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往的军阀和五四研究，由于种种有意或无意的原因，史实被扭曲，人物脸谱化。以下为张鸣《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的序言和后记，首发在天涯，有兴趣者不妨一看。
1.以往的五四研究，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
2.其实，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
我为什么研究起五四来
张鸣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这是的确是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虽然说，我这个人研究历史，或者说琢磨历史，没有科班出身的人那么多界限，经常在晚清和民国之间跳来跳去，东捞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条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家法，也就没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对于五四，我却一直没有热情，相关的史料也摸过一点，但兴趣就是提不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一个成见，认为五四跟太平天国一样，下手的人太多，大鱼早都捞没了。
事情的转机在2005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学期的课，每周一次，时间空得很，因此跟那里的有关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纪》杂志的编辑黎耀强先生。等我回大陆之后，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不知怎么想起要找写五四的稿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劝诱我写五四。我说，你就是喜欢在大陆找人，大陆史学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几个，怎么会找到我的头上？他说，别的人路数我都熟悉，能写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可以估计出来，唯独你可以写个跟别人笔下不一样的五四出来。这么一来二去，人都是喜欢被恭维的，慢慢就动了心，开始认真摸这方面的研究，摸史料。摸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别看五四研究者甚众，著述甚伙，但打周策纵、彭明起，大家关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后就是文学，说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几位。即使写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纵和彭明，也较少涉及这场政治运动的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台湾的吕芳上，谈到了五四跟国民党的关系。但是，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我兴趣来了，感觉还是有空子可钻，有鱼可捞的。
等到我下决心，真刀实枪开始钻空子或者说捞鱼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光资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还好，一些喜欢历史的学生，帮了我不少的忙。但真正操练，还是得你自己，一点点做。心情时好时坏，干劲时小时大。就这样，陆陆续续做了4年，直到2009年岁末，才初步有了眉目。
这期间，经历了五四运动90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热，好在民间还是小热了一回。大概有些热心人痛感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传统主义者要回归传统，制礼作乐，自由主义者要寻找历史资源，建构中国式的宪政理论。大家回顾历史，翻库倒货，把坏账都算在了五四头上。我正在看这方面的史料，虽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现在的文化状况，其实赖不到多少在五四头上。余英时先生说过，他跟陈独秀和胡适先生是同乡，“并且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我在离陈独秀的出生地 [ 怀宁 ] 只有六七英里远的一个小村住了八年 [ 1937—1945 ] 。陈独秀我只听说过一次，那是指责他——后来我发现这指责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我也曾在邻县桐城住了一年 [ 1945—1946 ] ，桐城派文学已遭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们，特别是钱玄同 [ 1887—1939 ] 批判，但在那里我仍被鼓励用古文写散文和诗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阳这些大城市，我才开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论的影响。在战后的几年 [ 1946—1949 ] ，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偶像崇拜的反传统主义都没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经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多大。”1其实，多少了解一点五四以后的历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或者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其实不是通过五四，而是通过后来的革命发生的作用。但这种革命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说，即使没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样有这样的结果。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延伸到落后国家，是一种趋势，很多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运动的国家，一样发生了革命。五四对于后来的革命，仅仅是说部分地催生出一点“左倾”的意向，即使这个意向，也受到另一种意向，全盘西化的平衡。最终革命闹起来，而且成功，中间有着太多的因素，五四这根火柴跟后面的燎原大火之间，不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不管怎么说，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已经通过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从结构上改变了。最大的变化是，知书达理的精英，几乎被扫荡干净，剩余的也斯文扫地。让1949年前的余英时先生写古文的农村环境，如果不能说完全荡然无存，也所存无几。中国社会，读过“老书” [ 某些传统犹存的农村，对文言文的说法 ] 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很多地方，可以说是孑孓无存。严格地讲，尽管五四后白话文的教育开始推行，但1949年之前受教育的人，还都是读过老书的。令传统真正失落的，还是革命和后来的政治运动。
当然，尽管在有些人后来看来，五四运动尽管作为政治事件，对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干扰，但这场政治运动，对于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其实相当的大。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反对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喜欢，但毕竟是一场没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戏。只是到了运动之后，这场文化运动声音才被放大出来。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才成了气候。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白话文被学校接受。中国的大学，也就是在五四之后，才真正像个样子。西式的学科分类体系，五四之后，才算真正在中国扎根。五四运动过后，当时中国的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都曾担心获得胜利的学生，会因此而心浮气躁，荒废了学业，转而投身政治。2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学生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小，20世纪中国的革命家，无论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回到了书斋，或者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轨道 [ 曹汝霖后来的续弦夫人，也是五四青年 ] 。中国的大学，因为这些追求学问的人，沿着蔡元培开创改革的道路，越走越远，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无论梅贻琦还是蒋梦麟还是张伯苓，甚至黄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实论教育的创新和实践，贡献都比蔡元培的贡献要大得多。
说也奇怪，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此前在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学生，就会自动放弃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货，将不肯服从的商人的自由剥夺，逼他们交出货物，不服从则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并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一个是小我，一个是大我，后者事关民族大义。运动过后，一部分从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实际上是基于新文化运动同样的理由，全盘接受另一种西化——革命的西化。
五四之后的中国政局，西化和激进，成了主基调。即使国民党上台，一个不喜欢五四的半传统主义者蒋介石当家，这个趋势也没有停止。袭承打倒孔家店传统的学生，在孔府门前大言孔子的糗事《子见南子》，孔家人告状告到蒋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没有把支持演戏的曲阜师范的校长怎么样了。受到行政院长汪精卫支持的卫生部长，居然下令废止中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吁落在实处。逼得全国的中医团结一致，闹起来一场大的群众运动，才算让卫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医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况。学界的传统主义者，陈寅恪、钱穆、马一浮等人，靠着自身的学问，和国府中蒋介石的支持，才在国学的名目下挣得了一席之地。但就总体而言，学界的天下，依然西风猎猎，包括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化。只是，即使最激进的西化论者，也没法在学术和教学过程中，真的把传统抛弃。
这样的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其实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当年新文学的健将，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在国民党的台湾，五四的地位很低，没什么纪念，但那里五四的新传统却还在。当然，五四之前的老传统，也在。现在的人们动辄谈论台湾的雷震的遭遇，欷歔不已。但是试想一下，这个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陆，命运将会怎样？
五四运动的发生，国人委实有点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日本的乘虚而入，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一战，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但是，恰因为这空头的胜利，让国人兴奋不已，结果到了巴黎开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原来的那块砧板上的肉。所谓战胜国，无非担了空名。由热及冷的落差，引起国人的大愤怒。自我检讨的结果，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过——当然，的确也有可罪之处。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因此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
在民族主义的喧嚣面前，运动走向胜利，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几位留学日本的文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喧嚣，也导致了舆论和青年向左转。就那么巧，运动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这边苏维埃俄国站稳了脚跟，想要寻求突破，打破孤立，于是接连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称要放弃一切在华特权，而且要把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去的一切还给中国 [ 掠去的实在太多了 ] 。这样令国人喜出望外的宣言，跟巴黎和会上的屈辱，恰好形成过于鲜明的对照。连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孙中山、陈炯明甚至吴佩孚都一时难以抵挡诱惑，更何况一腔委屈的青年学生？五四过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停下脚步，出于群众运动的缘故，转向了社会改造。我们看到，无论教授还是学生，大家都在面向下层。教授做俗文化、底层文化的研究。而学生则从平民演讲，走到平民夜校。进而进行社会改造的实验，引进新村主义，办工读互助团，甚至给自己设计一个乌托邦的菜园子。这样的尝试，不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辈的引导，而且连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给予支持。
就这样，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也可以说，即便如此，五四本身，却没什么过错，说到底，自古以来，只要国家有了这样危难 [ 至少当时人认为，山东丢给了日本，中国也就亡了。他们当时忘记了，山东在日本人手里，已经有好几年了 ] ，学生都会这样做的。五四人的榜样，就是北宋末年起来抗争的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的领袖陈东，经常被五四青年在游行的时候抬出来自况。他们的精神，古代时称之为什么，实在不好说，而在五四时期和现在，人们称之为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个有魅力的东西，不仅军阀的政争，谁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谁就胜利，就连后来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推行共产主义革命，民族主义也是契机和动力。尽管在欧洲，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祖国的。可是在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最终，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造的结合，生出的，居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红色革命。
当然，我的五四研究，也有很大的遗憾。五四期间上海十几万工人的罢工，我明知道不是由于学生鼓动的结果。而且，我还看到许多学生劝说工人不要罢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响在沪的西方人生活的电车、电话电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是学生特别不希望的。3虽然，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上海的帮会正在分化整合过程中，但是上海的工人，却基本上很少有不在帮的。上海的工人有地域之分，有层次之分，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帮，虽然分属各个不同的帮伙，但不在帮就很难立足。事实上，五四之后，中共开展工人运动，还是得借助帮会的帮助，否则工作就难以开展。我也在五四期间筹备工会的露脸名单上，看到了诸如闻兰亭、卢达夫、刘聘卿这样的知名帮会中人的名字。也在后来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这些“工人团体”中发现后来露脸的何长发、王小福以及陆兰亭、杨金荣、汪根生、李桂标这样一些帮会中人的名字。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名字相同的人就是帮会里同姓名的人。尽管看上去近在咫尺，但就是差那么一点。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当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在上海，跟这些工人团体有过接触。其中我提到的中华工业协会，他还在里面做过短时间的总干事。他说，这个协会号称有过万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时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因同帮的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4如果这些大名头的工人组织，是帮会办的，那么，这些组织应该只是些招幌，真正组织动员工人机制是什么？帮会在罢工中是怎样工作的？海外汉学著作《上海罢工》中，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好些罢工，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背后的组织者，也是杜月笙。那么，当初五四的罢工，是不是就是此后一系列罢工的预演？
我也知道，帮会尽管属于第三社会，但却一直热衷于洗白自己。不仅在经营产业方面洗，在政治上也洗。在历次涉及民族大义的场合，一向都有不错的表现。五四之后的五卅运动，“一?二八”抗战，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淞沪抗战，无役不从。曹汝霖自己回忆，在五四之后，他去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青帮三巨头见了他，但却把他带来的警卫的四支好枪给吞了。5可见有意刁难。在帮会请人写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开首就是“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6帮会这样做，肯定有他们的强大的动机。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唯有民国时期，帮会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只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帮会，还是有黑社会的背景，干点露脸的好事，尤其是争民族大义的好事，对他们有极大的加持作用。
不管怎么说，帮会跟五四上海罢工的关系，我没有弄清楚，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问题，希望以后的年轻学人们，会有兴趣做这个题目。
写五四跟我此前若干所谓的学术专著一样，我都是希望写成一个散文体的东西。历史研究不比别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价值。即使没有这样的追求，让现在的我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写一些特别学术的文字，如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肯定是不干的。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没有按学界的惯例，先来学术史爬梳，再写研究思路，然后再理论预设。我就是一个事一个事地写下来了，说完这个说那个，虽然里面有个线索和脉络，但外表看，就是一个一个的事。为了跟我以往的历史文化随笔相区别，我加了注释，以示言有所本。其实，我的随笔也一样言有所本，断没有这个胆量胡说乱道。但是，我只是个学界的小人物，写随笔，随便一点也就罢了，这本书从开始我就是按学术书来写的，所以，非加注释不可。说白了，就是让注释给我做个证明，说明我没有乱说。我也知道，这样写，也许两面不讨好，学界认为我胡闹，而一般的阅读界又觉得过于啰嗦。但以我现在的心境，也只能这样了。知我罪我，大家自便。
只是，写完这本小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或者说经验，千万不要认为什么领域已经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历史更是如此。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功夫捞，总能捞到点什么。
后记
拖了4年，才把书写出来，对于当时约稿的香港中大出版社的编辑，还有后来等着我出书的大陆诸位出版界的朋友，都是一种遗憾。我知道，他们原本是期待我能赶上五四90周年的档期的。无论在哪里出书，赶上时机，对于书的销售大有好处。可惜，我写不出来。
我这个人写东西，向有快手之称。很多约稿，甚至约稿者说完了，回到家，我的稿子已经到了。因此，也有人批评我的东西粗。快，就难免粗，但是，如果能慢一点，我还是乐意慢的。磨得好一点，少一些不必要的瑕疵，谁不想呢？可是，我就是这个毛病，一般的情况下，写东西犯急，答应了就得马上写，能在一两个钟头写出来的，磨上一两个月，也那个样，好不了多少。但是，写得快，关键是要有心情。
我是个干粗活出身的人，写字这个活计，跟干粗活最大的不同，就是干粗活没心情也能干，无论割豆子还是扛麻袋，反正机械地做就是。一般情况下，任凭连长、指导员怎样鼓动，也难以心情愉快，但任务却都能完成。可是，写字这活，没心情无论如何都干不了。别人怎样我不知道，如果让我硬干，肯定一塌糊涂。就跟我下围棋似的，高兴的时候可以杀败高手，没心情之际逮谁输谁。
不幸的是，这4年，我心情好的时候不多，于是，活就这么拖下来了。拖到现在，严格地说，还是有些部分实际上没做完。也就只能这样交差了。非常感谢张彦丽和张广生夫妇，为我提供了有关日文材料。感谢田仲勋、张楠迪扬、任智勇、胡其柱、付金柱等同学，为我寻找资料。这本小书能够完成，没有他们的帮助，难以想象。我的女儿张心远，也审阅了部分书稿，帮我做了修改。同时也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刘瑞琳和曹凌志，以及另一位出版圈里的好朋友尚红科，如果没有他们的督催，也许这本书现在还出不来。当然，最该感谢的是现在为香港中华书局的编辑黎耀强先生，如果没有他，我根本不会有写这本书的念头。
写书始终是个令人遗憾的事，什么时候不交稿，什么时候觉得还需要修改。等到变成铅字，肯定还会发现很多毛病。但是写出来了，就交给读者了。为喜欢自己文字的人写东西，一向是我的心愿，但愿，这本小书，不会让喜欢我的读者失望。
是为后记。
张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