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粗制滥造现象，和出版界的编辑水准下降有直接关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撤销“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子课题“广西石刻总集整理”的通报》一文，明确了广西师范大学杜海军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子课题结项出版成果《广西石刻总集辑校》一书，经调查核实，认定该成果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了国家社科基金声誉。经研究决定，“撤销杜海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子课题‘广西石刻总集整理’；终止杜海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朝石刻汇校集注》（批准号18ZDA246）”。这是值得大赞特赞的好事！我为国家社科办点赞。本来一个史料汇编需要的是认真核对史料，而不是照抄别人资料！三联书店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就是照抄而错误百出的典型！
三联书店所出垃圾著作《陈寅恪集·书信集》，属于“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2001年1月-2001年6月出版，共13种14册，其中《书信集》一书编者是三联书店和陈寅恪女儿陈美延。该书错误百出，严重影响了学术传播和学术研究，影响了陈寅恪书信的原始文本。
三联书店代理律师曾为此起诉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该《民事起诉状》中声称我“以原告出版《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并不存在的所谓‘错误’、‘问题’，无端指责三联书店，借机炒作，对读者造成误导，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三联书店的声誉，侵害了三联书店的名誉权，影响恶劣！”我想，事实胜于雄辩。我在此举证如下，将《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错误归为十二类，如下：
第一、断代错误类
1、《1941年2月13日陈寅恪致邓广铭信》。
此信《陈寅恪集·书信集》断为1941年12月13日晚，误也。观信中语气及情状，应为1941年2月13日之信。否则，1941年12月13日，日军正在进攻香港，邮路断绝，陈寅恪不可能写此信给邓广铭。而且，此信开始就明言“顷奉二月五日手示”，回信也应该在2月13日为宜，怎么可能迟到12月13日才回信？！
2、《1941年6月20日陈寅恪致闻宥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将此信断代为“1938年或1939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案，此信十分难断。而且信中提到了《清华学报》，却没有交代是哪期。所抄文稿内容也不知。无法断代。涉及到抄写文稿问题，陈氏论文的抄写，一般由其个人（失明前）或其夫人完成，而著作的抄写，以现有书信和史料记载来看，一般多是陈夫人和那廉君二人。这里出现了“闻氏”，则只有一种情况：当时陈夫人实在无暇而那氏又不在身边。我们从陈夫人的一封信中可以发现线索。1941年2月12日陈氏信中已经说明：“所幸近已努力作成《唐代政治史略》一部，约七八万言，又考证唐人小说二篇（《会真记》、《东城老父传》）约一二万言，现因无人誊钞故，尚未能一时写清寄上求教，约暑假前总可誊清也。”而6月20日正符合“暑假前总可誊清”这一前提。由此可以推断：陈氏致闻氏此信推断：陈氏此信当写于1941年6月20日。
3、《1943年1月20日陈寅恪致叶企孙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则定为1943年。考虑到1941年春到1942年年底，桂黔路多次受到日军飞机轰炸，显然不可能出现“桂黔路七月间修至都匀”之现实。根据我的考证，此信写于1943年1月20日。
4、《陈寅恪集·书信集》第36页收录的编号陈寅恪致傅斯年信第16号，就在注解中和编排中将此信定为“约1929年10月3日”。
如此以定，则完全无法解释该信中的“西北之行”和“林、范诸人”的准确含义问题。当然，该书编辑者们很快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针对这一问题，2001年9月，《陈寅恪集·书信集》编者曾在《读书》上刊发《<陈寅恪集·书信集>补正》一文加以纠正：“（一）此函应写于1944年10月3日，《书信集》中误作约1929年10月3日。（二）第36页：‘将有西北之行’应加注文为：‘此指1944年9月15日重庆国民参政会提议傅斯年、冷遹等参政员组团视察延安。’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事实上至次年七月初成行。”既然该书编辑自己也认识到了错误，并加以修正，何谈什么“并不存在的所谓‘错误’、‘问题’”呢！
第二类、断代模糊类
1、《1927年1月13日陈寅恪致徐炳昶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页推断“此函应写于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间”，而从此信1927年2月20日发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一卷第五号，则该信落款只有“十三日”，时间上看，当为1927年1月13日比较合理。
第三类、文字遗失类
1、《1929年4月21日陈寅恪致徐中舒信》。
此信中称汪孟舒为“敝亲”，当即陈衡恪夫人汪春绮的兄弟。故此陈氏信中称其为“敝亲”。《陈寅恪集·书信集》正文无“此事弟对所负介绍之责任”一句，而王汎森《陈寅恪的未刊往来书信》一文中以注释说明。皆误。“此事弟对所负介绍之责任”一句当为此信补写内容，当然应该列入信件正文。即该信全文如下：
中舒先生：
敝亲汪君孟舒，人极好学谨慎，素治中国古乐。前在北平图书馆阅览旧书，今图
书馆新章，须学术机构担保，请援上次颜、葛诸君例②，转告孟真先生照式填写盖章送
下，以便转交为感。
匆此奉恳。
敬叩着安！
弟寅恪拜恳 四月廿一
此事弟对所负介绍之责任。
附保证书式：
迳启者，兹保证汪孟舒前赴贵馆善本阅览室研究古琴音律问题，所有开具各项事实均属实情，对于贵馆各项规则之遵守，保证人愿负完全责任。此致国立北平图书馆。
保证人 某机关或学校代表签署盖章
2、《1930年3月1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信中“现在第一组之不甚平安，皆弟常不到院，百事放任，致有精神上之影响”一段文字，“百事放任”一语，《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的此信中“任”字未释读出。
3、《1940年8月2日陈寅恪致杨树达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的信中将“弟前数月来患怔仲病”漏成“弟前数月患怔仲病”，漏一“来”字。
第四类、曲解原信类
1、《1929年5月28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此信，因为陈氏写信行款比较自由。此信的台端放在了最后“孟真兄”，《陈寅恪集·书信集》以为“前阙”。误也。我们将调整到台端位置。并非“前阙”。古今人写信给好友时，经常有把台端放在最后的现象，用意在突出信件内容。如果连这一习惯现象也不懂，有什么资格负责《陈寅恪集·书信集》的编辑和出版？！
孟真兄：
途中（南京）遇李光明君，言拟于礼拜五动身来平，将于礼拜日上午十时五十分
到正阳门车站，请公遣听差一人往接，因李君尚未到过北平也，特此转达。
又，俞君两公文皆暂留，因尚不能决定，详情容面罄。
弟寅顿首 廿八日正午
第五类、断代不明类
1、《1929年5月28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只注明为“廿八日正午”。此信明言“礼拜五动身来平”而写信时为“二十八日”，从语气上看，如果写信日紧邻周五，就不该说“礼拜五动身来平”，就该说“明日到平”。因材，就排除了1929年的二、三、十一月的可能。如果出现礼拜五是下一个月，一般习惯肯定说“下月某日”，这里没有说。因此也排除了礼拜五是下一个月的一、四、六、七、九、十、十二的可能。只有两个月的28日和礼拜五符合在同一月存在，即1929年5月28日和8月28日。而8月28日正处于假期，我们推断此信写于1929年5月28日，礼拜五是5月31日。
第六类、识读错误类
1、《1929年某月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该信中“现今老档尚不能读，且无材料，若有所得，亦一历史语言学上之发明也”，《陈寅恪集·书信集》作：“现今老档尚不能清，且无材料，若有所得，亦一历史语言学上之发明也尚不能”，误也。
2、《1941年10月25日陈寅恪致戴望舒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此信时将“以读郋序”误释为“似（近？）读郋序”。这里的“以”字，考核全文：“顷读贵刊第二十九期吴晓铃先生《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论据精确，钦服至极。鄙意《青楼集序》中所谓“商颜黄公之裔孙”其实即指夏氏而言。盖商山四皓中有夏黄公一人，夏伯和自可目之为“商颜黄公之裔孙”也。叶郋园、吴晓铃二先生俱精于曲学，夙所景仰，并与寅恪有一日之雅，以读郋序，偶有所得，辨所不必辨，特陈妄谬之见，质正高贵，兼以求教于世之读贵刊者。”显然是用为“已”字。根本不是“近读”或者“似读”，今更正如上。
4、《1953年1月2日陈寅恪致杨树达信》，“惜励耘主人未知之耳”。
这里的“励耘主人”，《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的此信为“艺耘主人”，显然误也。这里当指陈垣。系“励耘”之误。如此基本常识的错误，实在不该犯。研究历史的，有几个不知道陈垣先生的字号名讳？！如果连这一基本常识也不懂，有什么资格负责《陈寅恪集·书信集》的编辑和出版？！
第七类、识读空缺类
1、《1930年10月24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又上海院来电，一嘱速交年报报告，已请关系方面编制，一嘱停购置，款绌之故”中的“交”字，《陈寅恪集·书信集》为空缺。陈氏写信中的“交”字极其潦草，尤其和前后字写成连笔时，几乎被忽视和错过。
第八类、断代模糊类
1、《1930年3月1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亦引王汎森说，主张此信“似为1930年”。然此信为陈寅恪与傅斯年论史语所第一组人事安排事宜，信中论及专任第一组组长与在清华授课的关系问题，信后又称“当于杨金甫兄言之”，按杨振声时为清华大学教务长，故陈寅恪需与其商量在清华授课之事。而杨振声于1930年4月被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此信陈寅恪谈到要与杨商量清华授课之事，则此信写作时间当在1930年1月至3月的15日。而一、二月似乎正是假期，则1930年3月15日比较合理。
第九类、无法断代类
1、《1930年9月19日陈寅恪致陈垣信》。
自1929年6月辅仁大学在国民政府立案后，陈垣即正式出任辅仁大学校长，有人事权。此信为陈寅恪向陈垣推荐汤涤至辅仁大学艺术系任教一事而发。查汤涤生平无辅仁任教一节，此事应未成。此信写作时间，《陈寅恪集·书信集》未加断代。我们根据辅仁大学艺术系设立在1930年春季，则定此信为1930年9月19日。
2、《1932年5月26日陈寅恪致胡适信》。
因为该信落款只是“廿六日青岛舟中”，因此《陈寅恪集·书信集》未给此信断代，我们根据他在1932年5月17日信最后言“弟月底赴青岛，并闻”，而他在此信落款为“青岛舟中”，则此信当为1932年5月26日可明。
第十类、误解增加类
1、《1930年10月24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
此信下面另有一信，内容仅“济之兄及吴、于诸君并乞代致意”，《陈寅恪集·书信集》列为另信。但从前后来信分析，当为此信之附纸。即，此信全部内容为：
孟真兄：
顷中舒先生持印就档案第一、二等册样本来，似尚整雅可观。惟同阅后，觉最后一页所附启事之语，微涉感情。现政治局面已平定解决，骂之反似不武，且当其接收时，曾托江叔海先生转办一切，今忽骂之过甚，恐弟私人于江公情谊上亦有关也。且学术著作上不及此类事亦无不可也。弟等共商之下，拟俟公加考虑复示后再印行，如能将删易之稿寄下付印尤妙。如公主张不须改易原文，亦请速复，以便装订工作之进行。
又上海院来电，一嘱速交年报报告，已请关系方面编制，一嘱停购置，款绌之故。昨钱稻孙先生言《泉屋清赏》已为美人电购而去，姑俟后有机会再说。
匆此。
敬叩旅安！
何先生请代候。
弟寅恪再拜 十月廿四
济之兄及吴、于诸君并乞代致意。
故此，显然，《陈寅恪集·书信集》实际所收书信总数当减去一封。
2、《1940年8月24日陈寅恪致梅贻琦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的信中“此事想己由杭君函商”，经对照原信，多了个“事”字。今删。
第十一类、归属错误类
1、《1932年10月5日陈寅恪致陈钝信》。
此信是写给当时史语所助理员陈钝的，不知因何缘故《陈寅恪集·书信集》将其编入“致傅斯年”系列函之中，却又在该信下标注曰：“骥尘是当时史语所助理员陈钝。——王注”则此信明显是写给陈钝的信，不当编入与傅斯年函中。《书信集》编者已知之，却仍然作为“致傅斯年”系列编号第22封信编入其中，这难道不是编辑之错误吗？！如此大错，还要指责别人“并不存在的所谓‘错误’、‘问题’”吗？！
2、《1941年2月13日陈寅恪致邓广铭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将此信却编入“致傅斯年”系列编号第50封信，实在荒唐！恭三为邓广铭字。此信为致邓广铭信，为何要编入“致傅斯年”系列？如此大错，还要指责别人“并不存在的所谓‘错误’、‘问题’”吗？！
第十二类、张冠李戴类
1、《1943年1月20日陈寅恪致叶企孙信》。
《陈寅恪集·书信集》最大错误却是：此信收信人根本不是傅斯年，而是叶企孙。这可以见该信原始照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