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真是远见卓识，十几年前就开始投资英国的企业，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和对所在国的法律认识不是白费的，到了现在，他再转移经营重点就得心应手了。 假如有一点资产规模的港商，都应该走这条路。 我建议连台湾都不用考虑，直接转移到越南印尼等新兴发展中国家，那边的增长空间还很大，或者是法律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能够保证到至少一部分资产的安全。 如果现在还不开始动手，将来就后悔莫及。出走部分资金，留得青山在，将来还可以为华人社会保留经济复兴的资产。
有些人还在说这次只是人大对于普选的框架，说不定以后还可以进一步修改和改进。 我劝大家死了这条心。 首先基本法规定了最终实现在提委会提名下，最终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 也就是说，大陆完全可以说，现在的这个框架就是符合基本法所有特征的最终的选举方法，而以前的提委会八分之一提名，然后过半数票数当选的小圈子选举，是循序渐进的过渡。 董建华都公开说了，现在人大规限的这个普选，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时期的选举都不逊色，按他那么说，还有改进的必要和理由吗？
我相信今后香港一定会慢慢走向威权式道路，但绝对不相信在梁振英或同样思维的人士治下，香港能够达到新加坡的管治水平。完全不可能。新加坡的清廉，假如真实存在的话，一是因为新加坡身处大国之间，本身的稳定决定了其政权管治要达到尽可能的不出错，否则轻易就被大马美国中国所影响。二是因为李光耀家族统治，为了自家的管治合法性合理性，他对廉政看得很重要。但是，香港的情况跟新加坡根本就不同，在香港，除了梁振英外，还有大量权力高于他的中央驻港官员，还有很多官二代。这不是特首所能抗衡的。假如按人大的普选框架，候选人就必须要讨好提委会成员，最终是讨好中央高层，以拿到一半的提名票，而他和中央高层之间，必然需要驻港官员的中介和引荐，可能还不止一两个人，成功后，他肯定要回报和酬谢，掏自已的腰包？不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对商业的影响力。ICAC直属特首管治，特首完全可以影响廉政公署，你相信廉署会查特首涉及的腐败案件？以前还有廉署查前任特首曾荫权，是东方日报首先揭穿和揭发曾荫权贪求富商的小利，但背景是东方日报亲北京，曾荫权被认为是英国留下的在公务员系统的高层，本来不被信任，只是在董建华在二十三条立法引起掀然大波，被迫辞职后，北京为了香港稳定，而不得不起用曾荫权的权宜之计，后来为了打击曾选定的接班人唐英年，以利于中央更看好的梁振英上位，才敲打曾荫权，让其靠边站，防止其利用尚执政优势帮助唐英年。换言之，假如本身就是又红又专，或者是北京青睐的候选人，东方日报绝对不敢半点质疑。特首候选人为了拉拢支持，可能给经济回报，但是假如一些驻港官员另有经济联系的政界人物或者是某些亲北京有办法影响上听的商人，本身不缺钱，但就没做过官，他们会不会反过来影响特首，要求出任类似于发达国家内阁成员的行政会议成员，又或者是高层官员，如财政司律政司和政务司司长？香港的传媒，敢反对的已经越来越少，最坚定的苹果日报又被廉政公署调查，自由派的财经报刊信报创始人林行止把所有的股份卖给大财团，都表明了他对前景不乐观，或者根本很难在压力下坚持。再过几年，还有谁敢和有影力能影响普通民众对抗特首及其下属高官？
北京已经说了，香港的各级法官也要爱国爱港，这里说的爱国爱港，真正的意义是爱社会主义。这引致了香港离任的历届大律师公会主席和离任最高法院法官都表示反对。但是，既然北京拥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在普选框架上说这才是合符基本法，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说拥护中央才能当法官。到现在为止，我都没听过有哪个法官公开说不拥护中央，所以这个问题本来不存在，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才叫拥护中央，是判决时作出绝对与中央路线一致的决定？还是说不能作出与特区政府政策不符的决定？我看都有可能。
传媒自由，独立法治，民主选举这三样都不复存在，香港的官员廉政和高度法治都保持多久？依我看，不出十年，肯定会有大滑坡.就是一两年前，廉政专员汤显明被媒体揭露出用严重超出标准的公款购买高档烟酒，以接待内地高官，假如各种限制和约束极度放宽或不复存在，香港官员会否走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腐化程度？我完全不抱乐观。
还有人说不如接受了2017年的特首普选框架，然后把重点放在2020年的立法会普选上，希望立法会普选后得到的大多数票数可以制约特首。这真是天真。北京能够不顾一切反对，置香港左中右三派的特首普选方案于不理，出台比所有方案更保守的框架，你相信在立法会普选问题上，他们不会以这样那样的规定来让候选人只能是亲政府的人物吗？没有制约的政治必然会走上倒退之路，从过去基本法说的除国防和外交外，一切由香港自行管治，到现在各方面都不遗余力的影响香港的管治，可以这么说，根本不存在实践诺言的诚意。 在一个没诚信的社会里，你肯定自已的资产安全？此时不开始转移资产，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