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劳作之后，一定是疲惫的软瘫。不可能越干越欢实，越累越精神。
人体的生理现象，在人类社会运作中也有类似反应。自49年后，中国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思想控制下，各种运动此起彼伏，最终引起全民厌倦。
建国初的运动中，一般群众义愤填膺、深恶痛绝、争先划清界线自不必说，落马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大多也自我感觉罪孽深重，无颜见人。真心实意地痛下决心要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这一切都基于对执政党的绝对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化。
文革将这种状况推到了顶峰，但逆转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几度翻云覆雨之后，特别是“九一三”曝光后，神圣光圈消失，一般人原有的是非观念动摇了，香臭感觉模糊了，“罪人”不再深自忏悔，亲朋好友以及群众也不再横眉冷对。
文革既塑造了至高无上的大帝，同时也打破了共产党的神话。以前人们不敢也不愿抨击领导，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给四川、河南、安徽、山东造成巨大灾难的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舒同等人，也没有按历史惯例，被百姓冠以丑恶诨号。而文革时别说被打倒者，正在台上走红的人也不能免于被嘲讽，如因食油减少而获“陈三两”别称的辽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因细粮不足而被贴上“王八斤”标签的吉林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市民口中是“无德”。于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针、规定，不再有人认真执行，往往被阳奉阴违的“对策”化解于无形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人所共知的惯例。这倒印证了孔子的一句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经过拨乱反正，各地显现一段短暂的还乡团报复热潮，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号称“二次文革”的现象后，人们进一步从“步调一致”分离出来。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六四”镇压，各单位普遍采取敷衍、淡化做法，开会照本宣科，会后烟消云散。个别人蹦达几下，群众往往嘲笑，今日英雄，明日过街老鼠。遭牵连者，则广受尊敬，被人同情，视为汉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四九年后，对党和政府公开自由表达不同意见，除了部分知识分子，在普通群众中几乎不曾发生过，大多数人无条件拥护各项政策措施。但到八九年明显不同了，一般人对共产党的认同感减弱了，疏离感增强了。夹道旁观的群众常常鼓掌喝彩，对过往的请愿游行队伍表示支持。那情景与“五四”时期仿佛。据人回忆，当民国政府开始抓捕学生，北大教员便结伴去拘留处慰问被捕学生。每次军警押送学生前来，在拘留处前面的空地上，不仅学生拍手呼口号支持，而且围观的群众也“拍手相应”，有人竟至流泪，丝毫不惮显露同情与援助。
八九年，许多单位里，政府打击的对象门庭若市广受同情与鼓励，积极执行上峰命令者则门可罗雀，告密者更遭到鄙视唾骂。我所在单位，正头儿毫无动作。一个副头儿表现积极，不但每次开会愤怒声讨，而且四处搜集证据编织名单，准备整肃一批人，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左棍”，路上见到都会绕着走，避免跟他照面，明显受到孤立。相反被他点名的人，在单位里如受表扬，就连平日不太来往的人，见了也会主动打招呼。人心向背，泾渭分明。对比文革，我长长松了一口气，知道躲过一劫，今后真要“换了人间”。
古代，人们的善恶观并非随政府风向转变。为判刑流放者摆酒饯行，赠诗安慰，十分普遍。八九以后的现象，是历史的回归，还是前进？也许用不着跟古时候瞎联系，还是说折腾后的松弛或逆反较妥当吧。当今主政者，恐怕对此也是哭笑不得，束手无策。杰米扬的汤再好喝，也不能没完没了的上啊。何况那汤并不对人胃口，味道无可称颂者。
人类中的大多数偏爱安定平稳休闲的日子，不耐起伏；少数人衷情于冲锋拼抢的生活，不满平庸。两类人的幸福指数天差地别，这大概是由基因决定的。少数人往往占据社会制高点，“君临天下”，掌控着多数人的命运。于是爱折腾的少数和贪安逸的多数尖锐对立。好斗的人虽然比例小，但是能量大，动力足，不折腾是不可能的。如何折腾出花样，而又不伤及大众热情，这是天地间的大智慧，从古至今，没有解决好。恐怕也不能寄厚望于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