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未来中国社会走向预测
一、社会稳定性解析
所谓社会稳定性，乃是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健康状况的量度（measurement）。
如果两者之间关系紧张，社会就不稳定，如果两者关系和谐，社会就达到稳定。
具体来看，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两者之间既有利害冲突，又互相需要、互相依赖。无论哪种政体的统治者都要掠夺人民，区别只在于专制政权把钱抢去后，躲在暗房里操作，不许人民追问钱抢去后都干了些什么，然后再实行“国家拿大头，个人拿小头”，而民主政权则被大众盯死了，连零头都不敢拿，只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老老实实向人民报账而已。
这当然不是说凡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合理的。例如美国政府抢了人民的钱，发兵去打伊拉克，军费一天起码上百万（“血税”不计），那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白痴布什总统并没把那钱揣自己腰包里去，据说是花在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上了。但这种无私行为您说对美国人民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又如毛政权无情压榨子民，使得工农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解放”前，但那抢去的票子绝大部分并没让党国领导鲸吞了，而是拿去塞狗洞：不是去“全民炼钢”，就是去建造竣工第二年就因泥沙严重淤塞而不得不炸坝排沙的三门峡水库；不是去修建根本没有能源供应，因而竣工后无法投产的武钢，就是去援助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和老大哥比赛谁才能更慷慨地收买穷兄弟，把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老挝、柬埔寨、古巴乃至非洲黑兄弟当成高堂双亲，顶在头上奉养，以便日后人家在咱们孝心稍有不足时便翻脸，把孝子们恨进骨髓里去。这就是遗老遗少如今怀念的毛时代的清廉。
反过来，如今我党之所以让遗老遗少们痛恨，正是党国领导终于发现，有如千辛万苦地把子民的票子抢来，为的不过是去塞狗洞，不如把那钱的一部分自个揣了，再拿剩下的去干点真正能使国民富裕起来的正事。论清廉程度，毛共当然决非现代中共可比（毛泽东等少数人的穷奢极欲不计，这里是整体比较），然而您说这两种作法哪种对人民更有利？
可见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政府主要是抢谁的钱？第二，政府把钱抢去后是否装了腰包？第三，即使没装腰包，那钱是否用来最有效地改善国计民生？如何看这些问题，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对政府是否满意。
本来，无论东西方，政府的工作就是抢人民。你不许它这么干，世上也就没有政府了。没有政府来魏武挥鞭，痛打恃强凌“羊”的“狼”，那人类社会立刻就变成赤裸裸的丛林，最后大家玉石俱焚，谁也没好处。所以，为了全民共同利益，大家别无选择，不管怎样肉痛，还是乖乖听任政府来咱们怀里抢票子算了。
这就决定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本来就具有敌对可能，由此引出了社会稳定性问题，亦即如何解决两者之间潜在或已经爆发的冲突的政治艺术。
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如所周知，便是民主制度。政府（含国会）由各阶层各集团的代表选出，不但决定哪个阶层该抢多少钱，抢来的钱该怎么用，事前向全民交代预算，而且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独立于政府的监察机构和民间监察组织，不错眼珠地盯死那些主事的官员。纳税人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如同防贼一样地防着政府，便基本上杜绝了“劫贫济富”、“抢票子塞狗洞”以及“国家拿大头，自己拿小头”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政府知道自己能力极度有限，不是千手千眼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若要出来充当包揽一切的阴天大老爷，那必然是动辄得咎，面面得罪人，所以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只管非管不可的公共事务，其他一律不管：该怎么办学搞研究提院士是臭老九的内部事务，该怎么打仗是军人的事，该怎么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是资本家和股民的事，该怎么判案是法院的事……不管是好是歹，跟本政府毫不相干。
所有这些领域都有独立的监察制衡机构，自行解决纠纷。谁要是立下战功未赏，或没评上院士，或被资本家无理开除，或冤枉坐牢，自有相应的机构去伸冤叫屈。政府即使介入，顶多也是扮演中立的调解角色（例如调解危及全社会的劳资纠纷），但最后解决还是得靠两造妥协。如果有哪个蒙冤受屈者把仇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跑去信访办公室门前餐风宿露，或是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或是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那只会引起全体公民槽牙紧急脱落。
即使设计如此周密科学，仍有可能出现政府与人民敌对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处置是严格依法行事，谁要胆敢搞暴乱，立即就以铁拳痛击，但如果抗议者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则政府胡乱镇压就是犯法，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在国会应付反对党的趁机大举出击，出席各种独立听证会，乖乖回答质询。于是民意便构成了政府决计不敢掉以轻心的具体而微的压力，迫使政府作出相应的政策修改，甚至不惜换马以求绥靖选民。撒切尔夫人就是这么挥泪下台的。
这就是西方民主社会获得了真正的稳定性、实现了长治久安的根本秘诀所在。美国立国两百多年，只打过一次内战，英国自１６４０年爆发革命之后，３００多年从未打过内战。法国因为政治制度设计不够合理以及国民的愤青特性，相对而言是民主国家中最不稳定的，自１８７１年所谓“第三共和国”成立并荡平了巴黎公社之后，虽然政治危机不断，但毕竟没有演成内战。
中国的社会稳定设计思路则完全与此相反，如所周知，传统社会实行的乃是孔孟之道。它的设计要旨我已经反复介绍过了，那就是反复为百姓洗脑，告诉他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分三六九等，这是天理如此，万万不可改变，凡是犯上作乱者都要遭到天诛天谴。大儒曾国藩讲得最清楚：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此话深得孔子真传。的确，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维护上下尊卑神圣不可侵犯，把君臣关系类比于父子关系，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看成是家族道德那样的“人伦”，甚至把人伦也解释为一种等级关系。儒家著名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支配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原则，在儒家看来是同一的。
这一套非常有效地切除了百姓的“反抗基因”，使得人民把政府看成是全民共同的大家长，对皇帝的“忠”和对父母的“孝”本质相同，只是前者道德层次更高。如同儿子不能反抗父亲一样，臣民当然也只能服从皇上。反过来，它也让皇帝觉得人民是自己的儿女。一个和谐社会，就是子女无条件服从尊重家长，“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而父亲心疼爱护自己的孩子。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履行同一道德规范。这一套稳定设计也相当高明，使得一个朝代动辄延续几百年，才被人口超载或外患倾覆。
毛共的社会稳定设计除了传统思维定式之外，更从苏联引入了空前严密的控制子民手段，由此建成了空前稳定的毛社会。这种设计的特点，是统治者极度病态地缺乏安全感，下意识中以为自己一定会被人民推翻，“以小民为敌国”（李慎之语），因此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内容理解为“全心全意地监视控制子民，确保他们决无二心”，将主要精力和国家资源花费在这一战略目标上。在大饥荒过后，国家领袖更是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这就是“抓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
既把小民当敌国，那朝野之间当然就是个实力对比的问题。朝廷当然要最大限度地增强自己的实力，最大限度地剥夺敌人的能量。这些削弱人民实力的重大措施包括：
１、强占国家一切物质资源，确保它们不会落在反抗者手中。扫荡一切独立精神权威和道义权威诸如宗教组织等等，垄断把持文化教育宣传新闻传播，以此垄断全国精神资源和信息资源。
２、将所有国民都编织入一个无比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中，就连无业者也有管理单位（街道委员会），将每个社会成员终生焊死在原位，不但没有游动可能，而且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持续监控。这一条非常重要。因为历代痞子造反的先锋队都是没有正当职业的游民，所以朱元璋那暴发游民上台后便首先实行严打游民的措施，首创将游民登记在案，不许他们到处流窜的政策。
３、剥夺一切人民财产，实行党有制，控制了每个人的粮道，使得全民彻底丧失自食其力可能，造成“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局面，使党成了人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人民则化为党的奴隶（这里提醒诸位注意，“奴隶”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的囚犯，是可以到处走动的。传统社会的丫环就是按等级领取“月份”的女奴，其与主子的关系实质与人民和党的一模一样，凡事不能自己作主，必须一生交给党安排）。
以上措施算是“硬件”。它能保证人民永远处于绝对劣势，没有造反可能，但并不能保证人民满意，使得君民关系和谐。为此毛共给“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装了一系列“软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绝对是个伟大发明。
须知幸福不过是一种因与周围其他人比较（“横比”）或以现实所得与自己原有期望相比（“纵比”）而产生的满足感。道家早就看出这一点来了，所以才说“知足常乐”。因此，最简单的使得人民幸福的办法，便是造成一个让他们“知足”的政治生态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１、将中国封闭起来，使得人民没有和外界比较的可能，因此不会产生“横比”造成的不满；反复宣传西方地狱场景，使得人民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别的制度下。
２、根据国人“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理解，在政治上实行等级制度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并严厉惩治贪污，进一步使得人民不会因“横比”产生不满情绪。只要大家一样穷，便穷死而无怨。
３、设置“阶级敌人”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让他们的低贱衬托出人民地位的崇高；以唆使、奖励、逼迫人民无止境地迫害阶级敌人作为“幸福致幻剂”，在这群体吸毒过程中让人民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
４、剥夺人民一切发财致富的可能，并将人类发财致富的天然欲望当成最可耻的罪行加以反复的严厉谴责。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发财，无希望当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从根本上杜绝因结果未达预期值而失望的可能。
５、开展持久的“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办“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极端个例甚至虚构事例（例如最有名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进行“正面纵比”，将“旧”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使用西方发明的广告手段反复强制输入强烈信号，直到全国人民，就连知道真相的过来人也罢，都被彻底洗脑，为他们有幸泡在今日“蜜水”里而无限幸福。
６、效法传统君王通过任命官员而使得官员变成“沐天恩”的债务人，通过控制人民粮道，变成人民的衣食父母，使得人民永远处在欠下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的被动位置上；指令无耻文人创作大量马屁作品诸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反复强化人民的条件反射，使得毛在人民心目中成了超过父母的第一恩公，连吃饭喝水都忘不了感谢毛主席。我们贫民窟一位老太太在毛逝世时哭昏几次，以为她的退休工资是毛从自家腰包里掏出来的。他老人家一死，粮道当然就此断了，只有跟着他老人家去了。
７、将高干奢侈腐化的生活严密封锁在“军事禁区”中，让普通人绝对看不见，听不到。绝对不许百姓知道政府其实是靠抢劫人民而存在的，更不许他们得知被抢走的钱用到哪儿去了，只在媒体上强力宣传伟大建设成就，因为一般没有明显贪污现象，愚民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他们的钱其实被政府塞了狗洞，只觉得能接触到的中下层干部都极度清廉，当然不会产生“政府为何要把我的钱抢走，又用到哪儿去了”的疑问。
８、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视为重点监控对象，不断发动运动痛打之，彻底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养成对党的终生敬畏心理，并向他们反复灌输“原罪”观念，使得他们终生处在诚惶诚恐、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中。
这一套非常高明，既有进口的斯大林主义，又有传统社会那一套。从美学的角度上来看，的确是天才才想得出来的杰作。这就是为何毛时代的人民的确非常幸福，而且赤诚效忠的缘故，说穿了一钱不值。
颖悟的读者至此不难看出８９“风波”是怎么起的了，那并不是人民对丝毫不懂的“民主”的激情突然高涨，而是以上８条软件于旦夕间统统不复存在了。于是幸福感便骤然破灭，刹那间所有的人都极度不满，真的和朝廷成了敌国。但失去的只是欺骗软件，控制镇压硬件依然故我，因此双方实力对比不变。此时也只有白痴才会指望“现在只有人民起来和那个法西斯政府较量了”（柴玲语）：两军对垒，穷棒子们手无寸铁，对方武装到牙齿，结局还用说么？
二、改革开放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
由上可知，毛共建立的“新社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奴隶社会。这决非愤激夸张之词而是逼真贴切的准确描述。它的特点是，若略去非人的“阶级敌人”不计，则社会由奴隶主（党）和奴隶（人民）两大等级组成。和古代西方奴隶一模一样，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特别是全部生产资料，连迁徙择业自由都被剥夺了，以致不能自食其力，得靠党来操心喂养之。新时代的奴隶主等级则完全是苏联的邪恶发明，漫说在中国，就连在世界历史上也见所未见。
凡是大陆人都该知道，中国社会的唯一统治等级就是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真ＴＮＤ文盲！典型的分类交叉，难道“学”不是“民”的一部分？）它伸入社会每一角落，成了全社会唯一具有主动性以及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能驱动社会同步运转的大脑、脊髓和神经，而人民（包括本是最有能量的知识分子在内）则统统成了瘦肉、五花肉甚至肥肉，唯一的功能就是被动地听从党神经的驱策，如臂使手一般圆满实现中南海意图。
这种奇特景象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而且也不存在于西方文明世界。西方是“大社会，小政府”，从无一个严密的政治军队作为脊梁贯穿全社会。政府的权力不但极端有限，而且各级政府是分别选出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并无党派隶属关系，可由不同政党组成。不仅如此，民选政府其实只是蛋糕顶上薄薄的一层奶油，人数很少，政权的主干还是公务员集团。后者并非民选，是只知忠实执行民选政府制定的法案的中立职能机构，决不会听某党某派指挥。这种社会结构和“大政府，无社会”的中国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中国社会的特殊权力结构，使得党成了构成社会稳定性的最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假定美国政府和中共政府同时被核弹消灭了，引发的社会后果绝对不一样。美国是由多个“自治板块”拼装起来的，即使没有联邦政府，全社会照样能运转。而中国政府乃是全系统中唯一能发出主动指令的中枢，一旦把这中枢去了，全社会瞬间内就要陷入无法想象的混乱。
因为把全社会资源和主动性全部集中在领袖一人手里，这种极权社会能无限制地强制动员人力物力，由此发出的群体合力是惊人的。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２０多年内就迅速地从欧洲最落后原始的农业国变成世界工业大国特别是军事强国，靠的就是这种军队式社会设计。
不幸的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搞的不是苏式专家治国而是太平天国式白痴痞子治国，于是掌控在他手里的空前的人力物力资源便成了“大跃进”一类民族切腹的好快刀，折腾３０年非但没有造出苏式奇迹来，反倒使得中国进入了穷国前缘。
如上所述，这种新型奴隶社会的稳定性是空前的。如果只从私利计，邓小平毫无必要搞改革开放，只需当守成天子就是了。那今日中国肯定也是北韩那种稳定天堂。虽然党内权斗无比凶险，但绝大多数人民一定非常幸福，哪会有８９年的百万人民上街示威？
但老邓既然从九死一生的权力斗争中好不容易胜出，当然就想干一番事业，好青史留名。他在江西“将军楼”庭院里兜圈时，总算看出了现代奴隶社会虽然空前稳定，也能如古埃及一样，靠强制动员人力资源，完成与原始条件极不相称的浩大工程，但它和西方古典奴隶社会一样毫无生机。奴隶们给彻底剥夺了主动创业精神，当然只会出工不出力，甚至不出工不出力，再怎么狗屁倒灶，奴隶主还不是照样得喂养？
这就是老邓为何一意孤行，逆党心民心而动，执意“恩赐”，把抢去的部分经济自由归还给人民，这结果便是不但自行去除了制造虚幻幸福感的８大软件，还削弱了操控人民的３大硬件：
１、党虽然继续垄断全国精神资源 、信息资源和大部分物质资源，但不得不放弃部份物质资源。
２、私有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人民在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有限的流动，使得相当比例的国民逸出了组织网络，削弱了党监控全民的能力。
３、私有化使得党失去了对全民粮道的严密控制，奴隶社会开始解体。
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统治者和人民的实力对比，但人民的绝对劣势仍然保持不变。这道理连白痴都能明白，就民运革命家不懂：所谓“暴力”的涵义与时俱进，现代暴力手段再不是原始人的拳头、弓箭、大刀长矛、甚至步枪手榴弹了。连萨达姆拥有的暴力对老美来说都根本不是暴力，而况赤手空拳的中国人民乎？他们和政府的关系乃是鱼肉和刀俎的关系，谈何“和法西斯政府较量”？
这倒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民才是“裤子档里阮”，全世界人民的硬度我看都差不多。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９日，纳粹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被捷克流亡政府派出的杀手刺杀，６天后伤重不治身死。捷克人民闻讯后先是暗自称快，可没多久便开始忧心忡忡，最后竟然痛恨起杀手来。那原因非常简单：纳粹和我党一样，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事件发生后便开始大批枪毙人质，一直枪毙到抓到凶手为止。光是海死那天就枪毙了１５０多人，先后一共杀死了１５００多名捷克人和犹太人。
这疯狂报复吓坏了据说是决不会向暴力屈服的英雄人民。被枪毙的人质以抽签随机选出，于是每个人都担心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全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当海德里希下葬时，２０多万布拉格人民全体出动，举行了该市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全民追悼大会，沉痛哀悼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家海德里希同志不幸逝世，愤怒谴责胆敢谋害国家领袖的恐怖分子。
这集会完全是自发的，当局并未组织。英雄的人民之所以干出这种令后世子孙甚至盟国蒙羞的丑事来，动机很简单：向当局表忠心撇清自己，希望当局就此开恩不要杀了自己，同时真诚地表示对累及无辜的凶手的强烈义愤，更由衷盼望他们早日落入法网，就此摘下无端挂到了全城人民头上的那柄达摩祖师神剑。
须知纳粹是异族侵略者，日尔曼民族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积怨长达几百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仇敌忾，誓死抵抗德国入侵。纳粹占领了该国后，全民都将入侵者视为仇敌，这与人民对本国政府的态度有本质差别。饶是如此，两者实力对比之悬殊，仍然不能不让英雄的捷克人民乖乖俯首对屠刀。
这还不仅是捷克一国。所有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除苏联和南斯拉夫外，都始终没有像样的地下抵抗运动。直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长驱直入，纳粹内外交困、大局崩坏时，抵抗运动才开始活跃起来。那也丝毫不难理解──望风使舵打死老虎从来是人民最拿手的专业。
这在法国最明显。因为英国先把法国扔在灾难里，自己从敦刻尔克逃回本国去，后又在法国在北非的海军基地搞“珍珠港事变”，击沉了中立的法国舰队，法国人民恨透了英国，反和德国占领军建立了军民鱼水情，把领导抵抗运动的戴高乐将军当成卖国贼谴责。在某将军拒绝在北非向戴高乐投降而回国时，巴黎人民倾城出动，欢迎这位伟大的爱国英雄。正因为此，在诺曼底登陆后，英军一直怕遭到法国人民抵抗，连进入巴黎都只有请和维希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美国人打先锋。不料进城才发现水性杨花的人民只知忙着抱胜利者的粗腿，无论是美军还是英军都成了解放者，一律以姑娘的免费热吻（法国式湿吻？）不限量侍候。
因此，哪怕人民和朝廷真成了敌国，前节所述硬件软件统统丧失，统治者陷于全民包围中，只要朝廷“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那就一定会“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更何况三大硬件只是部分被冲蚀，并未全部崩解，丧失的只是那８大软件而已。但８９“风波”吓破了我党的胆，近２０年来它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弥补破墙，在防民如防寇的同时也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替代软件。大概可以总结于下：
１、以“民族主义”取代马列毛主义国教，靠煽动仇外思潮转移人民对内政的注意，唤起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认同。
２、以高工资收买人民中最有能量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变成与政权休戚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借鉴传统社会以科举制度牢笼士大夫的作法，将政权向知识分子有限开放，把他们变成统治等级的“士官生等级”。
３、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将经济自由部分归还给人民，刺激起人民的主动创业精神来，为僵死的奴隶社会注入生机，促成经济起飞，以此给人民普遍带来空前的发财机会，不但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空泛的政治转移到具体的经济事务上去。
４、形成一套社会赖以“和谐”运转的新时代的“潜规则”，其主旨是，尽量避免“取之于民，塞之狗洞”的毛作法，代之以“集体拿大头，自己拿小头”的明智作法。这“潜规则”说白了就是：不可不贪，不可太贪，要贪大家贪，我拿大头，他人拿小头，综合起来便是“集体拿大头，自己拿小头”，使贪污从个人行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升华为全民行为，大家都分了一杯羹，只是多少而已，于是领导满意，群众开心，大家都幸福。
这就是贪官反而获得人民欢心的原因：他尽管给自己搂了许多钱，但还是给人民扎扎实实地办了许多好事，最主要的是思想解放有魄力，敢于并善于找到灰色甚至黑色的发财空间，敢于并善于使用灰色和黑色手段搞活本单位经济创收，使得全员沾光。虽然自己是最大受益者，但百姓觉得那是应该的。换个谨小慎微的清官去，虽然本人两袖清风，但也害得众人跟着他两袖清风，那又有什么意思？这就是新时代的“清官淘汰律”（请参考吴思著《潜规则》）。
当然，这第四条软件恐怕并非中央的原设计，而是社会在强制转型过程中自行“磨合”出来的。但不管怎样，它的确是那个烂污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兼稳定粘合剂。
５、人民抛弃了“仇富心理”，改而信奉弱肉强食的“狼羊律”。
如上所述，毛将“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误识，强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培养出了人民空前绝后的“仇富心理”。８９“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心理大规模发泄的产物。一直到９０年代中期，它还是人民嫉恨的主要来源。
但人民总是务实的，因为经济起飞给全民带来了空前的发财机会，于是大众终于发现，与其作无济于事的愤愤不平家，还不如钻头觅缝地去寻找发财机会。“先富起来”的幸运儿们如今不再使得人民胃酸大量分泌，转而刺激其唾液腺，使得中国人民成了发财欲望最强烈的民族，万众一心，红了眼睛，效法跟随领导，扔下一切顾忌，寻找机会去肆无忌惮地宰人。
这其实就是网友观察到的“人民对腐败的耐受力空前提高”的实质。如费正清指出，传统社会使腐败制度化，让它变成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运转杠杆。为网人普遍推崇的吴思先生所著《潜规则》，其实不过是用具体事例来演绎费正清的发现罢了。但无论是费还是吴似乎都没有明确指出，这潜规则之所以能存在并成为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杠杆，乃是因为在等级社会中权能生钱而已。如果严格实行西方社会的权钱分离，则这一套潜规则顿时消解于无形。
但即使如此，我认为，以上五条稳定软件除了第一条后患无穷之外，其余四条都值得肯定。第三条允许人民发财就不必说了，那绝对是应该的。哪怕是剩下那三条也是相对进步。相对于西方常态社会而言，它们当然是肮脏的，但相对于毛式奴隶社会而言，不能不承认还是伟大的社会进步。
就连那污浊不堪的新时代潜规则的出现也如此，“个人拿小头，集体拿大头”虽是违法分贼赃，总比“取之于民，塞之狗洞”对人民更有利吧？即使与传统社会相比它都是一大进步。如《潜规则》一书所举大量历史事例表明，传统社会的潜规则实质是“百姓收买官吏免遭迫害”，而新时代的潜规则则是“群众容忍官吏贪污以求尝点残汤剩饭”。两者之间有被动与主动的区别。
总而言之，这些软件除第一条外，其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从奴隶社会转变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说它“半封建”，乃是它类似中世纪欧洲，存在着一个贵族等级；说它半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正因为是一个“解放脚”，于是便出现了新时代潜规则之类的“病态的社会进步”的吊诡现象。
由上可知，80年代后期乃是社会最不稳定时期，此后党控制人民的三大硬件虽然进一步削弱了，但由于上述一系列软件的建立，社会稳定因素较前有极大增加，六四一类全国性政治事件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是我为何鼓动胡温采用“婴儿学步疗法”，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为六四平反。如果社会极不稳定，政府反而不宜作此类让步，否则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但若在天下基本太平时还不施这种有利无弊、无惊无险、防患未然的仁政，则政府真是蠢到不可教也。
三、深重全面的社会危机
因为奴隶社会转型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新社会里便埋下了大量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疑难杂症，构成了全面深重的社会危机。它的特点是如同火山一样，表面上平安无事，但等到岩浆和地壳之间的压强增加到临界点就会爆发出来。
先看意识形态危机。如前所述，毛式奴隶社会的稳定全靠那８个软件制造人民的虚幻幸福感。这一套在打开国门之后便立即迎风而化，再也无法起死回生，更别说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就直接是对它的无情嘲笑。
官方现在使用的“民族主义”代用品根本就无法取代破产毛教，因为它没有与之相配的一系列欺骗软件。更何况此举完全是饮鸩止渴，对此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论证过了：在民间制造种族主义思潮，为将来南斯拉夫式大屠杀作足铺垫；把知识分子化为新拳匪，导致“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错觉再次出现，为日后党内野心家特别是军阀向“卖国政府”发难提供了雄厚的“民意”资源和“道义”资源。
那么，为朝野实际信奉的真正国教“狼羊律”（亦即“以权点菜律”）又如何？过去２０年间，政府腐恶的政治经济操作以及六四学领的丑恶表演，使得民间价值观念出现了自发改变，百姓在看穿了毛教和由中国伪知识分子代表的伪劣“西方民主”的欺骗性之后，就此认定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和公道，更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唯一真实的只有拳头，唯一值得尊重的只有权力。谁有拳，谁点菜。不管是谁上去都这样，天下没有白乌鸦。
这种价值观的出现，从根本上颠覆了毛共竭力灌输给人民的病态“公平心”，却使社会心理走向更可怕的另一极──势利心。如今人民不是“仇富怜贫”而是“羡富欺贫”，认为以权力牟取暴富是天然合理的，穷鬼则是只配鄙视欺负的窝囊废。因此，自己的努力方向不是去想法解决这社会弊病，而是效法有本事的人，尽可能获取权力，最大限度利用这权力牟取暴利。而所谓权力，就是处在别人有求于己的敲诈地位。
这结果就是社会成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大夫、教师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服务性质的行业的人都成了敲诈专业户，专业就是发现、创造并利用他人有求于己的机会狠狠创收。城市中大量“钉子户”出现就是人民天才地运用这“点菜律”的表现。没有什么更能比这体现中国人的首创精神了──就连自家居住的危宅，也能化为刁难敲诈他人的“权力”。据说国内现在最热门的读物乃是《三十六计》。这一点都不奇怪，没文化的人民热心攻读此类龟孙子兵法，目的是从中获取灵感，完善自己的敲诈艺术。
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似乎有利于朝廷统治──百姓不再要求政府均贫富，转而去全心寻求讹诈他人机会，好让自己也富起来。但这也酿成潜在的社会危机。汕尾事件就是个例子。那当然首先是政府犯罪，但我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国内民情，觉得当地居民有趁机敲诈工厂的动机也不能完全排除。我有时忍不住要想，其实为海外“民主阵营”欢呼的国内维权斗争，当然基本是正义的，但恐怕不能完全否认其中有借机敲诈政府的事件，涉及到经济纠葛的事件更是如此。
这种新型社会心理出现的有利之处，我已经在《“犬儒”篇》中指出了，那就是人民开始成熟了，对大而无当的政治运动丧失了兴趣，不再“见义忘利，义令智昏”，像六四那样被野心家煽惑起来傻闹的可能性极大减小了。更重要的是，具有鲜明的自我利益意识，正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前提。过去毛共把孔教“重义轻利”教条推到了顶峰，将民众维护自己的权益当成可耻罪行加以严厉惩罚和谴责，导致公民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如今人民开始知道捍卫自己的利益了，这当然是个巨大进步。
但只有这一条而无守法意识和双赢观念，则只会变成所谓“刁民”，亦即贪得无厌、不遵守游戏规则、缺乏妥协精神的低素质民众。如果统治者引导有方，可以把这种刁民逐步训练为公民，但如果听任这趋势发展下去，则刁民势必要在政局失控时化为毛式暴民，痛快淋漓地使用“狼羊律”，滥用落在他们手中的暴力权，使得全国浸泡在从未见过的血海之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统治者昏昏若死，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另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危机也是毛共遗留下来的。如前所述，毛式奴隶社会的特点，是建立了人民对党的全面人身依附关系，由党扮演人民的衣食父母，将后者当成没有自立能力的幼儿，负责照管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一切方面，由此养成了奴隶对奴隶主的依附心理。后毛政府发现自己没那能耐冒充他人父母，竭力想扔掉包袱，于是便引起“弃儿”们的怨恨。工农大众的不满心理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造成的。
可笑的是蠢党到现在还没悟出当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父母”的愚蠢，还不肯退步抽身，从各领域中逐渐撤出，改扮超脱的中立仲裁者，还在奢谈“加强党的施政能力”，还要继续扮演阴天大老爷。再这样至死不悟，只会自搬石头自打脚。
据说国内股市目前持续狂涨到了荒唐地步，虽然政府完全是无辜的，而且还采取种种宏观调控设法冷却之，并一再警告股民后果自负，但股民置若罔闻，那心理就是“到时政府不会见死不救”。等到日后泡沫爆破了，经济虽然不至于如日作春梦的草庵指望的那样垮台，国家更不会因此“崩溃”，但崩溃了的细民们一定会莫名其妙地把深仇大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
除此之外还有毛主义的驱不散的幽灵。毛思想根本也就不可能失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民间私藏儒家经典者格杀勿论，然而孔子思想并没有就此绝种断根。毛思想因其愚昧性、野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愚民的巨大感召力，特别符合中国民情。它必然成为今日党内权力斗争的道义资源，也一定是日后野心家发难的理论武器。至于毛在百姓心中的具体形象如何其实无关紧要──试问当年搞共产暴动的工农乃至毛周式知青们中又有谁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有毛作为“公正”、“爱民”的象征来比衬现领袖的卑鄙龌龊就足够了。
第二个社会危机，也是最大最可怕的危机，还是政治危机。
首先就是社会不公引起的朝野冲突。近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朝野冲突频频爆发，汕尾事件不过是其中比较大者。现在的人当然都是犬儒，也精于权衡利弊，但似乎并未改变心浮气躁的气质，贪欲更助长了这种浮躁，以致一点无足轻重的事都会引起不相干的人暴力抗争。前些天四川某地才爆发了几千人参加的骚乱，据说那不过是因为一个女学生不知何故死了。
这说明病态社会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内心失衡，于是随便什么Ｐ事都能变成大众发泄那失衡感的机会。工农大众大概是内心失衡最严重的阶层：毛时代他们不但和别人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而且是趾高气扬的“领导阶级”。这是否事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坚信这一点。再加上和其他阶级相比，他们“以权点菜”的机会要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让人家怎么能平衡下来？
最主要的隐忧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府用钱向人民买来的，而这就有个“可持续收买问题”。
要让前节所述诸稳定软件工作，前提是经济必须持续增长，这才能为“个人拿小头，集体拿大头”的全民和平分赃提供安全基数。同样是贪污一万元，从１００万的工程里拿只是百分之一，从１０万元的工程里拿就是百分之十。前者要比后者安全得多，因而“可持续性”也就高得多。
所以，目前“狼羊分赃律”还能“和谐运转”，靠的完全是国家以空前宏大的规模在搞建设。但从西方经验来看，哪国的经济都不会永久高增长，到了相当水平就会停滞下来。那时也就是新时代的潜规则失灵之时。知识分子一旦失去高比例的灰色收入（指名义工资之外的额外收入），只怕欲作不问国事的犬儒亦不可得，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承受经济衰退打击的工农大众了。
当然，这些危机并不能导致暴力革命爆发，只会引起此起彼伏的局部骚乱，可为政府轻易荡平。但一旦政府失去镇压能力，则全国立即陷入大乱就决非危言耸听。
因此，最主要、最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危机，还是潜在的统治危机。上面已经反复论述过了，稳定软件只能淡化百姓对朝廷的敌对情绪，真正决定政权存亡的还是统治者内部的精诚团结。哪怕朝野真成敌国，只要统治集团始终保有镇压能力和决心，则政权就绝无垮台之虞。可惜中共的死穴恰好在此：它一定要分崩离析，由此触发全国大乱，这就是我为何反复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乱源。
那理由也反复讲了Ｎ＋１次了：靠狼羊律上去的党魁，不能像传统帝王或民总统那样一上台就自动具备最高权威。第一、第二代党魁靠的是“以拳服人”，第三、第四代就只能靠人脉作为权力基础，这就决定了他们处在被下属讹诈的被动位置上，不敢自断股肱。最后的趋势便是中央权威逐代弱化，地方诸侯逐渐坐大。这在民主国家倒是正常的，不幸的是在“以权治国”的虎狼窝则意味着弥天大祸。
党内权力斗争其实主要是利害冲突引起的，国策分歧或意识形态分歧不过是导火索或甚至是借口罢了。正因为大家都信奉狼羊律，那权力斗争就不但必然发生，而且必然是血淋淋的。这与是否坚持改革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只考虑国策分歧，江政和胡政也有明显差异。敬爱的江总和胡总性格其实完全不同。江乃是维扬小才子，本质上是个风流倜傥的“玩主”，颇像李煜和宋徽宗，当上皇帝完全是偶然，所以他并没有什么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自然也就不可能如老邓那样，敢冒党心民心之大不韪，毅然把国家领上改革开放的不归路，主要关心的还是吃喝玩乐弹琴梳头。
胡总则完全不同，此人出身不咋样，并非太子党，完全是靠坚韧卓绝的毅力爬到了权力最高峰。这种人既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当然有勃勃野心，等到一朝权在手后，自然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以便青史留名。而这就决定了他一定不满现状想改革，因此必然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权威，胡总别无选择，只能以非常手段杀一儆百，陈良宇就是他给诸侯作的榜样。可惜采取这种“超限战”非但有作法自毙的潜在恶果，而且只会激化党内矛盾。据说现在胡对陈案如何处理进退两难。陈的罪名主要是那个社保基金案，可查来查去根本无法当成大罪。据说干这种事的诸侯实在太多，如果要认真，只怕要人人自危，何况陈据说还用社保基金作资本发了点财，人民并不曾受害，而其他诸侯挪用类似基金投机倒把贴得一塌糊涂。如果真要借陈之首号令诸侯，只怕要逼反了他们。我看这事最后大概不了了之，反倒弄得小胡十分被动，以后更不敢随便诛杀方面大员了。
依我胡猜，胡大概最后将以面面获罪的庸主之名留在史书上。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一方面，他想在历史上打上私人印记的欲望肯定很强烈；另一方面他又是积极分子出身。这种人发迹全靠准确审时度势，见风使舵，趋炎附势，非常精于计算实力对比，善于避祸保身。前者导致他迟早要因多事改革而开罪既得利益集团，后者导致他在较量到来之时缺乏孤注一掷的毛邓式土匪气魄，却及时风行草偃，伏低做小。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是他只敢铁腕镇压民间骚乱，但没有胆量和党内实力集团摊牌，最后是欲奸不敢，欲罢不甘，什么都干不出来，谁都不喜欢。
最可怕的隐忧还在于军队。我党和苏共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远比苏共更烂污，严格实行“枪杆子里面出党权”的狼羊律，而苏共从建立红军那天起就把军队当成监控对象，从不动用枪杆子解决党内权力斗争。
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宁等一众政敌搞下去，靠的是组织表决，只是后来才动用秘密警察制造冤案，但ＮＫＶＤ在名义上是国家司法部门，枪决政敌也走了“法律系统”的过场。赫鲁晓夫搞掉大批政敌也是靠组织表决，朱可夫介入也就只敢用军机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拉到莫斯科来罢了。即使如此，赫不旋踵就撤了朱国防部长的职务，逼他退休，罪名就是他是“波拿巴主义者”（亦即我们说的军阀。所谓军阀，就是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人）。赫鲁晓夫最后下台也是被中央全会罢免的，并不是谁动用枪杆子赶走了他。
我党则完全两样，早期还忠实拷贝主子，到后来便由大军阀毛泽东实行狼羊律，以少胜多，靠枪篡党，以井冈山将领为权力基础，联合了白区党魁刘少奇，把总书记打下去，爬上了党魁宝座。文革前他更联合了国防部长林彪，再度以少胜多，靠枪篡党，把几乎整个党中央都打入地狱。老邓复出后，先籍雄厚的武力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搞掉，后来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然以国家军委主席之身调动大军发动政变，非法罢免政府官员，软禁党总书记。第一、二代领导核心的示范作用，使得“以枪篡党，枪杆子里面出党权出政权”成了我党我军无比深厚的优良传统，昭示了法律程序在武力面前一钱不值。
以此背景来透视今日中国，则种种怪现状便一目了然。２０００年台海危机期间，熊光楷将军居然代表文官政府宣布如果美国干预台海战争，中国就要用核弹袭击美国洛杉矶。此后共军２００多名将领上书中央，要求打台湾。前年朱成虎将军更出来毅然发布中国的世界战略计划，宣布美国如介入台湾战事，中国就要牺牲西安以东地区，用几百枚核弹袭击美国。一个国家的武人集团嚣张至此，屡屡代替政府对全世界作重大国策声明，世界历史上只有日本军国主义有此先例。
最令人毛发倒竖的还是，最近国内网上登出某军头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那篇文章肯定有来头，大概是军阀集团针对党中央内部的要求作出有力回击。那完全是造反宣言，充分流露出武夫们对党章国法不屑一顾的张狂气焰。
看出这点来的也大有人在。那篇文章后面有许多跟帖，尽管绝大多数是拥护的，但有几份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亦即全国武装力量由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虽然那跟帖作者一句话都没说，但除非是爱党成狂的白痴们才看不出，那是告诉大家那位将军反对军队国家化的口号完全违反了宪法。此类帖子的出现，和那篇文章突然问世一般耐人寻味，它暗示军阀集团和中央较劲已经从暗到明了。
因为我党是个密封党，所以一般人看不出它的内部裂痕，但对明眼人来说这并非难事。即使没有这些症状，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读者都不难看出，以上理论分析无懈可击。
由此不难预知中国的未来，那就是因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没有实力压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实行必需的政治改革，国家政治危机就只能强行压制积累下来，由此反馈回统治集团内部中，加剧党内权力斗争。最后或因大规模经济危机导致各地同步出现骚乱，或因外部冲突（例如台海危机）引爆党内矛盾，导致统治集团公开分裂甚至兵戎相见，于是全国便陷入狼羊大战中，半世纪内恐怕尘埃都无法落定。
四、如何防患未然？
上文长篇大论，无非是论证了未来中国的阴暗前景：不但没有实现民主的希望，而且没有改良的希望，就连暴力革命发生的可能都没有，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样一天天烂下去，直到党弱化到丧失控制全局的能力，全面战乱爆发。
这阴暗前景，无论是激进民主派、渐进民主派、暴力革命家还是保守党人，看了都只会怒火腾腾，将我这臭嘴乌鸦恨之入骨。这也难免。咱们的民族传统从来就是诛杀报坏消息的人，从伍子胥、屈原就开始了。芦某何人，敢指望不同对待？打破大众的幸福幻想，拔了人家的桩，让他们无法再自欺下去，或起码自欺得不再那么痛快，从来就是激起众怒的最有效措施。可惜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专业，六四大屠杀发生前干得最欢，几乎没让那些民主积极分子活吃了。
当然，上文的论证尽管点水不漏，那毕竟只是我心目中概率最大的可能事件，就连必然都会被偶然打破，何况还不能说我的预测事件发生概率为１。倘若这预言落空，那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预言家。六四前我预言镇压在即，未几那预言兑现，感受到的不是得意而是撕心裂肺的痛苦。９１１后我预言中国政府将情不自禁地出来扛反美大旗，事实证明我高估了政府的愚蠢。预言落空了，我却因此心花怒放。其实，谁也不愿作不祥预测。我巴不得有人能驳倒那一系列论证。
但就算我的思路不严密，忽略了其他因素，那大家总得承认我指出的那些问题毕竟存在，因而那预言确有一定可能发生吧？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有了个防患未然的问题，该采取什么措施根除我指出的那些社会弊病呢？
None。
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我反复说明的道理：世上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稳定，一种就是中国式稳定。它的特点是统治者实行狼羊律，以拳点菜，靠为暴力支持的权力无情压榨掠夺人民。但人民并不真是羊，迟早要起来反抗。为了消弭反抗，统治者便只能推行欺骗性国教。它与西方的国教不同，是一种政治宗教，其设计目的是通过以基本教义为百姓洗脑，将他们的“狼基因”阉割了，于是社会也就获得稳定。直到“阉狼”们再也活不下去，重获“狼基因”而起来造反，等到少数造反“羊”变成了“狼”，便又重施前任老“狼”的旧伎，使用那国教再度阉割“羊”们的“狼基因”，社会便又重获稳定。
这就是古代中国两千年反复发生的循环，也就是孔教出现并成为国教的历史依据。传统社会的稳定性主要靠那国教提供。但那政治宗教只能在封闭状况下工作，当中国不再是封闭系统时，先进的价值观如潮水一般涌入时，它就再也不灵了，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为何发生一系列动乱。
在很大程度上，毛走的也是这条老路：人为造成中国的封闭环境，将腐恶传统与外来邪教结合起来，制造出了一种新型欺骗性政治宗教，以此为人民洗脑，使得社会获得空前稳定。它的结局也和孔教一模一样：随着国门再度打开，被汹涌而入的先进的西方价值观彻底粉碎。
由此不难看出，当今中国社会缺乏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是，它是靠狼羊律驱动运转的，却又缺乏保证社会稳定的欺骗国教。“羊”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社会现实，自己总结出了“狼羊律”，那就是前文转述过的：
“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和公道，更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唯一真实的只有拳头，唯一值得尊重的只有权力。谁有拳，谁点菜。不管是谁上去都这样，天下没有白乌鸦。”
这里的唯一错误就是它是坐井观天，将局部现象放大到全天下，但有谁敢说这不是支配中国社会运转的根本规律？从政治局直到民间居委会，又有哪个单位不实行“谁的拳头大谁是爷”的“宇宙运行根本规律”？
于是朝廷便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凶险：所有的“羊”都跃跃欲试要当“狼”。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还从未有过这种信念危机。尽管大规模动乱周期性爆发，还从来没人敢怀疑过孔教作出的“狼－羊划分”，从未有人意识到“狼”并不是天生就是“狼”，“羊”也并不是天生就是“羊”。从生理上来说，每个“羊”都有变成“狼”的可能。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我要受尽别人的盘剥压榨欺凌，不得反抗，只能束手待吃？
这危机还不限于朝野之间，在政治局内也同样如此。旧式专制之所以能稳定运行，靠的是孔教阉割了臣子们的“狼基因”，使得他们认为皇上乃是上天决定的“狼”，自己是“羊”，两者不是同一种系。如今的政治局委员乃至中央委员甚至省委委员，若有谁以为自己和胡锦涛有什么上天决定的本质区别，他天生是吃我的狼，我天生是乖乖让他吃的羊，那就只有进疯人院一条路了。
这就是为何现代专制搞不下去、迟早要垮台的根本原因。和民主比起来，它最致命的弱点是无法长治久安。
这就是小胡同志面临的无比凶险的绝境，他小人家不但被民间无数汹汹群狼包围，而且被朝廷群狼窥伺，无论是臣工也罢，草民也罢，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心狠手辣、斩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的潜在的大灰狼，逮住第一个机会就要把自己变成羊，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噩梦？
民间无数潜在的狼倒还不用担心，虽然缺乏“阉狼国教”，毕竟强大的镇压硬件确保了“羊”无法变成“狼”，真正要担心的还是党内窝里反，而这梦魇根本就不可能消除──无论是孔教的“天命论”还是毛教的“历史潮流客观规律论”都已彻底破产。哪怕是天才也无法发明出一个新国教来，证明皇上是狼，臣工是羊；官吏是狼，草民是羊，两者之间只能有绝对无法改变的吃与被吃的关系。
要消除这一致命隐患，唯一的办法是在党内引入西方民主，那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谁也不是狼，谁也不是羊。谁要想当党魁，那就必须按严格的文明规矩来。谁获得最多选票，谁就能上台。一旦上台，无论是投了反对票还是赞成票者都只能奉命唯谨。谁要想践踏文明规矩便严惩不贷。
这就是消弭潜在的统治危机的釜底抽薪之道。如果做到这条，就算不能消除其他社会危机，至少统治集团不会窝里反起来，因而也就保住了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前文已经反复论证过了，党乃是保证全社会稳定的脊梁。因此，它确实是保权救党的最根本措施，本该具有可行性──实行党内民主并不要求中共拱手让出江山，对庞大的党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并无什么损害。
然而就连这最起码的救命措施，我党也决不会采取，那原因和无法在全国规模实行民主是同一个：大夥儿都信奉狼羊律，谁要占了上风就一定要斩尽杀绝。所以，无论是朝廷对百姓也好，朝廷内部也好，都只能有“吃”与“被吃”两种结局，“退后一步就全完了”。
例如假定胡锦涛他小人家看了我老人家这篇宏文，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在即将召开的Ｎ大上提出，允许党内派系斗争合法化，公开化，各自提出政纲在党内合法竞选，谁当选为党魁便自己组阁施政。合法当选的党魁拥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谁要胆敢不尊重这权威便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与会代表都接受了他这一提案，形成新的党章，并付诸实行，选出了新党魁。可惜小胡同志落选了。当选同志上去后，立即翻脸不认人，撕毁协议，喝令将小胡这乱党分子推出午门斩首，全党一定要坚持毛、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传统一百年不变，拒腐蚀，永不沾，坚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侵蚀。那决议获得与会代表一致欢呼，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于是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小胡同志乖乖授首。您敢排除这种可能么？既然不能排除，小胡同志就算是活佛，视帝位如敝屐，也不至于傻到去自杀吧？
敬爱的林副统帅哼哼教导我们：“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这永远是支配中国政治的“宇宙运行根本规律”。人民早就在文革中开始自发意识到这一点了，启发他们作出这一发现的乃是７４年后复出的老干部们，那时的口号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说到底，中国最大的悲剧，乃是我党窃国将近６０年，至今还是“谁的拳头大谁是爷”的土匪党，折腾了四代还没折腾出个和平转移、和平分享权力的文明规矩来，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建立这规矩。而这就决定了中国必将因党内窝里反而沉没。
要解决这一系列难题，关键在于破除事实国教“狼羊律”。但这玩意乃是我党率先实行起来的，百姓只不过是见样学样罢了。要想破除它，当然只有我党痛改前非，以身作则，不但放弃以权谋私，厉行西方式权钱分离，而且把贼赃统统吐出来，这才有可能让百姓放弃那坚定的宗教信仰。但这可能么？哪怕头让碓打晕了的同志也不至于昏到发此春梦吧？
这就是中国永远无法解决的悖论：唯一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是我党，而我党不愿、不能或不敢实行实质性政改，因而成了妨碍社会取得根本进步的最大障碍。在这点上我和“民主阵营”并无分歧。我和他们的分析，是我认识到了更深层次的悖论：我党确实是妨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但它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保障。推翻中共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只会招来更大灾难。因此，还不如就这么慢性自杀下去，那大祸晚来一日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