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腐败猖獗，令人冷齿。面对官场腐败的风行，一些人义愤填膺，希望能借助文革的卷土重来，把腐败打掉，这在动机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是左派，不希望文革死灰复燃，但我对腐败的痛恨程度，一点也不会亚于左派朋友。看起来，无论左派右派，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对腐败难以容忍，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反腐败，而是如何反腐的问题。
我对文革式反腐不感冒，还是源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古今中外，莫能例外，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一种制度安排，不管你绕多少弯子，讲多少大道理，只要不能把所有权力关进笼子，反腐最终一定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使特权者凭借高压手段暂时把腐败遏制住了，以后腐败一定会更加疯狂反弹和回潮。而文革的制度安排，恰恰不具备把所有权力都锁住的特征。文革的权力实际上是这样安排的：给极少数人以特权，由他们来决定其他人权力的大小。在这个前提下，其他的所有人的权利(不是权力)，包括大难临头时的自我解释辩护权，都实质上被剥夺了。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实际上就是那些没有或丧失了特权、并且能被绝对特权者随意定性和调度的人，相互间的的一场恶斗。 文革的主旨也不是反腐，说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腐败，毛如果在天有灵，想必也会雷霆震怒。四清时期，刘少奇指派他夫人去农村搞四清，还搞出了一个桃园经验，毛知道后就很不高兴。王光美去农村干什么?去查农村那些基层干部的财务账，查来查去的，发现基层出现了严重的贪污、多吃多占的现象，她实际上就是在那里反腐败。可毛对此并不感兴趣，反而指责刘少奇通过老婆扭曲四清运动的正确方向，并因此怀疑刘有故意跟毛对着干之嫌。毛厌恶桃园经验，不是他不愿反腐，而是在他看来，还有比这种反腐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毛看到刘主导的四清闭口不提道路问题，对四清失去了兴趣，对刘也一定下了搬倒他的最后决心，他就迅速终止了四清运动，转而开始发动文革。毛在文革晚期，也提到走资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什么意思?就是说走资派只会拿着贪腐问题做文章，却对道路问题装聋作哑。 与道路问题相比，反腐只是第二位的问题，这在文革中造成了很多诡异的现象。在这种或明或暗的逻辑下，一个官员只要政治上站对了边，跟对了人，即使有些腐败问题，尤其是生活上不检点，往往能网开一面。这方面的案例实在太多，我来说点问题比较严重的。文革后期，有些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要想招工回城，就去找大队公社书记、找知青办招工办的负责人活动，其中就有被奸污的(算不算强奸另说)。可不少这类事情往往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因是奸污者政治上大都很红，而出身不好的女知青政治上有污点，站在政治正确第一的立场上，这种结局在当时并不出人意外。如果这些事有人存疑，那我们就说说大名鼎鼎的江青王洪文们吧。江青王洪文腐不腐败?按现在的标准看，他们那些破事的确不算回事。可腐化堕落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江青要全国人民看样板戏，她自己坐在小电影院看美国爱情片;在全国大多数人温饱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她却要空军用军机帮她从南方往北京运海鲜，这就跟杨贵妃动用一大群马匹往长安运送鲜荔枝有得一比了。王洪文更是如此，许多不同的人写的回忆录都相互印证了，王到中央后，生活上不仅享有合法特权，而且也是个标准的堕落分子。但江青王洪文是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当时政治上的“健康力量”，他们的生活腐化问题就不是问题。 至少在官方文件上，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有些人却直接把这一目的与反腐等同起来。 比如，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官场之所以腐败，是因为当年那些被毛打倒的“走资派”，文革后重新掌了权，现在还在掌权，所以中国越来越腐败。说实话，这种说法让我莫名其妙。文革的“走资派”，当时年轻的三四十岁，大一点的五六十岁，现在文革已过去近四十年，这些人都七老八十的了，有些人已经早进坟墓了，怎么可能还在台上掌权?他们难道是一群人精? 如果你们说的“走资派还在走”，指的是这些人虽然离休离世了，但却安排了自己的孝子贤孙们接班，包括让自己的子女们掌了权，就更会导致一系列荒唐的结论。“走资派”的子孙们是谁?不就是你们左派朋友热烈歌颂的红二代吗?况且，这些红二代中当今最红的人，父辈还是直到毛已经去世，文革结束后才最后解放的“走资派”。如果“走资派”的子孙们接班掌权就是“走资派仍在走”，怎么解释你们对最红的红二代的热烈拥护?如果“走资派”把权力交给自己人也没关系，不至于导致“走资派仍在走”，又凭什么说“走资派”的香火仍在延续，直到现在“走资派”的人还在掌权? 如果上面的所有意思都不是意思，所谓的“走资派仍在走”，无非是指现在的权力者继承了“走资派”的路线，这事左右派就找到了交集，可以展开理性辩论和商榷。这里，左右派的分歧仅在于：什么叫继承了原来的路线?左派认为，这是指文革后的当权者搞起了私有化，市场经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民主派则认为，官方路线的一成不变，实质是集权体制的“绝不”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制度安排一成不变。进一步的分歧是：中国现在的腐败乃至贫富悬殊，到底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这条“走资派”路线造成的，还是集权体制“绝不改变”这条一以贯之的“路线”造成的呢? 在这件事上，我希望有些左派朋友能拿出勇气来，勇敢面对基本事实。这类事实也随手可拈：欧美国家搞的是不是市场资本主义?如果是，它们那里的腐败现象严不严重，至少是否比中国更严重?如果美欧等国搞的是市场资本主义，却比中国更廉洁，你们又凭什么说市场资本主义才是腐败的根源?如果我们谈的是腐败的根源，而不是诱因和现象，难道我们就不能老老实实承认，腐败只跟权力的不受限制有关，其他都不是实质问题。 中国的腐败现象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现在的腐败，哪里才是高发区?是私人经济领域吗?根本不是。这个领域即使出现了腐败现象，也主要表现为私人工商业者被迫向官员行贿，还是跟公权力有关。 腐败的大宗高发区集中在公权力经济部门，集中在国有土地出让、政府采购和工程招投标，集中在铁道部、国企项目、设备、资源、产品的交易这些领域。中国现在蹲在监狱里的部长书记市长们，他们的锒铛入狱，无一不跟公权力对土地、资源、建设项目的垄断有关。 我承认，如果以货币现象衡量，同样没有摆脱集权专制弊端、而是把这种弊端推向了更极端方向的文革中国，的确是比较廉洁的。现在有些右派朋友，因为厌恶文革，就不承认文革中国的这种腐败不普遍，程度也不严重，这是不对的。而文革的这种货币式廉洁，也仅仅限于以货币衡量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事情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现在我们要问的只是：文革的货币式廉洁，是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功劳”吗?如果不搞文革，在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这种廉洁就会遭到瓦解吗? 这件事其实很好澄清，我们只需问问，文革时期货币式腐败不严重，文革前的17年，这种腐败就很严重吗?同样不严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份文献能充分证明，文革时的普通官员很廉洁，而文革前的官员就很腐败。文革的确短暂改变过一些东西，你们可以说文革前的普通官员更官僚一些，架子拉得更大一些，但除此之外，你们能找到文革前货币式腐败更厉害的有力证据吗?既然货币式腐败文革前后没多大区别，怎么能说文革是反腐的利器呢?如果文革对反腐没有什么特殊贡献，腐败有文革避开了的原因，这种原因又是什么? 这件事也很好判断：无论文革前后，中国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是一致的，这就是政治上的集权专政，经济上的管制计划经济。而这27年官员的相对廉洁表现，主要奥秘就藏在管制计划经济之中。计划经济有何特点?与市场经济相比，它的资源调度乃至货物交换，主要是通过计划调拨完成的，货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消费领域。计划经济下大宗交换都通过划拨完成，货币尤其是现金货币没有出场，经手此事的权力者就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这一点，看看中国土地易手制度的变化，就非常清楚了。现在中国的土地流转，至少在表面上，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交易计价结算，伴随着大量的货币(数字与纸币)流动，这就使得土地的转移，无论是通过协议形式完成的，还是采用了招拍挂的方式，都使权力者有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腐败也大量发生在这个领域。而计划经济下的土地易手，几乎100%通过行政划拨，不仅货币交换没有伴随其中，土地连价格都没有。土地不是商品，通过土地交易寻租，就失去了操作平台。 我要追问的是，为何中国的官员竟是这副德性，只要搞起了市场经济，他们就会把贪婪之手伸出来?同样是实施市场经济，为何有些国家的廉洁度就非常之高呢?看来，不管一些理论家说了多少废话，还是无法回避前面一再提到的那个简单道理----权力必须进笼子，不受制约的权力等于恶。中国无论文革前后，政治上始终是高度集权的。 问题是，这与文革有关吗?在拔除权力不受制衡这一腐败根源的问题上，文革有任何实质性贡献吗?我看没有鸟贡献。如此看来，在权力垄断之弊端不除掉的背景下，中国要想保持货币式廉洁，就只有始终搞管制计划经济这一条路了。可计划经济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人们缺衣少食、物质匮乏的路，一条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经济发展之路，一条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路。这已为中外数十个国家的长达数十年的实验反复证明，难道我们还要拿民族和民众的命运开玩笑，再搞一次这种无谓的实验吗?如果中国的官员要做到廉洁，就必须拿民众来陪绑，只能让他们在困乏的经济经济体制内生活，如果我们真只能做这种荒唐的选择，这岂不是说中华民族的智力有问题? 另一方面，腐败是无孔不入的，只要权利没进笼子，堵住了货币式腐败，它就会在其他领域顽强表现出来，文革时期也不例外。我指的主要是在文革中照样没被触动、甚至没当回事的特权式合法性腐败。合法性腐败，现在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三公消费”;在文革及此前的十七年，则主要表现为各种特供制度，为特权者提供的公私不分的各种物品和服务，公有制名下的公器私用等等。合法性腐败，特权者几乎无人能例外，也包括毛。毛在世时，为他建了那么多别墅，这些别墅大多都在风景优美的风水宝地，我前几年旅游时就参观过多处。别跟我说这些别墅都不在毛的名下，产权姓公，权利归私正是合法性腐败的特点。毛的别墅名义上是国家的，可除了他能使用，还有谁能用?直到现在，这些别墅要么被封存，要么就变成了毛的纪念馆，这跟私器有何区别? 提到合法性腐败，我还想到一件事。现在有些人提到文革时，老是说那时的领导人如何朴素，一件衣服穿了多少年等等。央视的百家讲坛，也讲过朱棣皇帝艰苦朴素的故事，说他喜欢穿旧衣服。我对此写了一篇文章：皇帝穿破衣服不过是在作秀。皇帝真想为朝廷省点钱，就该去遏制合法性腐败，把自己的后宫佳丽裁掉一大半，这样节省下来的钱，不仅可以保证皇帝新衣不断，而且还能为库府增加不少银子。 在反腐问题上，如果非要说文革与此前的17年有何不同，那也只是----腐败变成了一个政治路线问题，马列毛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政治上失势了，腐败问题就会很严重，甚至无限上纲、无限放大，惩罚和打击也会更严厉或残酷。此外，还会发动群众参与这些事，选择性地对那些政治失意者的腐败问题进行揭发、检举、批斗、控诉和监视。 文革对腐败的处罚很严厉，可这些东东很新鲜吗?一点也不新鲜，严惩腐败可说是中国皇朝时代的一贯做法。明王朝朱元璋时代，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也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而且与文革只讲政治不讲法制的做法不同，朱元璋很注意用律法来惩治腐败。为此他亲自主编了《大明律》，其中的律条五花八门，大都是些严酷得到了极限的条文，用来恐吓贪官的“剥皮萱草”之作，在反人性上更是登峰造极。朱皇帝还很注意进行反腐教育，他把自己亲自办的一些贪官案子，以诏告的形式汇集成一本《大诰》，广发天下，用以警示和教育那些潜在的贪官们。 “发动群众”参与反腐，朱皇帝也有别出心裁的发明，律令中的一些连坐法，对知情不报者的严厉惩处，就不仅是动员式反腐，而是逼迫人们检举揭发了。为了增强反腐斗争的广泛性、参与性，朱皇帝还让文人们编了些“民谣”(或曰打油诗)每到五更时分，便让专职人员吹起号角，大声唱出这些反腐“红歌”，以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这些措施有用吗?有昙花一现的短暂作用，朱元璋一死，就人亡政息，如同毛的人亡政息，“剥皮萱草”销声匿迹，腐败也随着明王朝的延续越演越烈。这不是什么朱家的基因问题，不是说朱家皇帝的基因决定了，这个皇朝的帝王注定会一代不如一代。放眼中国几千年，哪个朝廷不是如此?在腐败问题上，一代不如一代，腐败越演越烈，是专制集权体制的宿命。 更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体制下的反腐，注定会变成选择性反腐，使官员的“政治正确”与否，成为是否会因为腐败而受罚的重要筹码。在集权专政体制下，决定官员命运的力量不在下面，而在头顶上，顶头上司才是官员的命根子。官员跟对了上司，站对了“路线”，他们就找到了保护伞，他们的贪腐事实也很容易化解。反之，一点点小事也可能无限放大，甚至被指鹿为马。明王朝的反腐没有避开这种“俗套”，它的历代宦官式大贪都贪得顺顺利利，都是在皇帝易位、新帝改变了老皇帝的“政治路线”之后，这才大难临头的。文革也是如此，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集团在台子上时，个个都是一尘不染的圣人，一但政治上失势，无不是腐化堕落分子。 这造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后果：任何家伙在官场上混过一短时间，就会彻底“看破红尘”，知道什么廉洁自律啦，为民服务啦等等都是鬼话，官场上有价值的东东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而在权力由更大的权力者授予的体制中，保住权力的要诀就是眼睛朝上，跟对人，站好队，拍好马屁。构筑好了这样的保护伞和利益圈子，权力就能保住，腐败也总能逢凶化吉。有了这些心得，当贪污受贿的机会铺天而来时，贪官们的盛宴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