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在研究所走廊里碰到我们消化科的主任,他告诉我, Bengt 去世了, 是在昨天南方日报的丧葬版里看到的。我听后很难过,整天都无法将心思放在工作上。我认识 Bengt 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我哪还能安静地工作呢。
Bengt 的全名是 Bengt Borgstrom ,一位瑞典的消化生理学家。他对消化生理的贡献可以归结到几个第一。他第一次确定了胆盐在脂肪吸收中的作用,第一次发现了胰辅脂酶并阐明了它和胰脂肪酶的相互关系,第一次弄清了胆固醇吸收和转运的生理过程,第一次描绘了肠道中各种因素在脂肪消化吸收中的协同作用。他在脂肪消化吸收的领域里作出的卓越贡献,使他多次获奖,蜚声世界。为了表彰他的贡献, 1988 年曾在他居住的小镇召开过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仅美国来的教授,就有二十余人,都是他的学生。他们排成一长队,唱着歌向他表示祝贺。那种桃李满天下的场景,至今都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Bengt 令我敬重的,不止是他的科学成就,还有他的人品。我常常对我的老伴和孩子说,在我所有认识的外国人中,真正的 Gentleman ,只有 Bengt 一人。
记得 1984 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还在实验室里。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就不顺利。我到瑞典还不到一周,世界卫生组织安排指导我的导师就去生孩子了,随后还得休六个月的产假。更有甚者,我是来学胰腺腺泡的制备方法的,这位导师却从未做过胰腺腺泡的分离。没人教,也没处学,我只得自己摸索,因此每天都搞得很晚。那天晚上大约七点左右,有一个人静静地走进我的实验室,轻声问:“还在工作吗?”我一看,是 Bengt 。他那时是我们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兼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我站了起来。他人很高,二米左右,腰板又挺直。我站着还不到他的肩部。他笑着问我:“听说你从上海来的,没滑过雪吧?”我说没有。他说:“明天跟我一起去滑雪吧”。想到工作,我有点犹豫。他笑了,说 : “ 人有时需要放松一下,滑雪挺有趣的”。我只得答应了。他于是问清了我学生宿舍的住址,临走时说:“明天十二点我来接你”。但走后不到十分钟他又回来了,说:“忘了问你鞋的尺寸了”。我告诉了他,他笑着说,“我家有付滑雪板,你正好可以用”。
第二天是一个晴朗的冬日。中午十二点,他正点准时按响了我的门铃。一起来的还有他太太,一位谦和的瑞典女人。车子出城不到十五分钟,就到了一片雪原。天蓝得醉人,雪白得耀眼。孩子们鲜艳的滑雪衫,映着皑皑的雪地,竟像盛开的花圃一样美丽。这是我第一次滑雪, Bengt 帮我穿上滑雪板,告诉了我滑雪的要领。特为关照初滑时腰部不要太硬,膝盖要微屈,以便缓冲平衡。我在他的指导下,虽摔了几个跟斗,出了一身汗,但很快就能滑行了。他说:“你很聪明啊”。其实,这归功于我从小对体育的爱好,篮球排球都爱打,触类旁通嘛。
那天滑雪后,他请我到他家喝咖啡。他问我:“你是怎么和你导师认识的?”我说我其实并不认识她,我只是想学胰腺腺泡分离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卫生部就把我派到她这儿来了。他皱了下眉,说:“她是搞生化的,从没有接触过动物,也没有分离过胰腺腺泡。我帮你了解过了,全瑞典也没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轻声说:“这我已知道了”。他说:“不过你不必灰心,我可以帮助你,我们一起来摸索吧”。从此以后,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我都坐到他办公室的沙发上,向他汇报,和他讨论。作为院长,他事情很多。但我一进去,他就把他门外“暂勿打扰”的信号灯打开。他把这段宝贵的时间给了我。他待人很谦和,总仔细地听我说,从不插嘴打断我的话。我有什么问题,他如果不能解决,就说我帮你问问别人吧。有时也帮我联系几个人,叫我直接去和他们讨论。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很快解决了方法问题,而且用这方法作了两篇论文,开创了我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先例。后来我博士论文答辩时,他是我答辩委员会的主任。答辩那天,他特为走过我身边,轻声说:“不用紧张。话说得尽量慢一点”。我知道,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一紧张,英语就说得太快,元音发得不够长,双元音有时有吃音现象。别人常不能听清楚。
在那研究所里,我和 Bengt 是两个每天下班最晚的人。他每晚总要到六点半以后才走。临走时,总会到每个房间查看一下,将恒温房间的门关紧,将人们忘记关的电灯关了。看到我还在做实验,有时就劝我得放松一下。凡是学校有什么招待国外学者的活动,如演出,组织参观,他常会弄张票给我。 Bengt 不但关心我,也很关心我的家庭。我儿子读高中时,学校里有一个让学生了解社会的活动,让孩子们自已联系,去一个社会单位观察学习两个星期。当别人都在联系饭店超市时,我儿子却想到大学实验室去看看。我和 Bengt 说了,他双眼一亮,说:“好啊,让他来吧”。孩子第一天去见他时,想到 Bengt 是大院长,很拘束,双手垂着,毕恭毕敬,像个当差的。 Bengt 看着他稚嫩的脸,笑了,和我儿子说了几句笑话,儿子一下就放松了。一年后儿子高中毕业了。在瑞典孩子高中毕业可是件大事,家长要到学校去接,要用彩车如接新娘一样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家里要开 Party ,学生们还会通宵狂欢。因为高中毕业后,孩子就算成年自立了。这盛大的庆祝活动,是他们的成年礼。我儿子毕业那时我正好在美国,打电话回瑞典。我爱人告诉我,说那天接孩子回来,走到家门口,看到门前一大束鲜花,一看,是 Bengt 特地快递送来给我们儿子的。他仍然记得这个曾经在他实验室学习过两个星期的孩子,还特地了解了他毕业的日子,特地送来这一束鲜花。一位大学的院长,世界知名的科学家,送花给一个异国的中学生,这事我们每每想到都十分感动,因为我们感触到了 Bengt 那一颗真诚的心。 Bengt 后来看到我们,总问起我儿子,听说他读了大学,读了博士和博士后,他就感到非常高兴。孩子走上这一条路,除了我们的教育外,是不是也有 Bengt 的影响和熏陶呢?
我博士毕业后,在 Bengt 手下工作了一年。他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专著《脂肪酶》,上面题了字“以此纪念 1992 年在 Lund 实验室的美好的日子”。后来我到美国去读博士后,是他给我写的推荐信。两年后想回瑞典,也是他给我作的安排。记得我回瑞典不到半年,他打来一个电话,说美国 AOCS 要出一本新版的《脂肪的消化和吸收》的专著,出版社按惯例还是请他写脂肪酶这一章。他电话里和我说:“我想,这次我就不写了,想推荐你来写好吗?”我听后有点吃惊,感到自己远没有到那个档次。他笑着说:“其实你知道得不少,特别是新的关于分子生物学的内容,比我知道得多”。我说:“你在这领域领先好多年了,我只是个新人而已”。他说:“这就对了,科学总是在期待新人嘛。”。看到他说得那么诚恳,我知道,推脱不是他所期望的。再说,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于是我说:“那你得给我把关”。他说:“行,稿子写好后,我帮你看看”。 Bengt 的期望,给了我动力;他的支持,也给了我信心。两个月后,我给他看初稿,他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我改后再给他看,他再提意见。如是几个往返才定稿。当我要同时署上他的名字时,他却将自己的名字从作者里划掉了。他说:“这是你的工作,我只是提了点建议而已。你只需在致谢里说几句就行了”。我很珍惜这本书,现在还常常翻看,因为它使我想到老一辈科学家那种“关心最是后争先”的风怀和言行,这也成了我后来行藏举止的榜样。
不知为什么,从我认识 Bengt 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位朋友,而不是一位官长。他话不多,也不随便开玩笑,但他蓝色的眼睛里传递给你的,总是一种尊重,一种平等和友善,一种人们常说的君子的风范。我请他到家里吃过几次饭,甚至当我还是一个穷学生时,就在那简陋的学生宿舍里,没有餐桌,我还得坐在床上,我买的也只是普通的啤酒。他们按时而来,随遇而安,决没有半点骄矜。他也请过我们多次,特别是他七十岁生日时,到他家中,来的大都是大学的上层人物。我只是一个刚拿到 PhD 的新人。他对我也没有丝毫的淡漠。他还告诉大家,我马上要到美国读博士后了,还说我儿子非常聪明,在瑞典的物理,化学竞赛中得了大奖。每当回忆起和 Bebgt 的交往,我就会想到古代三国时程谱说周瑜的那句话:和公瑾相交,如饮醇酒,不觉自醉。 Bengt 就有那种魅力,使人高尚,使人感到透明和纯洁。
我最后一次看到 Bengt 大约是六年前,在大学医院的候诊室里。那时他瘦了,挺直的腰也有点弯了,显出明显的老态来。他告诉我,他得了一种病,丧失了写字的能力。他还说,他们很快会把他们在大学城的房子卖了,然后搬到故乡去养老了。再后来,也就是三年前,他的儿子,我们大学的一位很有才华的外科教授,竟得了胰腺癌先于他去世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这对他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后来听说他连话都不太能说了。我们大家都有一种隐忧,都不想明说,知道他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所以周一当噩耗来临时,我感到的并不是突然,而是一种心灵的伤痛。多么好的一位生理科学家,多么好的一位长者,为什么天不假年啊!
Bengt 的夫人在报上的丧葬通告中说,根据 Bengt 的意愿,葬礼仅限于家庭成员参加,不邀请任何客人。大家不必远道而来,也不必寄鲜花和花篮。如有悼念之意,请将这笔钱以纪念他的名义,捐给他故乡的植物环保基金会吧。这是 Bengt 想对故土做的最后一份贡献。我看到这些文字,心里感到一种说不清的感受,是崇敬,也是伤感。当多少人在追求生的显赫和死的哀荣时,他却愿意为生他养他的故乡再洒一把雨露,而后悄悄地离去……。
我们消化科的主任,会同我和另外三位瑞典同事,寄了一笔钱给了 Bengt 故乡的基金会。我们都曾是他的学生,我们得遵照他的遗愿,以此表达对他深切的悼念。
( 090825 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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