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四）
芦笛 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四）-（七）
三、文明竞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文明竞争，一些文明胜利了，一些文明消失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从苏联抄来的屁话，让老芦略加篡改，便立刻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也算是他前世修下的福缘吧。
但这话若是让那蠢妪看见了，定要指责我贩卖社会达尔文主义，盖文科蠢妪的绝技，便是卖弄她们丝毫不懂内容的术语，把各式各样的标签钉到论者的印堂上去，这就是她们的“智力活动”。老芦的锦绣文章不是写给这些蠢货看的，所以当然不会理会其反应。勿过，鉴于并非所有的同志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怎么回事，又错在何处，所以还是得讲解一下。
许多人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成是把达尔文主义运用于社会学领域，其实完全弄错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者连达尔文主义的要旨何在都没拎清爽，以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便是“弱肉强食”，由此得出斯大林的“落后就要挨打”。活在这世上，谁没有獠牙，谁就得被强者撕成碎片。那也是活该，因为据说那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用阿随的话来说便是“狼吃羊是宇宙运行规律”，这就是纳粹当年的官方哲学，也是大陆现在的隐性国教。
先不说生物学原理是否能直接照搬到社会学领域里去，光看此论的“生存竞争”都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八万杆子打不着。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观念，并不是什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而是生物在外界施加的各种压力之下挣扎求生，比赛应变能力，最能应变的便能存活下来。这压力中当然包括弱肉强食，但并不是说弱者就一定会绝种。更不是说弱者被强者无情吞噬是自然规律决定的。如果达尔文主义就是这个意思，那TMD也太没水平了。
因此，生存竞争的筛选指标是物种的应变调适能力，它筛选出来的是那些最适应于改变了的生存环境的物种，因此叫做“适者生存”，并不是“强者生存”，否则恐龙也不会灭绝了。论强大，老鼠连猫都比不过，遑论豺狼虎豹，然而我敢断言，若是地球生存环境发生剧变，物种灭绝，那活到最后的哺乳动物必然是老鼠。猛兽灭绝的先例多的是，然而老鼠基本无可能变成濒灭物种。所以，希特勒党徒搞的那套，完全是拜错了菩萨。
可笑的是，反对他们的力薄儒（liberals）也未见得高明。Liberals中愤青比较多，而所谓愤青便是肾上腺素较多而脑汁较少的同志（看来我这3/4力薄弱的成色还得减少一点，或许是1/2，要不就是3/5吧）。他们痛恨纳粹的丧心病狂，却没足够的智力看出纳粹的理论错在何处，便去发明出针锋相对的 “文明无优劣”论来，而且弄成一种“政治正确”的白色恐怖，我看完全是矫枉过正。例如黑非洲许多地方连文字都没有（引入英文不算，那不是原生文明），“文”之不存，“化”将焉附？莫非楞要抹煞事实，昧着良心说他们创造了与古希腊罗马一样辉煌的文明，才能算有良心，讲人道？
不过，也不光是力薄儒没看出纳粹错在哪里，看出纳粹对达尔文主义的误解的人倒是不少，但似乎没谁说过下面这些话：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纳粹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路一模一样，两者犯的共同错误乃是科学主义（或曰科学教）。两家都以为在人类社会里可以“自觉运用客观规律”，为此动用国家暴力，大规模运用他们认定的“客观规律”去改造社会，因而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最恐怖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页（两页？——共页大，纳页小）。他们不知道：
1）人类社会里未必有类似自然界的规律，即使有，也很难证明，因为系统太复杂，参数太多，又不可控，很难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去作受控重复实验。
2）即使真找到了此类规律，那主动去运用它也是笑话。早在旧作中说过了，马克思预言，无论人类主观愿望如何，共产主义都必然要来到。既然那是一个冥冥之中注定了的必然过程，那就不该也不可能主动去干革命。人类可做的，就是跟预言哈雷彗星何时再度光临地球附近一般，通过精密观测与仔细计算，准确预言共产主义已经走到了哪一步，何时会安抵德国（或俄国或美国或中国或全世界），而绝无可能去加快这个业已事先决定好了的客观必然过程。
3）即使是真正的科学发现，也不能胡乱运用于社会。例如优生学确实是科学，挑选良种、淘汰劣种已经在农业和畜牧业领域里运用多年了。但这一套不能胡乱搬到人类社会里去。根据优生学原理，像寒江月那种白痴只该被人道毁灭，以免谬种流传后世，但只有纳粹才能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烂事来。容忍寒氏一类谬种流传，乃是文明社会必须支付的代价。这代价是为维持人类与魔鬼的分界线而付出的。
这个简单道理，伪经济学家们却到死都不能明白，总是幻想经济学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其揭示的“科学原理”可以被人类主动运用到社会中去，使得经济变成一种理性的科学的运动。我已经反复告诉他们了，这是做梦。世上没有经济学per se（不知道此话怎么翻译），必然要跟政治裹搅不清，经济只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哪怕你真的建立了一套极度合理的体系，那它要能从纸面上搬到现实中去，还得恶霸工会点头，而这多半没戏。只有共党国家才能压服一切异议集团，强行推行某个“科学规律”或“科学体系”，可惜那根本不是自由经济。因此，所谓自由经济学派，完全是一种自相否定的东西——只有靠不自由的手段，才能推行他们理想的自由经济。
4）因为以上原因，随便把自己认定的“客观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是非常可怕的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血腥历史已经昭示过这点了。所以，社会科学家们可以用各种学说解释人类社会，但决不能用那些学说去改造社会或是干预社会运转。换言之，与马克思的名言相反，哲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的任务，不是改造世界，而是解释世界。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若不拿去实践，只是停留在纸上，那就什么祸害也没有了。此所以我一听见我党“科学执政”的豪言便两股战战，不知道下一步他们又要制造出什么大难来。
因此，我这伪劣假冒的三鹿社会学家可以做的事，便是提出一个假说来穿凿已知现象，谦卑地推测文明消失或变样的原因以及具体机制，并据此猜测未来走向，并不敢坚持大众必须无条件接受我界定的文明优劣标准，更不敢主张或提倡用优秀文明去消灭落后文明。毕竟，文明的消失是一种多次发生的现象，这是无法否认的。欧洲原来有多种文明并存，后来融合为一种欧洲文明，许多原生文明都消失了，中国在远古时代也发生过类似变化。这些现象既然存在，总该设法找个解释吧？
当然，文明消失的情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能毁于蛮子之手（例如古罗马文明毁于蛮族，南宋文明毁于蒙古人），又可能毁于文明自杀（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世纪欧洲教会实行意识形态的宗教管制，共产主义世界实行实行意识形态的邪教管制等等），也可以是文明间和平竞争的结果（例如近两三百年来西方文明相继摧毁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我想探讨的，只不过是最后一种情形。
窃以为，不同文明和平竞争的过程和结果，既不是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也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编造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情况要比生物界复杂得多。
首先，文明竞争中获胜的一方，通常是功利上强大的一方，因更符合人性而胜出，但未必在美学上更优秀（亦即智力层次更高更复杂更精美），并不总是“优胜劣败”。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肤浅的平民消费文化风靡欧洲，取代了此前精致得多的贵族文化，这似乎应该称为“浅胜深败”。而如果秦晖教授说的“世界中国化”是个真实的威胁，咱们撒出去的“化尸粉”真能烂掉全世界的话，那么这种过程类似于中世纪黑死病、鼠疫流行杀死了欧洲的大部份居民一般，只能称为“脏胜洁败”。
其次，就算是智力上更高级更优秀、道义上更合理的文明摧毁了落后腐朽文明，那也未必能全面取代它。而且，所谓“摧毁”也未必是全面摧毁，常常是“毁其精华，留其糟粕”。此外，入侵方的“胜利”可以毫无意义，未必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反倒可能给双方都带来灾难。反过来，入侵方的“胜利”也未必是失败方的损失，可以是双方获益的事。
最后，对某个特定国家来说，最优秀的文明未必是最适文明，未必能让人民受益。即使全球文明竞争淘汰了所有不够优秀的其他文明，只留下道义上最合理，智力上最优秀的一种文明，实现了“世界大同”，那文明能否长期存在下去，还在未定之天。
由此可见，文明竞争的情况很多很复杂，本文考虑的主要是文明冲突，特别是政治文化（含社会制度）的冲突。
文明冲突多发生于内涵价值体系差异很大的两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主体，一般是被入侵一方的隐形文明反抗外来的显性文明。若本地隐性文明与外来显性文明的内涵价值观分歧不大，两者就不会发生激烈碰撞，可以和平引入。被引入的显性文明在被原有的隐性文明修饰（modify）之后，便变成了一种能持续生存的新的整合文明。这种整合文明在与外来文明有同有异，并不是外来文明的忠实复制。中国引入印度的佛教文明，日本引入西洋文明都是这种例子。
若是被入侵方的隐性文明与外来显性文明的内涵价值观念体系格格不入，则入侵必然引起强烈反抗。反抗的主体是本地的隐形文明。若是外来文明非常强大，摧毁了土著显性文明，在表像上取得了胜利，则隐性文明必然要全面篡改外来的显性文明（尤其是外来制度和政治文化观念），使之变得形似而实非，形成一种以外来显性文明为表，固有隐性文明为里的“镀金文明”。在这个工作完成前，社会必然动荡不安。在本土隐性文明大幅度修改外来显性文明后，若系统处在封闭状态下，则社会可以复归稳定。然而若是系统未能彻底隔绝与外来文明的联系，致使外来显性文明能渗透进来，则必然又要引起新的冲突，造成新的社会动荡。
这就是苏联和中国走过的路：中国在晚清和民初全面引入了外来制度和其他西方政治文化观念，但因为它与隐性文明格格不入，于是便引起大规模动荡，最后造出一个以民主为表、专制为里的假民国来。系统因为处在开放中，便陷入无休止动荡。直到后来中共上台，将系统彻底封闭了，用固有的隐性文明（“灰线”）全面修饰了外来的显性文明，制造出了一个空前稳定的国家。此后系统再度开放，便再度陷入混乱中。动荡只是被强力压下去，暂时（50年也是暂时）没表现出来而已，但未来肯定还会大规模爆发。上文已经说过了：咱们失去了传统社会的自稳软件，又无法引入西式自稳软件。
俄国的情况也类此，19世纪中晚期，该国君主试图引入西方先进制度，激发了与隐性文明的大规模冲突，最终导致一个隐性文明主宰之下的封闭系统。但该系统毕竟无法彻底隔断与西方先进文明的交流，于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再度动荡，再度引入西方制度，再度被隐性文明修饰，直到磨合出了一个虚有其表的假民主共和国，才又重获暂时的稳定。
因此，准确说来，文明的彻底沦亡是不可能的，沦亡的只是显性文明而非隐性文明。而文明落后国家的普遍悲剧，便是外来的显性文明与原生的隐性文明格格不入，使得社会陷入长期动荡之中，类似产妇在分娩后，因胎盘剥离不全而引起长期大出血。那胎盘不拿掉，流血就不会停止。
芦笛 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的潜在危机（五）
四、中式趋同与隐忧
至此可以回答前文引言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不同文明是趋同还是趋异？如果是趋同，是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吞噬了弱小落后的文明，还是熬成一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烩？所谓‘强大’‘先进’云云，到底如何判定？”
我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来的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取代的表像，造成了“文明趋同”的错觉。但中国和俄罗斯走过的道路，显示了本土隐性文明的顽强生存力。两个国家折腾了足足一个多世纪，死的人加起来肯定上亿，然而隐性文明蕴含着的全民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距离，似乎比一个世纪前更大了。光是这个事实，就严重质疑了“世界终将实现民主大同”的先验认定。若再把伊斯兰世界考虑进去，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们的这一信念就更靠不住了。因此，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的感觉是，已有证据并不提示人类有实现民主大同的光辉前景。
当然，这不是说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没有趋同的部分。在我看来，西方文明之所以“强大”、“先进”，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瓦解颠覆其他文明，靠的主要是两条，一是“人生而平等”的个人主义权利观，二是“在不侵犯他人权界的前提下发财致富、追欢逐乐是公民的天赋人权，谁也无权剥夺”。这两个公设虽然都符合人性，但它们由此获得的感召力（因而也就是对旧制度的颠覆力）并不相同。第二个武器的威力更强大，而迄今我们观察到的所谓“文明趋同”，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在旧作中指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笑的是，他们只看到了现象，却从未能看出机制何在，那就是去除了权力对资本的压制、盘剥与侵占，以及道德对个人正当致富欲望的捆绑。”
这说的其实就是西方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肯定人类欲望的正当，把追求欲望的满足当成了天经地义。用文言来表达就是“人欲即天理”。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给欧洲文明带来的最重要的观念变化之一，也是此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显著区别之一。在此之前，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也差不多，同样有着禁欲主义倾向。在此之后，欧洲人的创业精神便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资本主义这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成了西方人改变其他民族生活方式最卓有成效、最醒目的成果，连回回世界都难以抵挡那巨大的诱惑。
记不得是契诃夫还是谁写过一篇短篇小说：
一个风尘仆仆的过客，到深山的修道院去投宿。他看到修士们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与崇高的道德境界，无任欣羡，便跟僧侣们说起山下城里居民们的种种堕落：奢侈腐化，吸烟酗酒，嫖妓赌博等等。那过客次日就走了，然而修道院的长老却无法恢复平静的心境。经过苦思，他召集了全院僧众，宣告上帝给自己的使命，是前往那罪恶的城市，去把那些堕落者拯救出来。
半年后的一个晚上，长老回来了，跟去时面目全非，完全是个精神上被彻底摧垮的人。面对僧众们的惶惶询问，长老什么也没说，只是步履沉重地走进了他的卧室，倒在床上呻吟了好多天。全体僧众都惶惶不安，不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最后长老总算爬了起来，召集全体僧众，沉痛忏悔他在那罪恶的城市里的堕落，详细生动地讲起那些变成美女的魔鬼是何等邪恶，其诱惑是何等难以抵抗，而他本人又是如何滑进了罪恶的深渊。最不可饶恕的是，他在堕落中，竟然感受到了平生从未感受过的欢乐，甚至觉得只要领略过这种快感，便是在地狱里受熬煎也值了。最后，长老泣不成声，跪在十字架前沉痛忏悔，声称自己再也没有道德资格指导僧众们的思想改造活动。
作了这忏悔后，长老如释重负，恢复了既往平安喜乐的心境，那天晚上首次甜甜地睡了一个好觉。次日他醒了过来，觉得很奇怪：修道院怎么如此寂静，听不到那熟悉的诵经声？爬起来出去一看，哪儿都见不到人影──所有的僧众都下山跑到那罪恶的城市里去尽情堕落了。
中苏就是那个修道院。马克思在创作他的地上天国时，忘记了“私欲才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因而发明了一种违反人性、毫无生机的修道院。它的运转前提是封闭在深山中。一旦外界信息传入，僧众们便必然要起来造反，或是发动改革，把庙门打开，延入城里来的变为美女的魔鬼们，把古刹改为妓院。
说马克思主义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学说违反人性，指的就是它们忽略了人类的私欲。前文已经说过了，西方文明摧毁东方文明，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击溃“社会主义阵营”，靠的都是这一条。莫斯科与北京不相信私欲，搞的其实都是新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最后只能灭了自己。反过来，一旦承认了私欲的正当性，则社会立即重获生机。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俄罗斯人民，如今都过上了祖辈从未梦想过的好日子。
要说文明趋同确实发生了，则我看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引入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火车头”。中国人的贡献更伟大──咱们证明了“普世价值观”的“可约减性”（reducibility），上述那两条公设中，咱们只需取一条“发财致富与追欢逐乐是正当的”就够了，根本就不需要“不侵犯他人权界”的前提。相反，靠制度制造的不平等（所谓“低人权优势”）反而能更快地造成经济繁荣。
这就是中国奇迹的沉重涵义──它使得人民更加信仰祖传的“人生而不平等”的“普国价值观”。老金他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已经把这说得很明白了：中国就是有必要维持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如果允许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等权利，城里的高楼大厦谁来建？《猫眼看人》的某位写手作了更生动的补充：一旦取消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优势”，则农村就不会再为城市提供廉价女仆（所谓“保姆”）乃至廉价娼妓了。秦晖教授说的更全面：一旦中国公民获得与西方公民同等的人权，则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价格就必然由供求关系决定，再不能靠政权暴力去人为压低，中国必然要丧失国际竞争力，不可能再构成吸引外资的强大黑洞了。那么，使得全体中国人民无限自豪的经济奇迹就有可能迅速萎谢。
相信“普国价值观”的同志当然有道理，但问题是，这种社会可能确实很繁荣，但它绝无可能是长治久安的社会。要一个社会长治久安，光靠镇压硬件是绝对不够的，系统内部必须有个维稳软件，可咱们社会内部缺的就是这玩意。
前文介绍过，传统社会没有什么镇压硬件（起码用现代观点来看那威慑力约等于零，盖官府根本无法垄断冷兵器那唯一的暴力资源），但动不动就能维持几百年，靠的就是儒道释的维稳软件。可惜我已经指出，那套玩意早就土崩瓦解，而且再无复兴可能了：如今大众都是无神论者，有哪个小贩会蠢到去相信，警察或城管之所以能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乃是因为人家前世积了德，而他如果去痛打那烂仔一顿，死了就会在地狱里受尽煎熬，来世还会被罚生为猪狗？
因此，不获得这自稳软件，中国就永远只能是潜在的危邦乱邦，眼前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就总是有可能在转瞬间便化为云烟。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更极大地强化了这潜在的威胁。在新作《毛泽东论》（暂定名）中，我当指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所谓“毛泽东思想”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家的思想，毫无学术价值。惟其如此，它才曾经是、而且还将是对中国影响至深至钜的至高无上的游民文化经典。据原工程兵司令陈士榘将军回忆：
“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毛泽东思想与《水浒传》的区别，只在于后者在传统社会中是隐性文化，从未得到过官方正面肯定，而毛泽东思想在毛时代乃是新时期的圣贤书，由我党发挥国家宣传机器的全部效力，强行注入每个学童的思想深处，至今还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写在宪法总纲里。
很难想像，蒙受过这种“杀富济贫即天理”的“教化”的人民群众，在一个社会弊病丛生、道德全面崩溃的病态社会中，在遇到重大的天灾人祸时，还能像西方公民那样，谅解政府的苦衷，朝野同心同德共度时艰。我敢断言，未来中国若再度被暴力革命席卷，那也绝对不会是西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会是“等贵贱，均贫富”的毛式革命。现代中共政府的死敌，不是被大众唾弃、其号召力可以忽略不计的民主派，而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民众。即使暴力革命可以避免，那未来中国不发生军事政变则已，一旦发生，那野心家也必然要打出毛泽东的旗帜来。伟大领袖留下的丰厚的政治遗产的道义优势与强大号召力，在一个打着毛的招牌走资的国家构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野心家们不去开发利用，根本就是不可能设想的。
这就是中国社会至今还是个野蛮社会的根本原因。我在《凯迪》的博客中贴出前文，有位网友“子言zp”跟帖评论道：
“我读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对文明的本意，也有过一番常识性的思考，并认为文明被误读了。我认为文明应该是相对于野蛮的一个概念，野蛮的本质是指人类的暴力倾向，文明的本质是指人类的非暴力选择。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应该是指非暴力选择涵盖的社会生活领域，涵盖面越大，则文明程度越高，否则就是文明程度低下。”
确乎如此，西方社会之所以比中国社会文明，正是因为人家具有充分的“非暴力选择”，不必如中国人一般，只有动用暴力手段，才能解决社会各阶层分赃不均引起的吵闹。咱们从鬼子那儿学来的物质主义并不是西方文明精华。精华恰在于咱们坚决拒绝的第一条公设，亦即“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造物，享受同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任何世俗力量都无权剥夺的。”
这就是人家社会的维稳软件。其具体操作是，用宪法的形式肯定公民同等的基本人权，以国会作为各阶级、阶层与集团分肥的谈判桌，在全社会实行“机会均等，费厄泼赖”，以司法系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政府或私人的侵犯。当不同阶级、阶层与集团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除了在国会实行政策性“粗调节”外，弱势集团尚有议会外的合法抗争渠道与手段（如劳资谈判），作为解决冲突的“细调节”。这一系列巧妙的设计，使得“阶级斗争”能采用和平手段进行，不至于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积压为社会危机。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真正优越性所在，就是它有别于野蛮社会的最根本的特点。与浅薄的中国识字分子的想像相反，它造成的不是动乱，而是可以持续的稳定。它的优越性也不是浅薄的民主教徒们鼓吹的那样，主要不是道义上的而是功利上的。一言以蔽之：“和平化解社会矛盾，使得它们不至于积压下来形成危机，最后引出暴力革命或大规模动乱，就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正因为此，在这些国家实行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并不会引出什么严重的社会危机来。
可惜中国识字分子却看不到这点，反而以为民主会引出动乱。这当然也是事实──“苏东波”的先例就摆在那里。如果今日中国骤然实行民主，引出来的动乱只怕要令南斯拉夫的“民主种族灭绝”瞠乎其后──光看看“民主斗士”胡安宁、安魂曲、方应看诸小丑对维吾尔族咬牙切齿、杀气腾腾的咒骂便可立即洞见这一点。但前文已经说过了，这不过是外来显性文明与本土隐性文明格格不入造成的。咱们不能因为自己忠实保留了北京猿人以拳头棍棒解决利害冲突的优良传统，就反过来贬低鬼子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甚至从猿人进化为疯子，阴暗心理大发作，认定西方人希望中国人过得更干净更体面些的善良愿望，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未死”。
更令人绝望的是，没有多少识字分子看出来，咱们现在这杂糅了东西方生活方式的新生活方式，比传统生活方式还糟糕，其实是集东西方糟粕于一身。
前文已经介绍过，传统文明的两大特点，一是将“人生而不平等”道德化、“天理化”，换用海外爱党写手“随便”先生的现代表述，便是“狼吃羊是宇宙运行规律”。第二个特点则是禁欲主义，以压制人欲、冻结社会物质进步的手段来维稳。这两个软件都非常有效，确实制造了高度稳定的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条价值观本身非但互不冲突，而且还起到了协同作用（也就是1+1>2）：既然节欲是一种美德，当然穷人也会知足常乐，不会那么在意贫富悬殊了。
可惜这两个关键的价值观都被鬼子摧毁了：鬼子的“人生而平等”以及无神论的涌入，彻底摧毁了公开维持“狼羊律”的可能，而鬼子的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又使得千年古刹不得不改为妓院。在这两个损失之中，我还真说不上哪个更严重。
古人早就发现：“欲壑难填”，“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欲望的满足只会是暂时的，越满足便越刺激出新的欲望来，而这“不知足”迟早要泛化到旁人头上去。如果相当大比例的公民被制度性剥夺了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发财机会，则必然要造成社会矛盾。如果社会根本就没有和平化解这矛盾的机制，则必然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若是统治集团挂羊头卖狗肉，说一套做一套，冒充“人民政府”，实际中却充当权贵们的护院家丁，则公民只会把一切道德说教视为欺骗手段，于是物质主义刺激出来的消费欲望便一定会失去道德约束，造成全民溃烂。大众心心念念的，只会是“早发财，快发财，发大财”，绝对不会考虑手段是否正当。逮得着算你的，逮不着算我的。一个只有法律威慑、没有道德伦理约束的社会，乃是天下最可怕的丛林。不幸的是，今日中国便是这种丛林。
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便是“唯生产力论”，认为生产力便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确实是极大地进步了。可惜他忽略了“社会健康度”这个指标。我已经在旧作中给出了“社会健康度”的定义，简单来说便是社会内耗的倒数，或曰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上述民主社会和平化解不同阶级或集团的利害冲突，就是确保社会健康的重要设计，而另一个手段则是道德伦理加给公民的约束。咱们现在这两条都彻底没有了，连传统社会都不如，用民间俗话来说，便是“穷得只剩下钱了”。您说这到底算是进步，还是倒退？
芦笛 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六）
五、如果中国全面引入了西方文明
如上所述，中国引入的西方文明，只限于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却将“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坚决摒诸门外。高选择性地走资，便成了恶性走资，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恶化了社会的健康，酿成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当然，这危机现下尚无发作模样，而是以“零存整取”的方式储蓄下来，悄悄地“做大做强”，待到日后经济成长停滞下来，或是遇到重大事件（例如朱成虎将军一类鹰派得势，中国在南海“亮剑”，与美国开战），再一笔地提取出来。
这黯淡前景，我已经在政治小说《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龙头老大——公元2093年大事记》中描写过了（国内读者可以翻墙到海纳百川网站的《芦笛文集》中查看，也可在该网站下载PDF版的《芦笛全集》中的《汉奸国贼》，该小说就收在那个集子中。牛博的芦笛博客中也有）。
那小说记得是2001年写的。10年过去了，我不胜惊骇地看着我那阴暗幻想越来越像谶语。朱成虎活脱脱就是小说中的总长傅经武，而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竟然连小说中的国家主席丁国雄的魄力都没有，是以坐视该“董卓”多次妄言国事，实行“枪指挥党”，不但在国际社会中蔚为奇观，而且完全打破了我党的传统——老毛老邓在世时，又有哪个丘八敢如此放肆？这奇观强烈提示，权威逐代递减的速率，似乎超过了我原来的估计。
由此可见，高选择性地引入西方价值观，在短时段内确能创造奇迹，但从长程来看，就连“大国撅起”梦都未必能圆。富国实际上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但强国强兵就难矣乎哉了。哪怕中国在军备竞赛中全面压倒美国，跟人家动武也绝对是高效自杀术。那道理连小白都懂——老美没有咱们的内伤，从不像咱们的政府一样，把“稳定压倒一切”当成根本国策，整日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可终日。因此，人家再怎么打大仗，也绝不会如咱们那样，外患引发内乱，自家内部反起来，杀个伏尸亿万，血流漂舟，半个世纪都流不完。
那么，答案是不是该全面引入西方价值观，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既富裕又健康、因而是真正强大的国家？
由上文可知，要这么做，先得改造咱们的隐性文明，否则移植物不是无法存活，便是被隐性文明改造得面目全非。咱们先不谈这个（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改造那烂污隐性文明，那起码得靠政府大规模动用强大的宣传机器为百姓洗脑，而且得从他们自己做起，这才能有起码的说服力，而这可能性可以排除。没有政府介入，即使政府不镇压封锁，光靠几个先知先觉嚷嚷，只怕也是杯水车薪），先作个“理想实验”：假定中国全面引入了西方文明，亦即回答我在本文引言中提到的第四第五两个问题。那俩问题其实有相当程度的重合。第五个问题的前两问，其实已经在前文回答了。因此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落后国家全面引入了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取代了旧有的弱小落后的原生文明，那到底是福还是祸？“强大”是否就是“最适者”？美国生活方式能是中国的最适生活方式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本来想写篇寓言小说《处女国的永恒烦恼》讲一下。但写了半篇就扔下了，因为觉得此举太蠢——写得明白如话的政论许多读者都还看不懂，写成寓言就更没指望了。读那小说的人，一百个有一百个只会把它看成是搞笑色情小说（实际上确实搞笑，也很有点少儿不宜的烂话）。但做下面没有了的太监也不是回事，所以我干脆三言两语把那故事讲完得了。
却说东胜神洲有个处女国。该国只有女性，却也没有绝种之虞，盖该国人民长生不老，机体永远处在20-30岁的状态。国人连最起码的性观念性意识都没有。因为该国东南有大海，北部有沙漠，西部有无法穿越的高山，完全与世隔绝，所以该国人民因此以为处女国便是整个世界，成日价乐呵呵的，非常海皮。
不幸的是，一伙外来的冒险家乘船到了该岛，让处女们尝到了性事的快乐。可惜处女们虽然长的跟正常女人一样，却没有生殖能力，因此男人的数量很有限，供不应求。这宝贵的性资源当然就被女王垄断起来，引起人民大众的强烈不满，成立了个“共夫党”发动革命，经过革命战争，最后终于实现了民主，按人头分配性资源。可惜那些男人不幸有若干死于争夺战中，待到战争停息，性资源就更紧缺了。粥少僧多，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国会通过法案，给剩下来的男人硬性规定了每日服务指标，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稳定，不惜实行杀鸡取蛋政策，加速了男人们的衰老，而处女国的公民们又不会老，于是男人便一个接一个死去。日益萎缩的资源再度引起内战，最后因所有的男人都丧生而自动停息。从那以后，处女国的公民们便永远生活在无从消解的烦恼中，唯一海皮的是发了财的种黄瓜的菜农。可惜那海皮也是季节性的，一年也就那么个把月。
窃以为，中国就是那处女国，而鬼子就是那群坐三桅船来到处女国的冒险家们。他们带来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使得人民大众非常的海皮，可惜大家忘记了一点：男人是会被用完的，一旦用完以后，咱们就连黄瓜代用品都没有了（这就是比喻的蹩脚处）。人民在尝到富裕的滋味后，再倒回头去过穷日子，恐怕就很难了。那时社会还要讲团结安定，恐怕也就没有多少指望了。
这好像是杞人忧天，其实未必。西方之所以要搞物质主义，乃是因为市场需求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力，为生产规模封了顶。为了发财，资本家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鼓励刺激大众消费，使得社会成了消费定向，因此形成了物质主义的“历史潮流”，这潮流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去，其实未必是什么好事。
上文讲过，西方和平颠覆其他文明的价值观是两个，一个是“人生而平等”，另一个是“人欲即天理”。第一个不必说，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功利上都是正确的，是人类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利害冲突的前提，换言之，它就是文明的柱石。第二个就颇有问题了，盖它引入了两个假定：第一，富裕即使不是幸福的全部内容，也是必需的幸福要素。第二，物质享受是无限的，因为资源无限。如果第一个假定不成立，则富裕也未必能使人满意，推论便是买静求安未必是寻求社会稳定的良策。若第二个假定不成立，则资源用完或紧缺之时，人类的幸福感也就终结了。
不幸的是，这两个假定都经不起推敲。
先看第一个。国人现在的富裕程度，绝非80年代以前可比，您说现在的人烦恼是比那阵少了些呢，还是多了些？人类海皮感并非单元函数，影响因素绝不止富裕一个，至少包括安全感、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与周围人事关系的和谐度。
安全感是由“风险的可预期性”决定的，而这可预期性又由社会运作方式决定。在西方常态社会与在中国那种病态社会中生活的区别，犹如在西方与在中国开车的区别。前者什么都是按“明规则”来，你可以准确预期社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的反应，正如开车时你可以准确期待别人的反应一般，而在中国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中国从来不敢开车，哪怕是坐出租也时时让我肾上腺几乎耗竭，下车时常常脚瘫手软，最后觉得还不如去坐公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沿途充满了无穷无尽的nasty surprises，让你反复吓得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我不知道日常生活是否也充满这种惊险，想来不至于吧。毕竟，虽然没有西式明规则，毕竟有个潜规则，比根本没有规则好歹强得多。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感，可能还是因为道德全面崩溃，本能地觉得这种世道不会长久。而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缺乏安全感，则是因为医老虎吃人不吐骨头，平时没事，一旦病倒，马上就是灾难。
物质欲望的满足度，就是“与过去比”和“与旁人比”产生的感觉，后者更重要。毛时代的人穷得要死，但那时许多人都很海皮，就是因为没有比较的参照物：高官的奢华咱们看不见，能看见的都是一伙叮当响的穷棒子，能有什么引动不平的？而且，非消费定向的贫穷社会的人的欲望都很简单，轻易即可满足。消费定向的富裕社会可就不同了，生产的驱动力就是千方百计地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由专业队伍挖空心思去发明出各种各样新奇的欲望满足方式来，再使用强大的广告手段引诱大众去尝试。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小富即安，钱再多也不会餍足，与旁人攀比更容易刺激出不平心态。
人事关系的和谐度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社会的竞争方式。如果是比赛创造力的良性竞争，那失败者一般输得心服口服，不至于衔恨在心。如果是比赛巴结人、收买人、控制人、坑害人能力的恶性竞争，则一定后患无穷。第二，社会的缔结方式。东方式拥挤社会人都挤在一起，关系千丝万缕，是非与矛盾要比西方的疏远社会多得多。第三，周围的人的道德水平。若是大家都充满善意和礼貌，一团和气，则人事关系当然融洽。若是大家充满嫉妒心，如乌眼鸡一般，一个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则那当然无和谐可言。
由以上论述可知，富裕并非决定幸福感的唯一要素。若中国处在现状，它就更未必可靠了。当然，我们的假定是中国全面采用了美国生活方式，包括全民接受了人家的隐性文化，公民的安全感与人事关系和谐度相当于美国。在这种假想情况下，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也就等于欲望的满足度了。不幸的是，上面已经说过，富裕未必满足，满足者也未必富裕。全社会追求富裕，未必能给公民带来幸福。
再看第二个假定，似乎不用说，资源不是无限的，因此人类的物质享受也不会是无限的。连美国那种真正地大物博的国家都迟早要用完资源，何况中国那种人口超级大国、资源小国？我出国20多年来，油价翻了几番。若是中国将美国路走到底，到最后全国人民有一半有了车，也就是六七亿部小车，光那油耗恐怕就要耗竭本土的资源。其他资源也是这样。如果最后资源用完了，被消费定向经济千方百计刺激起来的人欲得不到餍足，势必跟吸毒者戒毒一般，折腾得惊天动地。
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不是一无是处。提倡知足常乐，淡泊自甘，强调社会成员之间以礼相处，以德自律，确实是一个生产落后、资源稀缺、人口众多的拥挤社会的最适生活方式。咱们的悲哀，乃是无法闭关自守，而被迫“与国际接轨”。等到处女国的公民们尝过被美国物质主义诱奸的滋味后，就再不可能回到往昔的简朴生活方式去了。明知美国生活方式难乎为继，政府也不得不在那条路上走下去，把漏船划到沉没那天。Meanwhile，官家还要坚决拒绝人家那第一条“普世价值观”，从而取消了用完资源后全民乖乖勒紧腰带、心甘情愿地回去“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可能。
这结论就是，美国奉行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不可能是中国的最适生活方式，然而其强大的诱惑力，使得政府明知（或不知，待考）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击鼓传花，尽可能把那炸弹扔到下一任手中去。为了确保炸弹不在我手中爆炸，我便不惜杀鸡取蛋，能买静求安一时都是好的。
芦笛 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的潜在危机（七）
六、我的乌托邦梦
前文在《芦笛在凯迪》贴出后，我收到一位青年网友的来信。他说，出于感情原因，他无法认可我的全部观点，尤其无法接受“在美学与功利的意义上，华夏文明相当于西方文明都是一种劣等文明”之说。作为一个在那块土地上出生长大的人，纵然我那话是事实，他也无法坦然接受。我本人也在中国生活了好些年，应该能体会这种痛苦的撕裂感，云云。
我当然能体会，我在那块土地上度过了将近四十年，比这位青年朋友的年龄多出了几乎一倍去。正是因为这种无法忍受的撕裂感，我才完全丧失了回国的意愿，免得珍藏在记忆深处的梦幻中国被现实中国的狰狞形象彻底取代。王开岭先生的博文《每个故乡都在消逝》就述说了我的痛苦：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24525.html
惟其如此，我才无法理解我那文章的震撼感与刺激感是从哪儿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到底是附着在什么东西上？为什么他们无法接受“皇帝的龙体一丝不挂，华夏文化已经荡然无存”的简单事实陈述，却能坐视在神州大地上全面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文化灭绝战争？为何没人明白，那些被无情拆毁的民居，就是他们无比珍爱、无比自豪的华夏文化？
王开岭先生那博文已经讲了，今日中国是一个没有故乡、没有昨天、没有记忆的国家。他没说的是，方今之世，“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地理中国”中，你只能看见一千个一模一样的美式水泥森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规模的大小，既找不到任何中国特色，更看不到任何地方风情。没有一个城市或村镇还保留着自己的个性，大到城市，小到街道，全都是identical的标准件。所有的大小地名都已蜕变为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抽象符号，将它们互换绝不会造成什么错位感。正当印着Made in China字样的商品如潮水般席卷全世界之时，China本身却再也无处寻觅了。这种伤心惨目的撕裂感，让人终于明白了顾炎武说的“亡天下”是什么意思。
奇怪的是国人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文化灭绝战争非但安之若素，而且竟有一种自豪感。90年代末我回去，亲人们特地领着我前去瞻仰那些顶天立地的玻璃钢怪物，无限自豪地跟我说：“有点现代化的模样了，诶？”连我家的人都如此，何况他人？似乎没人意识到这正在狂热进行的文化灭绝、传统灭绝、历史灭绝的“三光”人民战争，实际上反映的是人民大众对“土”（传统文化）的极度鄙夷，对“洋”（以摩天楼、高速公路为象征的肤浅美国文化）的无限歆羡。
就连某些海外华人也认为这是应该的。上次我写《何必埋骨中国》，贴出传教士们建的北京协和医院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照片，说鬼子反而比中国人自己更知道心疼爱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真是咄咄怪事。某位“台（毛）共中宣部长”唐好色先生因教育我，要尊重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太多，就是应该这么干，云云。
他教育我的这些革命道理，我早在官方媒体（也就是“媒婆的身体”，我坚定认为media就是这个意思，而“博士后”就是“博士的皇后”之意。谁敢不同意，我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上看熟了：中国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实在不必由他重复灌输。我所不解者乃是，如果一个民族不拿自己的文化当回事，认为为了多住那么几平方，就该无情铲除先人留下的一切痕迹，那这个民族还有什么脸去冒充爱国者，斥骂不赞成这种行为的人是汉奸？更何况我实在不知道，那些被无情拆毁的街道，有多少是为了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忍痛作出的牺牲，又有多少是暴发户石崇为了显阔、无情打碎的王恺家的三尺高的珊瑚树。起码那惨不忍睹的“大裤衩”与民生毫不相干吧？
这位青年朋友最后说，他希望我能给出危机的解决之道，说出华夏文化该何去何从，纵然是一家之言，他也愿意倾听。有的《凯迪》网友在我那博文后的跟帖似乎也表示了这意思。
我认为，这世上有许多过程是不可逆的，死亡就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华夏文化作为显性文明，已被彻底摧毁，哪里还有什么复活乃至复兴的可能？君不见上次奥运开幕式，咱们什么国货都拿不出手来，只好去反复死吹老祖宗的四大发明？莫非当代华夏文化竟然是一种古墓文化？要么是古埃及那种业已灭绝、连后裔都找不着的文化幽灵？又如上次国庆大阅兵，无论是武器，是服装，是“洋操”，又有哪一个细节能告诉你那是咱们发明的？
说到底，咱们的世纪梦，不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照样有”么？可笑亦复可悲的是，大众竟然没意识到那是一种文化自卑感的表现，而正是在这种自卑心理的驱使下，国人才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地去奋勇铲除华夏文化留下的一切残迹，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东方有而西方无的文化景观，才是值得百倍珍惜心疼的。如果每个城市都变成了曼哈顿的拙劣拷贝，咱们也就把“中国”从地图上抹掉了，到时可以拿出来证明中国尚在世间的证据，除了中国特有的文盲骗子于丹、蒋庆与东海一枭之流外，便只有出土文物了。
这当然不是主张保留中国的腐恶烂污生活方式，以此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文化落后国家，中国必须西化，这是所谓“世界潮流”，无法抵挡，原因我已经在前文反复说过了：鬼子的所谓“物质文明”对国人的诱惑力大到无从抗拒。但国人必须认识到，咱们只能引入人家的精华，不能把糟粕也弄进来。即使是中性的东西例如物质主义，也得根据中国的国情量力而行，否则后患无穷。
现在的问题是，咱们完全弄倒了，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将鬼子的人道主义、人权观等等视为蛇蝎，却把人家的3P、换妻、肛交、海洛因、马杀鸡当成宝贝，更杀鸡取蛋、竭泽而渔，为了追求人家奢华的生活方式，不但贱卖自家资源，而且无情扫荡一切传统城市文化景观，最后的结果造出了一个“N无世界”：社会无维稳软件，城市无个性，人民无道德，无灵魂，无文化内涵。对外来的强劲文化冲击，这实在是一种极度糟糕的应对方式。
那么，应该怎么办？我的感觉是，文化中国的沉没虽然是悲剧，但毕竟已经发生，无法挽回了，当务之急是停止自欺欺人，造出个维稳软件来，这才是重中之重。朝廷必须看到，毛左才是他们的死敌，对现政权构成了最致命的威胁，而当局因为至今还在打着毛的旗号，又无法公开镇压，因此只能软性化解，以逐步引入“普世价值观”来消弭社会危机，从而釜底抽薪，拆毁毛式杀富济贫的暴力革命再度发生的温床，用英文来说就是pre-emption——社会危机化解了，“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在草根民众中自然失去了号召力。
这不是说要立即引入西方民主制度，那样只会如南斯拉夫一般，引出“民主种族灭绝”来，而是实行开明专制，以回归前的香港为效法榜样，将公民权利逐步归还给他们，并严格实行法治，即使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以司法系统保护公民正当权益不受侵犯，起码要使得他们有依法捍卫自己的权益的可能。当局必须认识到，一个社会如果只留给公民“要么俯首帖耳忍气吞声听任宰割，要么揭竿而起”的两种选择，那这种社会连山顶洞人的社会都不如。在这种野蛮社会中，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将永远不会失去强大的感召力，而当局就永远有被毛式暴力革命推翻的危险。
令人欣慰的是，近来当局在这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没有铁腕镇压本田和其他工厂的罢工就是个好的开端。我记得萧功秦教授对这类问题提过极好的建议。可惜我找不到那篇文章了，现在又害了老年性痴呆，连大意都无法准确转述，那意思好像是中国不宜学习西方那种靠工会与厂主对抗性斗争来解决劳资冲突，而应该学习国民党的经验，赋予现有工会以一定的独立性，让它们参与劳资谈判，真心诚意地为工人争利益，由此逐渐转化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从根本上杜绝富士康12跳那种惨剧发生。
此外还要改造那烂污腐恶的隐性文明，重建社会道德。在这方面，孔孟的文化遗产可供借鉴继承。
前文已经解释过，孔教之所以变成了伪善之道，原因在于孔子那原始人的思维太粗疏，对真实的人性毫无了解，因而在“君君”与“臣臣”中实际上使用了双重标准。在理论上，两者都靠自律来实现。但在实践中，“君不君”屁事没有，而“臣不臣”就要掉脑袋。因此，“君君”只可能是大众一厢情愿指望明君大发慈悲去自律，而“臣臣”则由暴力的“他律”来保证。“父子”、“夫妻”、“尊卑”的上下级关系也类此。官府无情镇压的对象，从来是以下抗上的下等人。孟子虽然朦胧地察觉了原教旨的这一缺陷，转而反复强调“君君”，但他也没能想出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政治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当然是时代局限使然，丝毫无损于老孟的伟大。
但如今这政治技术就不需要国人去发明了，引入鬼子那套以民众“他律”政府的手段去“君君”，从理论上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咱们既然要复兴传统中国文化，fine，那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鬼子的手段去实现亚圣的伟大政治理想，实行真正的“德治”，在中国首次搭起“道德等级制”来：从最高领导到最低档的公务员，每个级别都实行不同程度的道德要求，最高领导必须是全民的道德楷模，跟圣人一般无二，次级领导则必须是“亚圣”，第三级领导则必须是“季圣”，如此逐级递减。各级领导是否达到了该级别必备的道德要求，则由独立媒体（＝媒婆的身体）实行全面监控，及时通知公众各级领导的收支财务状况，是否有滥用职权行贿受贿贪污包N奶等情事，由公众每年评估，罢免操守有亏的官员，违法官员则由独立的司法系统惩治。老百姓的道德改善则靠各级领导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去感化。对于那些制造坑人害人的伪劣假冒产品的不法业主，则应立法严惩，务必要把实行“赏恶罚善”逆向淘汰的烂污环境，扭转为“赏善罚恶”的健康环境。
此外还要在宪法总纲里写入亚圣历万世而不朽的光辉教导：“民为重，国家次之，政府为轻”，“政府之视民如土芥，则民视政府如寇仇”，并将这些伟大教导写入教科书，动用官方媒体（＝媒婆的身体）广为宣传，使之深入人心，连文盲都能琅琅背诵，以对现任官员乃至未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起到“他律”的震慑作用。
这才是真正的德治，才是孟子始终未能实现的伟大理想，才是重建社会道德的先决条件。舍此不由，当官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还要冒充教士去教化众生，指望“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也未免太轻侮百姓的智力了。前文已经说过，因为外来文明的冲击，“上诈而下愚”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是上下俱诈，而这种恐怖社会中蕴藏着的巨大爆炸风险，自不必待智者始能察之。
如果中国能做到上面说的那几条，则社会也就建立了真正的维稳软件，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暴力革命的可能，那也就再不必靠贱卖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来买静求安了。当社会真正实现了和谐之后，即使资源紧缺迫使国人再过紧日子，那也不难恢复传统社会知足常乐、淡泊自甘的生活方式，不至于因此触发社会危机，引出大乱来。
可惜我也知道，以上所说不过是一场春梦。此无他， “不见棺材不掉泪”乃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标准行为方式，写在廿四史的每一页上，从来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牢不可破，历久弥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