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在太平天国
有人说，太平天国开展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焚烧“妖书”，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提倡晓白流畅的文体，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也有人说，太平天国钳制思想，摧残文化，令几千年中国文明遭到空前浩劫，是历史的罪人。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此显然争辩不出个黑白曲直是非来。任何事物，都必须通过每一个体、每一侧面，来表现其价值和意义，文化和知识自也不例外，要考察文化、知识在太平天国的地位，只需看一看读书人在太平天国地位如何就行了。
“老革命” 有文化不如没文化
太平天国虽然起自农村，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基层读书人加入。首义8人中，可以算是“读书人”的，就有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四个人，占了正好一半；这8人以下，被《贼情汇纂》列为“剧贼”的太平天国高干中，能称为读书人的，有参天侯黄玉琨、镇国侯卢贤拔、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地官又正丞相罗苾芬、地官又副丞相刘承芳、春官正丞相黄启芳、夏官正丞相何震川、殿右六检点李寿晖、东殿吏部一尚书李寿春、二尚书侯谦芳等，共12位，从人数上看，说少也实在不算少。
不过和没文化的同事相比，这些有文化的高干，日子混得都相形见绌。
要说资格，冯云山的“革命资格”比洪秀全还老，可他却在萧朝贵假借天兄的作威作福下俯首帖耳，耐着性子听天兄文理不通的打油诗，忍受萧朝贵“尔读书多”之类夹枪带棒的讥讽；韦昌辉在杨秀清面前“总不敢多说话”，而石达开一听见“天父下凡”，总是吓得“惶恐流汗”，在“首义”这个层面，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没文化的，显然要混得好过几位有文化的。
高干层面又如何？
应该说，杨秀清用人还是比较有谱的，有功就升，有错就降，除了偶尔照顾自家几个亲戚一下，大面子上是过得去的，但同样是升，没文化的升得要快得多，像李开芳，1851年八月是监军，第二年七月升一级做了总制，两个月后又升一级做了将军，又两个月后升一级为指挥，几天后升检点，又几天后升丞相，从监军到丞相，才用了14个月，而从指挥连升三级，总共花了不到10天。他还不是最快的，殿右十二检点林启荣，1853年三月还是圣兵，四月就当了将军，五月封指挥，第二年三月升检点，从圣兵到检点共11级，他只花了整1年就升完了。
与之相比，读书人高干的提拔之路就比较坎坷了，以被公认提拔较快的曾水源而论，他在1851年八月就封了御林侍卫，这个职务在将军和总制之间，比李开芳当时高出一级半，但直到1852年十一月才升了半级为将军，1853年10月才好不容易爬上丞相的位子。
虽然不论有没有文化，犯了错都会降职撤职，但没文化的撤得快，升的也快，如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1854年四月在湘潭全军覆没，被降职作圣兵，四个月后就升回将军，以至于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上书推辞；灭胡侯黄益芸1852年十一月因打败仗被撤了总制的职务，第二年二月就官复原职，三月升将军，四月升指挥，同月升丞相（其实已死，但太平天国方面不知道）；而前面提到的曾水源，1854年七月因为在高淳东坝打败仗被撤职，直到1855年六月二十九日被冤杀，一直就没能复职。另一个著名的读书人高干、卫国侯黄玉琨，1854年三月因秉公执法，顶撞杨秀清，被撤职查办，直到八月才允许重新参加工作，后来虽被封为参天侯，继续领兵打仗，却大半是看在他身为翼王石达开岳父的面子上。
这是前期的情况，到了中后期，除了1859年从香港跑来的洪仁??痛游某级牙锾舫隼创??睦滴墓猓ㄕ舛?换苟际呛樾闳?灼荩??绿岚蔚母吒桑?辜负趿?桓龆潦槿艘裁挥校?灾劣诶钚愠闪僦涨盎卮鹕笱墩咛嵛省肮俦?未?煤未Σ缓茫?糁泻未?煤未Σ缓谩笔备锌?疤斐?薅潦槿耍?俦?嘤枚潦槿恕保?衔?馐歉餐龅囊淮笤?颉?r
究其原因，太平军以战立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能打仗的提拔快，就算犯错误降职、撤职，因为能打，再升起来也容易，读书人整天陪着洪秀全、杨秀清，文字、言语间原本就容易犯忌，一旦倒霉，又很难找到机会翻本，像前期地位不低的李寿晖，因为喜欢提意见，被以“工伤”为由挂职闲居，后期就一直没能再爬到高位。
懂得这个道理的读书人，就不得不抓住一切机会投笔从戎，转职去更有前途的战斗岗位，像石达开、黄玉琨甚至曾水源，就因此发光发热，不至于在提拔的道路上被甩下太多。问题是，并非每个读书人都适合打仗，像后期被委以重任的赖文光就明显不适合，最终被任化邦、张宗禹等捻首架空，成了个精神领袖，他这还是捞着带兵机会的，更多的读书人只能做无名英雄到底了，像从金田起义起就是读书人高干的黄期升，直到天京失守还坚守岗位，寸步不离幼天王身边，可要不是幼天王留下张供词，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这位仁兄居然能活到1864年、平安从天京突围，还封了个王爵。
新读书人 来得容易去得快
其实说太平天国一点都不重视读书人，也不太公平。
太平天国从杨秀清算起，直到倒数第二级官员卒长，都设有“掌书”或“书理”，负责文字工作，这些人当然都是读书人，其中掺杂了不少相当有学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如留下《金陵癸甲纪事略》的谢炳，混杂在北王府、试图做清军内应的张继庚，后来曾环游世界的李圭等，他们统称为“先生”，平时不需干粗活、杂活，非紧急关头也用不着上阵打仗，饮食、服装待遇一切从优，而且级别也不低，按规定，“先生”的级别，通常都仅比主官低一级，如丞相的“先生”职同检点，监军的“先生”职同军帅，虽然“职同军帅”和军帅的差别，类似“副科级”和“副科长”的差别，名义上级别一样，实权大相径庭，但相应的福利是一样不少的。
问题是这些“先生”的人权，似乎也就停留在穿衣吃饭等生存权上，太平天国官方对他们是不信任的。太平天国有两项重要工作，一项是编写一本白话文的编年史《诏书》，另一项是删改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重新出版，可工作开展没多久，洪秀全就下令，不许“先生”参与此事以免泄密，专业人士大批被排斥在专业工作之外，后果是明摆着的：那本《诏书》是否编出来，至今也没个定论，而从1854年天历正月开始的删改古书运动，轰轰烈烈干了10年，甚至洪秀全屈尊亲自参加，最终也就弄出一本《武略》（《孙子》、《吴子》、《司马法》的汇编）来，效率之低下，可谓震古烁今，空前绝后。
这些“先生”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城后强抓来的。太平天国初期，在城市里实行拆散家庭、男女分离的政策，将男女分别编进各种专业的“营”，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对而言，当“先生”待遇好，没生命危险，是许多读书人愿意做的。但给“逆贼”搞文字工作，毕竟是件敏感的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读书人宁可不当“先生”，早期天京城里的豆腐营、织营，待遇宽松，许多读书人就冒充磨豆腐的、织布的，混迹其中，织营因此人浮于事，最多时居然膨胀到5个大营、好几万人。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当“先生”，能发挥多少主观能动性。
洪秀全自己是考生出身，当然知道，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最有吸引力，因此他到了天京就组织起轰轰烈烈的考试运动。清朝的会试一般3年一次，而太平天国却一年4次（十月初一幼天王生日开“天试”，八月初十杨秀清生日“东试”，四月二十韦昌辉生日“北试”，二月初一石达开生日“翼试”，可想而知，倘萧朝贵、冯云山不死，一年会有6次“高考”），也就是说，每年光状元就有4个，进士、举人、秀才更是多得不得了。后期洪仁?愀母铮?材飧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