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我们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我们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外国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人家所拥有的。就拿盖庙来说，西方人盖庙，总是把一座山头齐齐地削掉。这是一种气势，一种与大自然抗争的勇气。中国人盖庙，总是把它盖在深山之中。看起来是与这个深山和谐地成为一体，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有幅古画，叫做深山古刹，很有名，但画上没有现出一堵墙，没有出现一片瓦，画的是什么呢？两座大山中间有一条小路，一个和尚挑着担子在这儿挑水。这幅画的意境是什么呢？就是说深山藏古寺，寺和山融合到一起去了。我们肯定认为这很巧妙呢。中国人投机心理很重，都渴望不劳而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少人投身商海，都想着"明天该轮到我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想当那一部分人。受了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却都想成为被服务的对象。秦以前，中国人不是这样。汉以后，特别是刘彻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才变了。我最爱读《史记》。翻遍《史记》，没有对叛徒的描写。今天我们有多少叛徒！那时候很少有告密者。今天告密者遍地！昨天，空军工程大学政委王鸿生来看我，我们当年在空军政治部是战友，我俩谈到了这么一件事：王鸿生所在部里有一个干事，是个领导很看重的人，他的同事与一个姑娘通奸，他搬了个小板凳在同事门口坐了大半夜，直到把两人"捉奸"。他受了表扬。我嗟恨不已。我说：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他在黑暗中坐了那么久？绝对是一种犯罪的意识。保定、易县，易水，古时候是出荆轲、高渐离、田光、樊於期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抗日战争中就保定府出的二狗子最多。我当作家时曾到保定采风，一个农民给我唱了一首过去的歌："那一年鬼子进了村，我们扛起枪当了兵......"后来才知道他当的是什么兵，伪军。外国不是没有叛徒，但比中国要少得多。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起作用？精神力量。1986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深夜出去，红灯亮了，没有任何车，所有汽车到路口都自动停下来。我不理解，说美国人怎么这么傻呀。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控制。控制自己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小节如是，大节更如是。日本人讲，中国人的阵地很容易突破。黎鸣说得好："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同样是坚守阵地，西方人虽然也害怕，但他能约束自己。我们呢？首先是希望别人去挡子弹。看别人跑了，想，你凭什么跑？我也跑。你当伪军吃香喝辣的，我也当。你贪污，我也贪污。我不能比你吃亏。西方国家不是没有接受贿赂的事，但总体上讲要比我们少。当他接受贿赂时，良心和精神会约束他。迟浩田副主席讲过一件事，对我印象极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根据地，七、八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在"跑反"。狼撵羊嘛。一个女孩子在公共汽车遇到抢劫，满车人无人吱声，她感慨道："我爸爸说过当年日本鬼子一个人就管咱们一个县，过去我不信，现在信了。"有一个小女孩，是个车站检票员。"文化大革命"中火车比较拥挤。火车一进站，人们轰地一窝峰地往里挤。这个小女孩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一个女孩不可能都抓住，我也不想全抓，抓谁呀？抓第一个挤的。于是大家乖乖地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