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籍犹太人，助理牧师毛什是小镇里第一批被“驱逐出境”的人中的一个。他们被塞进运载牲口的车厢，在哭泣。留在小镇上的人也在哭泣，但没几天人们就忘记了他们。
在那场屠杀中，毛什奇迹生还，但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快乐。一天天，一夜夜，他挨家挨户告诉小镇里的人他所亲历的屠杀，然而小镇上的人都不相信他，甚至嘲笑他。这是发生在1942年的事。虽然他们听说过法西斯，但小镇上的人总认为那离他们很遥远。就这样整整过了一年。当时，人们还是可以买移民证，迁居他国的，但没有人听毛什的，最终毛什也不再说话了。
1944年春天，当小镇上的人听到布达佩斯的电台说法西斯政党夺取了权力，他们依然无忧无虑，因为这只不过是外国政府的权力更迭。第二天，听说匈牙利政府允许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境内，小镇里的人才开始惊慌，但很快又乐观起来：德国军队肯定不会跑这么远。3天后，德国军队出现在了赛加特小镇。赛加特镇上的犹太人依然笑脸盈盈，乐观的人们甚至为德国军官的礼貌而感到高兴。
然而逾越节还未过完，种族灭绝的大幕便拉开了：划分犹太区隔离居住，禁止擅离犹太区，必须佩戴黄星标记，交出所有贵重物品，不准去饭店和咖啡馆，不准乘电车，不准去教堂，临街的窗户必须封死。可是没多久，这些乐观的人又适应了，感觉还不错。当一个犹太区的人被送走了，另一个犹太区的人不到3天就把他遗忘了。最终，到了5月的一天，这些乐观的人被塞进运送牲口的火车，送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里面便有15岁的埃利·威赛尔和他的父母以及3位姐妹。
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晚，埃利的母亲和妹妹就被送进了焚尸炉。之后他和父亲被转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集中营的生活很快让埃利忘记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不仅如此他还渐渐忘记了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在他眼前被打时，他连睫毛都没动一下，藏在床铺底下不出声。有一次父亲被工头用铁棍打了个半死，埃利竟然责怪父亲，怪父亲不懂得避开。父亲临刑前，再次遭到毒打，昏迷的他不停叫喊儿子的名字。党卫军不停打他，埃利依然沉默不语，内心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呻吟和呼唤惹恼了党卫军”。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候，埃利叙述：“我知道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快要死了，我去找他。但就在这一刻，我心想，但愿找不到才好！要是我能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只管自己求生，只为我自己的事情操心。我立刻觉得非常羞耻，永远地感到羞耻。”第二天，当他发现父亲的尸体已经被抬走，“我甚至流不出眼泪。在我生命的深处，在我那已经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里，我也许还能搜寻到一点什么——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父亲的死让埃利如释重负。一个多月后，1945年4月11日，美军占领了埃利所在的集中营，持续6天没有吃任何东西的埃利获救，那年他16岁，手臂上多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A-7713，这是他在集中营里的编号。
获救之后，埃利·威赛尔沉默了近10年，因为“我不想用错字眼”。直到1954年，他用母语意第绪语将自己这段经历如实写下来，长达865页，书名叫《而世界依然沉默》，195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这本书出版后，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四处推荐它，在被多次退稿后终于1958年在法国出版，改名为《夜》，删减为178页。1960年116页的英文版《夜》在美国出版。起初，这本书卖得并不好，在最初的18个月里，只卖出1046本，3年才卖掉第一版的3000本。
写完第一本书《夜》之后，埃利·威赛尔又写了许多本书，依然延续着第一本书的主题；同时他四处演讲，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主题依然只有一个：面对他人的苦难，世界为何沉默不语？这沉默里面，不仅有旁观者，还有亲历者。
1986年，因长期为反暴力、反屠杀与反种族歧视发声，埃利·威赛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获奖感言中，他说道：“我发誓，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在遭受苦难和耻辱，我都不会沉默。我们必须态度明确。中立从来只有助于压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远只会助长施虐者而非被虐者。”
2016年7月2日，埃利·威赛尔在纽约曼哈顿去世，终年87岁。对于他提出的问题，人类至今都无法回答，甚至无法面对。
（格拉斯摘自《经济观察报》2016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