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故事是个悲伤故事。我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心在被痛苦包围。
她的孩子和我的宝宝相邻，在有半壁隔着的一个单独小病房。她的棕色的长发蓬松卷曲的披在肩上，更趁出她的细小骨骼和棱次分明面容。大眼睛显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忧愁。初时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她。但是她和护士讲芬兰语，而我只说英语所以开始没有打招呼。直到过了圣诞节和新年，有一个周三原本是高危区的家长会时间。但这个家长会纯属自愿，休息室里只有我们三个家长，于是就聊了起来。我用我基本的那点儿芬兰语问她孩子住院多久了，也和她自我介绍起来。她的孩子那个时候已经在这里四个月了！
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从我刚刚邮购的有关早产儿的书中我读到早产儿一般住院三个月左右应该是可以进入一般护理了。但是看到她失神的大眼睛里有多了很多灰暗，我知道是不能多问了。而且我自己也知道，知道得越多，我就会越担心，没有用的。她垂着头哽咽了一阵接着说，她的孩子得了NEC，已经做了三次手术都不见好转。如果再不好，可能还要再做手术，小孩子的肚皮已经不能看了。。。说到这里，她实在是说不下去了。我不敢想象那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的眼泪也已经流了下来。
后来的几个夜晚，我和她又在休息室相遇。虽然语言不同但是我们都会聊一小会儿。只因为同时在异乡，同为病儿的母亲，让我觉得她更像是我的一个姐妹。她告诉我她的小孩子情况老不见好转。她告诉我，她的一家从阿富汗到芬兰来已经五年了。一大家子人住在另一个城市。她的老公是她后来从阿富汗结婚来的表亲。阿富汗的传统就是表亲联姻，然而她的第一个孩子流产，第二个孩子现在生死未卜，医生告诉她这都可能与此有关。如果孩子不能保住，她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虽然医院有各种衣物，护士也负责照顾孩子的一切。她一如既往给孩子换尿布，买新衣服，微笑着给孩子打开音乐，抱孩子吃奶。我了解，每个妈妈都想用自己一切可能的努力，让孩子好起来，舒服一些。
宝宝和她女儿病床相邻，虽然医院有保护隐私的规定，我偶尔也会从护士言语那里感受到一些。大家都觉得她的女儿似乎没有转好的希望。果不其然，过了一周左右，一天我中午以后到了病房，屋子一下子似乎空了很多。其中她的女儿的床被推走了，直到那天我离开时，床位还是空的。
第二天我去的晚，路过休息室，她的头正在埋在老公的怀里。我看不到她的脸，只有消瘦的肩膀和枯黄的卷发在微微颤抖。我可以预感到事情不妙。下午吃饭加泵奶，我到了晚上又去了病房。她的孩子回来了，被紧紧的裹在白色纱布包里，包外面露着管子。她的老公抱着她坐在病床边。气氛那么紧张压抑，我实在不愿意去打扰他们。只能远远的看一眼。
再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拖家带口到病房区了。我能想象是发生了什么。我不敢去看她，但又觉得想去安慰一下她。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安慰她的，但就是觉得是一种责任。
过了白天，入夜了，一对阿富汗人的小孩子睡了，大人只抱着孩子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很不舒服。我于是就把他们引到了休息室，至少那里的沙发让孩子可以睡得舒服一点儿。这样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也安心一些。
转天再去的时候隔间已经被帘子挡住了。那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但只有哭声是那个相识的阿富汗母亲的。哭声或沉抑或抽泣，我怀里抱着宝宝也忍不住地流泪。接下去的事情就不再是我预料到的了。
忽然，那边传来一声惊叫，然后就是一阵忙乱，人声嘈杂的瞬间都退出了病房。
然后就是几天后，有个社工提到有些家长在孩子病逝后服毒自杀的惨剧。我不敢问，不敢想那到底是不是她。也不敢追寻她现在的生活。但我心里仍然记得这个曾告诉我，如果我一个人在家害怕的话，就去住到她家的患难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