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疑案正解 作者：阎崇年
序
中华文明大讲堂，零七开讲。
绵延五千年画卷，卷开清史。
近三百年清史疑案，拍案称奇。
拍案称奇大家，阎姓崇年。
这是零七年始在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播出的一条节目宣传片的解说词，介绍的是今年新推出的《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首轮亮相的节目，即由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先生开讲的《清宫疑案正解》，共12讲。
《中华文明大讲堂》的推出，是这次北京卫视频道改版的重要举措之一，是这个频道每晚10点开辟的文化通档节目之一，是体现北京电视台“文化品位，大家风范”节目定位的一个范例。这样一档文化内涵深厚、表现形式沉稳的节目，能达到预期的收视效果吗？能被广大观众接受吗？说实话，开始时我这个做台长的心里也在打鼓。
现在两个多月过去了，我的心情放松多了。我注意到这个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稳步上升。收视特点是：进入收视调查的人群基本就不离开，50分钟收视曲线始终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一旦看了这个节目的观众，就会忠诚地看下去。节目播出一段时间后，收视率已达到2.68，占据当周卫视频道节目收视率排行榜第七名，进入北京地区各频道收视率统计的前50名，实属不易。而中华书局以首印10万册的开价为阎先生的《清宫疑案正解》出版图书“买单”，更证实了这样一档文化内涵深厚的节目是被广大观众认可的，是被社会所接受的。做为台长，我也觉得很欣慰。
凡是一个成功的节目，总有它成功的原因，我想至少可以给《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的首战告捷总结这么三条经验：
一、社会有需求，市场已证明。电视节目是个万花筒，要适应各种观众的需求。而由名师大家讲演的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节目，是否社会也需要呢？2.68的收视率和出版社“买单”，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在进步，观众也需要高品位的文化作品。他们完全有能力欣赏这类作品。这也坚定了我们走“文化品位，大家风范”的创作之路的决心。
二、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记得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话：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走出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那么，什么力量能最有效地起到这个作用呢？是传媒、大众传媒、电视传媒。我们的节目制作人员借助电视传媒这个平台，调动了尽可能多的电视手段，让高深的知识大众化，让观众乐于接受。学者的学识与电视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在这里相得益彰。
三、阎先生个人的作用功不可没。“名人效应”在电视这个行业是一种“规律”，节目中有公众人物就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我认为阎先生算是个公众人物，但我更欣赏的是阎先生的“学者”风范。阎先生讲东西没有更多的华丽词藻，没有更多的渲染夸张，而他分析问题的严谨、缜密，演讲思路的清晰、明了，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正解”感受。包括我本人，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也愿意忙里抽闲争取看一看阎先生讲的内容。
我赞成阎先生对他讲史概括的“求知、求真、求励、求愉、求鉴”的说法：
——求知，历史会提供丰富有趣的知识；
——求真，历史会提供江山风雨的真实；
——求励，历史会提供修齐励志的经验；
——求愉，历史会提供赏心丽目的愉悦；
——求鉴，历史会提供参政资治的通鉴。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北京电视台感谢阎崇年先生对《中华文明大讲堂》开篇之作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观众读者对节目和读物的厚爱。也祝愿从《中华文明大讲堂》中涌现出更多的名师大家，涌现出更多弘扬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好作品，以飨广大观众和读者。
北京电视台台长刘爱勤
2007年3月7日
引 言
近年来，出现了一股“清史热”。很多人都关心清史，尤其是清宫疑案。1992年我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接待方组织大陆清史专家和台北市民就清宫历史问题进行座谈。座谈会上，一位台北市民问道：清宫疑案究竟有多少？我略加思索后回答：大约有上百起。最近我到一些地方演讲，每到一处都会有人问到清宫疑案的问题。
这些事例给我的印象是，许多观众和读者都关心清宫疑案，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案子的真相。因此，我把这大约百起的清宫疑案梳理了一下，选出10桩疑案，一件一件地进行“正解”。此外，还对很多读者和观众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即清朝宫廷教育和清朝宫廷过年，予以介绍。
为什么要进行正解呢？因为：这些疑案发生在清宫——从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到北京，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末帝溥仪，时间既久远，又多系皇帝家事、宫闱秘闻，外人难得其详。于是，正史野史，官私记载，笔记小说，或为尊者讳，或道听途说，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歧异纷纭，更为这些疑案增加了几分玄秘色彩，显得扑朔迷离，让人难窥真情。这就需要根据史料，辨伪存真，揭开历史迷雾，恢复事件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所说的“正解”，它与“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完全根据史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不进行艺术的渲染和夸张。
下面，我们开始《清宫疑案正解》的第一讲——《努尔哈赤斩子》。
第一讲 努尔哈赤斩子
一、褚英其人
努尔哈赤先后娶有16位妻子，共生育16个儿子和8个女儿。褚英是努尔哈赤的长子。努尔哈赤19岁结婚分家，娶了女真女子佟佳氏8226;哈哈纳札青（又叫詹泰）为妻。第二年，他们生下一女，即东果格格。后来佟佳氏又生下两个男孩：长子叫禇英（1580～1615年），次子叫代善（1583～1648年）。
褚英，万历八年（1580年）生，这年努尔哈赤21岁。努尔哈赤起兵时，褚英只有4岁，代善才1岁。努尔哈赤带兵打仗，主要将领是他的胞弟舒尔哈齐和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等。
概括起来，褚英的一生有“三幸”和“三不幸”。
“三幸”是：其一，出生在努尔哈赤家，父亲后来成为大清国的开创者；其二，从小在父辈和费英东、额亦都等杰出将领那里学习军事技艺和知识，长于弓马，武艺高强；其三，参加乌碣岩等大战，受到锻炼，得到父汗的重用。
“三不幸”是：其一，母亲死得较早，父亲在危难中起兵，他很少享受家庭的温暖；其二，家庭时时遇风险，处处遭劫难，所以他很小就开始了马背生涯，在刀光剑影、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成长；其三，那时女真没有文字，他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缺乏心智韬略。
褚英的“三幸”和“三不幸”，既成就了他，也最终毁灭了他。
褚英19岁的时候，首次带兵打仗。《清太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褚英率兵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收取20多个屯寨的部民而回，被赐号“洪巴图鲁”（汉语意为“旺盛的英雄”）。褚英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他在乌碣岩之战中的出色表现，通过这次大战，他受到父亲努尔哈赤的重视。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努尔哈赤派胞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护送新归附的部众回建州。在归路上，乌拉部贝勒布占泰派大将博克多率1万兵马横行拦截（《满文老档》卷一）。双方在图们江畔的乌碣岩（今朝鲜钟城境内）进行了一场大战。
乌拉部是海西女真四部中一个兵强马壮的大部，乌拉城在今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乌拉街乡。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乌拉部和海西女真另三部叶赫、哈达、辉发，因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日益强大而不安，组成联军对建州发动进攻，结果被打败。同年九月，叶赫、哈达、乌拉等九部联军3万之众，在古勒山与努尔哈赤所部并力一战，结果，叶赫贝勒布斋等4000人被斩杀，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被俘。
努尔哈赤为了弥合矛盾，结好乌拉，将布占泰送回并扶持他做了乌拉贝勒。建州和乌拉先后五次联姻：努尔哈赤的女儿穆库什、舒尔哈齐的两个女儿额实泰和娥恩哲，都先后嫁给乌拉贝勒布占泰为妻；布占泰的哥哥满泰（原乌拉贝勒）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后来生了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布占泰的妹妹乎奈又是舒尔哈齐的妻子。可以说，两部是亲上加亲。
但是，这种以政治利益为纽带的联姻，并不能彻底弥合双方的矛盾。乌碣岩大战是两部矛盾的突出表现。
在乌碣岩大战中，舒尔哈齐顾及和乌拉贝勒的姻亲关系，便同部将常书和纳齐布率兵停在山下，畏葸不前，观战不动。建州扈尔汉、扬古利则在山上树栅扎营，派兵守护带来的500户，率200人同乌拉军前锋格斗。随后褚英与代善各率兵五百，分两路夹击乌拉军。褚英率先冲入敌阵，时天寒雪飞，双方战斗异常激烈，最终乌拉兵大败（《清史列传》卷三）。代善擒斩乌拉大将博克多。这一仗，建州兵斩杀乌拉兵3000级，获马5000匹，甲3000副，乌拉兵败兵逃窜，“如天崩地裂”（《李朝宣祖大王实录》卷二〇九）。
乌碣岩大战不仅大大地削弱了乌拉部的力量，而且打通了建州通向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通道。在建州内部则引起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努尔哈赤与褚英父子两个关系的重大变化。
第一，兄弟之间矛盾激化。舒尔哈齐（1564～1611年），是努尔哈赤的胞弟，努尔哈赤10岁丧母时，舒尔哈齐才5岁。努尔哈赤起兵后，舒尔哈齐跟随长兄，作为副手，四处征战，屡立战功，二人相互扶持，相处和谐。但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兄弟之间却渐渐出现裂痕。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舒尔哈齐向朝鲜来使申忠一说：“日后你佥使（官名）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这表露出舒尔哈齐对已获权位与财富并不满足，想和长兄争名利、争权位。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建州兵征哈达时，“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勇敢冲杀，驱骑争锋。舒尔哈齐却在哈达城下畏缩，遭到努尔哈赤的当众怒斥，他们兄弟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乌碣岩大战，更令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不满，他下令将舒尔哈齐的两员大将常书、纳齐布论死，这明显是在杀鸡骇猴、敲山震虎。舒尔哈齐苦苦恳求说：“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努尔哈赤最终答应免二将死，但罚常书银百两，夺纳齐布所属牛录（《满洲实录》卷三）。而且，此后努尔哈赤不再派遣胞弟舒尔哈齐将兵，削夺了他的兵权。
舒尔哈齐被夺去兵权后，郁闷不乐，常出怨言，认为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不久，他移居黑扯木（地名），远离胞兄。据《满文老档》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以及诸物”，又命将忠于舒尔哈齐的大臣乌尔坤吊在树上，下积柴草，以火烧死。这明显是给舒尔哈齐脸色看。
舒尔哈齐口头上表示悔改，而心中更加郁愤难平，史书上记载说：“弟贝勒仍不满其兄聪睿恭敬汗之待遇，不屑天赐之安乐生活，遂于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卒。”（《满文老档》上，第一册）
关于舒尔哈齐之死，清朝史书记载的都非常简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记载：“上弟达尔汉（汉语意为“神圣”）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薨（hōnɡ），年四十八。”清朝官书都仅用一个“薨”字，记述舒尔哈齐的死。舒尔哈齐的墓在东京陵（今辽宁辽阳）。明朝人和朝鲜方面记载说努尔哈赤对其胞弟舒尔哈齐“计杀之”、“腰斩之”，但不是直接史料。所以说，舒尔哈齐究竟是病死，幽禁而死，还是被努尔哈赤杀死？实际情形不得而知，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至于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矛盾逐渐激化的原因有三说：
其一，明朝人认为，他们兄弟之争是因对明朝政策的分歧；
其二，朝鲜人认为，他们兄弟之争是因对权位利益的贪欲；
其三，近年有人认为，他们兄弟为了争夺一个女人——叶赫老女。这毫无根据，当属戏说。
第二，褚英地位迅速上升。《无圈点老档》开篇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褚英28岁，在乌碣岩之战中，立下大功，被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汉语为“广略”之意，也就是“大智勇”的意思）。第二年，褚英偕贝勒等率军进攻乌拉，攻克宜罕山城。旋因居长，屡有军功，被授命执掌国政（《清史列传8226;褚英》）。这年他29岁。
但是，“福兮祸之所伏”。褚英执掌国政，对这位年轻贝勒来说，是福还是祸？
二、杀子始末
褚英柄政之后，因年纪轻，资历较浅，而又心胸偏狭，操切过急，受到“四贝勒”、“五大臣”内外两方面的反对。
“四贝勒”即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四个子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代善是褚英的胞弟，比褚英小3岁；阿敏是褚英的堂弟、舒尔哈齐第二子，父亲死后被努尔哈赤收养；莽古尔泰是褚英的五弟，作战骁勇，骑射精通；皇太极是褚英的八弟，聪睿精明，武艺高强。他们拥权势、统军队、厚财帛、领部民，以德、功、长、能，于天命元年（1616年）被授为和硕贝勒。
建州没有立嫡以长的传统，诸弟们不满于褚英当嗣子、主国政的地位。但他们如果直接上告对长兄的不满，似有争嗣之嫌，于是同“五大臣”联合，倾轧褚英。
“五大臣”就是努尔哈赤“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他们早年便追随努尔哈赤，威望高，权势重，历战阵，建殊勋，攻克图伦城时褚英尚在襁褓之中。
五大臣也不满于褚英专军机、裁政事的地位，力求同“四贝勒”结合，共同扳倒褚英。“五大臣”首告嗣储褚英，似有贰心之嫌。
从褚英方面来说，他对“五大臣”这样建州的“柱石”和“元勋”，缺乏谦恭的态度；对诸弟又没有笼络的智术，而是想趁父汗努尔哈赤在世时，逐渐削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储位。这样的做法使“四贝勒”与“五大臣”人人自危，更促进了他们的联合。由是，褚英陷于孤立。
双方矛盾的逐渐明朗化和日渐激化，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在长子褚英和“四贝勒”、“五大臣”之间作一个抉择。他反复权衡，最终决定疏远褚英。尔后两次进攻乌拉，努尔哈赤都没有派褚英出征，而让他在家留守。
褚英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躬自省，暗自韬晦。相反，《清史稿8226;褚英传》记载：“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于是获“咀呪”之罪（《清史稿》卷二一六）。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命将长子褚英幽禁在高墙之中。
“四贝勒”和“五大臣”借机联合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努尔哈赤让他们每人写一份文书呈送。《满文老档8226;太祖》癸丑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记载他们控告褚英的“罪状”是：
第一，褚英挑拨离间，使“四贝勒”、“五大臣”彼此不和；
第二，声称要索取诸弟贝勒的财物、马匹，引起诸弟不满；
第三，曾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这些罪状无疑加速了褚英的悲剧进程，而他此时已经失去了申辩的权利。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褚英死，年仅36岁。后葬在清东京陵。
褚英是病死，是幽禁而死，还是被处死？在褚英死后300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清史列传8226;褚英》、《清史稿8226;褚英传》记载：“乙卯闰八月（《无圈点老档》记作“八月”），死于禁所。”也没有交待褚英的死因。《满文老档》记载褚英事迹也很简略。
褚英死因之谜是怎样被揭开的呢？事情是这样的：1962年，在台湾台中市雾峰北沟故宫博物院地库里，发现了《满文老档》（即《无圈点老档》）。后广禄、李学智先生以《老满文原档》为书名加以介绍。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加以影印出版，以《旧满洲档》作书名，陈捷先教授撰写长文介绍。1998年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乾隆时期对这份“老档”的整理与重钞的档案。当年官员从满本堂（收藏满文档案房）借还书以及呈送时都用《无圈点老档》这个名字，于是称它作《无圈点老档》，并且对其七部重钞本也分别定了名称。《无圈点老档》中对褚英之死作了记载，从而解开了褚英死因之谜：
聪睿恭敬汗以其长子阿尔哈图图们，心术不善，不认己错，深恐日后败坏治生之道，故令将其囚居于高墙内。经过二年多之深思，虑及长子若生存，必会败坏国家。倘怜惜一子，则将危及众子侄、诸大臣和国民。遂于乙卯年聪睿恭敬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八月二十二日，始下决断，处死长子。
上面引文，自“经过”以下，至“长子”以上，在《无圈点老档》中被圈画删掉，为《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各种重钞本所讳阙。现看到《无圈点老档》六种钞本——《无圈点字档》（草本）和《加圈点字档》（草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和《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和《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都没有记载上述文字。乾隆皇帝在命臣工重钞《无圈点老档》时，谕旨圈画删掉努尔哈赤命杀死长子褚英这段重要史料，是为亲者、尊者、贵者、贤者讳，不让创建龙兴大业的清太祖，留下残暴的痕迹。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满洲宗室有个传统，父亲获罪死后，并不影响其子被任用。比如舒尔哈齐死后，子阿敏后位列四大贝勒，济尔哈朗爵郑亲王、官至摄政王；褚英被杀，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杜度后为贝勒，三子尼堪后为亲王，都受到重用。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询：努尔哈赤究竟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幽死胞弟，杀死亲子，骨肉相残，做出这么违背常理的事情？要知道，舒尔哈齐、尤其是褚英，不仅是他的骨肉至亲，而且是他创业过程中的得力助手、股肱之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促使努尔哈赤下定决心杀害他们呢？
三、情理冲突
有人试图从努尔哈赤性格上找原因，认为：“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也有人从利益上找原因，认为努尔哈赤是要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还有人从恋情上找原因，说他们父子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这毫无根据，当属戏说。
事实上，努尔哈赤也是一个有手足情、父子情的人，幽弟杀子之事实属无奈。特别是年老之后，努尔哈赤每每回顾这些事情，都心怀惭德，久不平静。应当说努尔哈赤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囚杀了长子褚英。为了不愿再看到子孙们骨肉相残的事，天命六年（1621年）正月十二日，天命汗召集诸子侄孙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等，对天地神祇（qí），焚香设誓：
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坏（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当然，后金执政集团内部的斗争，不会因努尔哈赤率领众子侄等对神祇设誓而化解或消失。同样，“怀礼义之心”的诸王贝勒，对于觊觎汗位者，也不能“化导其愚顽”。有汗位，必有争夺；有争夺，必有厮杀。
清太祖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逝世，共44年。其间，满洲宗室内部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冲突：第一次是努尔哈赤与胞弟舒尔哈齐的斗争，第二次是努尔哈赤与长子褚英的斗争，第三次是努尔哈赤与次子代善的斗争。应当说，满洲宗室在44年间发生三场大的冲突，并不算多。努尔哈赤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三场冲突都迅速得到处理，化风浪为平静，化凶险为平夷，没有酿成大的裂变；相反，每斗争一次，满洲宗室内部不是分裂、而是整合，不是衰弱、而是坚强。
我曾经说过，努尔哈赤事业成功的一大法宝，清朝兴起的一个经验，就是坚持一个“合”字。有人说，像努尔哈赤这样，哥哥把弟弟幽禁致死，父亲把儿子杀了，这应当是“分”啊，怎么能说“合”呢？
努尔哈赤是一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当他的力量还很弱小时，他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骨干队伍，同心同德，朝着既定的大目标共同奋斗。这其中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他就要去调整。当正常手段无法协调时，万不得已，他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来求得整体的和谐。这个骨干队伍主要是两个集团：一个是宗室贵族集团，如褚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另一个是军功贵族集团，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等。当褚英被推到执掌国政的地位时，因为他没有恰当地处理好各种关系，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反对他。努尔哈赤不处理褚英，就会出现三个不合：宗室贵族不合、军功贵族不合、宗室贵族与军功贵族不合。除掉褚英之后，既使宗室贵族合，又使军功贵族合，更使宗室贵族与军功贵族大合。
历史证明，清初宫廷经过舒尔哈齐、褚英、代善三大事件后，出现了三次政治飞跃：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进入辽沈地区，从而为大清事业奠定了基础。
由上可以看出，所谓“合”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没有斗争、没有冲突，而是妥善处理，恰当整合，化险为夷，整分为合。就是说“合—分—合”的过程，本来是合，虽然有分，不是分裂，而是疏理，整分为合，出现新合。以小分，促大合；以旧分，成新合。这就是“努尔哈赤斩子”故事给后人的历史启示。
相关推荐书目
（1）孟森：《清太祖杀弟事实考》，《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
（2）阎崇年：《清朝通史8226;太祖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3）周远廉：《清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4）阎崇年：《清朝第一帝努尔哈赤》，华文出版社，2005年
（5）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06年
第二讲 孝庄太后下嫁
一、孝庄皇太后
清朝有两位皇太后对清朝政治至关重要，清初的一位是孝庄皇太后，清末的一位是慈禧皇太后。
孝庄皇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字叫布木布泰，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塞桑的女儿。布木布泰是皇太极中宫皇后哲哲的侄女、关雎宫宸妃海兰珠的妹妹。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生，天命十年（1625年）与皇太极成婚，时年13岁，皇太极35岁。崇德元年（1636年），封为永福宫庄妃。她于崇德三年（1638年）为皇太极生下第九子福临，时年26岁。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年）死时庄妃31岁。这年多尔衮32岁。孝庄太皇太后病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享年75岁。
布木布泰出身于蒙古贵族名门，容貌秀美，聪明知礼。她活了75岁，历经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是清初的重要人物，为清朝的守成兼创业作出重大贡献。
第一，身负满蒙联姻重任。天命十年（1625年），13岁的布木布泰从科尔沁草原来到建州，与35岁的皇太极成婚。这时皇太极早已同她的姑姑哲哲结婚11年了。天聪八年（1634年），她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皇太极。姑姑与侄女三人都嫁给同一个男人，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满洲和蒙古科尔沁部建立了姻亲关系，共同开创清朝的事业。布木布泰嫁过来的第二年，丈夫皇太极继承汗位，她从贝勒福晋变成大汗福晋。十年以后，皇太极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她又成为崇德皇帝的永福宫庄妃。
第二，为清皇室生儿育女。布木布泰先后为皇太极生了4个儿女。皇太极有11个儿子、14个女儿。其中，庄妃生了皇四女、皇五女和皇七女共3个女儿，崇德三年（1638年），26岁的庄妃又生下皇九子福临，就是后来继承大清皇位的顺治皇帝。这支血脉延续了清朝的帝胤。前文说过，她和皇太极的关系似不如姐姐海兰珠，但从庄妃生育的四个子女看，起码在一段时间里，她和皇太极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其四个子女的出生时间如下：
皇四女天聪三年（1629年）生庄妃17岁
皇五女天聪六年（1632年）生庄妃20岁
皇七女天聪七年（1633年）生庄妃21岁
皇九子崇德三年（1638年）生庄妃26岁
第三，经历三次皇位之争。太后布木布泰亲历了三次后金—清最高权力的争夺，就是后金—清汗位和皇位的斗争。
第一次，公公努尔哈赤死后，尸骨未寒，便发生了汗位之争。她刚刚嫁给皇太极一年，才14岁，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斗争。但是她目睹了丈夫是怎样用尽心机，排除障碍，脱颖而出，继承汗位。
第二次，丈夫皇太极死后，她不动声色，依靠姑姑、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通过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和关系整合，使儿子福临登上皇位，她自己也成为皇太后。
第三次，儿子顺治帝英年早逝后，她力主子继父位（不是弟继兄位），下懿旨由皇子中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继位，于是，顺治帝旨定玄烨继承皇位，这就是康熙皇帝。
孝庄太后不仅亲临三次大的皇位斗争，而且目睹明末清初的沧桑之变。她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守成兼创业功绩大。孝庄太后在清宫62年，身历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青年时帮助丈夫崇德帝皇太极，中年时辅佐儿子顺治帝福临，老年时辅佐孙子康熙帝玄烨。她从来也没有走到政治的前台，但是她的一生对清初政治起到重要影响。
孝庄太后经历清前四帝（太祖、太宗、顺治、康熙），慈禧太后影响了清后四帝（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以上四条，可以看出：孝庄太后布木布泰是一位非凡的女性，也是跨越清初五朝的重要人物。
二、睿王多尔衮
多尔衮（1612～1650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最钟爱的第十四子，他的母亲是努尔哈赤宠爱的大妃乌拉那拉8226;阿巴亥。阿巴亥12岁嫁给努尔哈赤，共同生活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阿巴亥37岁，正值盛年，丰姿饶艳，养育三个儿子：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为争夺汗位，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威逼阿巴亥自缢而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母亲死后，多尔衮失去依靠，没有力量同皇太极争夺大位。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多尔衮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成长为能文能武、长于谋略的和硕贝勒、睿亲王。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逝世，多尔衮第二次参与了争夺大位的斗争。这一年，多尔衮32岁，比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小3岁，比庄妃大1岁，比顺治帝（1638～1661年）大26岁。争夺的结果是：豪格退出，只有6岁的福临即位，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第二年，清朝迁都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到塞外围猎，病故于塞外喀喇城，年39岁。
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对于他辅政或摄政的功过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即多尔衮死123年后，乾隆帝才给多尔衮以比较公正的历史评价：“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但指出他“摄政有年，威福自尊”。
先看他的六大功绩：
第一，文武兼长，屡立战功。多尔衮能文能武，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立大功。出征蒙古，获“制诰之宝”；随征朝鲜，立下功勋；率军入塞，克济南府城。
第二，皇位继承，能识大体。有人说，多尔衮一生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是个失败者。这是从他个人的得失去考量。但是，两次争夺皇位，特别是第二次争夺皇位，多尔衮以满洲整体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克己忍让，退出皇位之争。做摄政王后，他一方面把摄政王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方面又克制了对皇权的欲望，没有做出篡权夺位的举动。多尔衮能观大局、识大体，在清朝入关的关键时期有效地维护了满洲贵族上层的团结。
第三，抓住时机，统兵入关。在闯王进京、崇祯自缢的重大历史关头，多尔衮采纳大学士范文程等的建议，抓住时机，统兵进关；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移都北京，定鼎中原，建立清朝统治，立下卓越的历史功勋。
第四，定鼎北京，保护故宫。力排众议，迁都北京，保护并利用故明皇宫。在中国皇朝历史上，大一统皇朝利用前朝宫殿，仅此一例。
第五，安定官民，废除三饷。多尔衮进关后，宣布“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清世祖实录》卷四）和宣布“废除三饷”等重大政策。
第六，重用汉官，统一中原。对投降的汉族官员，加以任用，迅速稳定政治局面。“奉世祖（顺治）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
再看他的“六大弊政”，即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这些错误的做法，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中原经济，挫伤汉人情感，带来严重后果。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数字可能有出入，但多尔衮违背皇太极对汉人的政策，杀人过多，是其重大错误。200多年后，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这些政策的不满与反抗。
可以说，多尔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人物，他的功过是非，让人一言难尽，单是那桩以他为男主角的“太后下嫁”疑案，已经让历史学家们千考万索，让老百姓至今还在街谈巷议。
三、“太后下嫁”说
“太后下嫁”说，自民国以来，沸沸扬扬。小横香室主人的《清朝野史大观》，民国五年（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书中有《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下嫁贺诏》、《太后下嫁后之礼制》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之事，并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也”！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蔡东帆（藩）的《清史通俗演义》，其第十八回目《创新仪太后联婚，报宿怨中宫易位》的上半回，说的就是“太后下嫁”。民国八年（1919年），一位作者署名“古稀老人”写了《多尔衮轶事》，书中的《太后下嫁》条，谈到顺治皇帝在多尔衮摄政下“危如累卵”，太后认为“非有羁縻而挟持之，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故宁牺牲一人，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涎太后之色”，常入宫禁。太后为了“卫我母子”，“两人对天立誓，各刺臂作血书，互执一书”，以为凭证。特别是书中安排太后诈崩，在举行隆重丧礼后，再以皇帝乳母身份嫁给多尔衮，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王浩沅的《清宫十三朝》（又名《清宫秘史》）由文业书局出版，书中描述多尔衮与皇太后相恋事，如《种情根巧救小玉，偿夙愿亲王大婚》、《槐树荫中窥嫂浴，荷花池上捺叔腮》、《香衾卧娇艳经略降清，宫内候兄安亲王戏嫂》、《建新仪摄政娶太后，名打猎姊妹嫁亲王》等，而布木布泰名“大玉儿”、其妹名“小玉儿”，则是王浩沅的乱编之一。此外，还有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等。总之，太后下嫁之事，野史流布，遍及民间。那么，皇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
关于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说法及其讨论，下面列出十二条：
第一，关于“建夷宫词”。张煌言《建夷宫词》曰：
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苍水全集》）
张煌言（苍水）（1620～1664年）是浙江宁波人，这时他在江南抗清。他的这首词写在当时，明确写了住在慈宁宫的皇太后又结婚了，所以成为太后下嫁说的一条证据。我们分析一下：
其一，张煌言虽然是当时之人，但是他并没有在北京，而是远在江南。他对清朝的态度是对抗、敌视，那么“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乡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直接证据。
其二，《建夷宫词》是诗词，而不是宫廷档案。诗词可以夸张，也可以比附，所以也不能不加考据，简单地、直接地作为历史的证据。
其三，或谓张冠李戴。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多尔衮元妃博尔济吉特氏病故，次年（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纳娶寡居的肃亲王豪格王妃。这件事牵扯到多尔衮与豪格的争斗，又是叔娶侄媳，有悖伦理，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张煌言远在江南，也许是听到了误传，把多尔衮娶王妃当作娶孝庄皇太后了。但是他的《建夷宫词》是写于顺治六年，当时还没有发生多尔衮娶豪格王妃之事。
其四，“慈宁宫里烂盈门”一句，是说喜事在慈宁宫里办的，因为皇太后住在慈宁宫。当时有两位皇太后，一位是中宫孝端太后哲哲，写《建夷宫词》时孝端太后已病死；另一位是孝庄太后。但是，根据历史档案记载，慈宁宫在李自成临撤出皇宫时被焚毁，顺治十年（1653年）修葺，皇太后才搬居慈宁宫，多尔衮则死于顺治七年（1650年），他与皇太后怎能在此举行结婚典礼呢！
所以“建夷宫词”说只能是一说，而不能成为历史的依据。
第二，关于“亲到皇宫内院”。多尔衮死后追其罪时，有一条罪状是：“又亲到皇宫内院。”（蒋良骐《东华录》）朝鲜《李朝大王实录》也作了相同的记载。在后来修的《清世祖实录》里却删掉了这句话。这说明多尔衮到“皇宫内院”确有其事。而删掉这句话，恰表明事有隐衷。那么，多尔衮到皇宫内院，能说明太后下嫁了吗？
其一，这个皇宫内院是沈阳的皇宫内院，还是北京紫禁城的皇宫内院？没有指明。
其二，多尔衮是“到”皇宫内院，而不是“住”皇宫内院，那么“到”皇宫内院，就一定是太后下嫁给多尔衮了吗？
其三，史家对此做出推测：皇太后与多尔衮也许有暧昧关系。高阳先生说，《东华录》所谓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云云，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孝庄太后与睿王多尔衮关系暧昧，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即使是关系暧昧，也不等于太后下嫁了。
其四，也有人认为，如果太后真的下嫁了，多尔衮到皇宫内院也就名正言顺了，而把这一条列为多尔衮的罪状，恰好反证太后并没有下嫁。
所以，“亲到皇宫内院说”不能提供太后下嫁的确凿依据，却道出了疑点。
第三，关于“下嫁诏书”。民国时出版了一部书叫《多尔衮摄政日记》，这部书原名叫《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是一个叫刘文兴的人家里收藏的。在出版之前，他写了一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发表在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8226;文史周刊》上。文中说：“清季，宣统改元，内阁库垣圮（pǐ）。时家君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摄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马科书稿等，遂以闻于朝，迄今犹藏诸故宫博物院。”多尔衮致唐通、马科书稿，发表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致史可法书的内容今亦可知。惟有这位刘先生父亲见过的《太后下嫁诏》未见发表，别人也没见过。清宫档案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有许多学者专门整理和研究清宫档案，从刘文兴说他父亲见过太后下嫁的诏书，直到现在整整70年了，还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见过这份档案。
既然至今没有见到这份太后下嫁诏，所以这个证据目前还不能成立。如果真的有这份档案，将来随着清宫档案的进一步整理，是一定会被发现的。但是有人写书说，刘文兴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当年为了让自己的书好卖，才故意制造了这么一个噱头。
第四，关于“未葬昭陵”。清朝的皇帝陵分三处：一处是关外三陵——永陵、福陵（沈阳东陵）、昭陵（沈阳北陵），一处是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另一处是河北易县的清西陵。皇太极葬在关外三陵之一的沈阳北的昭陵。他的一后四妃，孝端皇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十七日病逝，次年二月骨灰奉移沈阳，入葬昭陵；关雎宫宸妃于崇德六年（1641年）先于皇太极病逝，但后来将宸妃遗骨迁葬到昭陵的妃园寝；衍庆宫淑妃于康熙六年（1667年）病逝，葬入昭陵的妃园寝；麟趾宫贵妃病逝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也葬入昭陵的妃园寝。按照清朝陵寝制度，孝庄太后死后应葬在昭陵，就是同皇太极合葬。但是，她不仅没有葬在昭陵，而且葬在清东陵的风水墙外。于是就引出了许多说法。有人说因为孝庄太后下嫁了，死后无颜回昭陵见夫君，所以把她葬清东陵大门旁，给子孙看门。
事实上，孝庄在31岁时丧夫，32岁来到北京，49岁时丧子，75岁即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去世，至此她已经在关内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接受了汉族棺葬的习俗，而她的丈夫皇太极已经逝世44年，是按照满洲的习俗火葬，早已在关外沈阳的昭陵入土为安。所以对于自己的后事，孝庄太皇太后向皇孙康熙帝有过交代：“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就是说，她不愿意惊动太宗皇太极的亡灵，而愿意陪伴英年早逝的儿子顺治。太皇太后死后葬在清东陵的遗命，给皇孙康熙帝出了一道难题：既不能违背祖宗之制，又不能违抗祖母之命，怎么办？康熙帝最后采取了一个临时举措，把太皇太后生前在紫禁城里最喜欢住的寝宫拆了，搬到东陵风水墙外，修起一座“暂安奉殿”，将孝庄太皇太后的梓宫（棺材）暂时安置在那里。直到康熙帝逝世，他一直没有解决祖母陵寝的难题。
雍正帝即位以后着手解决这个难题。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初五日，雍正帝下谕，追述了孝庄不与太宗合葬、在孝陵附近安厝的遗嘱，说：“朕惟礼经云：合葬非古也。先儒又云：神灵有知，无所不通。是知合与不合，惟义所在。今昭陵安奉日久，若于左近另起山陵，究非合葬之意。且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乂安，子孙繁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十分安妥。”经过大臣们反复磋商，终于确定了解决的方案，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确定孝庄文皇后陵为昭西陵——将暂安奉殿改建为陵。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十日，孝庄文皇后梓宫下葬昭西陵地宫。这时，孝庄太后已经逝世整整37年。所以她的陵园是重孙子胤禛修建的。雍正皇帝的这个解决方案是很高明的。既遵循了祖制，又满足了孝庄太后的遗愿。
其一，从昭西陵的名称看：太宗文皇帝皇太极陵寝的名称是昭陵，孝庄文皇后陵寝位于太宗昭陵的西边（河北遵化在沈阳西），陵寝的名称是“昭西陵”，所以从名称上确定墓主是太宗皇帝的皇后，昭西陵和昭陵是同一体系。虽然昭西陵紧挨着东陵风水墙，但是它和东陵完全是两个系统。
其二，从昭西陵的规制看：建有重檐庑殿顶的隆恩殿，内外有两道围墙，还建了神道碑亭。这些超过常规的做法，表明了对墓主的尊重，显示出墓主的崇高地位，根本看不出有“轻蔑”的意思，所以“为子孙看守陵门”云云不足为据。
其三，从昭西陵的地位看：因为顺治皇帝是逝世在关内的第一位清朝皇帝，他的祖父努尔哈赤和父亲皇太极都葬在关外，他第一个葬进关内的清东陵，所以顺治皇帝的孝陵理所当然是清东陵的主陵，地位最高。但是孝庄太后是顺治帝的母亲，如葬入东陵就无法显示她的地位。所以雍正皇帝想了一个办法，把孝庄太皇太后的昭西陵安置在东陵风水墙外而单独成陵，这样做可谓一举三得：既表明了和太宗昭陵的关系，又表明了墓主的崇高地位，还实现了孝庄太后陪伴顺治帝的遗愿。
因此，以孝庄皇太后“未葬昭陵”，给“东陵看门”，而断定太后曾经下嫁，显然证据不足。
而且，孝庄太后并不是清朝第一位未同皇帝合葬的皇后，在她下葬之前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死后葬在孝陵的东边，后来这座陵就命名为孝东陵。康熙帝死后葬在景陵，他的一后四妃葬入的都是棺椁。从景陵开始，先于皇帝而死的皇后先葬于地宫，但石门不关，一旦皇帝死后葬入地宫，就关闭地宫；死于皇帝之后的皇后，则另建地宫。这成为制度。孝庄太后的下葬在此之后，实际上似乎也借鉴了这种制度。
第五，关于“青梅竹马”。有人说庄妃与多尔衮是“青梅竹马”，自小时候就相恋，所以太后下嫁是有感情基础的。其实，庄妃出生在蒙古科尔沁，多尔衮则出生在满洲赫图阿拉，两地相距甚远，二人并无“青梅竹马”的可能。也有人说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到科尔沁娶亲时，多尔衮跟着去了，见到幼年的庄妃，两人相恋。实际上，努尔哈赤父子虽然都娶了科尔沁女子，但当时是送亲，而不是他们到科尔沁去娶亲，所以多尔衮也不可能去科尔沁见庄妃。庄妃从13岁起就来到爱新觉罗家庭，又和多尔衮年龄相仿，是否会产生恋情，史书不会记载，后人也无法推断。但是即使两人之间有恋情，也不能证明孝庄太后就一定嫁给了多尔衮。
第六，关于“保儿皇位”。有人说孝庄皇太后为了保住儿子福临的皇位，不得不委身于多尔衮。此说站不住脚。年仅6岁的福临能够继位，是当时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不是由皇太后依靠多尔衮一个人决定。实际上，多尔衮本意是自己继承皇位，根本没打算让侄子福临继位。在和皇二兄代善、皇长侄豪格等激烈角逐之后，他才接受了济尔哈朗等的建议，扶福临即位，自己和济尔哈朗做辅政王。顺治帝即位以后，如果孝庄以“色情”巴结多尔衮，只会让皇权更加容易地落到多尔衮之手。事实上，孝庄皇太后依靠孝端皇太后，对多尔衮既重用、又牵制，采取了非常复杂的政治手段，才使多尔衮最终没有突破摄政王的圈子，而保证了顺治小皇帝的地位。因为皇帝年幼，国事家事都要依靠摄政王，所以孝庄皇太后注意协调与多尔衮的关系。但是由此作为太后下嫁的依据，显然站不住脚。
第七，关于“弟娶其嫂”。满洲确实有“兄死弟娶其嫂”的习俗。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改革满洲的婚姻习俗，规定：“不许乱伦婚娶”（《清太宗实录》卷十一），严禁转房婚——不许娶庶母、婶母、嫂子、侄妇等，但没有触动异辈相婚和姐妹同嫁一夫的婚俗。清帝中满洲异辈相婚，入关后顺治帝出现过，后来就再没出现过。姐妹同嫁一夫，康熙帝后妃中有三对亲姐妹，光绪帝曾有瑾妃和珍妃姐妹。然而，汉族个别也有这种习俗。但有这样的习俗，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
第八，关于“尊称皇父”。有人说多尔衮被称为“皇父摄政王”，既然被称作是“皇父”，那就证明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嫁给他了。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逝世，顺治帝即位。第二年，清朝迁都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蒋良骐《东华录》卷六）。这就如同后来光绪皇帝尊称慈禧太后为“皇阿玛”一样。无论是叔父摄政王，还是皇父摄政王，都是摄政王的尊称，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做了顺治帝的继父。
第九，关于“朝鲜史证”。类似太后下嫁颁诏告谕这种朝廷大事，照例是应当诏谕属国的。当时作为清朝属国，朝鲜对于清朝发生的大事有详细的记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李朝大王实录》。朝鲜的《李朝大王实录》没有“太后下嫁”颁诏告谕的记载。所以有学者推断，根本没有孝庄太后下嫁这件事。
第十，关于“顺治报复”。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不到一个月，顺治帝就拿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开刀，来惩治多尔衮。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六日，顺治
顺治帝就以“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将其幽禁，后来将阿济格赐死。二月十五日，也就是福临亲政一个月零三天，就定多尔衮十大罪状，命将多尔衮削其爵号，撤其庙享，黜其宗室，籍其财产，没其府第，毁其陵墓，继子多尔博归宗。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中记载：多尔衮死后被毁挖坟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脑袋，暴尸示众。
有人推断，因为多尔衮逼孝庄太后下嫁，所以才引起顺治帝如此的仇恨。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毕竟是推测，不能作为孝庄太后下嫁的依据。况且少年天子亲政以后，严惩摄政王或辅政大臣，例子是很多的。明朝万历皇帝亲政后，严惩张居正；康熙皇帝亲政后，严惩辅政大臣鳌拜，都是史例。
第十一，关于孝端不允。布木布泰的姑姑孝端皇太后尚在，她不会允许自己的侄女下嫁，败坏皇家的体统，有辱皇家的尊严。
第十二，关于笔记无载。当时在京的大小官员、来京科考的举子，至今没有见到一篇“太后下嫁”的记载。如果说当时怕犯忌讳而正史无载的话，可是私家笔记、文集、手稿、秘录等也不见记载。
从以上十二条来看，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既无文献根据，也无档案依据。从目前清史研究的情况看，既没有过硬的材料证明太后下嫁了，也不能完全消除关于太后下嫁的疑问。所以，300多年来，直到今天，孝庄太后下嫁一直是清宫中的一桩疑案。
我们探讨孝庄太后下嫁疑案，起码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不要单纯用世俗的眼光看待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关系；第二，弄清事实真相，才可以廓清戏说历史的迷雾；第三，皇太后和多尔衮在皇帝年幼、江山不稳、国运维艰的局势下，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形成合力，共度难关，取得胜利，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第四，我认为：皇太后布木布泰同摄政王多尔衮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之事确实无。
相关推荐书目
（1）孟森：《太后下嫁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
（2）周远廉：《顺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4）陈捷先：《顺治写真》，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5）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第三讲 顺治出家之说
一、福兮祸兮
顺治帝6岁登极，在清代史、满洲史上开了一个幼童继承皇位的先例。其后有8岁的康熙、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和3岁的宣统继承皇位，幼帝在清入关后10位皇帝中竟占了5位，其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幼童继位，必有摄政或辅政。《清史稿8226;诸王传》曰：“以摄政始，以摄政终。”特别是清朝最后的半个世纪，由一位太后连续控制三位儿童皇帝（宣统帝也由其懿旨而定），来统治西方列强觊觎下的中国，成为一段悲痛的历史。
顺治帝名福临，他的命运真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降“临”。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大清皇位，从天而降。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从而引发了激烈的皇位之争。当时最有希望得到皇位的，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个是睿亲王多尔衮，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斗争的结果，双方居然都同意由年仅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真是福从天降！
第二，迁鼎燕京，从天而降。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陷燕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大明皇朝灭亡。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在吴三桂引领下进入山海关城，大战李自成军，获得山海关大捷。此后，一路势如破竹，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在武英殿御政。清太宗皇太极曾有遗愿：“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多尔衮遂奏请顺治帝迁都北京，顺治帝自然采纳了多尔衮的意见。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大典，颁诏天下，定鼎燕京。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都燕京的愿望，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宅区夏”，具有开创之功，因而他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
第三，亲掌朝纲，从天而降。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突然逝世，年仅39岁。在多尔衮摄政这7年，小皇帝福临只是一个傀儡，假如多尔衮能活到康熙帝的年龄，则还有30年的时间，顺治帝的政治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实在难以想象。多尔衮的死给了福临亲政的机会，使他18年的皇帝生涯中有11年能够名实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有福之人。
但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个体生命来说，顺治帝的人生有喜也有悲。
第一，未受系统全面的儒家教育。这里有一段故事。顺治帝曾经把读过的一些书拿给高僧木陈忞看，说：
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从老和尚来后，始不苦读，今唯广览而已。（木陈忞《北游集》，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可见，在14岁以前，福临没有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文化教育，亲政后连奏章也看不懂，只好苦读以至呕血。当然，顺治帝后来还是学有所成，广泛涉猎经史子集，通略儒释真谛，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他的父亲皇太极和祖父努尔哈赤，而且诗、书、画、文都好。顺治帝的指画颇具造诣，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顺治帝的画，笔墨清简，神韵溢彩。
第二，少年即位承受巨大压力。少年福临作为一个皇帝，承受了太多的责任、期望和压力，很少能够享受到普通孩子的快乐和轻松，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重压之下，必有反弹。这一点，从他对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报复可以看出。多尔衮是顺治帝的亲人，是他的皇叔父；多尔衮是顺治帝的恩人，他帮助顺治帝登上皇位、稳定政局，并迁都北京、统一中原。但这个强权的摄政王也同时带给小皇帝巨大的心理阴影。福临时时感到孤立无援、仰人鼻息，甚至连见母后也没有充分的自由。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在塞外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帝亲政。二月，便追论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削其封典，撤其享庙，诛其党羽。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记》载述：多尔衮死后被毁挖坟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从中可以看出顺治帝长期受压抑之后巨大的反扑力量。
第三，同母后的关系不太协调。福临甚至可能同太后有冲突：一是，顺治帝幼年贪玩，母后管教过严，母子不协，这是家庭中的常理；二是，母后将自己的侄女许给顺治帝做皇后，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姑母是皇太后、姑奶奶也是皇太后，小两口经常发生口角。顺治帝废掉了皇后，又立一位科尔沁贝勒的女儿，顺治帝还是不喜欢；三是，顺治帝宠爱董鄂妃，遭母后反对；四是，要出家当和尚，更是受到母后斥责；五是，母后同多尔衮的关系问题，传言很多，让他难堪。
哈噶喇楼第四，乳母李氏病死。顺治帝曾对人说：“乳母李氏，当朕诞毓之年，入宫抚哺，尽心侍奉，进食必饥饱适宜，尚衣必寒温应候，啼笑之间曲意调和，期于中节，言动之际，相机善导，务合规程。诸凡襁褓慇懃，无不周详恳挚。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惓念慈衷，赖以宽慰。……乃一旦溘然长逝，深堪悯悼。”（《清世祖实录》卷一四三）
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苦。福临身边最亲近的人，与母后关系不洽、叔父专权跋扈、皇后废立、兄弟矛盾、爱子夭亡、爱妃早逝、乳保去世，等等，实在是烦恼、痛苦的事情。亲政以后，国事烦扰，更使他心力憔悴。怎样解脱？他在佛界找到了一方清净之地。
二、因苦结佛
大体说来，顺治帝亲政后，前七年因耶稣会士汤若望而受基督教影响较大，后四年因亲近和尚而受佛教影响较大。我着重说一下顺治帝同佛教的关系。
顺治帝笃信佛教，有他生活环境的影响。早在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时，佛教已传到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常手持念珠，尊崇佛教，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佛寺。到皇太极时，为搞好同蒙古的关系，崇奉喇嘛教，“重教”成为一项重要的国策，所以在盛京（沈阳）兴建实胜寺，崇奉玛哈噶喇佛，藏传佛教在后金已产生很大影响。顺治帝的母后孝庄皇太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当时后宫里蒙古族后妃很多，所以慈宁宫里普遍信奉佛教。这些，对年幼的顺治帝有深刻的影响。
然而，真正促使顺治帝结下很深的佛缘，是缘于他的董鄂妃。那么，这位董鄂妃到底是何许人也？
《清史稿8226;后妃传》记载顺治帝有4后、14妃，共18人。《星源吉庆》记载顺治帝有3后、16妃，共19人。顺治帝同他父亲皇太极一样，后妃中也有姐妹共侍一夫的，如孝章皇后和淑惠妃就是姐妹。
顺治帝先后册立或追封四位皇后：
第一位是废皇后，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是他母亲的侄女，聪明而美丽，由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册立为皇后。二人性格不合，时常发生口角。一天，顺治帝让大学士冯铨查阅并奏报前朝废皇后的历史故事，冯铨等疏谏，并问废后的理由，顺治帝大怒道：“皇后无能，所以当废！”后礼部尚书胡世安等18人分别具疏力争。一个叫孔允樾的礼部员外郎奏称：“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箴口而不为母请命？”顺治帝把这件事下发诸王大臣会议。会议结论是：皇后仍然居中宫。命再议。顺治帝坚持己见，奏报皇太后，并得到懿准，废掉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直到顺治帝病重，废后请求见顺治帝一面，仍被拒绝。
第二位是孝惠章皇后，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14岁，聘为妃。六月，册为皇后。她不久又受到顺治帝的责斥。这位皇后能委屈圆通，又有太后呵护，才未被废掉，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死，享年77岁。
第三位是孝康章皇后（追封），姓佟佳氏，都统佟图赖之女，是康熙皇帝的生母。顺治十一年（1654年）生玄烨，年14岁。康熙二年（1663年）病死，年24岁，时康熙帝10岁。
第四位是孝献章皇后（追封），董鄂氏，就是顺治帝最宠爱的董鄂妃。《清史稿8226;后妃传》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顺治帝对董鄂妃可谓是一见钟情，至死不渝。
这位董鄂妃的身世，也是清宫的一桩疑案。她的身世有三说：有人说董鄂妃就是江南名妓董小宛；也有人说，她曾经是福临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清史稿8226;后妃传》则说她姓栋鄂氏。
根据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回忆录和陈垣先生的考证，她似乎就是福临夺其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爱。董鄂氏聪敏俊丽，明秀婉惠，诵经习书，善解人意，而博得顺治帝的宠爱。两人情意缠绵，火热爱恋。但事被博穆博果尔发觉，董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