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铃铛阁（十）好梦难圆
从1949年9月到1955年7月，在铃铛阁度过的六年是我最怀念的时光，衷心感谢给过我帮助指导的各位老师。也曾提起过几位不甚满意的，他们被分配到不合适的岗位，并不是个人的错。
用今日的眼光看，我在那阶段所受的教育远非完美无缺。
翻阅校史得知，铃铛阁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英语教学已达到相当水平。高中数理化全部采用外文版教科书。而我们入学后，先破旧，初一停开外语，再立新，初二开始学俄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俄语只在分配到少数特定岗位时，才会有用。平时应付考试并不难，考完忘光了事。
重理轻文，“文科无用”，“文科危险”。社会上连续不绝的批判斗争，向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信号。而在有限的文科教育中，贯串的一系列词汇、斩钉截铁的结论又使我们懒于思索，习于轻信，惯于盲从。人文科学教育在开启思路，拓宽精神视野，培养良好的判断力，形成健全的人格诸方面的作用已全被阉割。仅仅变成一种驯服用的工具。
理科教材全盘照搬苏联。高中生物课本名为《达尔文主义基础》其下册是讲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否认基因的存在，把占主流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定罪为反动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伪科学。这种充满暴力的“学说”让我们下意识地“敬”而远之。多年后，我们知道，对此付出代价的不仅是那些被清除的遗传学者。
物理化学课本要贯彻苏联的爱国主义，每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者都是俄国人。讲到无线电波的发现者什么“斯基”，后面又附一句：十几年前，意大利人马可尼也作出同样的发现。我们当时即引为笑谈。
我中学阶段，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还是基本维持着的。我离开后怎样？有校史为据。
“1955年暑假，全校开始了‘肃反’教育的学习。广大同学和青年团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团员听了团课认识到对组织要忠诚老实，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全校教职员工中开展的肃反斗争学习，在充分思想发动的基础上，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提高警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全校教职工分4个大组进行，自始至终充分发动群众，并随着运动的发展及时地进行思想教育。由于政策稳妥，工作细致，广大教师通过肃反斗争的学习，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大。”
“1957年4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天津三中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从5月开始了整风运动。主要集中在7月至9月，经过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大力整改和批评反省四个阶段。有些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笔者注：‘有些人’中，我知道的有数学老师朱芝英，政治老师赵立功：女，部队转业，据说因其父被镇压，影响本人进步，发牢骚而入网。肖传经副校长：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生，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本人又是三中民盟主委，随章罗而倒。）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在学校中开展了一场所谓破除资产阶级观点树立无产阶级观点的‘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天津三中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首先召开了学生代表大会进行发动，而后在全校掀起了‘大鸣大放’的活动。学代会后4天共写出上万张的大字报，矛头指向教师。此后在教师中进行了干部下放到工厂农村。同时在学生中开展整团工作，大家互相赠‘西瓜’，展开了鸣放，有的团员错误地受到批判和组织处理。”
“1959年8月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天津三中也和全国一样，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这些政治运动都给学校的教育正常秩序带来了干扰和影响，使许多教师和有的学生受到冲击和伤害。”
“1958年学校放暑假时，全国和全市‘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7月下旬，中共天津红桥区委发出‘奋战一周，八一比武’的号召，在这一口号推动下，天津三中团委发动共青团员带头，于7月25日起，全校干部、师生齐动员，展开了学校办工厂的活动，在短短几天内形成高潮。在校内建立起许多具有工厂雏形的生产点，并把这种生产点称作工厂。计有无线电器厂、铸铁厂、炼钢厂、金属加工厂、电池厂、草酸厂、木工厂等20多个工厂，少先队员也建立起制药厂和娃娃厂，生产的产品近50种。”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全民有什么活动，就组织学生参加什么活动。天津三中在这个期间参加了支援三夏劳动、改造海河劳动、‘大炼钢铁’活动，还参加了诸如除四害、打麻雀、大搞城市卫生、街道人民公社化等活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运动遍及全国。天津市中小学陆续停课。天津三中师生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之中。6月中旬市委派工作组进校遭到师生反对，后又派工作队进校，发动群众揭发党支部和学校领导的问题，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遍全校，大字报、小字报贴满校园。学校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教职工被打成‘牛鬼蛇神’，建国以来党自己培养的青年干部、骨干教师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进行劳动改造，关进‘牛棚’，进行批斗，以至进行人身攻击和伤害。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中旬师生代表赴北京参加了毛主席‘八.一八’检阅师生的大会。此后，学校内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学生中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开展‘破四旧’活动，进行大串联。1967年‘一月风暴’后，学校的红卫兵一派组织‘夺权’，学校的党政领导组织陷于瘫痪，校园一片混乱，校舍、设备，特别是文献、档案资料等遭到严重的破坏，整个学校教室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由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学生群众组织中产生派性，发生过武斗，造成个别学生伤亡。……”
（以上照录自2002年出版的校史。）
这段时间我虽离开母校，远在千里之外，但全国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概莫能外。所述动乱，如在眼前，感同身受。至此梦已惊醒。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