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捣毁孔府后如何“判决”文物
作者：刘亚伟
1966年12月9日，新任“讨孔联络站”(全称为“全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讨孔联络站”)站长王正昕正坐在孔府中发愁。
三天前，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在完成了火烧孔像、刨平孔坟的历史使命之后，班师回京。离开曲阜时，谭厚兰指定王正昕为“讨孔联络站”负责人。
孔府是中国封建帝王为孔子的嫡裔子孙建造的的府邸，坐落在山东曲阜城里的阙里街上。按照谭厚兰临走时的交代，王正昕把“讨孔联络站”搬到孔府办公，在孔府大门口挂上了“讨孔联络站”的大牌子。
冬日的孔府，寂静而清冷。
王正昕在偌大的孔府里的厅堂楼阁间逡巡着，那一间间仓库里堆放得满满当当的东西深深地吸引着他。王正昕知道，这些东西最有力地证明着孔府这个地主庄园奢侈的生活，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好的教材。他不愿意像前段北师大谭厚兰们砸碑扒坟那样，呼呼隆隆，一阵风似的，只是雨过地皮湿，虽然轰轰烈烈，但容易很快过去，他要力争达到最好效果。
“讨孔运动”
王正昕虽然狂热，但不盲动。
1961年于曲阜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微山县欢城小学当教师。1964年作为调干生，入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66年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狂潮之中，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京联络站”成员，带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讨孔先遣队先行到达曲阜，成为当地红卫兵的代表。
王正昕虽然做过讨孔誓师大会的司仪，十万人讨孔大会的副总指挥，他知道那只不过是挂名，一切都是北师大井岗山安排好了的。现在他感觉到了肩头的份量。
怎样才能把讨孔运动深入持久地搞下去？
王正昕认为，自己从谭厚兰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那些被北师大井冈山弄出来准备毁掉又没有毁掉的字画，被胡乱丢在地板上，有的窝成一团，有的被撕开半边，那些书库里装得满满当当的各种线装本古籍，那些一堆堆遍地堆放的金银器皿、铜锡佛像、古代瓷器，那些堆积如山的孔府档案文件，以及众多的绸缎，在王正昕看来，这些东西都具有“四旧”或“反动”的性质，都该弄出去展览或者销毁，但这些东西好像又长满了刺，弄不好有朝一日会扎手，因为它们已经收归国有。
怎样才能既破“四旧”，把讨孔运动进行到底，又不至于将来承担责任？哪些是文物，应该保留，哪些是“四旧”，应该破除呢？谭厚兰率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走后的那段时间，王正昕一直苦苦思考着这个问题。
王正昕犹豫过。但是，他的要将孔府办成阶级教育展览馆，要把讨孔运动进行到底的意志和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
苦思冥想中，王正昕有了灵感：成立一个文物判决组，由曲阜县委文革办公室、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红卫兵，再从山东省博物馆请几位专家来，四方代表参加，清点孔府库房中所有文物，宣判哪些是应该破除的“四旧”，哪些是应该保留下来的文物。
文物判决组是王正昕主持讨孔联络站后的一件杰作。直到很多年之后，王正昕仍很欣赏自己的这件作品。1990年6月13日，王正昕对笔者说：“当时，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孩子能做到那一步，不简单，现在我也这样认为。”
可以说，成立文物判决组，是王正昕给自己立的一块挡箭牌。以类似临时法庭的名义对文物进行判决，这真可以说是王正昕的“天才”的奇想。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与孔昭俊(文革时曲阜一大队支部书记——笔者按)谈话的几点启发：
1、要讲求策略，要相信和利用县委某些人；
2、要想法发动贫下中农，还得利用当权派；
3、要抓住群众，学习中央指示，起来挤中间，这都符合主席思想。
“是非之地”
1990年7月22日，笔者采访了1966年12月山东省博物馆派到曲阜来参加文物判决的王绪先生。
他对笔者说：“当时，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向博物馆要人，博物馆内已分成两派，谁都不愿去曲阜。我哪一派都不是，就让我去了。那是1966年12月中旬。出发前，省委宣传部一位宋处长交待，去曲阜主要是为了随时向省委宣传部和文化局汇报情况，同时向学生们进行保护文物的宣传。我当时的思想是，随便乱烧乱砸不对，因为孔府里的东西早已为国家所有。但我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看法，怕红卫兵说自己是孔府的看家狗，是黑线上的人。所以，什么事情都往后躲，后来借故回济南治牙，过了很长时间才回去。”
王绪回忆，他到曲阜的时候，“一个大的破坏已经过去，所有的匾都拆下来了，放在孔庙东路西路的空院里，大成殿里的孔子像已经烧了，东西两庑陪祀的牌位也烧了，殿里住的是各地串连的红卫兵。到曲阜的第二天见到曲师院姓王的同学，他负全面责任，据我回忆，这个人不喜欢发言，也不轻易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他心里一定有自己的主意。”
文物判决组按照王正昕的意愿成立了，省博物馆、县文革办、文管会都派来了人，红卫兵也有好几个人参加。王正昕把文物判决组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清理孔府档案，一个小组清理图书、字画、金银铜锡器等。王绪在后一个小组中。
王绪陷入一种痛苦之中。他既看不惯红卫兵的作法，又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想逃避，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但是，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的良心和责任又迫使他有时不能不开口说话。
他听到红卫兵议论要把孔府档案统统烧掉。他非常焦急，他深深懂得这些档案的历史价值，为了整理这些档案，自一九五六年起，中国科学院和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连续三年派专家来曲阜，山东省博物馆也连续派人参加整理，直至文革前夕，历时十年，才搞出一点眉目。
一天，在判决组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两份档案，王绪抓住这个机会，拿起一份满清初年的杀人皇榜，对在场的红卫兵和教师说：这张皇榜可以说明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制度的材料，如果烧掉了就没法进行研究和批判了。他还想借题发挥多说几句，但终于没敢多说。
在曲阜的那段时间，他几乎时时刻刻都这样被煎熬着。他知道自己纵然豁出去，也难以保护下什么。与其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珍贵的文物被毁而心疼，不如离开这是非之地，眼不见心不烦。
机会终于来了，判决组要清查古书籍。王绪说：“我对古书不懂，博物馆的杜明甫是研究古书的专家，是否请他来帮助鉴别？”
他的请求被批准，便立即赶回省城，向馆领导汇报了曲阜的情况，建议向中央写个报告，最好搞一个不要随便焚烧文物档案的文件。但博物馆已无人关心此事。职业道德和良心促使他拿起笔来，直接向康生写信。
王绪回忆，“大意是孔府孔庙的东西都已收归国有，要处理必须经过本单位革命派及上级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决定，不能随便处理。最好先把文物、档案封存起来。我还特别说明，如果康老太忙，请秘书一定将信的内容转告康老。后来，信没退回来，也没有回音。”
这时的康生正忙着策划揪斗“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陶铸，根本没有兴趣关心孔庙孔府中的文物保护之类的“小事”。
“判决文物”
古籍专家杜明甫是1966年12月下旬和王绪一起来曲阜的。路上，他俩订了一条准则：在处理文物过程中，既要揭露封建地主庄园腐朽的生活，又要尽量保护文物。
尽管已有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呈现在杜明甫面前的孔府、孔庙、孔林的残破景象还是让他吃惊。
他首先游览了“三孔”。他觉得自己像是漫步在一个炮火硝烟刚刚散去的战场上，昔日的神圣、庄严、辉煌、壮观、典雅已不复存在。到处是残碑断碣、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由于孔庙的殿堂里曾住过各地蜂拥而至的红卫兵，所以遍地都是铺草、纸片、污物和垃圾。
杜明甫站在大成殿里的铺草纸片垃圾上，孔子像已经不见了，正中的神龛被砸得七零八落。他看见汉画像石刻倒在地上，但没有损坏，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感激之情，他不知道该感谢谁。他对站在大成殿前的红卫兵说：“同学们，这是汉画像石，千万要保护好。这不是孔庙原有的，是从各地搜集来的，能保存到现在，十分不容易。千万不能砸坏，这是汉朝的，不是清朝的。”
杜明甫曾经饱读诗书，他对古代的历史遗迹有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知识，他一眼就能看出一件文物的年代，估量出它的文化价值。这是他的职业，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现在看着眼前这一切，他惶惑了：“这是革命，还是破坏？”
他决定要把在曲阜的见闻记录下来，“以备考查”。他能做的，仅此而已。
王绪终于在十二月底回济南看牙病，杜明甫在文物判决组更加孤独。
判决组实际上一切由红卫兵说了算。在清理古籍时，他们把古籍分为保留的、可留可不留的、准备销毁的三大类，在判决其他文物时也是这种分类法。但是分类的标准却不明确，有时只凭红卫兵一时的冲动和个人好恶。对于摒入销毁之列的古籍的书名、作者、版式均不作记录。红卫兵们对《周易集结》、《近思录》、《隋书残卷》、《韩昌黎集》、《柳宗元集》等历史文学著作还有几分尊重，决定保留。
杜明甫发现一本清代抄本书，“极精，中多题宋人画幅之作”。他像是发现了宝贝，爱不释手，说这本书极有保存价值。书传到红卫兵手中就被扔到待商类书堆中去了，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一本清初刻本的图书，因图书中有仕女插图，也遭到同样命运。杜明甫甚觉可惜，可他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两部又厚又重的明永乐版、清康熙版的《性理大全》，因关涉“性理”，宣扬了儒家思想，几个红卫兵说法不一，有的提议销毁，有的说可以暂时保留，研究一下再说。于是让杜明甫表态，他说：“如为去毒，国内还有其他图书馆藏它，将来毒还是去不了。如果为保存版本，这两部书都可保存。”总之，内容无用，版本可取。最后，这两部书被扔进待商类书中。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出杜明甫的局限。
杜明甫在鉴别文物时，总是谈版式、印刷、工艺等专业性问题，讨孔联络站的部分红卫兵十分不满，说文物判决组走专家路线，必须进行批判。杜明甫对省文化局老阎说，干脆，我不再参加算了。老阎劝他，“你还是要参加，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一切让他们决定。你要不去，又要引起误会，造成麻烦。”于是，杜明甫还是每天参加判决组的活动，他不想发表意见，可是红卫兵却偏偏问他对某一部书、某一幅画的意见，他又不得不开口，他一说话，往往又造成不愉快。
1967年2月，文物判决组处理了孔府仓库内的以下物资：
1、孔氏族谱(包括明清底稿)一万零七百七十八点五斤，共计二百零九套，三万二千二百三十二本，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售款二百六十九点四六元。
2、铜佛(包括铜佛楼)一百一十四点二斤，共售款一千四百二十四点四四元。
3、锡佛一百九十四斤，共售款二百八十二点三二元。
4、铜铁，一千六百三十三斤，共售款二千五百三十一点八六元。
5、名贵药材，十六种，共售款一百九十三点八八元。
当年代表曲阜县文革办公室参加文物判决组的隋正国，24年后对笔者说：“1967年好像是三、四月份，处理了一批家谱，留下三套全的。剩下的全部装包，用马车运走的。整整装了八马车，当时县运输公司还没有汽车呢，都是用马车运输，运到青岛还是济南造纸厂去了。记得还派了人押车，怕丢失以后流毒扩散。还处理了一批铜像、制钱，记得是说国家建设缺铜，这些铜佛像都是封建迷信，留着没用。卖给废品收购站了。”
判决文物日记
下面是杜明甫先生1967年1月底在文物判决组时的日记。本文中老阎是山东省文化局干部，隋正国是曲阜县委文革办公室代表，蔡中华、刘应声、孔祥生是讨孔联络站的红卫兵，刘长厚、孔凡银是曲阜文管会工作人员。
一月二十五日
八时正，刘应声、孔祥生、蔡中华来了；九时到，刘长厚、孔凡银、老阎、隋正国共同上楼。扯上绳子、挂上挂钩，挂了一批字画。孔祥生邀集一部分负责人到楼上看了。孔祥生要我做介绍，我只就知道者做了说明……有孔昭瑍行书六言轴，末两句云：莫把竹帘慢下，恐防飞燕归来。蔡中华说：什么莺燕！有罗某松雀图，他说松雀是迷信长寿。有一幅行书主轴，大概是录的一部段诗话，其中有“女娲”句，他说什么女娲，完全是封建迷信。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啦。准备下午再挂一批，要各方面开会。
一时半到组办公室，后到楼上，又挂一批，从而邀来一些人，王正昕、老曹俱到。看过之后到楼下研究。后来孔祥生传达研究结果，认为暂时挂起来，再做处理。后由大家收起来一些。在收画时，本着保留的、可废的、一般的三种精神处理。在分别时，蔡中华主持，他对于书法作品认为无关重要，所以没选。对于绘画也有他的看法，对花鸟画，还可以留，对于山水画，不要有人物的。有一幅山水横轴，无款而画法不错，只是有一人物，老翁向山间行。他认为画还可以取，但有人物，最好将他涂去。对于伏虎罗汉，凤凰老屋图等都主张不要。文徵明的行书唐人七律中堂，系咏早期的诗，刘应声让我讲了大意，蔡以为不足取，认为可以舍去。像他这样选字画，可留的就太少啦。
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时回组办公室，研究下一步如何进行。有的主张把画收起来封存，有的主张某某字不清的分类(原文如此——笔者)，有的主张提出的书整理一下，莫衷一是。后来，刘应声问我，已经提出的书都是无用的，我谈了个人看法，就是：这些选留的时候，只是根据几个人的看法，未必全面。同时，孔家的东西已属政府接受，而属全民所有，应当慎重处理，造册征求各方意见，然后决定，最好不要草率，造成损失，因为这已不是孔家的东西。如果是我们新扫的“四旧”，也要按照三大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样才便于国家处理。我觉得故宫博物馆，各博物馆，各大专院校，所藏的书肯定有属于“四旧”范围内的东西，他们怎样处理的，我认为值得参考。听说，故宫已全部封存，并驻有解放军守卫，另外，十六条规定了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进行。文管会在崔绪贻掌权时是有错误的，现在对于藏品处理不慎，责任在谁？也不好分清。当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是，在处理库藏问题上，应特别慎重。
一月二十九日：
至九时，叫来刘长厚共同上楼，看了昨天剩下的一些次品。还有一些比较好的精品。郓寿平，绢本，缎色菊花石图幅，刘应声以题诗孤傲自赏为病，蔡中华归，干脆丢了。他在脸上表示了极大的抵触情绪。大家发表意见，也随之少了。张照纸本行书附有仕平堂、银海仙斑二印，郑板桥纸本兰石修行图，中堂，有长题，刘、蔡皆以题记相(互)吹棒，请孔凡银说明文。有一工绢行书条，颇精，蔡中华怒气难遏地抛入废品中。十一时半，在散归途中，隋正国问字画怎样定去留界限，我谈了搞工作一定要吃透两头，现在对于古书画的取舍，上级的要求是什么，群众的意见又是什么，都不了解。因而感觉难办，他说等下午研究一下。饭后生火，老阎来，谈到他下午到孔林去过一趟，看到了被挖的坟墓，有碑自七品以上的都被挖了，有人方在旷野中拾残余，到处尸骨狼籍。
二月二日
在组办公室，到齐后，孔祥生取来仓库钥匙，参观各库。参加者有蔡中华、刘应声等人。先看东内库中有仪仗、马具、书籍、杂品等，已散乱满地，有解放战争中各地报纸很多。孔祥生谈到将加以处理。后到前堂楼，楼下有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提出准备烧毁，又经留下的历代衍圣公画像，蔡中华表示要焚去一部分。到楼上，看了瓷品库，瓷器很多，有许多许多东西已打碎在地，据说是贫下中农砸的。再到前堂楼看了被服室，孔、刘表示要处理一部分服装。前几天抬出的药品准备处理，经过几天一盒燕窝据说丢了一些，后来在东内库看了银、玉器，隋正国问我能否鉴别，我告以外行。又转到后堂楼，楼上为锡器家具，大部分为餐具，有一部分铜祭器，并有一部分传世青铜器。古楼后，转至一贯堂，这里的铜佛已经装包，准备交售，窗上玻璃碎了几块。据孔祥生说，他选出六只小铜佛，已失去四只。东内间的出土文物，有一些已被用杆子推落在地上砸碎。最后到佛堂楼，因无钥匙，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