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七个月我又回到利物浦。一切依然，一切如旧，这里可没有日异月新，岁月的河流流到古老的欧洲如今流不动了。就连我的苏州----利物浦的双城生活也没有了多少新意。来，带着我爱吃的林林总总，想吃买不到；走，不必带走一片云彩，这有的中国都有。据说巴菲特确信咱们地球村十九世纪属于英国，二十世纪属于美国，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这真是让人感到振奋，难怪亚洲周边的国家都惴惴不安，欧美国家集体忧心忡忡，羡慕嫉妒恨像一个幽灵在世界上空徘徊。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知道，中国的贫困线是定在月收入一百元RMB，（听说改成两百元了RMB）而英国是每星期一百磅，相当于一千元RMB。不要以为这里东西贵，我看除了汽油贵，当然由此衍生的交通费很贵，别的都差不多。而房价，除了伦敦，我看比中国便宜多了呢。不过要说发展，中国也确实让人刮目相看。我记得九六年我出国前一位懂经济的朋友说，十年之内私家汽车会走进中国千家万户平常百姓家。那时我还不信，后来果真如此。所以如果现在有人告诉我十年之内中国的贫困线涨到月收入伍仟圆RMB，我看我也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都还算很幸运，有幸能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古老繁荣的余晖中感受百年轮回中初升的中国太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亘古不变的真理让人历经苍海桑田。不过什么都是有代价的，我这次旅行的坎坷也许就是一个暗示。
多年来我乘坐的欧洲航空公司大多还是不错的。无论是汉莎还是法航，维珍还是英航，当然也坐过好几次阿联酋的航班，基本没碰上什么麻烦。他们准点，服务周到，即使有什么问题也基本上为乘客考虑。这一次我是买了荷兰航空公司（KLM）的票，图的是它从利物浦起飞，我回家方便，从我家到列侬机场开车不过十分钟，的确方便，但是KLM的懒洋洋，漫不经心，不同常理的服务让这小小的方便变成了鸡肋，实在叫人不敢恭维。它的种种做法打破了我至少在近几年十几次飞机旅行经验的记录。
今年年初我去苏州时，本来一点四十就该起飞的飞机竟然晚点到四点过，毫无疑问地让我错过了接下来要坐的到上海的航班。当然他们也重新做了安排也给了弥补，一到阿姆斯特丹就有人递上免费电话单，10欧元的晚餐卷，50欧元的机票优惠卷等等，这是第一次，于我；临上飞机前听见广播里叫我的名字，让我大吃一惊，这也是第一次，让我以为是出了天大的事，结果不过就是有人想跟我换位子而已，我当然无二话，欣然许诺。
而这次回来我乘的飞机是夜里11：50起飞，因为苏州到浦东机场的大巴最后一班是下午五点半，所以我其实是早早就到了机场。以我多年来的经验，一般checkin的时间也就是半小时，所以我是一点也不着急，慢悠悠地去吃晚饭，慢悠悠地到处转，直到九点才走到托运行李处。排队的人不多，我安心等候。但十多分钟后，我惊异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移动。我开始注意一排八个窗口，有三个窗口是专为公务舱服务的，其他五个为普通经济舱。登机牌都已经领到，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麻烦如此耽误时间。我看了看乘客大多是老外，他们耐性好，除了我没有人着急。但是我再是不耐烦也没用，也只能耐心等。就这样差不多排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我，结果一称行李，说是虽然总量没有超重，但每个包的重量不得超过23公斤。我只带了一个行李箱，称重29公斤，远没有到他们规定的46公斤。但他们一定要我把行李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另装。我说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装的，没人告诉我说不行，再说29公斤是飞机托运正常重量，为什么要这样无理要求。但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冷若冰霜，坚决不能通融，并且指示我可以在机场临时买一个编织袋。于是我离开窗口，推着行李，走200米找到打包处，买了编织袋返回原处，分装。把原来老公为我packing得极为缜密的包翻得乱七八糟。最让我担心的是，行李箱一旦装不满，东西必然在里面晃晃荡荡，我的瓶瓶罐罐就有出轨的可能性。但他们当然不会为我想，说你要是实在不想分装，就交钱吧，多少多少美金一公斤，我也没听进耳朵，我说那你们就是为了多收钱而不是为了安全了？荷兰人也钻到钱眼儿里了！虽然跟我交涉的都是中国人，但他们都穿着KLM制服，我有理由认为他们都是荷兰公司的人。好不容易分装完了，我一拎包，嘿，破了。那位小姐一点也不内疚，她说到打包处让他们给你包死吧。什么包死？你快去吧，别问了，不然我们要关门了。我就又推着行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打包处，包死原来就是用塑料薄膜把包死死缠住，随便怎么折腾也不会坏了。我说干脆把我的行李箱也包死吧，打包的的大姐说那可包不了。
看着我那东倒西歪的行李慢吞吞地上了传送带，我一看表，已经十一点过。我一身大汗，口干燥，可是还要继续革命，登机门口又有一轮的检查，不过我的小行李箱几乎拿空了，除了电脑，冲电器什么的，什么也没有了，就让你们查吧！完事，我看表，十一点二十，离登机还有十分钟，我赶紧冲到免税店，为我的邻居们买点礼物。至少给Walter买两条骆驼烟，给Caren，Erick买点瑞士巧克力……。等我选好拿到付费处，那小伙子说他要交班了，收款机已经结个帐，不能再收钱了。我耐心地解释今天我来的是多么的早，结果是多么的不顺，不然也不会等到这会儿才来买东西，买不到这些礼物，我的朋友会多么失望……。还好，这个小伙子收了钱，但说了不能找零，最后一秒钟我的运气还算好，正好有不多不少的钱给他。
买了礼物塞进箱子，总算也让我腾出一只手。等我走到GATE20，人们已经在登机了。找到我的位子，把箱子放进头顶上的货箱，坐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今天不宜出行，黄历上肯定有这一说，我在心里嘀咕。你能不能换个位子，一位空中小姐笑容可掬地站在我的面前。我一下子想起托运行李处那冷若冰霜的脸，我说对不起，我今天太累了，刚坐下不想再动了。
飞机起飞，一切如常，我没有要飞机上的饭，闻到味儿已经难受，只要了一杯橘子汁。找到那部“TheDevil wear Prada”，津津有味地欣赏起梅丽尔的精彩演技来。突然一重物重重地砸在我的头上，砸得我眼冒金花。抬头看才发现一中国人摸样的人正打开货舱在翻动着什么。你砸到人了！你连对不起也不会说吗？！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那人五六十岁，一看就是温州生意人，他嘟嘟囔囔说一大堆，我也没听清他在谁什么，我说你把乘务长叫来吧，今天我要是不行了，你要负责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万一我被砸死了谁能负责。
乘务长来了，一荷兰大姐，也不先问问我的情况，一上来就批评那位温州客。但是那位温州客不懂英语，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她。于是她就对我说，我们一再告之大家打开行李箱时要注意东西滑落……，此刻几个小时憋在心里的气一下子爆发了，我几乎是嚷着说你是在责备我吗？是我自己砸到我自己的吗？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你们的乘客，以后谁还敢坐你们的飞机……？！她看我急了，连忙说Excuse me, 一溜烟跑了。一会儿，一位中国空姐端着一杯茶来了。她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说头晕。她说乘务长说了，会把这情况记录上报……，我说报不报是你们的事，我是自己单独旅行，我想知道如果我越来越不舒服了怎么办？空姐说，理解理解，等我去给你问问。其实，空姐的一杯茶已经让我消气了，只要头没砸糊涂，还能认得回家的路也就算了，还能怎么着？那位温州客早就一边去了，一副与他无关的样子。
后来那位乘务长来了，说飞机一降落，就有一部迷你车等你，接你到机场医务所检查一下，如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们会派人送你上下一班飞机。我真想说那如果有大问题呢，但我没有吭气，只是蔫蔫儿地说，ok, thank you. 其实我那时脑子里想的是，下个月老公坐飞机来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要么不要选靠通道的位子（不过这是我的最爱）要么看到有人开行李箱就离开位子一边待会儿。万一砸伤了哪，且不说没人能负什么责，就是能负责，飞机上要什么没什么，等到飞机降落很可能一切都晚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以前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一直有一种盲目的信任，总以为他们很讲诚信，很周到，很人性化，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也许所有的人都一样，工资少了，奖金减了，工作压力还加大了，工作服务态度也都会随之而变，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