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语]:《“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陈寅恪是如何被吹出来的》一文，对于时下很热衷鼓吹的“陈寅恪精通22种外语”的神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无情的揭露！可贵在于以事实和档案文献为证据。当然，该文也几处使用和参考了我的《陈寅恪史事索隐》一书的观点和结论。让我略有所见略同之感！该文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对日益发飙的造假和造神运动下的陈寅恪热的抨击！我希望读者可以看清历史事实、分清纪实文学对历史事实的严重侵害！略道所感如上。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会长、教授京都静源博士于美国家中。
转发：《“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陈寅恪是如何被吹出来的》
柳不如是
目前为止，根据笔者的调查，最早介绍陈寅恪擅长多种外语的记载应当是1925年2月27日《清华周刊》。该刊所载文章《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中报道：“陈先生初治史学，继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请注意：这里使用的两个术语是“研究古今语言”和“攻读”！具体来说：“研究古今语言”则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五种外语。而“攻读”则是涉及到“梵文、巴利文”两种外语。上述介绍没有使用“精通”和“阅读”、“掌握”等说明外语程度时的习惯描述。可见当时，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清华学堂、清华国学研究院均无人敢吹捧陈寅恪是“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
其实，懂语言学或者学过一点西方语言的学者们都知道，仅此而论“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就已经很吓人了！
陈寅恪留德时期的同学、友人姚从吾主张：“陈君寅恪，江西人，习语言学，能畅读日、美、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姚氏此说，显然水分过高。因为至少我掌握的证据证明陈寅恪并不具备“畅读日、美、法”语言和文字的能力，而对于“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他只是入门水准，绝对谈不上“通”！
——他连日文都不能“畅读”何谈英文和法文？！他对“蒙古、西藏、满洲”只是“粗知”阶段的入门水准而已，怎么可能还“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文字和语言？！姚氏此说，缺乏最基本的证据支持。
根据中山大学负责教学和人事、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胡守为回忆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在陈寅恪“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这是非常真实而严谨、客观而准确的记述！即，陈寅恪本人坦白认可他只擅长德语。
——这是依据原始档案材料得出的最真实的结论和描述。
然而，到了陈氏弟子、北京大学教授王永兴笔下，则立刻变成了说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这已经不是“大跃进”了！而是“大大的跃进”。
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陈家人还嫌不过瘾，认为王永兴之说还过于保守。于是，陈氏侄子陈封雄站出来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受此鼓舞，陈氏弟子、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则正式提出了陈寅恪学过22种语言这一惊天动地的观点。证据是：“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上述22种语言中，“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显然不应属于外语。又见《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介绍：
笔记本共分为以下几类：
一、藏文 13本
二、蒙文 6本
三、突厥回鹘文 一类 14本
四、吐货罗文（土火罗文） 1本
五、西夏文 2本
六、满文 1本
七、朝鲜文 1本
八、中亚，新疆 2本
九、佉卢文 2本
十、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10本
十一、摩尼教 1本
十二、印地文 2本
十三、俄文、伊朗 本
十四、希伯来文 1本
十五、算学 1本
十六、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 1本
十七、亚力斯多德（实为数学） 1本
十八、金瓶梅 1本
十九、法华经 1本
二十、天台梵本 1本
二十一、佛所行赞 1本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学过多少种语言和是否有能力直接使用这些语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以我个人来说：我在外留学时间远超过陈寅恪，而我在几个国家中的大学选修过的外语种类和记载的学习笔记涉及到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朝鲜文、喃文、西班牙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等十几种——我是否也快被封为“语言大神”了？但是，我实际上只掌握了英文和日文两种外语——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著作、直接使用英文和日文撰写学术论文和讲课。我使用英文、日文直接撰写的学术论文在日本和美国学术刊物上早就公开发表过。而陈寅恪到死只公开署名发表过一篇英文论文，还是一个美国学者翻译的。
有人记载：
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苦笑不得的表情。
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只要选修过德国、美国、日本大学中的“文字学史”这一课程的留学生，都知道世界各国文字的基本辨别图谱。比如说没有学过日语的人，他也一定知道这几个字哪个是汉语？哪个是日语？这个图谱就如同识别交通标志，学过的人自然就知道什么语言、什么文字。仅此而已！这和能够识别文字和能够使用该种语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巴比伦文和突厥文的文字识别十分容易，因为前者是象形的契形文字，而后者是拼音的字母文字。能够识别究竟是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还是突厥文的出土碑碣，并不能证明陈寅恪掌握了巴比伦文和突厥文。如下：
巴比伦文（左）和突厥文（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