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爷继承了祖爷爷的精明和算计，不擅种田，但颇有理财的头脑。他从来不为今年种什么、收成多少费心思，他最大的心思都放在了如何让财生财。那时候还没有银行借贷，但二爷却在本地创立了以物借贷、以粮借贷的各种民间借贷方式。他为了便于经营管理，专门制定了固定尺寸的粮柜和粮斗，这样，出粮、进粮都不再浪费人力和时间，少去了很多斤斤计较之事。祖爷爷留下的田地在他的手上没几年就变成了金、变成了银，他这一年光收租就要雇几个人手，粮食放不下了，要存放在我爷爷家。人过于算计，自然就有些吝啬；太在意钱财的得失，自然就少了对他人的体恤之心。随着钱财的增多，对二爷家嫉妒憎恨之人也越来越多。
三爷继承了祖爷爷另一项才能--能说会道的好口才。凡是什么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就是金子也能说化了。当地有个风俗，遇到婚丧嫁娶过年过节，都要请一个有身份镇得住场面的人作执客，相当于现在的节目主持人或司仪，而三爷就是那本地不二人选。三爷见多识广、博闻强记，说话风趣幽默，鸡毛蒜皮的小事从他口里一出，也能让听的人端着碗忘了吃饭。因此，村里人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邻里纠纷，都爱找他给评评理，断个公正。这样一来，我那三爷一天到晚忙得那有时间管自己的田地，就让我二爷一起帮着管理了，我二爷乐得多收了利润。
村里人看我二爷会理财、三爷好口才，都把他们当成了楷模，有那些大户人家就有了送孩子请二爷教算帐、请三爷教识字的想法。那时候，我这四个爷爷都有儿有女，平时请个私塾教教。我三爷得了众乡亲人情和信任，就与我二爷和几个大户商议不如建个学堂，大家每年各出些资金，请几个本乡的秀才，那些实在拿不出银子的人家，如果真想上学，就免了他们的学费。就这样，本村的学堂开张了。本来是件积德的善事，不想我的三爷却因此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秀才的水平，当然是不用怀疑的，但是比起我三爷爷的那张呼风唤雨的嘴，乡人总是怕自己的孩子没学着什么。这样，耐不住人家再三请求，我三爷爷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几天到这学堂里给他们上课。我三爷爷何等的身份，自然架子大要求也更严。还记得父亲提起他的时候，嘴里重复着被打手板的“噼啪”声，眉头拧得紧紧的，似那被抽打的疼痛犹在眼前。他对自己家族的孩子尚且如此严厉，可想而知对待那些穷困人家的孩子恐怕更为严厉，在他眼里是为了他们的好，因为他们的父母不让他们干苦力也要送他们来上学，可他们却依然冥顽不化，不更加严厉地管教，如何对得起他们的父母。却不想，十几岁的半大小子记住的都是仇恨。
解放前夕，解放军占领了祖爷爷的村子，我二爷首当其冲被打倒，虽然我三爷得到了众人的同情，但二爷帮他管理的田地租子是以他的名义收取的，那些被他狠狠教训过的半大孩子们如今都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将私愤化作了革命仇恨，他也被打倒了。
还没来得及将他们镇压，突然又遇到国民党军队的反攻。解放军押解着包括我二爷、三爷在内的地主反动派和国民党军的俘虏以及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国民党的家眷，撤离到长城以外的高山峻岭。因为兵力有限，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就被就地正法。当时子弹奇缺，正法他们的工具是石头和镐头。执行正法的人，不是解放军，而是他们的同类。砸死这拨儿的，又被另一拨儿砸死，直到这批人全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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