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参加了俄罗斯财政部下属的政府金融科学院举行的“俄中金融银行体系改革经验”国际研讨会，认识了一批从国内来的专家与学者，有的来自财政部下属研究中心和中央财经大学，也有来自东北财经、辽宁大学、南昌的学者，这些长辈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颇有建树，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也有不少学者出席并作了报告，另有来自德国财经学院和美国布鲁姆布勒克大学的教授。研讨会上所作报告的研究方向比较广泛与宏观，很多都是比较前瞻性的问题。
总体感觉，在中国经济保持30年高速增长的今天，国际实力逐步增强，国际地位也获得进一步提升，已经使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甚至是全球比较瞩目的焦点。钱钟书先生曾将婚姻比喻为围城，说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而通过这次的学术交流会，给我的感觉却是，在学术界似乎也存在这样的围城潜规则。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部分学者都在研究本国问题的同时，有某种探求将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可比较式研究的偏好。有少部分学者竟然对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发展模式顶礼膜拜，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中国经济良性发展预期，而是，对于膜拜这种姿态本身的一种质疑。通俗的说，鞋子穿在自己的脚上，合不合适，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成就、辉煌、挫折、问题，恐怕也只能有统治阶级、利益集团与资深学者们心理有数。
所谓研究，如果能够被当局者所用，可能才会具有实在的实践价值，这或许也是大部分功利型学者寻求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渠道。但是，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效用如何，可能并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因为同一个理论，在不同要素与环境中实践，他所产生的实践结果一定是不同的，所以，在我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本身的真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而相对具有真理价值的名言则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顶礼膜拜中国的国际学者，或许应该好好体会这句话的内涵，然后再客观公正的来看待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理论性，真理性，如果离开了具体的条件与背景，那么就缺失了合理存在的土壤。一切研究，如果是对过去时进行的，除了简单的总结经验，我想更应该分析之所以产生这个结果的条件。因为，这个结果仅是在这些条件交叉作用与反应中催生的。离开这个土壤，空谈学习经验，似乎有些病急乱投医之嫌。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确是举世瞩目的。宏观尚且不谈，单单从各界学者对中国的关注度的密集与提高，就折射出中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存在，就好比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人寻”，人间世态炎凉的道理，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发展同样适用。
说，人是势利的动物，到不如说，国家是功利的载体，所以，国家尊严的获得，永远都在于自强不息。国之大道，亦为人之大道。所以，现在看来，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论断，还是具有真理性的。
之所以将国与人进行同化、通化，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发展层次同样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即，首先，要成为一个国，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独立体；其次，由于成为一个独立体的途径，往往都要经过战争的浩劫，于是，注定，这是一个相对穷和弱的独立体，穷国发展之初，更多注重解决百姓穿衣吃饭等国家内部问题；吃穿问题相对获得改善的同时，穷国亦会更多感受到来自于强势群体国家的威胁，而这种威胁足以随时使他们丧失独立性。于是，国家深入发展的要求又增加了一些新触角，即寻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域安全性；在摆脱又穷又弱毫无安全感的势的同时，国家已经基本成熟，面对周遭普遍功利的国家集团，如何突破，获得国际尊重，最大化的维护本国利益，便成为寻求国家发展的世界性目标，从而，促使国家逐步成为世界大家庭中有价值的一分子。尊重的获得，自然是与一系列强势发展、影响力的提升相铺相成。发展到最高层次，国家在国际社会具有话语权，参与制定世界游戏规则，成为众多当家中的一员，实现国家的国际价值。虽然有一种说法，将一个国家对世界的主导性称为霸权，但是由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层次，并不能摆脱这种类人道的层次需求，也就是说，霸权的存在是因为具有使其存在的土壤，目前的这种适合霸权滋生的国际土壤，其条件不发生根本变化，那么霸权的存在，就不能断定为不合理。尚不论其道义的公正性。
人的发展道理，是源于人虽然是独立的个体，却是存在于社会这个大型组织内部的一个基本单元。既然是社会中的一个分子，从他诞生之初，就已经开始被动的服从于这个具有继承性与沿袭性的组织的安排，被动并自然的按照这个组织的游戏规则存在与发展，显然，国家存在于世界的道理亦是相通的，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封闭存在与发展，亦如一个人亦不能摆脱人类社会而孤立存在与发展一样。
组织的规则，其存在的条件是什么？是源于组织框架的构架，与对组织进行管理的动机。显然，规则是衍生出来的，不是先天生成的。而组织框架的筹建确是与个体行为相并生的，有自发因素，也有筹划因素，既无意识与有意识相互存在并彼此作用，有意识的筹划，促成对组织进行管理的动机，从而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
之所以，对组织进行此番感言，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人道与国道的通性与同性。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是任何国家的根本宗旨，其利害关系就如同，你可以违法，却不能卖国，虽然卖国就是犯法。
由于，触及到一些敏感的政治经济深层次的问题，所以笔触自然比较尖刻。但是，这种尖刻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有。今天，在论坛结束之后的会餐时间里，就遇到一位比我还要尖刻的资深翻译--维克多。据介绍，他曾经多次担任过普京总统的翻译，一些重要的中俄国际交流活动都有参加，现在是自由业者。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城市，从小吃母牛奶长大的维克多，是一个典型的混血男人，聪明，多才，能够同声进行中、俄、英三种语言翻译，每一种语言的表达都仿佛母语般地道。他说，他出生于中国贫穷与饥饿的60年代，出生时体重非常大--8.5斤，然而，这段历史时期，他并没有经历过，因为他幸运的呆在了乌克兰，而那个年代的乌克兰，有这样的民族传统，如果一个家庭里新生的是男孩，那么国家就会分派一头母牛给有男婴的家庭，用母牛来帮助家庭供养这个男孩，所以他从小就喝纯正的母牛奶。因而，对于素有连上帝都眷顾的国渡——乌克兰，他永远都心存感激。
这位老练的国际混血，（母亲是乌克兰人）或许因为他的父亲为中国人的缘故，非常认同中国的文化，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在如此丰富的经历之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颇有感慨。在谈论美国次贷危机，中国高外汇储备等问题时，观点鲜明，强力与中财教授辩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手上有外汇了，却只去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要认同美国让人民币升值，而牺牲掉辛苦培养出来的发达的广州经济产业区，使大部分企业关门破产，让出国际出口份额。甚至，奋臂疾呼，中国央行行长周某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这个词用得非常重。教授们为之一震，但却因在辩论的这种氛围中，节节败退，只能用最初始的反问形式来表达，“不牺牲小部分企业的利益，还能怎么做？外汇继续增长怎么办？”“手上大把的美元，不买美国债券，买什么？”辩论的天平显然出现了倾斜，到最后，似乎也认同了维克多的周小川中国论，并坦诚，美国大多数华侨似乎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周如果还有仅存的中国良心，则应该主动引咎辞职。
这些敏感的话题，或许，只是杯盏交错之下的一吐为快，却影射出，不同认识层次的民众、学者，如果，在允许的舆论平台进行交流的碰创，所达到的震撼力是不能轻视的。中国国内真正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或许，更确切的说，还仅存中国良心，为弱势群体辩护，为弱势群体谋求发展利益的道义学者，或许了了无几。如果一个国家的内部学术氛围，是其学者所作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巩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果，为既得利益集团庇护，那么这种研究的本身，就丧失其历史价值，缺失了公益性。也必然，经不起时间车轮的蹂躏。民众的悟性与觉醒，或许，就在这蹂躏中被唤醒，利益驱动的原始欲求，必然促成新一轮的利益博弈，历史发展的轨迹将再次被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