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一）
芦笛
老芦上网，第一不是来辱骂本民族，第二不是来鼓吹民主自由。主要动机很简单，第一是反对仇外思潮，第二是来作“盛世危言”，告诉大家别看眼下物质繁荣，其实大乱就在眼前，新一轮人民革命正在深重的社会危机中孕育，而仇外思潮和因之而产生的种族主义只能加深民族矛盾，再度化中华大地为屠场。
要说清这些问题，首先就得打破弥漫于全民之中的虚骄自得心态，指出中华民族的愚昧之处，这就是老芦最引人痛恨的地方。老芦不是圣人，给人莫名其妙地骂多了，自然要露出牙齿来。《马屁之邦》就是这么给刺激出来的。快两年了，老芦天天在网上跟人寻相骂，打相打（沪语），大违初衷，内心早已说不出的厌倦，屡萌戒网之念。
忽一日看见林奸思云《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出笼，在国内读者中引起了山呼海啸一般的共鸣。这种祸国殃民的煽情玩意居然引起如此强烈的正面呼应，给我内心带来的强烈震撼真是难以尽述。深沉反思之余，我发现自己写文章只求痛快淋漓，“高屋建瓴”，结果只能引起政见相同者的共鸣，却唤起意见不同的人的强烈反感，我从此决定痛改前非，把过去的尖嘴利牙收起来，放弃泼辣犀利的文风，和国内网友心平气和地切磋。天幸《汉奸论坛》出台，提供了这样一个理性讨论的场所，使老芦的这个愿望终于能够实现，又幸何如也！但愿国内当局不要封网。此坛被封之日，也就是老芦告老还乡之时了。
前两天忙着“出差”，没怎么细看坛子里的帖子。今天有空，才拜读了一下光头先生对我的批评和伴随的虫啮狗咬（老虫和藏獒）。光头先生的批评三言两语即可打发，虫狗也不值得太花功夫（嘿嘿），我这个帖子，主要还是想说明目前咱们那“民族主义”，干的实在是世上最愚昧的勾当。
先答光头先生。先生问我是否中华民族一员，是否愚昧绝伦，是否拍马屁。在我看来，先生使用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愚昧绝伦，而我是中华民族一员，因此，“愚昧绝伦的中华民族”一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惜先生这里没弄明白，用中华民族这个集合名词作的判断并不都是涵盖一切的全称判断。如果我说：“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这话当然不适合于所有的中国人，起码不适合于大牢里关着的那些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贩毒犯。因为这些人不伟大就推翻“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这个命题，就跟先生用芦笛不愚昧来证明中华民族不愚昧是一样荒谬。
先生问我是否拍过马屁。我当然拍过，不然怎么能活到现在？不光是我，毛泽东时代的全体中国人，谁没喊过“万岁”，祝过“无疆”，唱过那些无耻的马屁歌，写过那些无耻的马屁文？这是每个人的生存前提。这种无耻的全民拍马活动，大多数人是自觉进行的，少数人是在恐吓之下违心进行的。但不管动机如何，那毕竟是拍马，因为那些无耻话语、诗文、歌曲都是谎言，唯一的作用就是取悦于伟大领袖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因为老芦当年拍过马，就推论出老芦现在也是个马屁精，这种错误老祖宗韩非子早就指出过了，叫做“刻舟求剑”。正因为老芦为全民主动或被迫干过那种无耻的事而脸红，不希望这种丑事再在中国发生，才写了那篇让先生愤怒的文章。先生的心情我当然理解，不过如果没人出来说难听话，那种无耻活动便永远不能断根，而先生对我的声讨，在效果上似乎也就成了鼓吹“拍马光荣，反对拍马可耻”。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奸就是比贼有水平。光头先生好对付，小狗才真难缠。他才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抛出老芦的旧作来痛打老芦，咬得我是没处走（调寄《菊豆》）。跟诸位说实话，老芦对这张牙舞爪的小狗还真是有三分头痛。不过幸亏咱们还知道两招打狗棒，这里不妨使出来。
我说“愚昧绝伦的中华民族”，这话确实隐含着“中华民族是世上最愚昧的民族”的意思。或许这最高级的形容词用得不恰当，但我仔细想了一下，中华民族的愚昧就算不是世界第一，恐怕也是名列前茅，至少，我从来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蠢事来，而这些蠢事绝不是小狗说的刻意钩沉的个例。
在我看来，造成中华民族的愚昧的根本原因，是敝民族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由此导致咱们没有学习能力，没有原创思维发明能力，没有应变调适能力，甚至没有正视现实的能力，等等。因为这些根本的缺陷，咱们在面临危机时便只知痛快一时的感情宣泄，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惨痛后果。于是我们便陷于周期性疯狂，干出世上民族之林中少见的蠢事来。依我看，蠢事有两类，一种是面临外来威胁时无所作为，引颈任人屠宰，如非洲和美洲那些野蛮部落然。一种是专干拆自己的台的蠢事，而这就是咱们的拿手好戏。在我看来，前者是零，后者是负数，比零还更糟糕。
咱们的这一愚昧传统，使得咱们无论在处理外部或内部危机时。干出来的多是蠢事。在面临外敌威胁时，人民本能的反射必然是根本不考虑强弱对比，只知道高喊抵抗，把老成谋国的负责人当成汉奸予以打倒。记得我在《马屁之邦》中说过，中国是世上唯一一个在大敌当前杀掉甚至吃掉国之干城的国家。岳飞、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都是外国历史上找不到的悲剧英雄。这种惊人的愚蠢以义和团的骚乱最具代表性，以30年代的“逼蒋抗日”造成的祸害最为深广。前者导致了中国财政破产并丧失许多主权（列强在中国驻军便从彼时开始），为晚清改革的流产埋下了孽因；后者迫使中国在准备不足时与日本仓促摊牌，导致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惨痛牺牲，更使中共由此坐大，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在处理内部危机时又何尝不是这样？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堪压迫，起来造反作乱，将家园投入周期性的大破坏中。造反头子们只想“彼可取而代之”，却从来没有能力想到在改良制度上打点主意，突出这种“乱──治”循环，以至一个世上最古老的文明社会历两千年而毫无尺寸长进，反而在缓慢退化，让后起的欧洲人赶了上去。如今这世上的主义与学说有万万千千，却没有一种是咱们中国人想出来的。
令人无奈的是，今天的中国人丝毫没有突出这个愚昧的传统，又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南革北拳”时代。面临国内深重的社会危机，进入绝对贫困化的工农大众越来越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盼望着新的人民救星领导他们起来造反作乱，再来一次“均贫富”，而国外某些丧心病狂之辈如王炳章也在策划暴力革命。面对国外祥和友好的大环境，爱国志士们却在幻觉中看见的“新八国联军”正向中华大地浩浩荡荡地开来。
这其间，竟没有一个革命同志问过自己：暴力革命难道就是解决社会危机的良方？难道均贫富就只能靠毛泽东？哪怕只有亿分之一的可能，暴力革命触发了核内战怎么办？我们敢冒这亿分之一的风险么？也竟然就没有一个爱国志士问过自己：那外敌的威胁究竟是想像的还是现实存在的？“新八国联军”在哪里？仇外固然痛快，但它究竟是坑害国家还是帮助国家？如果中国再次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没有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咱们还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年勾践面临吴国的真正威胁，为了国家振兴都还能低首事仇，咱们今天却因为幻觉造成的怒气，就要去自绝经脉，堵死那股唯一的救命活水！
这难道不是愚昧绝伦的民族？敢问有哪个民族还比它愚昧？
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二）
芦笛
小狗举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全民疯狂，来证明咱们多次的全民疯狂不是绝无仅有。他忘记了人家的疯狂和咱们的疯狂的本质差别。德国和意大利的全民疯狂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一种“科学”勾当，它的锋刃是向外而不是向内的，是为本民族谋求“生存空间”而不是直接切腹自杀。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是30年代第一个从大萧条中挣扎出来的国家，在短期内即消灭了失业，经济从崩溃状态迅速复苏并进入高涨。在外交上，德国单方面撕毁了协约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平统一了奥地利和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区。如果英法不在德国入侵波兰后向德宣战，世界历史很可能就会重写。
总之，第三帝国的疯狂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科学”的疯狂，它的失败在于宏观战略设想的根本错误：这个世上并不是只认强权不认公理。疯狂向外扩张必然要受到受害者的合力制裁。但在微观战术上，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乃至日本人都从来没干出对着自己脚背放枪的蠢事。连“最后解决”犹太人的方式都显示了德国人一贯高效率的缜密作风──人家用的是毒气室，不是用咱们在暴力土改和文革中惯用的拳脚与棍棒。
相比之下立刻就看出了中国特色的辉煌。这特色并不是我党从苏联带来而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就是拳乱那并世无双的天下第一蠢，中华民族善于自杀的英勇表现。
国内长大的人因为官方洗脑，可能不太明白拳乱是怎么回事。当时列强根本就无权在中国驻军，中国并无亡国之祸。冲突之起，只不过是闹“教案”：当时能进入中国内地的鬼子只有传教士，这些人到处宣传马列，发展一批阶级觉悟高的同志入了教，成了“二毛子”，因而引起革命群众的愤怒。因为都姓“二”，二毛子中当然也有二流子混在里面，但最根本的冲突还是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排斥。这本来不是什么压迫问题，完全可以达成理性妥协。但愚民们在守旧士绅们的鼓动下却因到处流布的谣言（诸如教堂收养弃婴是用小孩心肝合药，教士偷割中国人的眼睛去作药等等）起来组织义和拳排外造反。
乱事始于山东，因得到巡抚毓贤（就是《老残游记》上那个玉贤）的支持而蔓延开来。后来袁世凯调任总督，便大杀拳匪，杀得人头滚滚。“有压迫就有屈服”，拳匪于是逃到直隶，在那儿因受到官方庇护而如野火燎原（后来整个华北糜烂，山东独因袁大头滥杀拳匪而得保全，证明了根据“革命有害，造反无理”的原理，镇压乱民有时也是正确的）。当时慈禧想废了光绪，已经立了大阿哥（太子）。但列强喜欢光绪的开明，便干涉内政，表示不同意。慈禧很愤怒，在她看来，废立是爱新觉罗家的家事，岂容外人置喙？但她被鬼子打怕了，只得隐忍下这口气。不料大阿哥他爹某亲王（端亲王？记不得了）急于让他儿子登九五大位，乃伪造了各国最后通牒，令老佛爷归政光绪，自己退休。老佛爷忍无可忍，决定背城借一，和鬼子拼个鱼死网破。这背的城，便是北京城，借的一，便是大阿哥推荐的义和团（此时义和拳被政府名义收编，赐名“义和团”，在名义上类似于湘军那种称为“团练”的非国防军的民间武装力量）。
这义和团和曾文正公率领的民团不同，它真正是人民的武装。唯其如此，它靠的便不是三韬六略，良帅勇将，而是特异功能和天兵天将，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什么“扶清灭洋”的响亮口号，而是“现实主义”的杀人放火发国难财，最拿手的是打勇敢而安全的太平拳，诸如烧教堂、砍电报线杆、扒铁路、将落在他们手上的个别一、二毛子围殴致死，等等。当老佛爷传旨让这些匪徒进京去“灭洋”时，灾难便降临到北京城中。京城内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个里通外国的罪名，立刻便被抢掠一空。匪徒们甚至冲进大内去搜索第一名卖国贼光绪皇帝，全靠老佛爷出来戟指大骂作狮子吼，光绪爷才逃过大难。然而德国公使和日本的一个外交官员就没那么幸运，被暴民们在街上活活打死了。因为这，更因为慈禧对各国宣战并派出拳匪和聂、董的正规军围攻各国使馆，才引得八国联合出兵，解救被围困的外交人员。
当灾难降临之日，便是“人民革命”显出它难以思议的愚蠢之时。彼时马克辛重机枪已经发明，但拳匪们成竹在胸，因为那不过是鬼子的妖法，可被天上招下来的孙大圣、猪八戒、红孩儿、关公、张飞、赵子龙等正神毫不费事地破去。刀枪不入的拳匪的尸体狼籍遍地，然而别说东交民巷使馆区，就连西什库教堂那弹丸之地都没给打下来。等到鬼子的救兵来了，拳爷们便勒令全城军民早上不许洗脸，晚上不许点灯，道是“三天不点灯，鬼子就吹灯；三天不洗脸，鬼子就玩完。”这种愚昧，老芦无知，还真是从世界史上找不出第二例来。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还有林奸思云那种好同志出来歌颂它的“正义性”。当然，吞下符章后以为自己神仙附体、刀枪不入，迎着枪林弹雨冲上去，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或许值得后人激赏，不过我看见的只是这种空前的愚蠢造成的空前的灾难：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赔一两银子，列强从此在首都驻军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大沽炮台被炸毁，以便日后鬼子可以随时挥师扑入北京城来解救同胞的燃眉之急。最令人气短的是：挨了人家的痛打和侮辱，咱们还在国际社会上输了理：谁让你纵容暴民，杀害非武装的传教士和受国际公法保护的外交人员？
和法西斯的疯狂不同，咱们的疯狂从来是对着自己人的。哪怕打着仇外的幌子的拳乱，真正受害的首先是那些被拳匪抢劫、强奸、杀害的富户士绅，后来是被迫还债的全国人民。出尘公子说得很对，中国这地方不出产法西斯主义，自相残杀才是咱们的对口专业，哪怕它是用“灭洋”的名义来进行的。当元昊先生展开他伟大帝国的宏伟蓝图时，我看到的只是那将被杀害的一亿中国人。这从来既是咱们的宏伟志向也是咱们的行为后果。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中，你找不到一句杀害同胞的话，而他确实把大半个世界打成了半残废。咱们干的事却从来是相反的：杀掉一两亿中国人历来是咱们的“内功”，鬼子的毫毛咱们却从来就没本事碰掉一根。
其实，拳乱大概算不得天下第一蠢，因为大跃进和文革决不令它专美于前。小狗生得太晚，没有老芦的幸运恭逢其盛：全国到处建起炉温连铁的熔点都达不到的“土高炉”来“炼钢”；用“老虎灶”喷出来的水蒸气制造万能的“超声波”；在报上证明人其实不需要睡觉，可以24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弄出来的“车子化”和“滚珠轴承化”（用手推车代替扁担，连山区都不例外）；在大车上装上帆；深耕一米，把生土翻上来；每亩地施万斤肥；密植到小孩能站在谷子上；放火烧去森林来制“炼钢”用的“焦炭”；把农家版筑墙或土坯墙推倒作“肥料”；在没有水源的地方修筑水库；建起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钢厂来才发现根本没有电力来源；修起三门峡水库才发现年年被泥沙塞死；全国所有的街道、企业和商标名字都实行“革命化”；废除医院分科和医护分工，不许医护人员戴口罩，认为那是看不起工农兵；用《毛主席语录》治疗精神病人和脑部受了不可逆损伤的麦贤德同志；用针灸“治疗”天聋地哑，让“治好”的聋哑人喊“毛主席万岁”还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针刺麻醉；针灸治疗近视眼；普及大寨县，在山区到处修梯田；让军垦战士口诵毛主席语录，跳进为台风席卷的海浪中，用肉体凡胎去保护大堤……
如果说上面这些聪明事是政府强迫命令瞎指挥下干出来的，那么政府丝毫没过问，群众蜂拥而上自动自觉干的蠢事又如何说？文革高潮中党组织根本就不存在，人民第一次不受政府管束。彼时有个疯子出来推广“鸡血疗法”，据说可以治疗数百种为中西医束手无策的病。这疗法非常简单，就是抽刚叫的小公鸡的血打到人体中去。当时该“疗法”风行全国，连小芦的同学都有几个去以身试法，弄出了无数的过敏患者。此后又出来什么“饮水疗法”，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这疗法更简单，每天清晨直着脖子愣灌下两升白开水下去就成了，据说这样就能有病治病（同样是治几百种病），无病防病。该疗法同样也是风靡一时，小芦也同样有朋友身体力行。这之后又是“甩手疗法”，每天早上起来来回猛甩手臂。这次连未来的芦娘子都卷进去了。此后类似的把戏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