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叶，陆羽撰成中国的、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西周初期以来茶的记载只是只言片语、简单零碎的状况。《茶经》的出现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开启了此后茶文化异彩焕发的局面。陆羽的《茶经》堪称一部茶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第一部茶文化学著作，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中唐以前整个茶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促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迈入新的境界。陆羽在《茶经》中十分详尽地阐述了唐代饮茶方式的主流：煮茶法。《茶经》对茶的采摘、制作、饮用进行了细化，其煎茶步骤为：炙茶、贮茶、碾茶、罗茶、择水、分茶至各茶碗，使沫饽均分，包含雨露均施，同分甘苦之意。
《茶经》初稿成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后经修订，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定稿。《茶经》的内容为：一之源（茶的起源）、二之具（茶叶采制工具）、三之造（茶的采制）、四之器（煮茶的用具）、五之煮（煮茶的方法）、六之饮（茶的饮用）、七之事（茶事的历史记载）、八之出（茶叶产区）、九之略（茶具的省略）、十之图（茶经的书写张挂）。上卷包括前三篇，四、五、六为中卷，最后四篇是下卷。《茶经》原文和现代汉语的翻译见附录（一），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第五篇讲述了典型的唐代饮茶方式，在此作一介绍，唐代饮茶是要煮茶（煎茶），所以唐代的茶道叫煮茶道（煎茶道）。唐代饮茶先是把茶叶蒸软，捣烂，拌和米粉用模具轻轻压制成饼茶，饼茶中心穿一小孔，太阳晒干或文火焙干，若干个饼茶穿成一串，便于运输和保存。煮茶之前先要烤饼茶，在无焰的炭火上不停地翻动饼茶，如果制茶时是用火烘干的，以烤到冒热气为度；如果是用太阳晒干的，以烤到柔软为好。烤好了，趁热用纸袋装起来，使它的香气不致散发，等冷了再碾成末。煮茶的水，用山水最好，其次是江河的水，井水最差。山水，最好选取流动不急，从石池漫流出来的泉水，江河的水，到离人远的地方去取，井水要从有很多人汲水的井中汲取。
下一步是烹水煎茶，这是煎茶茶艺的关键。整个煎茶过程是：一沸调盐叶，加热到沸如鱼目，微有声（水温在摄氏86度至88度），叫做“一沸”。此时要把上面一层像黑云母样的膜状物去掉，它的味道不好。再按照水量放适当的盐调味，切莫因无味而过分加盐，否则，就成了特别喜欢这种盐味了。再用竹夹在沸水中转圈搅动，用“则”量茶末沿旋涡中心倒下。二沸取沫饽，当茶与水交融缘边如涌泉连珠（水温在摄氏93度至95度），叫做“二沸”，二沸时出现沫饽，“沫饽”就是茶汤的“华”（“花”），薄的（小花）叫“沫”，厚的（大花）叫“饽”，皆为茶之精华。“花”的外貌，很像枣花在圆形的池塘上浮动，又像回环曲折的潭水、绿洲间新生的浮萍，又像晴朗天空中的鳞状浮云。那“沫”，好似青苔浮在水边，如菊花落入杯中那样的，就是“饽”。此时舀出一瓢带有沫饽的水，这水味道“隽永”，置熟盂之中，以备用。三沸奔涛育华，继续烧煮，茶与水进一步融合，腾波鼓浪，叫做“三沸”。水一沸腾茶的渣滓泛起，面上便堆起很厚一层白色沫子，白白的像积雪一般，真是如《荈赋》中讲的“焕如积雪，烨若春敷”那样。再继续煮，水老了，味不好，就不宜饮用了。此时将二沸时盛出的含沫饽之水浇下一部分，使水不再沸腾，以保养水面生成的“华”，叫做育华止沸，止沸随即端下煮茶锅。
茶汤煮好，让“沫饽”均匀舀入各碗中，茶一般烧水一升，根据人数多寡，分作三至五碗，不够可补入“隽永”之水，趁热喝完。因为重浊不清的物质凝聚在下面，精华浮在上面，如果茶一冷，精华就随热气跑光了。要是喝得太多，也同样不好。茶的性质是相当吝啬的，水不宜多放，多了，它的味道就淡薄。就像一满碗茶，喝了一半，味道就觉得差些了，何况水加多了呢！属于珍贵鲜美馨香的茶，一炉茶最好只有三碗的分量，至多是五碗。茶汤的颜色浅黄，香气四溢。味道甜的是“荈”，不甜的而苦的是“槚”；入口时有苦味，咽下去又有馀甘的是“茶”。
以陆羽和皎然为代表的唐代主流茶道，是煎茶茶艺的茶道，也是修行养生的茶道，将茶艺与禅机结合起来。除了陆羽从小在佛寺长大，皎然是一位高僧大德，相互又是“缁素忘年之交”这样的个人因素之外，也和初唐以降，禅宗大盛很有关系。禅宗的基本方法便是“坐禅”，提倡静心、瞑思，方能豁然顿悟。坐禅讲究断食、沉思、去注一境，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委不倚。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精神不易集中，同时吃饱了容易产生睡意，所以禅宗有放弃晚饭的传统。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疲劳和作为不食晚饭的补充物，茶便是最佳选择，从而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茶禅一味”。
早在初唐禅宗六祖慧能（638－713）对弟子南岳怀让（677－744）预言：“向后佛法从汝边去，马驹蹋杀天下人。”这一“马驹”，便是后来南岳怀让的法嗣马祖道一（709-788）。禅法传入之初，禅宗僧侣大多栖住于律宗的寺院，时日一久，龃龉丛生，所以马祖道一便在荒山另建丛林，作为安顿禅僧之所。后世把佛教寺院叫做丛林就源出于此，因此，严格地讲丛林是指禅寺，佛教其它宗派的寺院，如律寺是不能叫丛林的。百丈怀海（749－814）承继开创丛林的乃师马祖道一，立下一套极有系统的丛林规矩：百丈清规，，即所谓“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据《释门正规》载：“元和九年（814）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佛教一向以戒为规范的生活，经百丈禅师改革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由于丛林总是建在山区的，所以农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种茶、采茶、制茶。禅宗把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规式，写入《百丈清规》。
《百丈清规 法器章》及“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中明文规定丛林茶禅及其作法次第。其“请新住持”文中记有“鸣僧堂钟集众，三门下钉挂帐设，向里设位，讲茶汤礼。……揖坐烧香，揖香归位，相伴吃茶。……”即于法堂设两鼓：居东北角者称“法鼓”，居西北角者称“茶鼓”。讲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上堂时二通。……茶鼓长击一通……召集众僧饮茶。又每坐禅一炷香后，寺院监值都要供僧众饮茶，称“打茶”，多至“行茶四五匝”。茶院中还 专设“茶堂”，供寺僧坐而论道，辩说佛理，或招待施主、同参之用；有“茶头”执事，专事烧水煮茶，献茶酬宾；专门有“施茶僧”，为行人惠施茶水；寺院所植茶树，专称“寺院茶”；上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称“奠茶”；寺院一年一度的挂单，依“戒腊”年限的长短，先后奉茶，称“戒腊茶”；住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普茶”。茶会成为佛事活动内容。凡此种种均来源于坐禅饮茶，目的还是为了帮助禅修，而后相沿成习，潜移默化，成为佛教丛林的法门规式。所以，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
记录禅宗高僧语录的《五灯会元》，记有百丈禅师的“吃茶、珍重、歇”三诀。更有名的是关于“吃茶去”这一公案，留下它的是百丈怀海的师侄，马祖道一另一弟子南泉普愿(748—834)之法嗣赵州从谂（778—897）。《五灯会元》卷四有较详细的记载：“一人新到赵州禅院，赵州从谂问：曾到此间么？僧答：曾到。从谂道：吃茶去。又问一僧：曾到此间么？僧答：不曾到。从谂道：吃茶去。院主不解，因问从谂。从谂呼院主名，院主应答，从谂道：吃茶去。”谂禅师是借“吃茶去”破除人对知性的执着，消除人的虚妄分别，以达到当下的体悟。自从谂禅师开启以茶入悟的法门之后，丛林中多沿用赵州的方法打念头，除妄想。《五灯会元》还载有所谓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可见茶在唐代，已为僧伽生活中所不可或缺。以茶敬客，更是寺院常规。至今杭州龙井附近，悬有古楹联：“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曰归可缓，试闲吟陌上花来。”（下联钱镠送别夫人说：陌上花开缓缓行）总之，饮茶不仅可以止渴解睡，还是引导进入空灵虚境的手段。无怪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1989年9月9日为《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题诗曰：“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茶禅一味的精神层面内容，将在后面介绍。
比陆羽稍晚的卢仝（约795—835），号玉川子，中唐诗人，也是著名茶人。卢仝出身于范阳卢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但他耿直孤僻，淡泊名利，不参加科考，隐居嵩山少室山，刻苦攻读。朝廷闻知卢仝的才学，曾两次征他为谏议大夫（官位五品），卢仝尽管家境贫寒，仍不被高官厚禄所诱，拒绝仕途，以清贫耿介闻名。他曾作《月蚀诗》讽刺当朝宦官专权，因此招来宦官怨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时，宦官仇士良诛杀文武百官，株连者达千人以上，当时卢仝留宿宰相王涯家，与王同时遇难。遗有《玉川子诗集》传世。卢仝一生嗜茶，精于茶道。曾著有《茶谱》一书，可惜现在已经失传。他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又称《七碗茶歌》，与陆羽的《茶经》齐名，为茶文化经典之作，卢仝因此被称为茶仙，又被称为茶业的亚圣。宋代范仲淹曰：“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浑。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靠风飞。”，可见卢仝和陆羽在茶界齐名由来已久。
《七碗茶歌》是卢仝品尝了好友谏议大夫孟简所赠的新茶之后而作，全诗一气呵成，直抒胸臆，通过对制茶、茶品的描述和煎茶、饮茶详尽感受及联想，寄托了他对茶农的深切同情，愿为苍生请命的思想感情。诗人以优美生动的文字，写了三方面的内容。开头写孟谏议寄来的新茶至精至好，如同献给天子王公的贡茶一般珍贵。中间部分是全诗的重点，写得潇洒浪漫，不同凡响。诗人以排比句法，从一碗到七碗，写下了诗人独特的灵感，直至两腋生风，飘然若仙。最后四句对“堕在颠崖”受苦的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希望统治者慈悲为怀，让他们得以休养生息。全诗如下：“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龙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中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
卢仝的《七碗茶歌》在日本广为传颂，并演变为“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的日本茶道。据舒顺义先生在2005年第四期《农业考古·中华茶文化》上介绍，在1941年前后，凶残的日寇在敌后根据地大扫荡，一次扫荡到了卢仝故里，乡亲们眼看就要大祸临头。但令他们惊讶的是，当日寇在村口一块石碑前驻足观看片刻后，便调头返回了。事后，乡亲们才知道，是卢仝的遗德使他们免遭一劫。原来这块石碑正面刻着“卢仝故里”，背面刻着《七碗茶歌》。据说卢仝在日本被奉为煎茶道祖师爷，在祖师爷故里，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还算有点良心发现，动了恻隐之心，使卢仝的乡亲侥幸逃过一劫。从此，故乡人民对这位“亚圣”更加崇敬。
裴汶是唐代略晚于陆羽，略早于卢仝的茶叶专家，与卢仝齐名。古时茶坊奉陆羽为茶神，将卢仝、裴汶配享两侧。裴汶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他著有《茶述》一书，可惜现今只留存了引言部分，内容主要是有关顾渚紫笋茶。《茶述》指出，“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良品而不混，越从饮而独高。”在论茶时，他指出：“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唐代的贡茶主要是常州的阳羡茶和湖州的紫笋茶。当时常州刺史和湖州刺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每年清明前督造贡茶，并运送到京城长安。长兴顾渚山上建有贡茶院，湖州刺史每年要在此呆上一个多月。当时的湖州与常州刺史为了交流贡茶经验，在顾渚山上设有“境会亭”，每到茶季，两州官员便聚到“境会亭”品茶。唐元和六年(811) 裴汶自澧州刺史调任湖州刺史，在顾渚山至今保留有摩崖石刻，上刻：“湖州刺史裴汶、河东薜迅、河东裴宝方元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同游。”当地流传裴汶早在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就在附近题留《茶事诗》石刻，因字迹模糊，现已不可辨。斐汶由于在茶事方面的成就，在湖州任满后，升调为常州刺史（当时常州比湖州重要，调任是提升），继续其督造贡茶事业。
斐汶的《茶述》称茶：“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浑，越众饮而独高。”这表明他对于茶叶特性和茶道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精深的程度。日本茶道的要义，是所谓“和、清、敬、寂”四字，在这里可见到其来源。《茶述》除引言部分外现在已经佚失，作为长期从事贡茶的茶叶专家，可以推想《茶述》一定包括当时主流茶艺的完整论述。因此可以说中唐时期陆羽《茶经》和斐汶《茶述》已经完备了煎茶茶艺，而皎然“三饮”和卢仝“七碗” ，认为饮茶能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登仙，这样就把饮茶从目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皎然和卢仝对此都深有体会，所以能够写出流传百代的“三饮”和“七碗”歌。
唐代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前面所引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和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七碗茶歌》）都是答谢赠茶的作品。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唐代在六朝来客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设会和以茶作宴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实际上是我国也是世界茶道的开端。茶集、茶宴、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汇集同仁朋友，迎来送往，议事讨论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
茶会或茶集是最早形成的，也最值得称道的一种，它就是今天的茶话会。盛唐诗人王昌龄（690-756）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良友呼我宿，月明悬天宫。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削去府县理，豁然神机空。自从三湘还，始得今夕同。旧居太行北，远宦沧溟东。各有四方事，白云处处通。” 大概是使用“茶集”这个词作为诗题最早的一位。诗僧皎然《晦夜李待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徘徊。”就记载了一次茶集活动。“茶会”一词，最早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有刘长卿(709-约780）作于天宝年间（742-755）《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到此机事遣，自嫌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映高枕，空花随杖萦。香飘诸天外，日隐双林西。傲吏方见押，真僧兴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
可能由于“茶会”和“茶集”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如同列大历十才子的钱起（722-约780年) 和李嘉祐（约722 —782）都有关于茶会的诗作。钱起一首题为《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言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另一首则题为《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万畦新稻傍山村，数里深松到寺门。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草送王孙。烟尘怨别唯愁隔，井邑萧条谁忍论。莫怪临歧独垂泪，魏舒偏念外家恩。”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这说明，茶会或许就是由寺庙僧界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
“茶宴”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山谦之的《吴兴记》一书:“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吴兴、毗陵到了唐代，分别属湖州、常州，湖州的紫笋茶和常州的阳羡茶都是当时的贡茶。每年早春采茶时节，两州太守一项重要政务就是督造贡茶。湖州和常州交界处的顾渚山是贡茶顾渚紫笋的产地，其西偏北山区则是另一贡茶宜兴阳羡茶产区。顾渚山上设有贡茶院，是制造贡茶的工场。当时的湖州与常州刺史为了交流贡茶经验，在两州交界处顾渚山上设有“境会亭”，每到茶季，两州官员便聚到“境会亭”品茶。两州刺史每年春天还要在顾渚山举行隆重的茶宴，邀请名流专家共同品尝和审评贡茶，并可领略优美的环境和精美的茶具，这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有名的茶宴。
茶宴被视为清雅风流之举，成了时尚盛事。茶宴内容热闹起来了，增加了吟诗、唱和、丝竹、歌舞（白居易所谓“珠翠歌钟俱绕身”“青娥递舞应争妙”），程式和气氛上更像“宴”了。人们不但以茶宴鉴茶、款客、招聚，这里也可看出茶宴和茶会相比，除了更热闹，还有一点：完全不拘时令。特别是唐代户部员外郎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对茶宴作了全面而细腻的描绘，其内写道：“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于议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指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合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序中，对茶宴的幽雅环境，品茗的美妙回味，以及令人陶醉的神态，都作了生动的描绘。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因坠马损腰，负伤不能参加顾渚山的境会亭茶宴无限感慨。在他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诗中写道：“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诗中谈及的紫笋，就是唐代贡茶顾渚紫笋，用新茶品评，相互比美，其乐无穷。而茶宴时的歌舞之乐，以及似痴似醉的情景，更让人难以忘怀。作为和常州、湖州相邻的苏州刺史白居易，虽然得到邀请，却因伤在床，不能参加这一盛大的欢宴，不能不深感遗憾。这首诗确实无疑地表明从南朝到中晚唐，三百多年间每年春天，常州和湖州两地的地方长官一直在顾渚山举行茶宴。
陕西扶凤县北法门寺是著名古刹，皇家寺院，创建于东汉，昌盛于唐代。寺内有一座珍藏释迎牟尼真身玉骨舍利的十三层八角砖培。1987年2月，在重建塌毁的“真身宝塔”时，发现塔基下有座用坚石修建的秘密地宫，内有金银器、陶瓷器、琉璃器、石雕、丝绸、服饰古文物，并有物账石碑，共计2499件稀世珍宝。是晚唐咸通十五年（874），由懿宗、僖宗封藏于法门寺以供幸佛骨的稀世之宝，距今1114年重展雄姿，被誉为继我国西安发现秦代兵马俑之后的“世界第九奇迹”。
这批古文物分藏在地宫前、中，后三室，一套金银茶具摆放在中室，可见大唐帝王崇尚品茗和对茶文化的珍视及对供佛的虔诚。系列茶具，金碧辉煌，蔚为壮观，展现了唐代灿烂的茶文化史实。同时出土的《物帐碑》碑文中写明，懿宗供奉：“火筋一对”；僖宗供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二十两。盐台一付，重十二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付，七事共重八十两。”
下面，把这些茶具和《茶经》四之器作一对照。碾罗器：“陆羽茶具”有碾、拂末、罗合、碾盘，而“地宫茶具”中相对应的是鎏金壸门座茶碾子、纯银碢轴、鎏金仙人驾鹤纹壸门座茶罗子。煮茶器：“陆羽茶具”有鍑、交床、夹，而“地宫茶具”中相对应的有鎏金飞鸿纹银则素面银香匙。烘焙器：“陆羽茶具”有风炉、灰承、炭挝、火夹，而“地宫茶具”中相对应的是壸门高圈足座银风炉、系链银火筋。贮茶器：“陆羽茶具”用廉价的纸囊，而“地宫茶具”中相对应的是鎏金银龟盒。储盐器：“陆羽茶具”有鹾簋，而“地宫茶具”中相对应的是鎏金人物画银坛子、蕾纽摩羯纹三足架盐台。饮茶器：“陆羽茶具”有碗，而“地宫茶具”中相对应的是琉璃茶碗、茶托和宫廷专用的秘色瓷碗。
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的差异中看出，宫廷茶俗代表的是贵族时尚，风格豪华。宫廷茶会最典型的是“清明茶宴”，“清明宴”一词最早见于李郢的《茶山贡焙歌》。茶宴的仪式，依环境条件和规模而有区别。
清明茶宴通常在金碧辉煌的皇宫进行，气氛肃穆 庄严，礼节也相当严格；所用茶叶为明前贡品，茶具为名贵瓷皿，用水为清泉玉液；茶宴举 行时，当有礼官主持盛典，两旁仪卫侍立，殿下轻歌曼舞，而为皇帝煎茶的茶具必是金碧辉煌，极尽人间之富贵。皇上致词，文人颂诗，百官唱赞，殿堂之上音乐悦耳，茶香弥漫，气氛和谐，其乐也融融。，定有众多的宫娥阿监侍茶，如煎茶、酌茶、分茶、献茶，往来穿梭布茶施礼。在皇帝的带领下，群臣举杯闻香品味，赞茶施恩，并相互庆贺 。自始至终，均以品茗贯穿。整个茶宴过程，有迎送、庆贺、叙谊、观景等仪式。既是皇宫大宴，皇上赐给的不仅有茶，还有时新茶点，如水果、糕饼及随意小吃，以佐清饮。
清明茶宴的内容是品尝明前茶，茶源于各地贡茶，因祭奠天地和列祖列宗以及赏赐王公大臣的需要，首批贡茶必须在清明节前送到长安宫内。凡在清明节前快马加鞭送到京城的茶，称之谓“急程茶”。从长兴到当时的京城长安（西安），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天时间。由此计算，采茶时间必须提前在3月24日，即相当于农历的2月下旬前进行。但此时农历“年关”刚过，气温尚低，处于多云雾的山区，气温相对还要更低一些，野茶的芽头才刚刚初露，因此要在清明前十日完成“急程茶”任务，实在是千难万难。
担任过湖州刺史的袁高、杜牧分别有长诗《茶山诗》、《题茶山》描写过当时的情景，杜牧的幕僚，后任侍御史的李郢，更在长诗《茶山贡焙歌》中写出了茶民的疾苦：“使君爱客情无已，客在金台价无比。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匐谁兴哀，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一饷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吾君可谓纳谏君。谏官不谏何由闻，九重城里虽玉食。天涯吏役长纷纷，使君忧民惨容色。就焙尝茶坐诸客，几回到口重咨嗟。嫩绿鲜芳出何力，山中有酒亦有歌。乐营房户皆仙家，仙家十队酒百斛。金丝宴馔随经过，使君是日忧思多。客亦无言征绮罗，殷勤绕焙复长叹。官府例成期如何！吴民吴民莫憔悴，使君作相期苏尔。”这首诗和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中：“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有异曲同工之比。
负责“修贡”的官员，更必须按旨行事，否则就有可能被摘去乌纱帽，有一位湖州刺史名叫裴充的，就因“贡不得法”而被罢官。湖州刺史杨汉公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前来修贡，冒着罢官的风险，大胆上书朝庭，要求将“急程茶”延缓三五日，并得到恩准，解茶民于倒悬。
当时宫中宫女们也举行茶宴，自娱自乐。德宗时宫女诗人鲍君徽，字文姬。工诗能文。《全唐诗》存诗4首，内有茶诗《东亭茶宴》，对宫人自娱性茶宴作了生动的描述，诗云：“闲朝向晚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宫人们在亭子里举行茶宴。亭子四面都可看到外面的景色，向远处眺望，可见山那边的城市，俯首则可听到河里船上发出的弦管之声。竹林中新竹的颜色特别绿翠，幽篁即深竹林。那低矮的木槿将绽开红花，芳槿即木槿，夏秋开花，花冠紫红或白色。大家摇着团扇，兴趣很浓，在亭子里坐了很久。这次茶宴时间当在夏季。其诗雅饰可诵，堪称唐诗佳作，也是唐宫茶事的珍贵史料。她的另一首《惜花吟》，内有“红炉煮茗松花香”一句描写宫廷茶事。
宫廷中还有的茶事就是赐茶。冯贽（约唐昭宗天佑初前后在世）《云仙杂记》内云：“（唐太宗时）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 唐文宗尚贤，召学士入宫论经，必派宫人侍茶汤，以茶助谈兴。唐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宫论诗 ，唐张固《幽闭鼓吹》一书云：“有小黄门置茶。”唐代诗人王建作(一作唐代元稹作)《宫词一百首》，其中一首写延英殿殿试，天子给考试的文士赐茶的场面，诗云：“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在延英殿上，皇帝对会试的文士进行廷试。这时，宫女们又捧着茶来招待他们。赐茶之举，表示皇帝的爱士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