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屋顶下长大
我的哥哥姐姐
周末到金山商店买大米豆腐和白菜，油盐酱醋一大车东西，收款员结完账送了我一本带着烫金福字的中国日历。
下一年农历春节是在2月4日，是兔年了！谁属兔谁就是本命年了，交关得很。我们家我哥属兔，他明年该60了！吓一跳。哇，60 ，了不得。
就想念他---我60岁了的哥哥。我晚上一查自己的邮件正看见哥给我的新年的问候，问我为什么没打电话，云云。
哥比我年长好多，我们在一个锅里搅和饭吃时他从来都让着我。小时候他总是带着我南征北战在胡同里，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他的同学和朋友，不光认识他的同学，也认识了他们的家长和兄弟姐妹，哥的朋友遍胡同。我们小时候一点都不闷得慌。后来他上了中学，我也上了小学有了自己的小朋友和同学就结束了给我哥当跟屁虫的生涯。
我哥小时候不喜欢念书，记得经常让老师把我母亲叫到学校，说他上课不听讲之类的事情，然后听我妈回来数道他，并且告诉很晚才下班回家的父亲。父亲很威严地训他，我在一边很替我哥担心，也在一边明白了一个家里的规矩，我们都必须好好念书不可以在学校调皮捣蛋。
我希望我哥都得5分不得3分和2分；有时也希望妈妈不要对父亲说我哥的劣迹，我不愿意看见父亲铁青的脸和低头搭脑的挨词儿的哥哥。每当这些时候我们小小的屋顶就显得更低，压在我们的头上好几天，大家都小心不敢打闹，大声说笑。我哥也肯定放学以后花好多时间做作业，不能带我出去玩儿。一直到了小学六年级，他一下子就会学习了，歪打正着给蒙进了一个很不错的只有男生的中学。我父母那时候认定他六年级的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专家！
又过了几年就文革了，刚开始我觉得他肯定挺高兴的，因为不用考试了，他始终不是一个学习考试很拿手的人。一天哥哥回来跟我妈妈说，体育老师从学校的大烟囱上跳下来自杀了，他们都在围观。又一天他回来说，他们的班主任是历史反革命给轰回老家了。
那时我们都不怎么上街上玩儿了。我大姐和哥哥都不是红卫兵，虽然66年文革开始时他们都在中学里，我隐隐约约的知道我们家孩子不能成为红卫兵因为我们不是红五类出身。
孩子的眼睛是敏感的，虽然我不知究里，但很小就感觉到那些压抑的气氛在父母的身上弥漫。我们都学习很出色，但我的哥哥姐姐没有一个人上中学时能入团。 没有人问为什么，是我们不够好的出身吧？很长时间我不知道父母究竟有什么历史问题使我们一直不能被党信任而作为另类。我因为是家里的老小，这些问题我是没有资格去问的。一直懵懂地过着。
母亲很担心我大姐造了家里的反，因为看出她对我父亲很不满。文革刚开始时，大姐所在的女中的革干出身的女红卫兵们很厉害，她们把自己的老革命的校长生生打死，震惊了北京市。暴利的火气把那中学的所在的大庙搅得乌烟瘴气，大姐虽然不是红卫兵但也是一个头脑很简单，受着革命气氛鼓舞偏激的女孩子。
有一天，她突然剪了一个‘造反头’回到家，那之前她一直留着到腰的长辫子，回家后说也应该把我的两根小辫子剪掉，我妈妈气得直骂她。
几天后大姐从学校里拿回一张粉蓝色的纸，上边用毛笔书写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语录贴在床头的墙上。我们都很兴奋地读着，晚上很晚，父亲回来一眼看见了墙上的纸脸色很难看说：‘谁让你们贴这个在家里的？摘下来。’我们几个孩子面面相觑没动，也没敢吱声，看着母亲，母亲和稀泥似地说，‘这有什么，孩子从学校里拿回来贴就贴了吧，现在谁家不都是挂着语录？’我父亲没有表情地说：‘挂语录也不能挂这条语录，我明天请王工写了别的再贴上。’大姐正要争辩，我哥却说，‘那好，我帮姐姐先摘了吧。’然后就去摘了，我父亲就不再理我们任何人了，我大姐委屈得两眼噙满了泪。
我们家没有小孩子跟大人顶嘴的习惯，更不可能撒泼打滚，我父母对我们子女也从来不动一个手指头，但是没人娇惯我们，父亲更是一向严厉，不容分辩。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体现过任何民主，即便是在文革期间。父与子的关系和我说你服从的关系一向没动摇过。
一直到我们都成年了我们依然有点怕老人家瞪眼。习惯吧。
哥哥是大姐的最好的朋友加兄弟，他不论何时都是大姐的粉丝。记得揭了造反有理的帖子后的几天，父亲拿回家两张比较厚点儿的蓝灰色的画画的纸，上面写着‘老三条’的头两条。毛笔隶书还夹了一圈框子，挺正式的贴在墙上替代了原来挂着照片的地方。从此墙的左侧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右侧是‘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一直挂在那里直到上面落满了灰尘。
造反是需要勇气的，我大姐受到挫折后很长时间不跟父亲说话以示不满，但父亲好像不在乎这些。哥哥总是怕大姐与父亲闹翻，替姐姐承担了很多诘难。而母亲总是担心大姐把红卫兵引进我们的家门。
因为这些摩擦我对那三条语录记得特清楚。大姐毕竟不是红卫兵，也没有那么二百五。她也越来越逍遥地在运动的外边连外围也混不上。我母亲这期间就教会姐姐怎们打毛衣，做鞋子。姐姐是个极其聪明的有点倔强的女孩子。她因为学习特别好一直受父亲偏爱，直到文革开始她跃跃欲试要反对我那保守一脑子陈旧观念的父亲，父亲才对她严厉起来。
我们一家人在文革的忽悠里上下起伏颠簸着，大人们惶惶然孩子们自己在生活里察言观色摸打滚爬中长大。姐妹兄妹姐弟之间建立一种很深的亲情。
大串联开始的时候，大姐的要求被父母坚决地拒绝了，她只好委屈地在家呆着，我哥却被放行了，他跟着一帮同学去了韶山，他那时大概也就是16岁吧或17，一个月后像乞丐一样回到家，我所以记住是因为他回来时我第一次看见人身上长的虱子是什么样子。我母亲让他在外屋把衣服全脱在地下，然后用开水烫那些衣服，而他洗完澡兴致勃勃地给我讲怎么样在武汉和长沙遇险，打架，挤火车回到北京。我那时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也一下子就成了大人。那些历练肯定在他一生都留下影响。
他串联回来后就在学校里和几个当不了正式红卫兵的 人成立了‘井冈山战斗队’，他拿给我看他们的红袖箍上用黑毛笔写的井冈山三个字，他们印传单，刻蜡板，用石头刻毛的头像然后印在纸上像是印图章一样。小孩子看大孩子总是充满了羡慕的，我相信我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他们的那些同学在串联后都成了特别铁的哥们，一天到晚在一起讨论‘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极傻的问题，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要到那里去。然后传阅不知从那里偷来的各种书籍。我也是从他那里偷偷地念了一些不让念的，念不懂的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从他那得到油印的红楼梦诗词解释，我刚刚偷读过一本带画的红楼梦80%不懂加上生字，我那时初小文化不懂诗句，也不敢乱问大人。哥哥拿回来得像个本子似的都是白话解释。我似乎明白了不少，特别印象深刻，当然也可以问他是怎么回事，但我不觉得他比我对诗词更有兴趣。
哥哥是个手巧的人，中学的物理课外小组活动时学装半导体收音机，他像着了迷似地，我的第一个矿石收音机就是他用一个木头盒子弄成的，只有两个台，我们挤在被窝里一起听那里传出的声音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心中地太阳····’的歌儿。以后哥的半导体手艺越来越好，装成四极管收音机也用朔料盒子做外壳了。学校停课后，他经常带着我到西四口上，缸瓦市的无线电器材料门市上，那里有好多业余爱好者从交换毛主席纪念章改成交换各种半导体元件，互通有无。我们挤在那些人堆里，换回他缺的东西，他用电烙铁，锡条焊接那些细细的二极管，三极管，整流器，变压器到电路板上。我们总是抱着一些希望。他在家玩这些东西也减少了到街上找麻烦的机会，我父母似乎没什么意见。
哥哥是个好脾气，人缘特好，有不少同学朋友，我也跟着认识了比我大好多的男生，那时同学都是互相到家里玩的。当然没人跟我当真，我只是一个小屁孩儿瞎混，大孩子看小孩子吧。 后来我知道他们一拨一拨地去了内蒙，陕西插队，临行前都来和我哥告别，我哥也在准备要去陕西，我记得他买了一只木头箱子，一个帆布皮箱。不过我真不希望他去老远的地方，希望有一点好运气落在他头上，我觉得有他在家里什么都好一些。
69年或者6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特别晚了他还没有回家，记得母亲有点着急唠叨了很多次，一直到十点多哥哥才回来，母亲劈头问他这一天到哪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哥哥穿着一件我父亲穿过的蓝制服棉袄，带着一顶棕色灯芯绒栽绒帽子，他个子已经过了一米八三，可是很瘦，就显得那个蓝棉袄的领口很大，里边晃荡着一个瘦瘦的脸。他总是慢悠悠的，看见妈妈着急，就从破棉袄的兜里掏出一部毛选四卷合订本说：‘妈，您别急，好事儿，我今天被分配到某工厂了，然后工厂的卡车就把我们拉到厂子里去了一天，这是厂里发的毛选。’
我妈睁大了双眼：‘真的？’
‘真的。’哥说，脸上有点激动，而我已经窜过去：‘你成了工人阶级了？’他脸上这回净剩下得意。妈妈开始用手背擦眼睛。
我们家有了工人阶级了。我们谁都有点没想到，有点激动。我高兴的上蹿下跳哥哥不用去插队了！我哥哥不知为什么这一次能如此幸运，我看着他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感恩，虽然我也不知道该感谢谁。
哥哥从此开始了他工人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