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被分到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县城，没几天就在街上看到一位年过中年的男人，一看就知道他不是贵州当地人。他穿一件白汗衫, 一条宽大的裤子, 一双黑布鞋。天上是明晃晃的太阳。他手上拿一把芭蕉扇, 举在额头上遮阳。当地人夏天戴斗笠, 从不用扇子遮阳， 只有江南人， 特别是江南的老人才喜欢这样做。一打听, 果然他来自上海， 姓张, 人称张伯伯。
张伯伯原本在上海一家银行做事。五四年政府第一次号召支内， 就点上了他, 叫他去支援贵州。他不肯去, 舍不得离开上海。但不去不行， 因为他老实， 老实人总受欺侮。领导叫他全家都迁到贵州去, 他至死不肯。上海人就是这么爱上海， 喝过黄浦江的水， 拂过南京路的风，一颗心就忠贞不渝地贴在了这片土地上。他最后以壮年之身， 抛妻别子， 只身来到贵州。他把根留在上海, 只要根在, 他相信总有一天还会回去的。
张伯伯在县城财政局工作, 单位分给他一间房, 木板房。房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他似乎很满足，因为白天有地方坐，晚上有地方睡，想给老伴写信，也有张桌子。他每年去上海探一次亲， 探亲假每次只有十二天，住不到半个月就得回来。夫妻俩两地相思, 很快白了头。但他们不后悔， 他们得守住这根， 这扎在黄浦江畔的根。
当我们毕业后刚分到县城时， 看到张伯伯， 就像看到亲人； 他看到我们， 就像看到儿女。他教我们如何用报纸糊板壁糊窗, 如何用三片瓦起灶做饭, 如何自己做腊肉香肠。他烧得一手好菜, 常请我们到他那儿作客， 饭后，就听我们畅谈上海： 谈黄浦江的轮渡， 南京路的高楼； 谈城隍庙的五香豆， “哈尔滨”的奶油蛋糕； 谈七宝的大曲, “吴良才”的眼镜, “亨达利”的钟表, “大光明”的电影……。张伯伯一边听， 一边微笑。在这欢乐的沪语吴音之中， 他孤独的心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
张伯伯在贵州小县城工作了二十五年, 才熬到退休。由于根在上海, 终于重归故里。临别时， 我想起唐人咏苏武的两句诗：“回日楼台非甲帐, 去时冠剑是丁年”， 颇为他难过。他却一脸是笑， 一脸轻松，因为他终于卸下了一付多年的枷锁，可以回去了, 回到他梦魂缠绕了二十五年的大上海了。
后来我考上了研究生，离开了那县城。再后来又出了国。直到历史的车轮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回上海看望父母，遇到几个当年同在贵州的朋友，提起张伯伯，听说他还健在，就一起去看望他。他那时已是望九之人，竟还那么硬朗，上下楼梯，不柱仗，不要搀扶。他那天高兴极了，还记得我们很多人的名字，谈了不少往事，临别时挺豪迈地叫我们等他九十岁时，再去看他。他九十大寿时，确实很多人都去了，我却没有能去。听去了的朋友说，老人那天请大家美美吃了一顿，却拒绝收礼。我寄了一张贺卡，他还特地写了信来感谢。一颗慈祥的老人的心，令人感动。
现在张伯伯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每当我想到他时，就会问自己，他这一生究竟算幸福吗？也许定义上的幸福与否并不重要，只要他自己感到满意和如愿，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