉着我妈的手直落泪：家里也曾金满箱，可如今儿媳妇进门，连一件银首饰都拿不出来了。好歹，说起来这还是嫁给地主家的少爷呢。实在困难的那两年，爷爷奶奶这老两口不得不分居。我奶奶一个人回乡，去种那老宅边上留的几小块散地。她一个老太太，种不了大庄稼，就种些不需要强劳动的地瓜豆子等，补贴家里的口粮。她也不许任何孩子去帮她，只让他们专心读书。
就这样，我的两个姑姑也没能好好上学。进中学恶补一年，立刻出来考了技艺学校。尽快毕业出来做事。等她们拿到了微薄的工资后，我奶奶才能回到镇上，和爷爷团聚。而我父亲是家中第一个能完整读完从小学到高中的孩子，毕业时已经到了解放后。也是第一个考上正规高等院校的。
说实话，抗战胜利后那几年，是我家最困难的日子。家里经常面临揭不开锅的危险。曾经的酒徒，爷爷不仅断了酒，还经年不知肉味。其间有一次，国军队伍驻扎在镇上。过年军队放假，一营长百无聊赖，想起来找我爷爷论诗。看到我家大过年就喝稀粥，还只有稀粥和咸菜，大为震惊。立刻让勤务兵找司务长，送了两斤猪肉过来。
爷爷还是坚强地活着。他生于清朝，在清朝时期并不太落伍。到了民国，不算是守旧的遗老。日本人来了，也没有做汉奸投敌。从北洋到民国，无论是国家制度法律，还是社会意识形态，都是支持和保护地主阶层的。可还没有等到共产党来革他的命，咋就到了这个地步？看来是个案，归咎于我爷爷自己的懦弱无能。纵使把酒问青天，他也只会问明月几时有，不会求田问舍。
当然，我可以站出来为我爷爷辩护，这不是他的错，错在社会。比如说，他的早年教育和经历，让他脱离了社会生产实践和过程。而且致力学习掌握的技能，不幸被历史淘汰了。他不反社会，不惧社交。但他的社交概念，停留在一起吃吃喝喝，风花雪月的程度。真正要融入社会，精密算计，杀伐果断，拳打脚踢，你死我活的时候，他退却逃避了。
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我爷爷不去努力收租子呢？现在已经不得知。佃户们的确很穷，自己和佃户之间贫富差距，对没有准备而成为大地主的我爷爷，确实存在巨大的心理障碍。而我爷爷多年没有收租，这些佃户也没有发家的，也没有脱贫的。只是感觉上日子松了一些，也仅仅是和其它佃户比较，绝对上依然贫困。虽说多了几斗粮食，可让一家人多养活了一两个孩子。如果这些孩子长大要吃饭，又没有更多的田给他们种，一样挨饿，一样看不起病盖不起房。不收租子的好处很快就被完全抵消了，是祸是福难说。收租是让他们早点饿死，不收他们还是慢慢饿死，这才是让人绝望的地方。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对此无力无奈，迷惘是难免的。
曾经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候选人，爷爷对个人生死还是比一般人看得开些。很多事情表明他并不完全是胆小如鼠的性格。当八路（解放军了？）打过来的时候，在镇子附近与国军激战。外面枪弹横飞，家家关门闭户。我爷爷一个白胡子老头，端着个茶壶站在门口，乐呵呵地看热闹。共军军官领着一队战士沿着巷子往前线赶，我爷爷发问：打下来了没有？那干部一边跑得气喘吁吁，还一边回答：快了，快了！家里人一拥而上把他拖回屋，刚在桌子底下躲好，“轰”得一声，一颗炮弹落在隔壁房顶，瓦砾横飞。。。
是的，快了，快了。地主们快要完蛋了。还要不到三十年。。。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