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如此忌讳殷人的饮酒，甚至到发现聚众饮酒就“杀无赦”的地步，不是单纯用反对安逸享乐就能解释通的。恐怕更重要的是，饮酒是殷人崇事自己的上帝和祖宗不可或缺的活动，也就是提高政治凝聚力的活动。这当然被周公认为是对周王朝的威胁，所以在《酒诰》中谆谆告诫小弟弟康叔，必须在治理民众（殷遗民）时贯彻这个戒酒令。
现在看来，殷商审美文化的神秘色彩，包括关于至上神的系统传说、丰富的想象故事，还有狂热甚至野蛮的巫风习俗，都与这种类似于希腊酒神崇拜的纵酒狂放所造就的精神状态不无关系。与此同时，酒也强化了人们对味觉享受的快感体验，这就为后来“美”与“味”的联姻作了铺垫。这只要从凡以“酉”为部首的字均与美感有关，诸如酣畅、醇美、沉醉等等，就不难看出酒文化在审美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发挥的特殊效应。然而，殷人却为酒付出了亡国的代价，起码周人的《酒诰》是这么说的。不用说，这只能算是一面之辞，殷商亡国的因素决不会如此简单。
如果把以宗教精神为基础的酒文化作为殷人审美文化特征的一个符号，把《酒诰》作为周人从这种“殷鉴”中得出的理性认识，这种转换倒不失为一个巧妙的象征，“德将无醉”的周代礼乐文化，的确从此便走向了斯文和典雅。西周，至少在西周中期以前，周人饮酒是很有节制的，西周王室贯彻周公的戒酒令：《酒诰》比较好，从现存西周的青铜器中，食器要比酒器多，和殷商有明显的不同，可以看出这一点。还可以从著名的大盂鼎的铭文中看到西周王室是如何注意戒酒的。
大盂鼎和大克鼎，是两件被称为“重器鸿宝”的西周铜鼎，与毛公鼎一道，被誉为“海内三宝”。二鼎不仅形制雄伟，纹饰精美，其铭文更成为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重要凭证。 大盂鼎鼎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大克鼎清光绪十六年（1890）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咸丰年间名臣左宗棠为报答老朋友潘祖荫而赠送的西周彝器大盂鼎，潘祖荫自己重金购得的大克鼎。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清代吴县人。为历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高官的状元宰辅潘世恩之孙。他本人是个探花郎，历任侍读学士、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他的出名更因为是古玩字画的大收藏家，在收藏界，人们叫他“潘神眼”。 他的掌管门户的孙媳妇潘达于（1907-2007）在抗战期间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他的收藏品，避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夺走。解放后，潘达于在1951年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了青铜重器大盂鼎和大克鼎及其它珍贵文物二百余件，这一义举受到了文化部的褒奖，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褒奖状。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立，从上海征调大盂鼎，大克鼎则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大盂鼎腹内侧铸有铭文19行，分2段，共291个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铭文分三段，第一部份文字最多，说明了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同时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
西周王朝建立了一整套机构对酿酒，用酒进行严格的管理。首先是这套机构中，有专门的技术人材，有固定的酿酒式法，有酒的质量标准。正如《周礼 天官》中记载：“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醍齐，五曰沈齐。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五齐”一般是指品质从低到高五种不同规格的酒。东汉郑玄注：“醴以上尤浊，盎以下差清。” “三酒”，即事酒，昔酒，清酒。大概是西周时期王宫内酒的分类。事酒是专门为祭祀而准备的酒，有事时临时酿造，故酿造期较短，酒酿成后，立即就使用，无需经过贮藏。昔酒则是经过贮藏的酒。清酒大概是最高档的酒，大概经过过滤，澄清等步骤。这说明酿酒技术已经比以前完善。
《礼记》成书于西汉，现有东汉郑玄注本，它反映的却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制度的，因此我们不妨认为所记载的是先秦的事物。《礼记 月令》中有这样一段话：“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忒。” 古代人冬季酿酒取来的水可以直接浸曲；春天后，气温较高，水不干净，所以在冬天酿酒，“ 大酋”就是《周礼 天官》中记载的“酒正”。“秫稻必齐”，酿酒用的谷物必须备齐；“曲蘖必时” ，曲或糵生产必须及时；“湛炽必洁” ，浸谷蒸饭必须清洁，郑玄注：“湛，渍也；炽，炊也。”孔颖达 疏：“谓炊渍米麴之时，必须清洁”；“水泉必香” ，用水必须清澈无味，水质要好；“陶器必良”酿酒要用制作精良的陶器；“火齐必得”掌握好火候，温度控制必须得当。“六必”字数虽少，但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全面，缺一不可，是酿酒时要掌握的六大原则问题，至今仍被认为是酿酒技术精华的。
“酎”是远古时代的一种高级酒。《礼记 月令》中有:“孟秋之月，天子饮酎”。按《说文》的解释，酎是三重酒。三重酒是指在酒醪中再加二次米曲呢，还是再加二次已酿好的酒呢? 《说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酎酒的特点之一是比一般的酒更为醇厚，故二种可能性都有。
到了周代，由于酒曲的发展，曲蘖这个名称的含义也有了变化。因为谷芽（蘖）中含有糖化酵素即糖化酶，虽然还用来制甜酒（醴），但比较多是用它来制饴糖。曲和蘖彻底分开了，制酒则专用于酒曲，酒曲种类也增加了，例如《左传》中记有“麦曲”的名称，在“曲”前加麦字限制，可见已不止一种曲。远在先秦时期，我们祖先利用曲来造酒，使淀粉糖化和酒化，这种方法称之为“复式发酵法。”
当时制的散曲中，一种叫黄曲霉的霉菌占了优势。因为黄曲霉有较强的糖化力，用它酿酒，用曲量较之过去有所减少。有趣的是由于黄曲霉呈现美丽的黄色，周代王室也许认为这种颜色很美，所以用黄色制定了一种礼服：“曲衣”，周代王后穿的黄色礼服叫做曲衣。黄色后来甚至成了历代帝王家的代表色。现代科学研究知道黄曲霉素是强致癌物质，古人大概也逐渐知道黄曲霉并不是好东西，所以周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用黄曲霉酿酒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