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杨：印度纪行——拜谒甘地墓（多幅照片） 悟空孙2010-11-29 20:56:15
在朋友的精心安排和周密策划下，我们的印度之旅终于能够成行。
坐在飞机上我便琢磨这样一个问题：即将看到的印度是不是意象之中的印度？其实，意象中的印度又何尝不是非常模糊的呢？印度是难以描述的，更是无法概括的，任何给这个国家定性的努力都有可能陷入瞎子摸象的窘境。因此，这次到印度没带着任何成见，就是随便看看，感受一下真实的印度。
感受真实的印度是我早就该做的功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南亚所读研究生以来，我和印度便有了断断续续的联系。当年在国内接触过的几个印度教授都曾建议我毕业后去印度继续上学，可我没有唐僧那种觉悟，没把做学问当回事，便去了美国。87年在芝大读书时，刘国楠老师到印度讲学，来信说在印度讲学期满后想来芝大，嘱我代为联系，并要我在他讲学期间到印度一游。在事情还没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刘国楠老师在印度不幸病逝。写论文时，我的老师RUDOLPH正帮忙管理麦克阿瑟奖学金，叫我申请点儿钱去趟印度。我却以早点儿完成论文早点儿毕业为借口，把去印度的事又给推了。每每和人聊起印度，总会为没去过印度感到遗憾。
终于，当朋友提议去印度旅游的时候，就有了正中下怀的感觉。
我们到达新德里机场时，已近午夜。新德里国际机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机场并无区别。因为正赶上印度主办英联邦运动会，在机场大厅里见到不少体形高大的各国运动员。取出托运行李，换些印度货币后，步出机场，但见出口处围着一圈人，一个个举着写有人名的牌子，伸着脖子搜寻要接的人。这场景，和首都机场一模一样。
出了机场大厅，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十月的德里，气温依然很高，午夜尚不凉爽。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特有的沸腾的噪音被德里上空混浊的气体罩在地面，无处逃遁，只好钻进人们的耳朵。和首都机场不同的是，机场门前接送旅客的出租车有很多三轮摩托，黄色的帆布车篷使我想起多年前北京满大街上跑的号称蝗虫的“面的”。
来接我们的是旅行社派来的两个印度小伙子，个子不高，全都浓眉大眼，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导游一样，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一路上絮絮叨叨地给我们介绍沿途景观。出了机场，没什么转折和过渡，就直接进入了新德里市区。
午夜的德里街道显得有些昏暗，除了车灯路灯，沿途很少见到大城市中常见的霓虹灯和广告牌子。车行大约半个多小时，抵达下榻的旅馆。大厅里正在值班的员工几乎是全部出动，给我们每人脖子上套个花环。花是真花，挂在脖子上有种微凉的感觉。喝着他们端来的饮料，一路旅行的疲惫，竟被他们这种热情的态度驱赶到不知何处去了。
第二天在德里的行程颇为紧凑，可谓马不停蹄，大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架势。游览项目有德里大清真寺（Jamia Masjid），红堡（Red Fort），比尔拉庙（Birla Temple）， 以及印度门和周围的标志性建筑。然而，我对甘地墓情有独钟。
拜谒甘地墓正值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宣布的日子，听到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同行的朋友都欢呼雀跃。令人欣慰的是，甘地主张的非暴力政治斗争方式得到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二战期间，甘地数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无疑使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精神受到鼓舞，也给英国殖民当局施加了舆论压力。甘地遇刺身亡的当年，诺奖评委会当年未发奖，以此向甘地表达敬意。然而，甘地的经济和社会主张至今尚未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当年甘地之所以登上印度的政治舞台，是那些西化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们在面对英国殖民主义重压而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做出的无奈选择，而甘地借着这个舞台，从发掘印度民族文化着手，重新解释了非暴力，使宗教同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发动起印度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斗争，使印度的独立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因此，甘地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和“国父”。
甘地的非暴力斗争方式是其在南非领导印度人反对殖民当局实行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形成的。起初，人们把甘地领导的以和平方式抵制政府的不合理法令的反抗运动称为“消极抵抗”运动（Passive Resistance），当时的传媒也以此称呼该运动。然而，甘地对这种说法特别不满意，这不是贬低我们嘛，我们啥时候消极啦？于是，他发明了“坚持真理”（Satyagraha）一词，把他所领导的非暴力斗争定义为“坚持真理”运动。
甘地把“坚持真理”的非暴力斗争同消极抵抗作了严格区分。 他认为消极抵抗是弱者的武器，其特征是这种形式的斗争起源于仇恨，最终将导致暴力的发生。他否认印度民族主义斗争采取非暴力斗争形式是一种被压迫民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在政治上，非暴力斗争总是以不合法的形式出现，即不同实施错误政策的统治者合作。如果被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统治者的任何政策都会大打折扣。然而，在一个野蛮政府的统治下，不做顺民，必然会付出坐牢，杀头等巨大代价。所以，甘地认为非暴力斗争是以自己忍受痛苦和牺牲的行为制止做恶者继续做恶。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革命精神，才是精神上强大的表现。
甘地的非暴力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和斗争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理念。他从来不简单地把非暴力作为一种手段，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手段就是目的。所以说，甘地的非暴力同当今世界流行的政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同气势磅礴，巍峨壮观的中山陵相比，坐落于新德里朱木拿河畔的甘地墓地朴实简约，平易近人。墓地周围开阔的绿地屏蔽了城市的喧嚣，线条古朴的黄砂岩矮墙围成的庭院肃穆庄严。在此盘桓，我不由得又想起毛主席纪念堂，位居闹市，缺少的就是这份宁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好热闹非把阴宅放到市中心不可呢？躺在那里实际上是很不利于长眠的。
庭院正中的祭坛是1948年1月31日甘地遗体的火化之处，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镌刻着甘地中弹时发出的最后声音：“嗨，罗摩”！墓碑上的灯座里圣火长明不熄。
甘地虽然被供奉起来，但印度人对甘地采取了一种口是心非的态度。这是因为甘地的目标不仅仅是印度政治上的独立，他认为，以暴力为后盾的英国殖民统治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印度之所以沦为英国殖民地是因为印度人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把印度拱手送给了英国。要摆脱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就要拒绝现代文明，首先以非暴力的方式获得精神上的独立。
独立后的印度基本上放弃了甘地主义。以鼓励竞争，刺激消费，满足私欲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无疑更迎合人类贪婪的本性，因而席卷全球。跟着甘地转了一大圈儿的西方化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们（如尼赫鲁），无论如何也做不到面对现代文明的诱惑而坐怀不乱。把甘地的政治经济主张束之高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尽管如此，甘地的主张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的一种选择，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爱因斯坦在甘地遇刺后发表了对甘地的高度评价，并且预言：“在未来的时代，可能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追求现代化的人们无法理解甘地的思想，但是，现代化带来的危机和潜在灾难，又强迫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