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4
第三章、中共与柬共连手制造革命高潮
26、柬文《》
一九五五年，人民党在金边出版《》，报头是犁田的农具，象征它是一个农民政党的喉舌。高明是报社的领导，“人民党”的公开领袖努波潘出任社长，从留法学生钱金安是它早期的编辑。《》报社事实上就是人民党的党部，也就是柬共公开活动的门面，所以农顺和朱杰都在报社参与工作。
《》在柬埔寨基层民众和僧侣中间受到欢迎。那时，我们华文《棉华日报》也刚刚起步，我从马德望到金边参加《棉华日报》工作，也就开始与《》负责人有所接触。我最先认识它的努波潘，通过努波潘认识了高明，并曾经与他长谈不止十次。
高明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人，豪爽而热情，交谈中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认识，不知兄台您的见解如何？”从来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每次和他握手，总有血息相通的感觉。高明是抗法时期的柬共干部，领导青年工作，一九五一年带领柬埔寨青年代表团到东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路过北京时见到过毛泽东，一九六○年他进入柬共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他与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等人开始开辟根据地。
人民党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政党，而经济上又非常困难，办报的条件非常恶劣，社长、总编辑、排字部都挤在一栋木屋里。《棉华日报》比较宽裕，于是我们给了《》许多帮助。他们经常派人来借我们用过了的照相制版，后来怕当局误会，他们的制版、纸张、油墨的费用，就干脆由我出面支付，他们拿了收条去取货。
一九五五年竞选时，钱金安被捕坐牢三个月。一九五八年，努波潘被当局暗杀。顶替他的农顺又被当局逮捕，而且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朱杰又顶了农顺的空缺，接着朱杰也被抓起来了，《》不得不宣告停刊。面对这些血腥手段，越南方面为了顾全与西哈努克和谐局面，还坚持要杜沙穆克制忍耐。农顺和朱杰都是柬共的忠勇之士，进城后一度担任要职，但在整肃中与高明一起死于波尔布特之手。
我还见到柬共名人塔莫（原名切春），他在《》排字。他是马德望人，与蔡抗生是抗法时的战友，在马德望的时候，蔡抗生就带我去认识了他。外传他是留法学生，其实只是一个略有文化的粗人，样子很象农民。他是冷静沉着，不随便说话的人，他后来的地位很高，也不是偶然的。据说他与朱杰、农顺等人的关系都很不好，后来回了马德望。一九六二年，我到马德望去调查土地情况，还专程去看了他。
一九六三年起，他就担任柬共中央委员，接着进入丛林。一九七○年政变后，林光在西南“解放区”见到他，他首先打听的就是：“阿抗（蔡抗生）在哪里？”其人作风强悍，治军有方，进城后主持西南大区工作，一九七八年率部镇压东部大区叛乱，十一月初担任柬共“中央常委”，仅居波尔布特和农谢之后。九十年代盘踞柬泰边境期间，因立场死硬而取代宋成，担任柬共残余军队的总参谋长。柬共瓦解后长期拘押在金边监狱，死于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时年八十岁。
27、中国大使馆的“二王”
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西哈努克和周恩来一见如故；但是柬埔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建立，拖了几年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都追随美国，对中共采取抵制的态度。那时中共为打开外交局面的努力也非常不顺利，能在反共情绪强烈的东南亚国家中打开一个缺口，就更不容易了。而中国大使馆既要处理国与国的事务，还要处理党与党的事务，也就是为“世界革命”出招，因此驻金边大使馆长期是以情报部门为主导的。
柬埔寨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可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干员却有很大的来头。五、六十年代商务参赞先后是王润生、王树仁，因此我就称他们“二王”。他们都是北方人，知识分子出身，非常有涵养，我很佩服他们，心目中把他们当作共产党员的典范。七十年代，王润生担任中国外贸部部长，王树仁担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那时国内的干部晋升非常缓慢，他们能达到这样的高位，说明原来的地位就很高。
一九五九年，金边——广州直航开通，柬埔寨王国国会秘书长西索瓦•波拉西亲王率领议员代表团参加首航典礼，我则以《棉华日报》记者身份参与其事。当晚，广州举行酒会欢迎柬埔寨贵宾，波拉西讲话，王润生命我即席翻译，效果很好。会后波拉西邀请我随团去北京活动，我请示王润生，他对我说：“这样不好，会暴露你的身份，你还是随机返回，我们会另外安排翻译的。”
中苏交恶的六十年代初，王树仁先生接任商务参赞，他为人非常有亲和力。有一次酒会，我也去采访，他悄悄地对我说：“你真是一个柬埔寨通啊！”话中既有玩笑的口气，也有赞扬的味道。当时我还年轻，记忆力很好，大使馆搞不清的柬埔寨政界人事，就常常来咨询我，所以我才有“柬埔寨通”的声誉。虽然“二王”都对我非常信任，具体的工作则是由一些“一秘”、“二秘”来安排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全家回到北京，我向中调部汇报柬埔寨情况后，在广州等待派遣，有一天在东山百货商店门前见到他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经过，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回招了手，但没有停车，就驶过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中央调查部的高级职务，我想他在广州的工作是负责向海外派遣人员的。
七十年代末，文革已经结束，中共内部极度涣散，世界革命的希望完全破灭，加之财政拮据，我和妻子被派到香港，实际是扫地出门，在工厂做苦工。而中调部基层面又充斥着刁民泼妇，我们的孩子在中调部招待所备受他们的虐待，我忍无可忍向香港组织递上了一份退党书，负责人让我回广州接受领导的召见。
这次竟是王树仁和夫人亲自出面，王树仁是一个高佻儒雅的知识分子，他太太瘦瘦的，戴一副眼睛，过去在金边时我也认识她。王树仁对我说，在柬埔寨期间，他是负责领导大使馆工作的，这也是告诉我，过去我曾经是他的下级，他希望我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工作。这时我对共产党已经完全失望，还是婉言拒绝了，只敷衍答应做一些“爱国的事情”。我想，他了解我的英勇斗争的过去，也了解中调部内部的乱局，是不会太怪罪我的。
我一度想经商，于是又到北京活动，而王润生先生已经是中共的“外贸部长”，心想他或许能念旧情，给我一些机会。在外贸部的接待室，他让他的一位秘书出面告诉我，王部长还记得我这么一个人，但做生意要靠自己找关系，王部长爱莫能助。
对“二王”先生，我非但没有私人的恶感，相反还很敬重他们。我说他们的事情，只是想说明中共对柬埔寨的重视，后来我才懂中共的中调部是凌驾于中国的外交部之上的，所以他们才是中国大使馆最重要的人物。
28、破获台湾特工谋害刘少奇、西哈努克案
在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年的十五年间，是柬埔寨社会的太平年景，也是西哈努克与中国的蜜月时期，他曾经四次访问中国，周恩来也曾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年两次回访柬埔寨，中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前来金边访问，同行的还有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几乎所有关于柬埔寨历史的书，都提及这件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背后。
刘少奇来访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在亲国民党社团中的卧底获悉，台湾在柬特工张达昌要在车队从波成东机场到金边市的途中，引爆烈性炸弹，谋害刘少奇、王光美、西哈努克和母后西索瓦•哥士玛。那位卧底在完成任务后，就回国了。
于是，大使馆一秘毛欣禹召集洪德、翁春和我三人来破获这个阴谋。毛欣禹要我用柬文写了三封匿名举报函，分别寄给安宁部、国防部和很忠实于西哈努克的王室管家麦胡将军。信纸上不留指纹，字体也略加改形，并从乃良方向的“见檖”邮局寄出，大使馆领导人预料王室不会大意。
每逢星期六，西哈努克都在王城内接见平民，听取民众的申诉。信发出后第二个星期六，我也去王城采访，麦胡将军远远看见我，就招手让我过去。他是一个粗人，开口就问：“记者，你老实回答我，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国民党’的人啊？”我装傻摇摇头，麦胡骂道：“□□东西，没有用，走开去。”周围的警卫人员，一齐捧腹大笑，他显然已经收到了我的信了。我经常在国会走动，国会的警员也来问我：“怎样才能识别谁是国民党的人？”这证明安宁部也展开调查了；侨领杨杰先生也从参谋部的朋友得知，军队也开始调查了。
大使馆又令我侦察炸药埋放的地方，从波成东机场通往金边市中心的一路上，我逐屋查看哪些房屋下面可能挖地洞，然后再到屋子后面观察形迹。一天，终于发现有一处临街的租房嫌疑很大，其中有一间离马路只隔了不到两米的人行道。我就带着太太一起去，装着要租房子布置新房，在与房东的对话中，套出一个中年戴眼镜的中国人住在那间屋，那人有缝过针的兔唇裂痕，他白天不在，晚上才回来。根据这个面貌特征，判定此人就是张达昌。
那时，在我们这样的一些积极分子的帮助下，中国大使馆几乎已经成为柬埔寨的“国中之国”，它调动华侨社团，把金边国民党分子的举动，全都置于监视之中，连隐藏炸药地方，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最后，大使馆又通知我们提早下手，以防不测。有一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在傍晚六时二十五分前，到干隆街高棉舞厅去纠缠张达昌，与他动粗，把事情闹大，然后将他扭送到警察局去。
到时，张达昌果然出现了，他右手搂着一个舞女出来，然后走向泊在不远的德国名车，他打开车门让舞女坐在一旁，他亲自驾驶车，而我开的是一架老旧的摩托车，那时我年轻机警，马上认清车子颜色和牌号是 23786（这个号码，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汽车一开动，我的老摩托车就不管红灯绿灯一路苦追，可是距离越拉越远，追到中华医院附近，再也见不到他的车影。我走进中华医院去借个电话通知我的同志。
我告诉他们，张达昌车上有一个舞女，他肯定是去寻欢了。他的汽车朝南沿莫尼旺大道向铁桥头的方向开去，那是个多叉的路口，他可能右转到宋仁只去，那里有很多出租一两小时的房间，他也可能一直往大金欧的方向，在龙眼园一带，也有出租房间，他同样有可能往左拐弯跨过铁桥到小白马或小香港一带，那里有更多的临时房间出租。同志们听完后，说我们知道应该怎做了，明天早上老地方见。
这一夜晚，我未能入睡。第二天和同志们碰头，大家都眼睛红肿，都是一夜没睡好觉。老友告诉我，他到处搜索张达昌的踪迹，最后在小白马发现张达昌的汽车。通知了警方四面埋伏，第二天早上才去敲门，将他扣上手拷带走，其它涉案的人也在当晚统统落网。后来警方发现那间租房里已经挖好了地道，如果不及时破获，刘少奇和王光美可能死定了。
29、柬共建立丛林基地
西哈努克在外交上反美亲中，在国内则实行高压政策。努波潘被暗杀，农顺被监禁，萧兴变节，杜沙穆失踪……，使柬共活动分子数量大幅下降，斗争一筹莫展，前途非常堪忧。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柬共在金边召开了时仅一天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七、八个人到会，但这次会议作出了效法毛泽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定，选出了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苏品、塔莫、莫森巴、温威、宋成八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前四人担任常委。
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高明、倪沙良、温娘（朱杰的妻子）等，先后离开金边，去投靠设在柬越边境丛林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它位于桔井省南部仕伦正南三十公里处，越南一侧的一个名叫“塔墨”（Ta Mot， 萧特误作Ta Not）的小村庄。第二年，他们在附近建立了代号为“一○○办公室”的基地。
一九六三年初，“天才的政治家”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列有三十四人的左翼人士名单，据说耿万萨、周成、胡荣、符宁、乔森潘、沙络绍、英萨利、宋成、谢安、钱金安、朱杰、薛青等都在其列，这无疑也把柬共进入丛林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但在开头两年中，他们都被疟疾和营养不良折磨得死去活来，根本无法开展任
何工作。后来，波尔布特他的一批同事、学生也陆续走进丛林，人数增加，开始形成了力量。
但又正是在这一段时期，西哈努克表现了“向左转”的反美激进态度，一九六三年他拒绝接受美援，一九六五年他又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而且还默许了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活动，越南方面得到了这些方便，自然希望柬共能够配合维护这个局面。这当然就使进入丛林的柬共感到非常困扰，是否应该继续开展反对西哈努克的武装斗争？一九六五年一月柬共中央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而且决定波尔布特去河内访问
30、波尔布特去河内和北京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波尔布特和高明出发前往越南北方，他们徒步跋涉胡志明小道，翻越崇山峻岭，六月中才抵达河内，他们见了谦虚的胡志明几次，但大多是与阴私而官气十足的黎笋讨论工作。在河内期间，波尔布特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历史文件，他说越南方面许多不利于柬埔寨革命的观点，是自从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以来就有的，越南人从一开始就想控制寮国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想建立一个一统的印度支那国家。
波尔布特说在他同黎笋举行过十五次会谈中，黎笋反复对他说“如果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独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而在同胡志明的三次谈话中，胡志明也屡次说“越南革命的成功，必须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意思无非是“柬埔寨革命的成功，必须在越南革命成功以后”。这些不投机的谈话，使他对越南人完全丧失了信赖，因此他向越南方面提出到中国去访问的要求。
波尔布特是在十二月底到达北京的，高明因病在河内留治。接待他的是邓小平，但具体与他会谈的是彭真，刘少奇也接见过他，他住在颐和园附近的“亚非拉培训中心”。他记得彭真赞扬他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波尔布特也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中共对小国小党常常不惜赠以“伟大的”赞扬，肉麻但效果良好。几个月后，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相继倒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密锣紧鼓中，波尔布特也注意到中共高层的不安情绪，他尽管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与陈伯达、张春桥有了接触，这些文化革命的旗手们甚至表示愿意给予物资援助。当波尔布特离开中国返回柬埔寨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巨大的鼓舞，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共的路线。
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间，他从河内启程回归，四个月后才到达禄宁。因为越南战争的扩大，越共南方局基地从塔墨东移到禄宁的密林中，两地相距仅十余公里。九、十月间波尔布特在禄宁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会上秘密决定将“柬埔寨劳动党”的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这是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一种表示。会上明确了准备武装斗争路线，后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失败和大批被屠杀，更坚定了柬共搞武装斗争的决心。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把“一○○办公室”搬到腊塔那基里省，为的是脱离越南方面的控制。
在禄宁期间，波尔布特曾经通过河内致信中共，表示将全面发动武装斗争，越南方面拆阅了这封信，担心这将破坏越南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中断通过柬埔寨的战争物资输送。于是河内方面派阮文灵在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基地，劝说波尔布特顾全大局，暂缓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波尔布特提出支持武器的要求，当然更被一口拒绝了。
31、腊塔那基里
腊塔那基里省在柬埔寨的东北角，越共已经在它的东部地区盘踞多年。它与上丁省和蒙多基里省，占了柬埔寨两成多的国土，但只有十万人口，而且几乎都是少数民族。腊塔那基里在北纬十四度线南北，胡志明小道中止在它的东北角；它的东面就是亦称“中央高原”的越南嘉莱省，那是越共的重要基地，也是越南战争激战是战场。
英萨利、宋成、倪萨南等人先于一九六七年夏天到达腊塔那基里，他们在一个叫“安当密”的小镇以南十公里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二办公室”，后来又在邻近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一○○办公室”。十一月间波尔布特来到那里，次年夏天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和宋成的妻子云娅，从金边赶来与夫婿相聚。那时英萨利、宋成、倪萨南分别担任腊塔那基里、上丁、蒙多基里三省的柬共省委书记。
但是，“农村包围城市”并非容易；反而倒像是“革命精英们”的自我隔绝。一到腊塔那基里，疟疾就使他们就陷入困境。幸好一位叫“达良”的部落酋长同情他们，才募集了一百多名少数民族青年，组成了一个警卫团。宋成是一个干练的书生，他把这些淳朴的山民训练成了能够战斗的军队，从此他有柬共军队创始人的名声，而且长期担任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入金边，他又担任“民主柬埔寨”的国防部部长。
但这帮留洋学生不通世故，却又好事冲动。据说不久后就组织山民集体生产，想恩赐给他们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与少数民族又发生对立，种下了后来山民部落叛投越南的根由。后来达良也与柬共反目成仇，他认为“红色高棉”是一群过桥拆桥的人。
波尔布特从中国回来，更加热中于“暴力革命”，而且学到了“人民战争”这个新名词。但是他的一厢情愿套在一个“西哈努克死结”中。为了这个西哈努克，不仅越南人反对他发动武装斗争，而金日成还是西哈努克的好朋友；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更情同父子，中国的左派书生陈伯达、张春桥的高调，根本不可能得到周恩来的实际支持。故而，等待越南夺取战争的胜利，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忍耐”。
从一九六七年开始，柬埔寨各地的确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波尔布特几十年后说，他组织领导了“全国性起义”，到六十年代末柬共已经有了三万人马。其实，那无非是这里打死一个警察，那里夺到了一杆步枪；波尔布特不是在鼓动，而往往是在劝阻。他如果真有三万人马，何必还要躲在腊塔那基里深山老林里？他说柬共摆脱了越南的控制，其实柬共事事依靠越共，他根本没有违背越南人意志的可能。
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比赛革命”，而且指责别人“不革命”，乃至“反革命”。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对俄国人怀恨在心，说斯大林不要他渡长江；而俄国人又怀恨德国人，说第二国际反对暴力革命……。因此，波尔布特指责越南人不许他们搞武装斗争；而黎笋又说毛泽东劝他们与美国讲和，就都不是什么新鲜奇怪的事情了。今天，共产主义烟消云散，它们就统统成了笑话。
32、三洛乡事件
对于柬埔寨的革命形势，中共既盼望又忧虑。因此中国大使馆要我帮助他们弄清柬埔寨农村的阶级状况。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我到曾经工作过的马德望省添磨古乡进行调查。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在那里办过实验农场，用机械开发了大量的耕地，我原也以为土地兼并情况非常严重。但当地乡长将全乡几千户土地登记大册交给我，经过仔细地查阅对比，我的结论却是柬埔寨是根本不会发生“白毛女”故事的。
然而，一九六七年，形势发生了转变。曾经是抗法根据地，而柬共有很好基础的马德望省三洛乡，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争。原委是六十年代起，马德望市里的一些商人开始转营农业，利用当地肥沃的红土，种植橡胶、咖啡、椰子、菠萝、榴莲、山竹、红毛丹，获利丰厚，因此投资的人越来越多，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于是开始侵犯农民的土地。
柬埔寨农村的土地划界，是从这棵大树到那棵大树，再从那棵树到另一棵大树……之内就是某某的土地，祖辈相传，相安无事。一九六七年初，华裔商家何忠立、何忠汉兄弟和马德望省省长勾结，在三洛乡非法圈地，而地政当局发给他们地契，他们用拖拉机将大片树木推倒。当地农民抗议，说那是他们祖辈相传的土地，但是又没有文书可资证明。相反，开发商倒持有政府的白纸黑字红图章，来证明他们才是真正土地拥有者。他们不理会农民的抗议，命拖拉机手强行开发，忍无可忍的农民就将一名拖拉机手当场杀死。
祸由此起，官府宣传这是红色高棉分子作乱，派出军警前往缉捕凶犯，于是男性的农民统统逃进森林。马德望省波威寺主持姚端上人，是金边政府宗教部册封的僧相（类似主教），他到三洛乡去进行斡旋，农民们向僧相申述他们并不是什么“红色高棉分子”，而是不法商人侵占了他们祖辈留下来的土地，才闹出事情来的。姚端建议农民选两位代表到金边去向“王子父亲”（柬埔寨农民都是这样称西哈努克的）申诉，事端已经接近平息。
谁知，马德望省省长严•莫尼拉生怕西哈努克知道了真相丢官，于是派人将那两位农民代表在去金边的途中杀死。然而，纸包不住火，严•莫尼拉二十四小时后就丢了乌纱帽，西哈努克派内政部部长丁源接任马德望省长。官府失信于民，洞大难补，六个月后丁源又要求离任，西哈努克再派安宁部（相当“公安部”）部长英丹继任。应该说，西哈努克还是有诚意平息民怨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是柬历新年，马德望当局为了讨好三洛乡乡民，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可是，在民众大跳土风“南旺舞”时，偏偏又有一名警官看上了一位美丽的村姑，那姑娘的男友一怒，一斧头就把这个警官给杀了。这次的祸闯得更大了，当局派军警前去镇压，而红色高棉组织乘机插手，鼓动全乡的一千多男女老少走进丛林，继而又鼓动其它地方人民集会游行，支持三洛乡人民反对军警的斗争。
三洛乡群众斗争，对等待革命高潮而一筹莫展的柬共，无疑是一个绝妙的机会，柬共西南地区的副职领导人宫苏潘抓紧时机，扩大事态。外界也大事报导，说红色高棉开始发动武装斗争了。然而，躲在山里的波尔布特却指示柬共西北区书记莫森巴，要他适可而止，不要继续组织武装斗争，等候新的指示。波尔布特显然受到越南方面的压力，他也不敢在战争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把西哈努克推到亲美的立场上去。
33、大使馆叫我通知乔森潘、胡荣、符宁出走
一九六七年，越战又在逐步升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中，北京的左倾路线和华侨社会的革命情绪对西哈努克很有刺激，他开始后悔与中共太紧密，而与美国太疏远。而这个“三洛乡”事件，又刺激了金边上层社会，他们恐惧红祸将至，对进入政界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等左派人物，就更加有所猜忌；因此，柬埔寨政府中的右派力量，乘三洛乡事态愈演愈烈之际，要西哈努克对限制红色高棉的活动，赶快作出抉择。
那时，《棉华日报》社在华人小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队里有一个小伙子与一位政府高官的儿子很要好，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天，我和他一起行路，正好经过这个高官的家，他就带我进了这家人家，这家大人都不在，儿子就信口对我们说，军队中抓到一名红色高棉的线人文东上校，现在正在施加严刑，要他指证三洛乡事件是乔森潘、胡荣策划的。一旦有了这样的口供，政府就要对他们两人下手。
那时，我精力很旺盛，社会上的朋友很多，连国会管文件的小吏都与我很友好，国会的文件，政府的预算，他都会给我一份，我拿了就往中国大使馆送。这回我就把关于政府将处置乔森潘和胡荣消息报告了大使馆的张秘书，他是我的直接联系人。两天后，张秘书来电话要我到大使馆去见他，他要我通知乔森潘、胡荣两人，让他们尽快进根据地。我想，这是请示北京后，使馆才让我这样去做的。
时值“柬中友好协会”在金边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凡是这样的活动乔森潘、胡荣两人一般都将到会。第一天我就去等候他们，但失望了；第二天我再去，两人终于出现，我趁没有人注意，将消息告诉乔森潘，他立即转过脸去向胡荣示意；我再补充了一句：“请您马上行动，此事万万不能拖。”几天后，在柬中友协的酒会上，柬共金边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过来握我的手，说：“谢谢你，他们已经安全进入革命根据地了。”
后来，金边柬文报纸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古伦大臣秘密杀害了这两位“红色议员”，有的还说他们被塞进汽油桶，然后放火烧死了……。当局又对另一位“红色议员”符宁进行“贴身保护”，四个月后符宁又在特警的眼皮下失踪，接着又有一百多名青年走入丛林。几年后他们突然在柬埔寨“解放区”亮相，人们才哗然。当时，越南热战的发展关及到世界冷战的胜负，而中国取道柬埔寨支持越南南方，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世界舆论也关注着柬埔寨政局的发展，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失踪的消息，自然震动了世界。
几年后，我们受冷遇而在柬埔寨农村务农，柬共桔井省省委负责公安事务的“密桂”（柬语“桂同志”的意思）亲口告诉我，柬共中央曾经传达过一个文件，其中肯定我提供给他们的那个情报是准确的。一九七四年，农谢在桔井召见华运负责人，我也参加了。当时，乔森潘就在隔壁，他从窗口中认出了我，我听到他对站在身边的柬共干部说：“就是他，没有错。”我想他是在说，是我通知他逃出金边进入根据地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嫌疑，乔森潘显得很冷漠，甚至没有过来和我打一个招呼，说一句谢话。
我在《棉华日报》当记者的时候，常去国会采访，经常坐在记者席是听到乔森潘、胡荣、符宁的讲话，乔森潘的口才远不如胡荣和符宁，说的话也很不尖锐到位，甚至给人一种模糊含混的感觉。我想，平庸使他无福进入柬共的核心，但也使他逃脱了残酷的清洗。
34、西哈努克向右转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狂热崇拜，也通过“心向祖国”的华侨社团传到了柬埔寨，“红宝书”泛滥柬埔寨城乡，我们《棉华日报》上的极左言论，和各地华侨学校的过激行为，也随极左思潮而起。事态令西哈努克非常忧虑，他派他的外交部长到北京去探听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用外交辞令做了非常圆滑的解释，只说希望两国关系不致受到文革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九月，西哈努克以关闭所有双边友好协会为名，关闭了柬中友好协会，几天后金边的左派报纸刊登了一个发自北京的电报，对柬中友好协会表示“战斗的敬礼”，于是他决定关闭柬埔寨的所有的外国文报纸，其主要针对的目标是中文报纸，而我们的《棉华日报》又首当其冲。那时乔森潘和胡宁已经出走，留在金边的符宁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恢复柬中友好协会，但受到西哈努克的严厉训斥，几天后，符宁也逃出了金边，加入了柬共的丛林队伍。
中国发生的内乱，使西哈努克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于是他又不得不向美国陪笑脸。一九六七年十月，他邀请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来金边访问。接着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鲍尔斯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访问金边，据这位大使报告，西哈努克有了“令人震惊的转变”，他说西哈努克对他说：“如果你们为追捕越共而进入偏远的、不会惊扰百姓的地区，他将‘闭上自己的双眼’。”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的十四个月中，美国用 B－52飞机对柬越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而西哈努克果然闭上他的双眼。
到一九六八年年底，柬埔寨东部边境地区大部分已被越共占领，西哈努克感到红色高棉的威胁也与日俱增，这又推动了西哈努克的进一步右转，因此他决定加强镇压，又重新起用了右翼势力的代表朗诺，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一九六九年六月，美国同意承认柬埔寨边界，柬埔寨就宣布与美国双方恢复外交关系。一九六九年八月，朗诺再次担任首相，而施里玛达成了朗诺的副手。
35、红色高棉绝处逢生
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西哈努克和波尔布特都去河内，西哈努克坐的是飞机，先就参加了葬礼，他告诉越南人，如果要他继续保持“中立”，继续开通支持越共的通道，就必须支持他本人，否则就……。而波尔布特、乔奔娜丽只带了一名助手，两名警卫在胡志明小道上赶了两个月的路才到达河内。黎笋数次会见了他们，敦促柬共赶快回到政治斗争的道路上来，这当然又是些不投机的谈话。
黎笋建议波尔布特到苏联去访问，波尔布特拒绝了，然而他提出要去平壤，但平壤又推说时机不当，连他访问“寮国爱国战线党”的要求，也被“巴特寮”的游击头目们拒绝。显然，河内、平壤穿的是一条莫斯科连裆裤，金日成宁可要西哈努克，也不想要见一见这个毛泽东的小喽罗。我们可以想及波尔布特的愤怒，即便常人也很难忍受这样连续的羞辱，因此也就明白他后来为什么会成为越南的死敌，
一九七○年一月初，这一帮“最革命”的共产主义孤儿去到北京。那时，革命书生陈伯达已经失势，接班大元帅林彪正在谋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无头绪，柬埔寨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优先议题。但是，一个令波尔布特狂喜的消息在恭候他，中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美国和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计划，套在柬埔寨共产党脖子上的“西哈努克死结”，将由“美帝国主义”来解开。
当时，越南战争进行得非常惨烈。越共利用越柬边境作为它的后方基地，而中国援越的战争物资又是从柬埔寨的磅逊港（后改名西哈努克港）上岸，然后转运到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基地。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扶植一个亲美政府，拔除柬越边境的越共基地，是美国打嬴越南战争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约翰逊政府在一九七○年换届前的拼死一搏。
从一九六三年初离开金边，波尔布特这个农家出身的皇室远亲，已经在丛林中足足煎熬了七个年头。当中共告诉他这个当时世界上最机密的机密，他真后悔自己在河内白白浪费了两个月时间，更后悔自讨了平壤和巴特寮们的闭门羹。他原本以为自己或许要在丛林终了一生，如今又恰似柳暗花明，寄人篱下的羞涩和自尊，立即化合成了仇恨。
于今看来，黎笋要教训一个邻国友党的小党魁，亦无不可，但羞辱却完全没有必要。而他连历史是对抗，是搅局的道理，似乎也不知道。美国对柬共施行“助攻”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在他的预料中。越南统一后，他继续穷兵黩武，把国家搞得穷极潦倒，把民众逼下怒海逃生；尔后又对先倒的苏联实行“一面倒”，却与至今未倒的中共翻脸，为后人留下了非常难堪的局面，他在越南历史上实在是一个非常拙劣的负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