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5月份我们网站写的一个评论，原文在这里，讨论大社会这个概念的。其他分析，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www.talktone.co.uk/cn/index.php?q=taxonomy/term/3
[导语]卡梅隆需要在自由市场和大社会之间作一个选择。
5月11日，卡梅隆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在阔别十三年之后，他把保守党重新带回权力核心。与所有新上任的政治领袖一样，卡梅隆鼓吹变革。这次产生的联合政府就是一次不经意的变革。卡梅隆本人最热衷的变革，是最近频频使用的“大社会”（big society），他要拯救被“保姆国家”宠坏的英国社会，让被400多万个摄像头监控着6000多万英国人，摆脱新工党的控制，把庞大国家机器的从社会和社区赶走。
“大社会”概念的始作俑者叫菲利普•布兰德（Philip Blond），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英国二流大学的神学讲师和作家，英国智库Republica的负责人。他有一名更有名的弟弟丹尼尔•克雷格（无血缘关系），最新007演员。2010年布兰德的新书《红色托利》出版，被一位前工党元老讥讽道，“如果有年度*****书奖，《红色托利》当之无愧。”
布兰德对卡梅隆影响很深。这本新书收录了卡梅隆的关键演讲内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卡梅隆的讲稿都是布兰德写的。尤其是卡梅隆在2007年，提出了“家庭是最好的福利”，在这次大选政纲中，他明确提出要给结婚的男女提供优惠税收，成为保守党一个主打口号。
布兰德其人，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非主流，却是英国保守主义的继承人。在他“大社会”概念中，他鼓吹用公民国家对抗福利国家，道德化市场试图拯救伦敦金融城罪恶，健康的社区来救治英国目前的“破碎社会”（broken society）。
布兰的强烈地批判垄断资本主义，试图摧毁其哲学根基：新自由主义。在布兰德看来，基于市场自由的理念，让竞争造成了垄断，为了防止垄断带来的风险，一个外在的福利国家和官僚体系来监管，监管造成了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了一种“自由市场的不自由”（nothing free about its freedom）。
布兰德对于这种“自由市场不自由”的悖论，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所谓的“理性人”过于注重自身内在的利益，忽视了外在的要求，因此需要一个外在监管，但是监管增加了成本，导致了不自由。
这是布兰德最为激进的地方，“大社会”在英国社会领域内可能带来一场撒切尔夫人式的改革。但是，今天，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不散，这样感性的政治召唤，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这个风险大到卡梅隆本人都有些没有底。保守党的历史证明，其激进分子在经济问题上的错判连连，从狄士累利到约瑟夫•张伯伦（绥靖首相张伯伦之父，保守党政治家）。
卡梅隆的年轻，帅气，媒体形象，贵族背景，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然而，关于卡梅隆脑子里的思想，却少有人知。通过布兰德，通过卡梅隆最近频频使用的“大社会”，可以预测一下这位44岁的首相，将要把这个国家带来哪里，接下来的G20峰会和气候谈判将是最好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