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1-29-2009)】：感恩节长周末，转到文学城读了许多文章。看到常青坛“【蹉跎岁月】-- 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活动，激起我心中的悲伤。写下这篇文章，纪念我那冤逝的小姨和许多在那疯狂年代失去的生命。愿那历史的悲剧永远不会重演。
《在那疯狂年代冤逝的小姨》 17岁的小姨在知青上山下乡年代的冤逝是一个尘封在我们家族中不愿被提起但又难以忘却的心痛与悲哀。
小姨是我母亲最小的堂妹，但她们之间的感情与同胞姐妹无异。我的母亲出生3天就不幸失去了父亲（我的外公）。不久，我母亲唯一的伯伯（我的大外公）也因病去世。我母亲唯一的叔叔（我的三外公）承担起抚养1个侄子，4个侄女，和2个守寡嫂子的责任。除此之外，我的三外公和三外婆有7个孩子，4男3女。小姨是我三外公最小的女儿，第6个孩子，出生在新中国。三外公在解放前是上海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拥有工厂，洋房，汽车，专职司机。。。不幸的是，这一切使他的成份在解放后被定为“资本家”。他的7个子女，除了因小儿麻痹症瘸腿的大女儿之外，其他6个作为“黑五类”的子女，全部从上海被支边或下放到全国不同的地方。15岁的小姨被下放到离上海很近的崇明岛的一个农场。当时，我们家族中所有亲人们都为小姨感到高兴，大家都认为小姨比起她的被下放到其它地方的哥哥姐姐来说是幸运的。然而，二年后，花一样年华的小姨（17岁）却冤逝在她那接受“锻炼”的农场。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的父母作为医务工作者也被下放到农村合作医疗站。在一个寒冷冬天的中午，父母接到上海三外公发来的加急电报，告知有急事，请我的父亲速去上海。那时，电话和其它通讯不象如今发达。在不知具体何事的情况下，我的父亲就匆匆赶到上海。焦急的母亲赶到邻近镇上的邮局，用公用电话与我的上海其他亲人联系上，得知她最小的堂妹，我的小姨，在崇明岛农场“出事”了。具体的情况是等到一周后我的父亲从上海回来才明了。
原来，8天前，我的三外公和三外婆被政府告知他们最小的女儿在崇明岛农场“不幸失足溺水身亡”，通知家人前去认尸火化。三外公和三外婆在小姨去世前的3个月收到小姨的好几封信，在信中她提到她被一位年轻的农场领导追求。但小姨表明了无意与这位领导谈情说爱。在最后一封信中，小姨语气和情绪显得很烦躁，叙述她依然受到那位领导的追求和干扰。接到那封信后，三外公和三外婆打算去崇明岛农场看望小姨。不幸的是，尚未成行，就被政府告知小姨去世的恶耗。
由于我小姨去世前几封信的缘故，我的三外公和三外婆对她的死亡原因产生了怀疑。因此，通知我的父亲与他们一起前往崇明岛农场向当地政府要求尸体解剖，查明准确死因。然而，作为死者家属的这一合理请求被地方政府拒绝了。并且，我的亲人被扣上“资本家不相信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帽子。在那个无法无天的疯狂年代，是没有人权而言的，更何况是“资本家”及其子女。无奈之下，我的父亲答应放弃尸体解剖，请求做简单的尸体检查。这一请求也被拒绝了。同时，政府对我三外公和三外婆软硬兼施，提出如果他们答应立即火化尸体，上海相关部门将照顾调动他们剩下的5个被下放子女中的一个回上海。如果他们执意尸解或尸检，一切后果自负，并且没有调动另一个子女回上海的补偿。想到他们还有另一个女儿被下放在苏北农村，担心她是否也会遭受她的妹妹同样的恶运，三外公和三外婆含着老泪，答应火化他们的小女儿，并请求立即调二女儿回上海。就这样，我17岁的小姨，刚刚盛开的花蕾就如此夭折了。
恢复高考后，我在外地支边或下放的4个舅舅分别以考研究生和考大学的方式回到了上海。后来，他们活跃在政界，商界，和学术界。自从我的小姨去世后，我的三外婆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要讲我那可怜的小姨。街道里的邻居们对我的三外婆非常同情，都说是因为我的小姨长得太漂亮，性格又好，应了古语“红颜薄命”。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旬，我的舅舅们曾经陪同我的三外公再访崇明岛，告诉当地政府不想追加任何人的法律责任，只是想了解事实真相。终于，有知情人告诉他们，我的小姨是被勒死后扔下水的。难怪地方政府那时连我父亲提出的简单尸检都不同意，因为小姨颈部有很深的勒痕。那时是冬天，殡仪馆工作人员给小姨不仅化了妆，而且用围巾掩盖了勒痕。至于凶手，在当地几乎人尽皆知，那是一位当时被重点培养的年轻领导干部。不幸的是他单恋上我的小姨。被我的小姨多次拒绝后，他失去理智，造成了我的小姨被害悲剧。这位年轻人从此也处在半疯半癫的状态，当地人称之为“花痴”。知道真相后，我的亲人们难以对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凶手产生仇恨，只有无言的悲哀。
但愿像我小姨那样在疯狂年代发生的悲剧永远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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