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我正在瑞士进修，导师是来自德国的格拉夫教授。那年年初，中国GDP以14.2%的增长率位列世界第一的数据一出来，立即成为世界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
几天后，格拉夫教授写了篇长文刊登在瑞士的一份全国性报纸上。格拉夫是欧洲德语区著名的经济预测学教授，擅长于所谓的黑色预测，也就是负面预测和对未来经济问题的预警。格拉夫教授的长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警告欧洲各国：一个新的潜力巨大的竞争者来了！继日本之后，另一个东亚大国也要进入经济高增长期。他警告欧洲人，除非有着比中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否则欧洲各国都应主动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否则将来会被人逼着改变，那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格拉夫教授说的是实话，此前日本的崛起已经给欧洲造成很大压力，让他们过于悠闲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年法国人尤其反应激烈，认为日本这个工作狂国家伤害了法国的人的自在日子，因此有一段时间法国对日本怨声载道，抱怨日本人逼着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其实这不难理解，就像在学校读书时，如果身边总有几个既聪明又勤奋的同学，那我们无形中就有了压力，就不得不跟着勤奋努力，否则就有被甩下的焦虑。
我的瑞士朋友罗杰一直对中国信心满满，甚至超过我这个中国人对中国的信心。罗杰对中国的信心是建立在中国是一个有自己文化且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之上的。罗杰曾和我一起分析过亚洲各国的发展潜力，他认为中东和西亚被宗教和民族问题所困，内斗频仍，很难治理。而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经济不可能长期增长，也很难吸引外资。只有东亚各国，即没有种族矛盾，也没有宗教问题，国家的凝聚力强，而且东亚人勤奋好学，完全具备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所以他非常肯定的说，中国一定会像日本、新加坡一样成为发达国家的。罗杰就像很多瑞士人一样对日本和新加坡很有好感，尤其是对新加坡，认为新加坡就是亚洲的瑞士。
在发展经济学课上，每课必提中国的斯沃茨教授这次又夸了中国一下，可有趣的是他是一个专门研究南美经济发展的教授。有一次我问他：既然你对中国这么大兴趣，为什么不去中国走走，研究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他笑着回答说：我不会中文啊。在南美，德文和英文的报纸杂志很多，研究起来方便。可他对南美的经济不看好，总说南美的发展战略简直就是灾难。他赞扬中国说：十亿人口的大国，能自己养活自己，在快速增长时期没有过高的通货膨胀已属奇迹。而相对照的是，在同样的增长阶段，南美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曾达到百分之几千。在斯沃茨教授的眼里，南美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失败的例子，而中国的表现则具有后发国家各种成功的样貌。
也就是在这一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的论文，引起了学界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大辩论。
特别有意思的是，对于亨廷顿关于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的预言，中国学者反应特别激烈，甚至认为亨廷顿纯属是无稽之谈，妖言惑众。当时的中国学者非常不理解，我们已经那么崇拜美国了，怎么美国还把我们当作未来的对手呢？
可亨廷顿自有他的逻辑和判断。作为保守主义者，他并不重视意识形态的差异或以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对中国妖魔化。亨廷顿分析了历史数据，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预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恢复历史上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即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份额。根据亨廷顿给出的图表，从1750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制造业产值一直占世界三分之一份额。而1750年时的西方，制造业占比只有18.2%，西方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制造业产值才达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亨廷顿的预言确实很准，中国在2010 年后，制造业产值就已经达到世界30%的份额。正是基于这个预测，亨廷顿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未来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亨廷顿对西方文明也深怀忧虑，他认为美国不该在国内搞文明多元化，而在世界搞文明一元化。应该反过来，在国内推行文明一元化，而在国际上尊重文明的多元化。因为他认为，西方文明的危机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内部的文化多元正在摧毁西方文明。怀有使命感的美国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的普世主义，却被非西方国家认为是帝国主义。亨廷顿预感：“未来的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现在看，冲突还是率先在欧洲爆发了，冲突的实质并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地缘政治冲突。不知道亨廷顿如果看到今天的情况，是否会修改自己的论断。
对于美国推行的文明一元化运动，亨廷顿则进一步指出了西方的双标：“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标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提倡，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武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暗指偏袒以色列）。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暗指西方的农业保护政策）。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则不然。对石油生产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回头看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不仅亨廷顿的说法在一一应验，更有甚者，最积极推行全球化的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率先搞起了逆全球化运动。这点连亨廷顿当时也没想到。
亨廷顿根据国家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对未来的世界进行了大胆预测：非西方国家的核心国家会携起手来共同对抗西方的支配权。中华文明虽然与伊斯兰文明有很大的差异，但伊斯兰和中华文明很可能因为共同的敌人而产生共同的利益，所以很可能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携手共同对抗西方。这还真让亨廷顿说中了，在新疆问题上，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附和美国对中国进行谴责，相反，沙特、伊朗这些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以及中亚那些伊斯兰国家却越来越向中国靠拢。上合组织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将伊朗和沙特这两个国家扩充进来。亨廷顿没预料到的是，东正教的俄罗斯也因为西方的打压和中国结成了准同盟关系。
亨廷顿对美国国内文明多元化的忧虑也越来越变为现实。如今，文明的多元导致的文明冲突在美国已呈烈火燎原之势。西方文明的核心之一，基督教伦理受到了美国自由派的严重挑战。而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制也因为左右斗争的白热化，而遭到严重侵蚀。川普的上台和川普主义得势，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激烈反弹。川普能够上台主要得到三方面势力的支持:
首先，在文明价值上，受到基督教势力的支持。我认识的基督徒几乎没有一个不支持川普的，他们认为白左走的太远了，简直是在践踏人伦。反过来，白左则认为，右派们是想把美国拉回镀金时代，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一切成果都化为乌有。这表现为美国的价值矛盾。
其次，在经济利益上，川普受到那些全球化受害者的铁锈地带工人阶级的强力支持。在美国，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金融大亨和跨国公司，以及他们的高级打工仔。而那些铁锈地带的工人阶级则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凡是读过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的，都会为铁锈地带那些失落和失败的人沮丧落魄而震撼。这表现为美国的阶级矛盾。
最后，就是那些认为美国是一个白人国家的种族主义者。这些人对美国大量的非白人移民的涌入充满焦虑。他们认为美国早晚有一天会墨西哥化，白人会在美国沦为少数民族。这表现为美国的种族矛盾。
总之，美国今天的内部斗争，都是围绕美国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