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悲欢
马惠玲
一个世纪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很短，但是在一个家史的变故中却很漫长，尤其在困苦和磨难中尤为漫长！我的姥姥和我的母亲、舅舅这一家人就在这漫长的世纪百年中，因为姥爷的失踪而演绎了旷世之悲凉！我的姥爷做为一名抗日殉国将领，也在这漫长的世纪百年中经历了从湮没到走出尘埃，最终从中华民国认可的民族英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认可的民族英雄的过程！
一
我的母亲李淑媛，于191９年２月２４日农历一月二十四日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读过书，学过医，当过道德会的老师。母亲的父亲李兰池，字锦卿，1898年出生，辽宁省昌图县金家屯人，祖籍辽宁锦西。姥爷自幼聪颖好学，饱读诗书，擅长书法绘画，写得一手好字。少年立志从军报国，1923年底考入东北军讲武堂第五期骑兵科，与原国家政协副主席吕正操是同期同学。1925年冬毕业后，进入奉军，1928年东北易帜后，奉军改编为东北军，他凭借才干逐步升迁。张学良就任陆海空副总司令前往南京，我姥爷时任上校团长。抗战全面爆发后，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上校师参谋长、一一二师三三六旅副旅长、代理旅长、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1937年12月12日在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我姥爷从“西安事变”即与家中失去联系，直至2010年母亲去世三周年前夕，我们才通过网络查找，得以知道姥爷失踪真相，时间长达74年。在这漫长的74年中，我的姥姥和我的母亲、舅舅相继离世，在他们有生之年没能得到我姥爷的任何消息，没能解开姥爷失踪之迷，这让他们抱憾终生！
我的姥姥李春芳是知书达理之人，举止端庄，眉清目秀，极有教养。母亲的姥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名叫李清泉，是当年辽宁省昌图县有名的大法师、老中医。太姥爷一生信奉佛教，弘扬佛法，乐善好施，行医中少取钱两，慕名前来寻医问药之人很多，遇到穷苦者，不但不收分文还要解囊相助。
姥姥是家中独女，被其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他们特别重视对姥姥的培养教育，送她就读私塾学礼仪，使本来俊美端庄的姥姥更加内外兼修。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姥姥的父母对此要求很严格，一是要李姓，二是要品学兼优。经严格挑选后，选中了我的姥爷李兰池，两相情愿，我的姥姥和姥爷喜结连理。成婚后，姥爷投笔从戎，姥姥一直和自己的父母居住在昌图县金家屯（现在的金家屯镇），姥姥比姥爷年长一岁，姥爷尊称姥姥为姐姐，俩人相亲相爱，情投意合。
大概在母亲六、七岁的时候，母亲的姥爷和爷爷两家变卖了辽宁老家的所有财产，来到现在的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川镇。听母亲讲，那时虽小，但有些事还依晰记得。来到太平川后环境条件的改变，让全家人好长时间才能适应。母亲由始至终都在怀念辽宁老家的一草一木，怀念老家的大果木园子，怀念一家人住过的青砖房！听母亲讲，在辽宁老家，逢年过节时常有官员到姥爷父母家中看望，可是为什么突然举家来到太平川，母亲没讲过，做为后代我们至今也想不明白。
听母亲说， 舅舅家以前曾存有过去的家谱，上面记载姥爷的先祖在清朝乾隆时期任过辽宁省辽西一带的总兵。母亲的爷爷名叫李祥，在昌图县金家屯柳条沟经商，开大车店，店名是李家车店。母亲的爷爷从昌图搬到太平川后，还是开大车店，店名还是李家车店。几年后，由于母亲的爷爷去世，大车店歇业关门。之后母亲的奶奶就由母亲的二叔护送去了南京姥爷家，去后不久，因水土不服等原因病逝于南京，据说当时是一名高官为其举行的点祖仪式。从此，我姥姥领着自己的一双儿女陪着她的父母，孤独的生活在太平川小镇。
二
姥姥受到的教育，都是传统的道德教育，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恕悌深深的影响着姥姥。
随着姥爷职务的升迁可带家眷随军，姥爷提出接姥姥及太姥爷全家到奉天团聚，但太姥爷及太姥姥不肯再次背井离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姥姥是家中独女，不忍心丢下父母，于是择其孝，宁愿独守空房在家陪伴侍奉老人。
由于姥姥不肯随军，大概在母亲十二岁那年，也就是１９３１年，征得姥姥同意，姥爷在奉天娶了一位小他十二岁的美貌女子为二房夫人，二夫人性情温婉且明事理，他们成婚后，姥爷带着二夫人回到太平川姥姥家中看望姥姥及家人，二夫人进门称姥姥为姐姐，姥姥对他们以礼相待，但内心五味杂沉，可想而知！
母亲和舅舅过去曾保存有二夫人的照片，我小时候看过，穿的是半袖旗袍，圆脸，确实美貌端庄！文化大革命期间，舅舅担心有人抄家将照片烧毁了。
姥爷在奉天的时候，母亲时常到奉天小河沿的家中小住。听母亲讲，姥爷的家中很气派，有保姆伙夫，每到吃饭时都有人来“请小姐用餐”。姥爷的二夫人对母亲非常关爱，那时，母亲梳着两条长长的辨子，二夫人每天早晨起来都帮母亲梳洗打扮，还时常把母亲领到外面逛公园买东西，见到熟人就介绍说：“这是我女儿”。听母亲说，二夫人后来为姥爷生了两个女孩儿，一个叫郁春，另一个叫郁桂。
姥爷家中书香气十足，满屋都是古书字画，姥爷闲暇时，还经常自书字画。母亲爱刺绣，姥爷就给母亲画花样儿，兰花居多，这些花样母亲保存了几十年不离左右。我家搬长岭后，母亲无论回太平川还是来长岭，基本随身携带，但后来这些画样不经意中（损）丢失了，为此母亲很是生气伤感！母亲说“这些刺绣的花样儿是我爸爸亲笔画的，是纪念”！可见母亲对她父亲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母亲每次从奉天回家，姥爷都要给母亲带回些古书字画，至今舅舅家仍保存着《十粒金丹》《东周列国》等书和画。姥爷还留有一本手抄书，书面写着李兰池，手书中有岳飞的《满江红》，但这本书我从未见过，也不知内容，听表姐说，此书舅舅一直保存完好，但近年再找的时候却不翼而飞了，姥爷当年自己的一些字画在文革中因四处藏匿也丢失了，仅存的是姥爷（的加）一本手抄本，里面有诗作、书信和药方。
母亲最后一次去姥爷家回来，姥爷还送给母亲很大一块白底带兰花的“印度绸”布料，母亲保留了好几十年也没舍得做成衣服，就那么放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告诉我们是她爸爸送给她的纪念。以后我两个姐姐长大些了都爱美，看着母亲保留这么好的一块面料就向母亲提出做衣服的要求，母亲想想同意了要求，于是拿到“成衣铺”请人给我姐仨每人做了件衣服，至今我姐姐还保存着这件衣服，我的那件由于穿着不太和体，加之我不爱打扮则送给了姐姐。
姥爷虽然娶了二房，但对我的姥姥及儿女的生活仍然非常关心尽责，每月按时往家里邮钱寄物，经常给姥姥写信，字里行间充满对姥姥的尊敬、歉疚和惦记，母亲能把姥爷写给姥姥的信倒背如流，独处时常默默叨咕姥爷写给姥姥的书信，其中的有两句我还记得：＂积金积玉不如积德，惜金惜玉不如惜儿女＂，＂姐姐为我养育一双儿女，可谓恩重如山，此情无以为报＂。
姥姥遵守孝道，恪守妇道，忠实于自己的丈夫，却为了父母宁肯独守空房让姥爷再娶，也不肯随夫远行。孝道让姥姥在其父母面前展现的淋漓尽致！
三
“西安事变”后姥爷与家人失去联系，这让家人苦闷不堪，她们的心一直为此而煎熬着痛苦着，她们无时不在思念牵挂着（的）自己的亲人，期盼有朝一日姥爷能安全归来！在母亲的心目中，姥爷是位慈祥可亲，爱子爱家负责任的好父亲。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感叹：“我爸爸以前对我们可好了，总按时给家寄钱，西安事变以后就不管我们了，领着我那小妈自己享受去了！”“我那爸爸讲武堂毕业，可有文才了，可惜就是不要我们娘仨了”！
她们一直揣测姥爷的下落，或是去了台湾，或者是“西安事变”被蒋介石杀害，或是死于战场！她们在矛盾中对姥爷爱怨交加！姥姥也曾四处打听姥爷的下落，每听说有从东北军回来的人，都要去询问，但他们只知道姥爷当大官了，却不知详情。殊不知，那时我的姥爷正在抗日的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最后以身殉国，与家人已阴阳两隔！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从1933年日寇从东北向关内进攻，我姥爷一直转战在抗日的战场上，先后随部队参加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屡次打退进犯之敌，颇具战功。
抗战期间姥爷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从事进步活动，当时我国开国中将万毅同志就是在我姥爷李兰池将军的掩护下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我姥爷任副旅长后，万毅将军接替六七二团团长职务。解放后，万毅将军担任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和炮兵学校校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姥爷任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副师长，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打响，五十七军奉调赶赴淞沪战场作战，驻防在江苏南通、海门等地，守备长江左岸，配合海军部队封锁长江航道，阻止日军溯长江而上，保卫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侧背安全。同年11月，我姥爷率部渡江据守江阴要塞。在日军第十三师团进攻下顽强抵抗，浴血苦战，连连击退敌人。中旬，淞沪地区的中国守军全线后撤。我姥爷所在的一一二师奉命南渡长江，和一○三师作为江防军共同据守江阴要塞。
江阴要塞位于无锡至江阴国防线的北端，控扼长江，地势险要。日军在占领淞沪后，分兵数路迅速向西进犯。11月19日，日军突破苏州和福山国防线。11月20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开始进攻江阴要塞。一一二师和一○三师固守阵地，阻滞了日军溯江西上。日军在多次进攻受挫后，急忙调来海军，对江阴要塞实施水陆夹击。至12月1日，我姥爷所部在连续激战五昼夜之后，工事大部被毁，官兵伤亡甚众，外援业已断绝，于是奉命向镇江突围。
一一二师在镇江休整了数天后，于12月8日，奉命日夜兼程开往南京。我姥爷所部编入南京保卫战的战斗序列，担任南京太平门外蒋庙一线的防御任务。12月10日清晨，到达南京太平门外，立即抢占蒋庙阵地。我姥爷深知敌强我弱，必有死战，他亲自巡视阵地，鼓励部下奋勇杀敌，立功报国。次日，日军第十六师团在飞机、坦克及重炮火力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我姥爷等率部应战，用劣势的武器装备狠狠地打击了侵犯的日军。在阵地危急时刻，我姥爷亲自督战，率领部队白刃格斗，打退日军的疯狂进攻。但因部队伤亡过重，阵地动摇。12日，日军攻破南京城，一一二师奉命向大胜关转移，在指挥部队突围时，我姥爷身先士卒，率队冲锋。由于敌众我寡，日军枪炮疯狂射击，不幸在太平门一带中弹阵亡，时年39岁，是南京保卫战中殉国的主要将领之一！
我姥爷牺牲后，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批准给付抚恤金（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原件记载），但无家人领取。新中国成立后，我姥爷抗日殉国的史实分别记载于《东北军十四年抗战史》《关东游子——东北军抗战纪实》《国民党抗战殉国将军》《中国抗日将领牺牲录》《张学良与东北五十七军》《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国民党将军》《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李兰池将军传记还收录于《张学良与葫芦岛》《葫芦岛文史纵横》《辽西大地多名人》等书籍。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抗日牺牲将领纪念墙上陈列着我姥爷的英名与生平简介；在台北园山的忠烈祠里供奉着为了保卫家园反抗日寇牺牲的英烈们，其中有我的姥爷李兰池，但那时家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四
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因为政治运动，因为姥爷是东北军将领，母亲和舅舅不敢和任何人提起我的姥爷，也生怕有人问起我的姥爷，他们一直都在谨小慎微的生活着，躲闪着关于姥爷的话题。
文化大革命中，时常有人来了解姥爷的情况，母亲和舅舅从来不敢说出姥爷的真实名字，因为姥爷是东北军也就是国民党。在那个年代，姥爷如果去了台湾，母亲和舅舅就是反革命家属，我们这些后代都会受到牵连，为了我们这些后代不受影响，母亲和舅舅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出李兰池这个名字。记得我在十三四岁时候，家里来了两个陌生的外调人员，我当时印象极深，母亲坐在炕上，两个外调人员坐在炕边上，手上拿着几张16K纸，上面是名单，向母亲询问姥爷的名字，我看母亲想了想说出了一个名字。外调人员走后，我追问母亲他们为啥问姥爷的名字，母亲长叹一口气，略显神密的低声告诉我：“因为我爸爸在张学良的部下，是国民党。”并叮嘱我不要对任何人说。我问母亲你说的是姥爷的真名吗？母亲说：“不是，我编了个名字。”我又缠着母亲，让母亲告诉我姥爷的真实名字，并保证对谁都不说。母亲第一次告诉我，也是第一个告诉了我姥爷的真实名字――李兰池。这个名字让我刻骨铭心，永远的记在了心里，并坚守自己的承诺，对任何人都不说，包括我的哥哥姐姐。
母亲虽然对姥爷的失踪而误解，但对姥爷的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没有改变，那种思念和惦念与日俱增。1982年5月，我二姐工作调动到江苏，临走的前几天，母亲嘱咐二姐说：“你到了江苏，离南京近了，找时间打听一下“南京同仁街7号”是个啥地方，你姥爷最后一次给家寄钱就是这个地址。”
我二姐曾通过南京现代快报的记者帮助，找到了南京市房产管理部门，又通过他们的帮助查找到了1937年房屋档案，根据当年的档案记载，南京同仁街7号的房主是一个姓余的人，而我的小姥姥也就是我姥爷的二夫人恰巧也姓余，且我小姥姥的哥哥是我姥爷的副官，自然也姓余。现代快报的记者还捋着这条线索找到了这个余姓房主的孙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教授，但是询问起他爷爷或父亲是否提起过相关往事时，这个大学教授说，没听他父辈人等说起过有这门亲戚，这条线索就此断了。
五
母亲家世代信佛，母亲的姥爷是大法师又是老中医，至今久居在太平川和我同龄的人中，还有很多人记得其长辈说起过李大法师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的往事。2013年我的同学梁秀丽通过别人找到我的电话号，在和我通话中，提及舅舅去世时她曾去为舅舅诵佛的事，她说：“你太姥爷过去是有名的李大法师，听我妈说李大法师救过我姥姥的命，我姥姥病入膏肓时吃了李大法师的药，才捡回一条命，而且分文未取。我给你舅舅念佛送他往生就是要报李大法师对我姥姥的救命之恩！”我听后无限感慨！积德行善之人，不为善小而不为，救人于危难，必果报于后人！算到现在母亲的姥爷姥爷也该有140多岁，没想到他当年行医救人之事居然还能流传百年，居然还有人因近百年前其先人得到过他的救治而为其后人助念往生，来回报他的恩德！这真是“积德虽无人见，行善自有天知。”
母亲的姥姥也自幼信佛，心的善良，哪家缺衣少米，有求必应，邻里关系处的非常融恰。闲时烧香拜佛，仅诵一句佛号。在母亲十三岁那年，太姥姥早上三点多钟将家人叫起，告诉家人，她收拾收拾要走了，让姥姥起来给她打点，要准备一个靠椅，她说她要在早上七点钟坐着走。姥姥及家人以为太姥姥是糊涂了，说的是胡话，没有信实。但百孝顺为先，看太姥姥说的很认真，姥姥也不敢怠慢，宁信其有。于是姥姥就到邻居家借了个靠椅，做了相应的准备。太姥姥则自己穿衣梳头，默诵佛号。好多邻居听说太姥姥预知时日要坐着走，都觉得惊奇前来围观要看个究竟，当然有很多是为了帮忙。早上将近七点钟，太姥姥坐到靠椅上，神态安祥，气息渐无，姥姥轻托太姥姥下颚，送太姥姥往生了！
太姥姥的往生，在当时轰动很大，印证了"众善奉行，诸恶莫做，老实念佛，必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说法。
太姥姥往生后，家中自然空荡了许多，太姥爷也随着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日下，姥姥细心的照料着太姥爷，但没多久太姥爷也因病离世，同样是坐着往生的，成殓他们的棺木都是特制的坐棺。
姥姥做为她父母的独女尽了她应尽的孝道，完成了她对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和使命，为人子女，姥姥做的无可挑剔且让人敬佩！但姥姥的后半生随着父母的离世，随着丈夫的失踪，内心受着痛苦的煎熬而郁郁寡欢，支撑她的唯一支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舅舅 ！
六
我小的时候，姥姥家的墙上挂着很大一张姥爷的照片，姥爷身着黑色中山装，脸上微露笑意，眼睛大而有神，鼻直口阔，头发很短近似光头，相貌堂堂，儒雅中透着神武之感。由于照片中的姥爷和舅舅长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目光不同，所以我一直以为那是舅舅的照片，大些了，才听母亲说这是姥爷的照片。
这张照片大概是姥爷1935年之前照的，到1970年最低也有35年的时间，就这么挂在家中的墙上，说明姥姥对她的夫君是何等的思念与眷恋！1962年，姥姥带着遗憾在郁郁寡欢中去世，舅舅家的墙上依然挂着姥爷的照片，还是在那个位置上！这说明舅舅对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思念与怀念 。
我的舅舅名叫李志超，是我姥爷给起的名字，听母亲说，舅舅与姥爷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舅舅五六岁的时候脚扭伤落下了残疾，姥爷一次回家，摸着舅舅的头对姥姥说：“这孩子日后不会有啥大出息，长大了让他学一门手艺吧。”姥爷以为舅舅小，听不懂他和姥姥的对话，其实舅舅听懂了，舅舅流泪了，这使姥爷懊悔不已，抱着舅舅久久不肯放下。母亲每当提起姥爷的这番话，心里都非常难受，因为母亲与舅舅相依为命几十年都不曾离开，那份姐弟之情甚深。以后舅舅就应了姥爷的话，因为脚有残疾而影响了仕途。
舅舅与姥爷的最后一面是1929年，姥爷随部队北上，乘火车路过太平川，由于战事紧、军纪严，姥爷不能回家看望，就捎信让家人到火车站与其相见，于是我的太姥爷就领着母亲和舅舅到了火车站。听母亲说，姥爷见到他们时，那份激动无以言表，一下子就把舅舅抱了起来，一边还拉着母亲，怜子之情跃然脸上。当他们依依惜别时，母亲说她哭了，而且非常的伤心，好多天都想她的父亲，惦记她的父亲。那年母亲10岁，舅舅7岁。这次见面是舅舅与姥爷的最后一面，这一面让舅舅终生难忘！
七
由于姥爷常年不在家，培养教育儿女的重任就由姥姥一个人承担起来。母亲和舅舅很小的时候，姥姥就在家教他们学习《三字经》《百家姓》《朱子家训》《弟子规》等，教育他们要友爱重亲情，宽厚待人。母亲和舅舅到了上学的年纪，姥姥就把他们都送到学校读书接受教育。
母亲上过妇产科学校，学过中医，但临床的时候因母亲胆子太小，不敢接触病人，所以最后没有从医。母亲还进“道德会”学习传统的文化道德礼仪，曾在四平“道德会”当过老师。
母亲爱读书看报听广播，关心实事。看过的书除“四大名著”外，还有《东周列国》《隋唐演义》《孙庞斗智》《十粒金丹》《解学士诗》和佛教、医学、慈孝仁爱等方面的书籍，知识面很广很丰富。我们小时候最爱听母亲讲故事，母亲给我们讲的故事都是历史方面的，都是忠孝节义类的，受这些故事的影响教育，我们从小就懂得爱国爱家，知道要孝敬长辈，知道为人要诚实，知道处人要讲情义，知道来者都是客，要以礼相待！
母亲传承了姥姥对她的教育方式，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尊重，从不打骂，从不苛责，态度和蔼。不赞成“棍头出孝子”的说法，而是说“父慈子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
由于母亲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养成了很多好习惯。
母亲有做笔记的习惯，好的故事词句都要用笔记下来，然后讲给我们听。母亲八十岁以后依然保持读书看报的好习惯，依然做笔记，尤其是佛教方面的经书等就有好多手抄本。
母亲爱书，看书前总要把手洗的干干净净，担心把书弄脏了，她看过的书从来都不窝角子，看到哪页都是用书签格起来。
母亲特别惜字，从不允许书本乱放，谁将书本散落在地或用脚碰到，拾起后必须放在头上顶一顶，有不用的字纸从不随意丢弃，都是放在一起烧掉，然后再找个干净的地方挖个坑埋上。
母亲还非常讲究礼节，知道家里要来客人，总是提前把屋子打扫干净，见了客人总是彬彬有礼，以手示意“请坐吧”，给客人满上水后总要说“请喝茶吧”，送客人走时总是要说“请慢走”。
母亲特别讲究行走坐卧，要坐如钟，立如松，睡如弓。走路要目视前方，不能左顾右盼，坐或站不能抖腿，吃饭不能叭哒嘴、见到长辈要行礼等。
姥姥对母亲的言传身教通过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儿女受益终生。母亲无论是气质还是言谈举止，即使年已八十多岁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她的博学和修养。
舅舅和母亲一样在姥姥的教育下，友爱宽厚，从小爱学习，写一手好字。每逢春节，自家和一些邻里的对联都是舅舅写，舅舅还会一口流利的日语，我小的时候就曾向舅舅学过日语，但日久不说也就忘了。舅舅还心灵手巧，日常家用的东西他基本都会做，比如“串盖帘”、纳鞋底等。舅舅还勤劳爱干净，每天早晨起来都把家里的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室内物品摆放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舅舅长大后，为了生计去外地学了织袜子的技术，姥姥用平时积攒下的钱买了织袜子的机器，办了当地唯一一家织袜厂，收入足以维持家用并有结余。解放后，舅舅在太平川一个生产队当了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谨小慎微无一丝差错。
大概是1980年，长岭县针织厂来了几个人找舅舅商量要收购舅舅的织袜机，舅舅说：“我自己定不下来，要和我姐姐商量一下再说。”其实舅舅不是做不了主，而是舅舅对我母亲的有那份尊重，是这些织袜机有姥姥在世时那一段生活的记录和回忆，是不忍心卖掉。记得母亲当时叹口气对舅舅说：“你就随便吧。”我们这些小辈儿的则说：给他们拿去吧，放着没用还占地方。这样，这些机器就卖给了当时的长岭县针织厂。
姥姥对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她们所经受的磨难，使母亲把对姥姥的母子之情和舅舅的那份手足之情看的异常之重，以至于和父亲结婚后，因为姥姥和舅舅坚决不离小镇，放弃随军和去城市生活的机会，并和姥姥舅舅家一直住在一个院儿相依为命，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姥姥去世后乃至以后我家盖新房都是和舅舅在一起，直到2000年舅舅家换了新房，姐弟两才分开，分开时，姐弟俩放声痛哭，难舍难离！
母亲和舅舅互相谦让、敬重、友爱了一辈子，一直到老。舅舅见到母亲还是姐姐、姐姐的叫着，母亲对舅舅更是疼爱有加。由于舅母早年病逝，母亲对舅舅三个年幼的女儿视如已出，关怀备至，每当刮风下雨，母亲都要到舅舅家看看大人孩子是否安全到家，表姐们毕业了，母亲惦记着帮她们找工作，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惦记给她们找对象，她们怀孕生孩子的时候，母亲日夜守候陪伴在她们身边。母亲做为姑姑尽到了对姪女的培养照顾之责！
因为我姥爷的字是锦卿，舅舅为了纪念我的姥爷，给三个表姐起的名字中都有个锦字。三个表姐读书时学习成绩都很优异，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那个贫困的年代，她们都读到初中毕业，其中两个表姐成为优秀的人民教师。小表姐初中毕业后，没出去工作，婚后其夫入赘到舅舅家，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随李姓。
舅舅对我们这几个外甥外女也格外的疼爱，时常掏些零钱给我们买零食吃，从不对我们发脾气，我们都很爱舅舅，和舅舅有着很深的感情。
2002年清明节的头一天，舅舅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80岁！
舅舅病逝时没有告诉我的母亲，母亲多少次要去看舅舅都被兄嫂和孩子们编出各种理由劝说住，慢慢的母亲老了，没有了要去看舅舅的能力，但依旧惦记着舅舅，打听舅舅的近况，关心着舅舅的衣食住行，经常拿出钱来让家人给舅舅买东西送去，或把家人孝敬给她的水果零食等装起来也让给舅舅送去。母亲去世前，又惦记着让嫂子给舅舅送吃的，嫂子想了想，觉得趁我在家，有必要把舅舅去世的消息让母亲知道了，于是嫂子说：“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老舅已经去世了，没敢让你知道。”
此刻，母亲出人意料的平静，缓缓的问：“你老舅去世了？啥时候的事儿？咋不告诉我呢？”嫂子如实向母亲介绍了舅舅去世的经过，解释着没告诉母亲的原因。母亲还是出人意料的平静，只是喃喃的说：“我弟弟去世了！我弟弟去世了......！”我默默而沉重的看着母亲，母亲并不看我，也不看身边的任何人！
母亲和舅舅患难与共80年，友爱了一辈子，这是他们血脉相连和我姥姥培养教育的结果！世上80年不离不弃的兄弟姐妹能有几人，而我的母亲和我的舅舅不愧殉国将领之后，与众不同，堪称传奇！
八
母亲常对我们说，她经历过日本鬼子，经历过“大鼻子”，还经历过“胡子”和八路军。她说她的经历可以写一部书，我就对母亲说：“妈，那你就写下来吧。”母亲说：“不能写啊，如果写出毛病给儿女惹了麻烦可就糟了。”
听母亲说，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家里没有个男人是很难的，许多应该由男人出头露面去做的事情，都要由姥姥和母亲去做。母亲长大后，家中的一些事情就不得不由母亲替姥姥承担了。
听母亲说，她家过去有好多的古书字画，“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也就进住了太平川，因为了解到了姥姥是书香之家，常有日本人登门借书赏画，说是借书赏画，其实就是要书要画，从来是有借无还，姥姥一家为此心疼不已，烦恼不已。
母亲说，日本鬼子进太平川的人数可能只有八个人，但是母亲在校念书的时候，学生们还是常受到这几个鬼子的恐吓，鬼子常将他们集中到操场上看这几个鬼子拼刺刀，他们吱吱呀呀气势汹汹面露狰狞，学生们都很害怕，母亲则闭着眼睛更不敢看。母亲说这几个日本人在当地就是以这种舞刀弄棒的方式震慑威吓当地的百姓，使百姓处在恐惧之中。
日本鬼子投降后，就来了苏联的“大鼻子”（不是正规军，叫鱼皮鞑子）。听母亲讲，“大鼻子”在的时候，天天骚扰百姓，到处找女人，到处抓鸡抓鸭，搞的鸡飞狗跳，搞的百姓惶惶不安，大白天家家关门闭户。听母亲说当地被“大鼻子”祸害的妇女就有好几个，所以无论年长年幼，只要是女性就都要将头发剃光，扮成男人模样。家家户户都设“间壁墙”，每家的墙都掏个洞，靠墙洞放个“八仙桌”，桌下面撂个布帘儿，“大鼻子”在这边叫门，女人们就从洞口钻到另一个屋躲着，经常是几家的妇女凑在一起躲避“大鼻子”。据说我大姐那时小，也和大人们一起躲避。每当听到外面有动静，就怕是“大鼻子”来了，为了防止大姐咳嗽，大人就用手死死的捂住大姐的嘴，怕出动静招来“大鼻子”！遇有“大鼻子”敲门，家有男人的都是男人去开门，而姥姥把舅舅的安全看的非常重，则都是姥姥开门应付。姥姥也和别的女人一样剃光了满头秀发，戴着一顶帽子，装扮成男人，应付大鼻子的骚扰；“大鼻子”心眼笨，也就拿这些女人当男人了。幸好大鼻子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
我曾给大姐打电话求证当时的一些情况，大姐的介绍和母亲在世时说的一样儿。但当大姐问清我的目的后，知道我要写下来，生性谨慎的大姐就紧张起来，制止我千万不要写这些，说中俄现在是友好国家，别因为我写的东西影响了两国关系。我听后大笑，如果我的一篇文字能影响到两国关系，那我还真不简单了，但我还是答应大姐说不写。
“大鼻子”走后，就起了“胡子”，“胡子”白天暗自了解到各家的情况，晚上就到家翻箱倒柜的抢东西。姥姥家自然少不了“胡子”的骚扰，几次半夜家里来“胡子”叫门，手里都拿着枪，提着马鞭。姥姥事先就叮嘱家人，“胡子”来了不要瞅，认识也要装不认识，不能打招呼。每当“胡子”到访，家中都是姥姥出面开门，把柜子打开让他们随便拿，只要不伤人就行。家人自然也是颤颤惊惊躲到一边背过身去不看他们。
尽管“胡子”来家拿走了不少钱和物，可还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之后家中就发生了天大的灾难——舅舅被“胡子”绑票了。
在一天夜里，他们绑走了舅舅还有其他两个人，绑舅舅的是一个绰号叫“二哥”的人，他们把绑去的人带到镇子东面一个叫王二驴子的家中，为逼迫家人出钱赎人，让王二驴子把他家的铁锅烧红，进行熏烤，甚至让他们坐上面（叫坐火车），手段非常残忍。
听母亲说，“胡子”都是心狠手黑之人，凡被绑票者，很少有完整回家的，为了多要赎金或讨价还价，他们往往是今天给你家送回个耳朵，明天再给你家送回个手指，甚至赎金到手后就撕票了，弄的人财两空的并不少见。
这事儿如天塌一样让姥姥和母亲惊魂落魄，心急如焚，救舅舅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姥姥和母亲一面四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与“胡子”接头，协商放人，一方面到各有钱的人家，跪地磕头求借，善良的乡邻们纷纷伸出援手，搭救处在危险中的舅舅。
给了姥姥和母亲最大帮助的人是姥姥的干姐，也是母亲的干妈。母亲的干爸姓张，在当地很有威望，曾经是当地维持会的会长，还是个热心、善良、讲交情的人。他家不但出钱，还做为中间人费尽周折，再三与“胡子”接触谈判，说了无数的好话，谈好了赎金，“胡子”终于同意放人。姥姥和母亲倾其家中所有和求借来的钱财，终于在母亲干妈一家的帮助下将舅舅赎回。在舅舅被赎回的时候，已有人因家中拿不出钱被折磨致死。听母亲说，舅舅赎回前只有他最后一个还没受到折磨，再晚的话，可能就回不来了。我想，舅舅之所以放在最后没有受到折磨，这可能是与母亲找人及时与其谈判筹钱有关。
母亲干爸干妈一家对救舅舅所给予的帮助和付出，让母亲感恩一生。母亲的干爸在解放初期因为当过维护会长，被枪毙了，家人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家中剩下了母亲的干妈和他的儿女们一贫如洗的生活着。母亲没有因为他家历史问题怕受影响而疏远他们，感恩之心使母亲经常去看望她们，经常给她的干妈送点吃的，陪老人家说说话。母亲的干妈去世后，母亲和张家人一直像一门亲戚相处着，直到张家和母亲的同辈人都去世了，张家的后辈搬离了原来的住处，母亲也老了，才没有了来往。
以后太平川又来了八路军，与过去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因为姥姥家住房宽敞，就有十几个八路军战士住在姥姥家。母亲说，住在她家的这些八路军战士年纪都不大，大多是十七八岁、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在姥姥家特别勤快，经常帮姥姥家扫院子，打扫卫生，而姥姥和母亲也经常给战士们缝洗衣服。
这些战士每天都要到十里开外的地方站岗放哨挖工事，还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战士们即辛苦又时常处在危险之中。这些懂事的战士在姥姥眼里就是孩子，午间他们不能回来吃饭，姥姥就每天都将做好的饭菜放在筐中，挎着筐走十几里路给战士送饭，战士们特别感动。他们把姥姥的关照当做事迹报给上级，有记者来到战士站岗的地方，用像机摄下了姥姥给战士送饭时的身影，还登在了当时的一家报纸上，据说是辽北日报。
最让母亲一家难忘的是一个叫常占的战士，他牺牲的时候18岁。当兵前他在驻太平川的日本军官家里伺候日本军官的太太，不知为什么，他杀了那个日本军官的太太，然后逃跑了，在他跑出不远就被日本人抓了回来。但那个日本军官的太太并没有死，母亲说，把他抓回后，常占没有被枪毙，判了无期徒刑。日本投降后，常占就从监狱中出来了，参加了八路军，在一次换岗回来的路上，遇上了敌机，他就往附近有障碍物的地方跑，结果让敌机炸死了，他的牺牲让姥姥一家悲痛不已，心疼这个可怜的战士。
姥姥和母亲的慈善让战士们牢牢的记在心里，他们和姥姥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大概是1966年的夏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戴整齐，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就是当年八路军驻太平川时住在姥姥家的小兵，他们是从四平专门来拜访姥姥的。由于姥姥已于1962年去世，接待他们的是我的母亲和舅舅，母亲和舅舅对他们都有很深的印象，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当他们知道姥姥已经去世的消息，都非常的难过，和母亲舅舅回忆了当年往事，对姥姥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母亲生于乱事，经历了“七七事变”，经历了“大鼻子“，经历了“胡子”，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历程,真正体会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九
我的姥姥极其善良，待人和气热心，凡遇求借之人，从不吝啬解囊相助，遇到乞讨者更是同情相助。
听母亲和大表姐说，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季节，有一妇女穿着单裤冻的瑟瑟发抖，讨饭来到姥姥家，姥姥将这妇女让到屋里热上饭菜让其饱腹，之后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裤递给那个妇女让其穿上。姥姥对家人说：人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得帮人时且帮人，我守家在地冷点怕啥，划拉划拉还可以再做条棉裤。
姥姥家有个邻居，与姥姥家一路之隔，他夫妇俩还有个男孩儿，在这个孩子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相继去世，由于家境极其贫寒，无钱埋葬，是姥姥出钱埋葬了他的父母，又在他无处安身之时姥姥收留了他。直到八路军来他参军后才离开了这个家。这件事儿过去听母亲说过，但也是当故事听。大概是2000年，哥哥家来了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找母亲，通过他自我介绍，提他爷爷的名字，母亲知道了他来的目的。原来他是姥姥收留的这个男孩子的孙子，他受他爷爷的嘱托，特地从外地来找我的母亲，他的爷爷让他一定要找到母亲和舅舅表达他这一生一定要表达的话，感谢姥姥、母亲和舅舅这一家人对他几年的照顾和帮助。
我的母亲在我姥姥的的熏陶下，也是乐善好施。每当来了要饭的母亲总是笑脸相迎，并把要饭的让进外屋，搬个櫈子让其坐下吃饭，如果要饭的衣不遮体，母亲就给找衣服让其穿上，如果脚上的鞋破了，就给找鞋让其换上。为此在我小的时候只道母亲喜欢要饭的，于是在外面遇有乞讨者，都要将其向家引导。
我见过我的姥姥，但我对姥姥长相的记忆已很模糊，因为姥姥去世时我只有五岁。
十
我的父亲马树芬是名残废军人，共产党员，解放战争中参加过很多次战斗，立过战功。大概是1945年左右，随老十团来到太平川镇，父亲当时是老十团的一个连长，参加过三次四平战役，战场上父亲非常勇敢多次负伤，在父亲看似挺拔的身躯内，肺部留有无法取出的弹片，弹片离大动脉仅发丝之距，父亲的腿部有枪眼，一个手指弯曲，腰部因最后一次重伤得了破伤风，抢救后留下后遗症。听说在那场战斗中父亲是他那个连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中仅有的幸存者，太平川烈士墓中的烈士都是我父亲的战友。父亲在世的时候几乎每年的清明节都去烈士墓看望他的战友，学校也邀请我父亲为学生们进行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讲他经历过的战斗故事，讲烈士们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
父亲身材挺拔，相貌堂堂，很有军人风度，给人以威严。母亲那时在当地做妇女工作，父母在工作上有了接触，以后由父亲的师长和其爱人做媒，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生下我们四个儿女，一个哥哥和我的两个姐姐。
父亲当年在长岭县三团乡曾亲手活捉代号为“朝阳”的土匪头子，听父亲说捉“朝阳”时战斗很激烈，“朝阳”躲在一栋房子里负隅顽抗，久持不下，父亲向“朝阳”喊话，一再宣传党的政策，力劝其缴械投降，“朝阳”同意缴械后，向窗外仅扔出一把长枪，父亲为了试探虚实，向屋里扔了一个帽子，“朝阳”在屋内向帽子连开数枪。父亲见劝降无果，趁“朝阳”换子弹之机，迅速一个箭步冲进屋内与其展开肉搏，将其制服后父亲将朝阳交给营长赖清华，在押解途中，朝阳野气十足，一路挣扎叫骂，营长拔出手枪本意要震慑一下，但因枪支走火将朝阳打死。
解放后，有关部门曾找父亲核实，欲将父亲活捉“朝阳”和一些战斗经历及所立战功记载下来，却受到了母亲的阻拦，母亲说，我丈夫所立战功都是过去的事了，即已到地方工作，就不要再提了，因我家在此地人单势孤，有朝一日恐遭报复，不许宣传报道。
老十团在要南下广州时，父亲的战友们听说父亲要留下来，非常不舍。师长和其爱人亲自做母亲的工作，劝母亲当兵和父亲一起随部队南下，一是父亲立有战功又身负重伤，和平了却留在这穷乡辟壤于心不忍；二是父亲在此剿匪拿贼，部队走了日后怕遭到报复；三是母亲有文化，部队需要人才。但我的母亲执意不肯离开姥姥和舅舅，就像当年姥姥不肯离开她的父母一样。没办法，父亲只好留了下来。以后因为我伯父家在沈阳，父亲当年在沈阳参的军，因此我伯父给我父亲办好了引籍手续，要我们全家搬往沈阳，母亲还是执意不走。
其实父亲战友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1959年冬季发生的一件事让全家人后怕不已。那天父亲出差未归，家里只有母亲领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半夜里有俩人来家踹门砸门，我家的外房门是黑黑的厚厚的松木门，里面是两道厚厚的宽大的门插，这俩人用尽力气也没能把门砸开，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于是他们又敲窗户，我家的窗户有铁护栏，而且很粗很密。他们向屋内喊话，让把门打开，母亲问：“你们是谁啊？有事吗？”外面的一个人答：“我叫寒三九，是来你家取猪肉的。”
母亲说：“孩子他爸没在家，你们明天来吧。”外面说：“我们就是马树芬让来的，你们把门开开吧。”母亲说：“我身体不好开不了门。”他们又说：“你开不了门让你家孩子开。”母亲说：“孩子太小也开不了门。”他们见哄着也不开门，就又踹了几下，然后俩人似乎是商量了一会儿，才离开了。第二天父亲回到家，母亲向父亲细说了此事，父亲经过仔细分析认定这两个人是当年的土匪前来寻仇的。
1975年父亲过去的警卫员刘叔叔从广州来看爸爸，刘叔叔当时已是副师长，听说爸爸过世的消息很难过，对我们说，爸爸的战友南下后，始终没忘记爸爸，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们都要搞活动，每次活动都提到爸爸。刘叔叔还和母亲开玩笑说：“嫂子当年太漂亮了，老首长被你的美貌迷住了，所以才不走了”。
父亲到地方后，组织上安排父亲到当时的五区（据说含现在的新安镇、腰坨子、东岭、保康等地）任区长，由于父亲没文化，加之身体等诸方面原因，父亲婉拒了组织上的任命，而是要求留在了太平川工作。
父亲是一等甲级残废军人，国家给予了很高的优抚待遇，父亲还曾是长岭县评残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家自然灾害时期，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父亲主动提出将自己的一等甲级降为二等甲级，这意味着国家给予的优抚待遇将减少一半，父亲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深明大义的母亲的支持！
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父亲的身体，从来不要求父亲在家做任何事情，饭菜从来都是小灶。父亲喜吃面食，母亲从来不勉强父亲吃米饭，再忙再累也要让父亲吃上可口的饭菜。
十一
在我父母身上有很多现在人所不具备的东西，那就是怜贫重义，大概是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还没黑，我们姐妹和邻家孩子在外玩儿捉迷藏，来了个柱着棍子衣裳不整形似乞讨的人打听父亲的名字，我们都很警惕，说不知道。那人走后，我们跑回家插上门向妈妈汇报此事。那天父亲在单位开会很晚回家，听说后非常焦急，父亲说：“外来提我名字的人，一定是战友。这么冷的天可别冻坏了啊！”于是父亲急忙外出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这让父亲一夜难眠。第二天，天还没亮，父母早早起来，父亲打着手电去外寻找，母亲则在家包饺子。
真的找到了，真的是父亲的战友，他家在赤峰，因家中失火妻子孩子都不幸遇难，才乞讨来这里找父亲。父亲领他回来的时候一脸的兴奋，就如领回个亲人！母亲也特别热情，如同家中来了贵宾！从此我家就多了一个成员，我们叫他张叔，他的名字叫张福财。他的衣服都是母亲给洗，棉衣和脚上的鞋都是母亲给做，对此母亲没有半句怨言。张叔过于老实，这连父亲给他的皮大衣，没多长时间也能弄丢了，好多人都叫他“傻子”，可我的父母则把他当成兄弟，从没嫌弃过他。那时落户口是很难的事情，但经父亲多方联系奔走，给他落下了户口，先后为他找了几份工作，都因他不能胜任而被辞退，没办法父亲在太平川铁北给他联系了一个生产队，安排他在那里放牧。
1968年我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走资派,1971年与家隔离审查。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父亲被县里来的工作人员带走的情景，他们到我家对母亲说，让父亲到单位住一段时间，边修养边反省问题。于是母亲为父亲准备了铺盖衣物等，临走时，母亲对工作人员说：“老马在战争年代受过伤，腰不好扛不了行李。”工作人员说：“那就我来扛吧。”工作人员扛着行李和父亲在前面走，我和母亲还有嫂子领着侄儿默默的跟在后面，将父亲送到大门外，我们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远去，父亲却一直没有回头。
从此，有两个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我家给母亲办学习班，让母亲揭发父亲，写揭发材料。而我的母亲面对他们却不卑不亢沉着冷静，只向他们细数我父亲一心为公的事迹，使他们得不到一点对我父亲不利的口实，当母亲按要求把让嫂子写好的“揭发”材料交给他们时，工作人员说：“这哪是揭发材料啊，分明就是个讲用稿。”一个工作人员还对母亲说：“不怪有人说你是马树芬（我父亲的名字）的参谋，你儿媳妇是马树芬的秘书，你们都赶上‘阿庆嫂’了，说话滴水不漏。”母亲就是这样，在险风恶浪面前坚定的和父亲站在一起，维护并保护着父亲，表现出将门之后“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古贤风范！
在此期间曾有人提出我母亲的身世问题，怀疑我姥爷可能是国民党的高官，在了解我母亲时，我母亲说：“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没了音讯，我父亲究竟是做啥的我也不知道。”在向当地的乡邻进行调查时，由于乡邻们的善良，没有一个人为此做证，使父亲摆脱了这方面的纠缠。
在我父母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其中就是关键时候不推卸责任，敢于承担责任。在我父亲成为走资派期间，很多同事、朋友来家里劝父亲，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也不都是你一个人定的，你就向外推一推减轻点责任吧，但父亲坚决不肯，父亲说：“我不能那么做，我的肩膀比他们都硬实，有事我一人担着，能怎么的。”母亲赞成父亲的态度，在此期间，单位没有一个人因父亲推卸责任而挨批斗的。也没一个人因母亲在办学习班中说话不慎而受到牵连！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父亲得了食道癌，于是他们解除了对父亲的隔离审查。由于父亲是荣军，是国家有功之人，党和政府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照顾，治病期间的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因此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父亲对党却无半句怨言。
1974年7月，父亲在西安看病期间，夜里因剧烈咳嗽使肺部弹片脱落在大动脉上，大吐血而去世。在迎接父亲骨灰回来的那天，小镇万人空巷，火车站人山人海。当地政府、各单位领导、父亲的朋友们为父亲举行了小镇上第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当年的老兵们和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自发的到父亲的灵堂上祭奠父亲，为父亲送花圈，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为父亲送葬！在父亲的灵堂上，那个被人称做“傻子”的张叔失声痛哭，在这个世上我父亲就是他唯一的亲人，唯一的靠山，父亲走了，他就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也没有了靠山，那哭声那情景悲凉的令人心碎！
父亲的人品、父亲的威望、父亲在当地人们心中的位置，都在他过世后的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认证。
父亲去世后，张叔到我家来的次数明显的就少了，表情也暗淡了许多。以后因张叔只身一人，也老了就被送到了敬老院，再后来就听说张叔自己离开敬老院不知去了何处!
十二
母亲一生不但温良恭俭，孝顺友爱，是个贤妻良母，还是个好奶奶。兄嫂结婚后，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母亲为兄嫂抱大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中两个男孩儿，三个女孩儿。
母亲非常疼爱她的孙子、孙女们，对他们爱如珍宝。每个孩子的生日都记的清清楚楚，每个孩子的生日到来，母亲都要亲手做上一顿他们喜欢吃的可口饭菜，孙子孙女对他们的奶奶也都格外的感情深厚，非常的孝顺、敬重，就连孙子媳妇孙女女婿也都如此。
后来母亲又有了两个重孙子和一个重孙女还有一个重外孙子，重孙子们一年年的长大了，受他们父母的影响，对他们的太奶奶也异常的孝顺，知道为太奶奶做事情，甚至在太奶奶面前争先恐后的献殷勤，表现自己讨好太奶奶。
尽管我的两个姐姐都远在江苏，都有工作在身，但她们每年都回家看望母亲。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的一大家人，使母亲享受着天伦之乐，这让母亲十分的满足！
十三
在母亲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有很多细微的小事让我心生感触。
尽管母亲已到八十多岁，儿女家的日子也都过的不错，但母亲仍然丢不掉节俭的好传统。记得母亲81岁那年的一天，我收拾出一包破袜子准备扔掉，我拿破袜子包从卧室往外走，边小心的观察着母亲，我发现母亲在盯着我手中的东西，直觉告诉我，母亲在注意着我手中的东西要放在哪儿。为了不让母亲为我手中要扔的破袜子着急，为了试探母亲能否在我上班后寻找这包东西，我把这包东西藏在厨房的一个地方，心想如果母亲找到就让母亲缝着玩吧，如果母亲没找也不问的话我再扔出去。中午下班，我特意到厨房查看，正如我料，那包破袜子不见了。我忍不住看着母亲笑出声来，母亲明白我笑的意思，也默不做声的用微笑还有些得意的表情看着我。于是我对母亲说：妈，我就知道你在观察我早晨手里拿的破袜子，我就猜到我上班之后你会找这包东西，所以我才没直接扔出去。母亲还是微笑着，一会儿转身拿出我要扔掉的破袜子，一上午的时间母亲已将这几双袜子缝的板板整整。母亲将缝好的袜子提在我眼前让我看，这一刻，母亲就象一个可爱的孩子，很有成就感地得意的炫耀自己的成果。不知为什么，母亲的举动让我心生一种莫名的叹意，母亲老了！我很珍惜很在意母亲缝的这几双破袜子，不但把母亲缝的袜子故意穿在脚上让母亲看，表示欣赏讨母亲高兴，还特意放起来两双珍存。
母亲虽然俭朴，但她买东西时却从不与人讨价还价，而且买东西时看谁样子可怜就买谁的东西！还是在母亲81岁这年在长岭，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母亲看到家门外有一推车卖鸡蛋的女子在寒风中叫卖着，立马步履蹒跚的出来叫住卖鸡蛋的人说：你的鸡蛋我全买了（大概有500-600个）。我下班回家发现家里这么多鸡蛋，就问母亲：咋买这么多鸡蛋啊？二姐当时探亲在家，就向我介绍母亲买鸡蛋的经过，二姐说，母亲买鸡蛋的时候特果断，连价都没问，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2005年，母亲已是87岁高龄，快要春节的一天，我用轮椅推着母亲出来散步，在家门前来了一个卖财神像的人，一张5毛钱，我本不喜欢这类东西，也没想买，可母亲说买吧，于是掏5毛钱买了一张，买后我发现母亲有些不快，就问母亲：“妈你咋的了？”母亲说：“你平时和谁都没这么小气，今天和一个这么困难的人却这么吝啬，你就不能多给她5毛钱吗，你要是多给她5毛钱她会高兴一天，再说一元钱的谐音是亿元，要过年了这是个吉利数，你就做不到。”我虽然和母亲解释着，但母亲的数落，让我感到句句在理，很是羞愧。
按说现在哪家还缺水吗？尤其住平房的时候，水是源源不断的，可母亲却非常珍惜，母亲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要浪费水，世界上好多地方缺水或没有水，水是万物之源，没有了水就没有了万物，就没有了生命。
母亲年近九十岁依然能给我们很多指点和教诲，这是一笔让我受益终生的财富。母亲在我心里不单单是慈祥亲切，还有平凡中的伟大，母亲在我心中就如一座灯塔，永远照耀着我，让我永远心存善念，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周围的一切！
十四
母亲过去常哼唱的歌儿是《苏武牧羊》和《送君》，每当哼唱这两首歌儿时，母亲都表情肃穆，满怀感伤！我想，这两首歌一定是母亲为姥爷和姥姥而唱，这歌词也一定是姥姥和姥爷的内心写照！那时尽管我们并不了解这两首歌的意义，但我和姐姐们从小也都喜欢这两首歌，尤其喜欢《苏武牧羊》，我们小时学弹琴常弹的也是这首歌。
我家有一本五十年代的歌曲集，就因为里面有《苏武牧羊》，而保留至今。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
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
历经难中难，心如铁石坚。
夜在寒上，时听笳声入耳痛心酸。
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
白发娘，望儿归，红装守空帏。
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任海枯石烂，大节定不亏。
终教匈奴惊心碎胆共服汉德威。
1986年二姐从江苏回家探亲，特意给母亲买了一盘里面有《送君》这首老歌的磁带，母亲听着这首从录放机中传来的久违了的熟悉的歌声异常激动，又勾起她对姥姥姥爷无限的思念之情！联想到了姥姥对姥爷的相思之情!这首《送君》一定也有姥姥送别姥爷时难忘舍难离的情景所在！
送君送到百花洲，长夜孤眠在画楼。
梧桐叶落秋已深，冷月清光无限愁。
送君送到百花亭，默默无言难舍情。
鸟语花香情难舍，万分难舍有情人。
送君送到百花江，好花那有百日香。
天边一只失群雁，独自徘徊受凄凉。
送君送到百花路，心比黄莲还要苦。
失意泪撒相思地，天也感伤雨如注。
现在听这两首歌对我们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这两首歌里的歌词记忆尤为深刻！
母亲晚年，儿孙满堂，享受着天伦之乐，但闲暇时还时而听到母亲哼唱《苏武牧羊》《送君》这两首歌，表情还是那么肃穆！还是时常听母亲提起姥爷和姥姥的故事，心情还是那么的郁闷，那么的伤感！我的情绪依然被母亲感染着，坐在母亲面前和小时候一样，默默的听着母亲的述说，像是在听母亲讲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悲凉的故事！
十四
2007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初四中午12点，母亲走完了她八十九年的人生之路，带着对我姥爷那份未了的遗憾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天哥哥患口咽癌手术不过半个月的时间，回到家中也不过数日，一切后事都由我的侄儿们操办。
母亲信佛，去世前自己对其后事已再三进行交待，因此，所有事宜均按生前交待办理。在母亲出殡的前三天，母亲一直安卧在她居住的屋子里，家人们默默的流着泪，和着大表姐和大表姐儿媳妇请来的佛友为母亲诵佛，祈请大慈大悲佛菩萨们迎接我的母亲往生西方净土！
三天后出殡之日，哥哥流着泪站在窗前向外望着，我们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但他过度虚弱的身体使我们不许他走出房门！
出殡时间是早晨四点，天还很黑，亲朋们都来为母亲送行，我坐在母亲的灵车前，一直为母亲诵佛，车到拐弯处我偶然回头张望，那一刻，看到送殡的车队灯光闪耀，如一条长龙浩浩荡荡，这些送行的人们除了亲人就是我和侄儿的朋友们，还有邻里故居和单位同事，其他无一与工作有关，这一场景让我无比的感动，心中对朋友充满无限感激之情！
十五
2010年春节前夕，在和朋友聚餐时提起各自的家世，朋友的丈夫说如果级别到了在网上可以查到。这一提示让我茅塞顿开，这么多年母亲如此挂念她的父亲，渴望打听到她父亲的消息，我们怎么就没想起在网上查找呢。回到家中打开电脑，搜索姥爷的名字，让我惊喜激动的是不但找到了姥爷，而且从中了解到姥爷的下落，他并没有去台湾，而是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12日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他是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是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主要将领之一！原来我的母亲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是抗日将领的后代，是英雄的后代！
当拨开迷雾揭开真相之时，我的姥姥、母亲和舅舅却都已不在人世，留下了千古遗恨。做为他们的后人，我们为母亲有这样一位英雄的父亲而激动，也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姥爷而骄傲，也为母亲在世时没有尽责找到姥爷的下落而自责！
2011年初，我二姐再次通过网络发帖，寻找我姥爷的二夫人及其子女的下落。贴子发出的第三天早上，二姐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我是《抗日名将李兰池》的作者张恺新，我早在十年前就在查找李将军的后人，今天终于找到了”！二人在通话中都喜极而泣！当二姐把这个消息转告我时，让我更是激动不已。
张恺新同志是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协委员、政协文史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宣传查找挖掘我姥爷的抗日史实及相关资料。曾在辽宁的很多报纸刊物上发表寻找李兰池将军后人的启事，无任何音讯。
2011年4月23日是我一生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张恺新同志和我们相约要在这天来长岭县与我姥爷的后人见面。远在苏州的二姐提前几天回来等候迎接这位我们最期盼的客人。
张恺新到来的这天，我姥爷李兰池在长岭县的所有的后人（除兄嫂和表姐外）都来到火车站迎接。县统战部王俊杰部长，在这天起大早从长岭县城亲自到太平川火车站迎接，县民政局局长于长生也在长岭镇接待了张恺新。张恺新走出站台的那一刻，我们握手的瞬间，无限的感慨、激动奔涌于心头——牺牲在抗日战场的姥爷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他牺牲几十年后能有人宣传他、挖掘他、为他正名并为他树碑立传。牺牲在抗日战场的姥爷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的家人还能在他牺牲七十多年后得到他失踪的真象。他更不会想到在他牺牲七十多年后能出现张恺新这样一个人为他向他的家人验证其失踪的之迷，还他以历史的真实。他真的没想到——因为他根本就来不及想。
可能真的是缘份，在见到张恺新的那一刻，我们有一种亲人般久别重逢的感觉，仿佛我那沉石大海失踪七十多年的姥爷随之荣归故里！
抑郁寡欢的姥姥、思念自己父亲一生的母亲和舅舅，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他们逝去之后，他们的后人能在此时找到他们早就想找而不能找也不敢找的夫君和父亲。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人能在这里做他们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情。
网络或一些资料上记载我姥爷的出生地是辽宁锦西，我们向张恺新出示了我母亲和我舅舅的户口本，说明我姥爷的出生地是辽宁昌图，张凯新到沈阳档案馆经查证属实；一些资料上记载我姥爷是讲武堂第七期毕业，而我二姐记得母亲曾说过是讲武堂第五期毕业，经张恺新查证也属实；我们听母亲说我姥爷二夫人的孩子叫郁春郁桂，张恺新通过南京第二档案馆查证也属实。由此通过我们和张恺新核实更正了有关史料的记载。
2011年9月6日的秋季，经张恺新和王俊杰部长与昌图县统战部联系，查找到了我姥爷的父亲在辽宁省昌图县金家屯柳条沟老家的居住地，并在昌图县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于9月7日我们一起驱车寻访我姥爷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到了一位久居于此的年已88岁的孙姓老人家中，经老人介绍，姥爷家的老宅子现在是一户姓吴的人家在居住，紧临新梨线公路，姥爷父母家开的车店就位于这条公路旁，叫李家车店。老人还引导我们来到姥爷家的居住地，实地观看。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一些情况，2011年10月初，我和老伴、儿子还有大表姐的儿子一起再次来到柳条沟进行探访，找到了那里的村书记张野，在张野的陪同下我们再次来到孙姓老人家中，为了感谢老人，我们还给老人带去了水果等礼品。老人这次应我们要求，把我们带到了姥爷家老宅子现在住户的家中。走进院子，满园果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硕果累累。这家的女主人热情的把我们迎进屋内，还在自家的果树上摘下水果让我们品尝。据女主人介绍，她家在这个院子住了几十年，现在的房子已经是翻盖过的了，传说李家在这院子曾埋了许多金银，他们家以前连续几年挖地，试图能挖出金银财宝，但是一无所获。
十六
2014年9月1日，是我的姥爷真正走出历史的尘封，得到世人公认的日子，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发出通知，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在这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中，有我姥爷的名字——李兰池（1898—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7军112师副师长！
2015年2月28日，我做为李兰池将军的后人，经过多部门协调努力，经申请县、市政府和省民政厅批准，追认我的姥爷李兰池将军为革命烈士！
2015年7月7日（中华民国104年7月7日）为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台湾地区马英九总统代表中华民国向参加抗战的国军官兵颁发“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章”，2016年的2月份，我以李兰池将军后人的身份，向台湾方面提出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申请！2016年5月21日下午3点零5分，我收到了台湾国防部以邮寄方式颁发的“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章”和马英九总统签发的“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这枚纪念章和纪念证书拿在我的手上，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沉重和光荣！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我姥爷的，是我姥爷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份光荣是我的姥爷留给后人的！真正应该享受这份荣誉和光荣的人应该是我的姥爷，是我那历尽磨难的姥姥、我的母亲和我的舅舅！
可惜她们在世时没有查到姥爷的消息，更没有享受到这份光荣，但是，这消息虽迟却也足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我的姥爷不但是中华民国承认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民族英雄！我的姥爷并不是那种抛妻弃子之人，在他的心中家很重要，妻儿很重要，然而他是军人，他要在战场上作战，要尽责保卫国家．况且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离家千里之遥且已无暇顾及！
时隔七十多年，当我们从资料上得知姥爷为抗日救国转战南北，39岁就战死沙场的消息，做为他的后代，我们心中仍感到难过和揪心，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