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过当年一起步行去延安的李成之（后改名李直，著名作家李锐的父亲）和胡其谦在分别二十年后重聚时，酒后说起延安整风“审干”中胡其谦被整得胡说八道，称李成之介绍他加入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复兴社，李成之因此蒙冤，李成之大怒，胡其谦大哭，两人从此绝交。
令我难忘的是文革初期，深更半夜父母在家中接待一位朋友，他反复说“不揭发别人不行了”，父母也反复劝“千万别乱咬人”。那一年我六岁或者七岁，大人不把我当回事，我却记住了这些当时意义不明的话。后来那位朋友还是扛不住，“乱咬”了另一位朋友，他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虽然是被迫，但是编造他人罪名者，想来内心沉重，后来几十年很少再与往昔同袍交游。
文革后，父亲谈及往事时，有时会说自己从来没有对不起朋友，言下略有自得。然而这种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在他眼里看到的惊惶不安。从1966年到1968年，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不速之客光临，或者审查父亲本人，或者要求他写有关别人的调查材料。这种时候更多是母亲出面应对，父亲在里屋真病或者装病。母亲的淡定与父亲的紧张恰成对照，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她内心没有巨大压力，那几年她容易发脾气，曾经疑似癌症。
或许源于童年的印象，我长大后对父亲缺乏敬意。在美国，你经常可以听到父亲应该是儿子的role model这种说法，rolemodel一词因为著名社会学家莫顿（Robert Merton）而普及，直白地说就是榜样的意思。我从来不觉得父亲有榜样的作用，年青时更对他多不认同，中年以后才意识到有其父必有其子原来可以像咒语一样准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我独自住在一栋小楼里，第一次发现自己害怕黑夜与孤独，一关灯就感到恐惧，而不关灯又睡不着。没有人知道我的敏感与脆弱，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貌似很勇敢坚定，白昼有很多人围绕，从未有谁觉察我在黑夜中是多么绝望与需要安慰。只有自己经历过以后，我才能理解和原谅父亲，而且意识到其实自己更不中用。从父亲的回忆录，我了解到他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和各种运动，看见过各种死亡包括活剐。他那本能的逃避与自我保护意识，既表现出软弱，也反映出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
二
因为辍学，有大把时间，又因小脑不发达，连拍烟盒、玩弹球都每战必败，只好去玩棋牌。结果我七八岁时就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打升级、争上游、憋七，在马路边看老头下象棋。许多年以后，大院里的一些人还记得那个不成比例的大头儿童，多半是因为他扑克打得不错。
在文革的紧张空气里，后面那栋楼的程叔叔和高阿姨是为数不多的仍然来往的邻居。他们家忽然来了两个亲戚，一个是胖老头，歇顶、有一个巨大的红头鼻子，大人让我管他叫姥爷，那么他应该是高阿姨的父亲了。另一个是比我大两岁的外孙，名字好像是韩松，长得白白胖胖，很憨厚，但是不怎么会玩。所以我很快就改和姥爷下象棋了。胖老头自称是退休工人，闲下来了来女儿这里住。现在想来多半是在老家受到了批斗，逃到北京避难。所以他也不怎么到大街上去，整日搬个板凳，坐在单元门口晒太阳。有一天去找姥爷下象棋，却只有韩松在家，眼睛红红的告诉我，姥爷生病已经被送进了医院。我回到家听父母在说，姥爷得了脑溢血。没过几天就听说姥爷死了。
这是第一次在我身边有熟悉的人死去，我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不曾悲伤，但是有一点空落落的感觉。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经常下象棋。事实上，从小时候起，我就有很钝感的一面。1990年遇见艾青的长公子，擅长算命，一望我就断言，你反应慢半拍。生活中总会有令人悲伤的事情发生，然而当事情与我有关时，我往往只觉得萧瑟，不曾流泪。近20年来，长者凋零殆尽，但即便当我听到父亲远行之际，也只是西望故国，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呼吸。
死亡在我的童年其实并不罕见，反而是经常听说。大院里有人跳楼、有人上吊，外面传来的故事就更多。我不曾读过格林童话，倒是从小听着梅花党、一只绣花鞋长大，想象着荒芜的花园里有伸出舌头的吊死鬼出没。如今广为人知的北京师大附中负责人卞仲耘被打死一案，我四十多年前就在家里，门窗紧闭、压低声音，听王晶垚先生声泪俱下地诉说。
说起来，王先生和父母颇有渊源。他和父亲是同事，先父1962年由范文澜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任其副手，王先生也在范文澜手下工作。王先生和母亲则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同学，但具体情况母亲从未提起，也不知道是否同届。在我的记忆里，他来家里次数不多，并非过从密切的朋友。不过看来他是信任父母的，才会在文革风暴依然怒卷时，就告诉他们妻子的惨死详情。几年前看了电影《我虽死去》，那是关于王晶垚先生四十多年来锲而不舍，追求历史真相的纪录片。影像总具有直接动人的力量，当你认识其中人物的时候，更是感慨万千。王先生中年时的样子缓缓从记忆中升起，谦卑拘谨、敏感小心，屡经风霜后彻底被打蔫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从来是人死多了，活着的反而麻木。随着岁月流逝，追逐当下，惨案大多被遗忘。卞仲耘被打死，当年只是个案，可是能有几个人像王先生这样坚持？如今，这一案件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性事件。而让我感触良深的是，电影里的王先生再也不是那个温和恭让的中年人，追求真相与公正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人升华的过程。长大以后才明白，如果对非正常死亡无动于衷，久而久之，会形成集体性的对生命的漠视。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一直缺少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
三
这些道理我小时候自然不懂，记得的只有对死亡、对失去亲人的恐惧。父亲中年开始患严重高血压，低压恒常100，高压200以上。1968年，父亲晚间在一小巷被自行车撞倒，中风昏迷，幸得过路人相救，及时送到医院。后来虽然逐渐恢复，但从此拄杖终身。
1969年，母亲淋巴上长了一个直径约4公分的肿瘤，被诊断为很可能是恶性，需要切除化疗。在那两年里，家里经常漂浮着压抑的气息。母亲消瘦憔悴，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连医生都担忧她能否经受住开刀化疗。幸好她遇事素有决断力：既然无法确诊是否癌症，就不切除而以中药化解。北京中医医院的卢老，从60年代初就给母亲看病，这时很有信心地表示，可以用中药治好。不记得母亲吃了多久中药，但最终肿瘤竟然消失了。卢老是民国时就自己开诊所的老先生，衣着讲究、鹤发童颜，因为治好母亲肿瘤着实高兴了一阵，之后不久他自己却患癌，无力回天，不数月就故去了。
1968年到1969年有许多事发生：18岁的长兄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吃不饱饭时不时要溜回北京打牙祭，以致每次深更半夜查户口时全家心惊肉跳；16岁的二哥蒙恩留城，分配到木材厂扛一根一根的圆木，练就了一身肌肉但身高被木材压了下去，他14岁就1米74 最终却只长到1米78。中共九大胜利召开，闭幕一个星期后是“五一”，放了一场炫丽的烟花。不久后，北京各机关纷纷被送到“五七”干校，家里只留下母亲和我。
父亲去干校后，似乎劳动起了如今理疗的功能，半身不遂居然渐渐痊愈。当然这和干校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父亲能够恢复靠的是自身的生命力和意志力。此后近三十年，他作息规律、生活简单、饮食定量。直到1998年冬天，不小心吃了一只有点烂的香蕉，导致肠胃不适住院，然后诱发第二次中风，从此一病不起。“五七”干校本身是时不时会传来死讯的地方，十岁那年，我听大人们很细致地讲述人民大学何干之教授在村子里走着走着心脏病发作，手抓着墙一点一点倒下去的过程。人大干校在江西血吸虫病肆虐的地方，干校解散后，许多人带着病回到了北京。
二十多岁的时候喜读弗洛伊德，好为人师，又常有朋友同学对我敞开心扉。我们这一代几乎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幽暗的记忆，我对朋友说：遗忘是最好的治疗。我自己也曾努力遗忘，许多记忆也就确实变得模糊。我只记得曾经问过“妈妈，你会死吗？”却想不起她是怎么回答我的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当时是否感到恐惧，不过从那时候起我有了一种意识：不要惹她生气，虽然后来让她生气的时候也未必减少。至今明显的后遗症是，我对我关心的人总是过分的担忧，毫无理由毫无必要，困扰自己也打扰别人。我完全明白却对自己无能为力：童年经验真的很难走出。进一步说，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走出恐惧的过程。
四
九十年代经常看到李慎之先生的大名，我就会想起他那身材硕壮、戴黑边眼镜的温文儒雅形象。我家和他家住隔壁楼。印象里，父亲和他不算熟，当年会觉得李慎之先生思想更为正统，不想他晚年会有巨大的改变。
父亲的至交是黎澍先生，他们从六十年代初在近代史研究所同事开始便无话不谈。黎澍先生是党内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之一，只是因为在1988年遽逝 而渐渐不再为人提起。从对“老人家”有不敬之心、不敢有不敬之词，到批判斯大林、重评赫鲁晓夫，到反思文革、批判个人崇拜，最后到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离经叛道，他堪称是那一代早年参加革命，中年接近中枢，晚年返璞归真者的标杆性人物。
父亲没有黎澍先生那种湖南人的倔强，也就不会时不时放炮，陷入风暴之中。我年轻时，多次当面批评父亲圆滑、擅于自保，他自然不愿意承认，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他一生中推崇并曾经追随的两位长者是吴玉章与范文澜二老，前者从同盟会元老到中共五老，既世情练达，曾经指点父亲免遭被打成右派之厄；又以风骨自许，素负清名。但是在儿子牺牲后，鼓励儿媳守节抚养子女，在我看来未免是19世纪的思维，让我在少年时就对父亲的榜样发生了怀疑。
我儿时见过吴老，不过他仙逝时我还不满六岁，也许我记忆里的印象来自他的遗照：相貌清癯，风度翩翩。吴老的儿媳蔡阿姨年青时是上海一家大学校花，虽然生养了五个孩子，年届半百，仍是慢条斯理、细声细语，极有风度教养。吴老去世几年后，在文革中某一个夜晚，她独自来到我家和母亲长谈，说到二十多年独自带大孩子的艰辛，忍不住大放悲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去她家，和她的小外孙玩。那年小家伙两岁，我八岁，我趴在地上，他骑着我兴奋得大叫。下午的阳光射进来，我们都很快乐。
当我回想往事，不禁感谢上苍，我曾经是多么幸运！我上大学，父亲的办公室在中央党校南院一幢两层小楼，原本是一套三居室，改为办公室兼卧室，楼前是一小湖。有时读书过午夜，我会走到小湖边，整个院子没有声音、没有灯光，只有几颗并不那么明亮的星子照在水面上，随微风皱起几道幽静的银波。住在父亲的办公室，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读书，至少有一半是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别的地方读不到的书，比如说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香港出版的张国焘自传。1980年冬天里，高校学生竞选如火如荼，北岛那一篇“我不相信”的排比诗句传诵一时。父亲对我的激动心情一般不置一词，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的不以为然。老人的保守心态，总是让青年人愤懑，我当时也是如此。很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知道许多当时我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父亲去世后我才听说，他曾是审阅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专家之一。当我不再年青，不复学生盛气，才明白他当年让我好好读书，也谈不上保守。就好像他自己屡次辞官不就，也不仅仅是谨慎自保。
那是我最后一段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时光，却因为思想上的歧异，导致感觉上的疏离。半年后我被保送留学，从此离家去国。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变幻的八十年代也令人目不暇接，每个人都在各忙各的。父亲一直住在那套办公室很少回家，我说不清是因为男儿志在四方的观念，还是因为隐隐裂痕与他渐行渐远。可以想象，在国外受的文化冲击带给我自己许多变化，而北京本身的变化则让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局外人。到了1996年，在阔别故国八年后回京时，我下了出租车找不到自己的家，从那以后真正地成为一个客人。而父亲此时也垂垂老矣，他因为耳背，说话声音巨大，而且不再听对方说话，只管自己滔滔不绝。我一方面要习惯父亲的声音，一方面要高声说话好让他听见，每次去看望他都觉得耳朵有点累。
在步入中年，远托异国的岁月里，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相似。比如我在十岁之前就学会了打麻将、桥牌，下象棋、围棋，基本上都是父亲教的，长大后我也和他一样，什么都能玩一点，但都不很精通。又比如我在高中时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和父亲那个秘而不宣的笔记本实际上半斤八量。不同之处只是他是革命文学，我是少年爱情故事。从延安走出，当过战地文工团团长，他不知不觉地习染了赵树理式文字；我在少年天空里看见一张《带星星的火车票》，时代困惑与青春期荷尔蒙交织在一起。也是在我八、九岁左右，父亲被批判之余在家闲居时教我平仄，让我读白香词谱，平仄我学会了，词谱却基本忘光。审美取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天生的，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那些伤感悱恻的薄命诗人，比如李商隐、李后主、李清照，音乐也是在第一时间听到邓丽君就为之倾倒；而父亲走的是杜工部、辛稼轩这一路，唱的是《满江红》，晚年才意识到少时排斥《桃花江》的偏激。
最后一次见到清醒的父亲，是在一个夏日下午，他住在一套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看上去有些颓然孤独。家里没有别人，他似乎也不是那么想说话，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用说了一辈子的椒盐普通话问：“你过得好吗？”我赶紧告诉他我过得很好。在记忆里，父亲很少这样问我。有时我会觉得他根本不怎么关注我，有时我又觉得应该感谢他从来不管教我，容忍我的自由发展。我照例开始和他谈国家大事，引发他的谈兴。果然他又开始思路飘逸、上天入地说了两小时。房间里相当闷热，我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看着他，看到他的衰老，心想他其实已经不再雄辩。他的演讲，以一句他的一生是为了救国而结束，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这么宏大的愿望。他递给我一张纸，是送我的一首七绝，显然是我打电话告诉他要去看他之后，临时草草写就的。我忽然很感动，可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那是1998年夏天，街上飘着任贤齐的《心太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原载2015年11月3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