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短中篇小说。描写几个同窗好友几经努力，摆脱了黄土地的纠缠，过上了城市人的舒心生活。但他们却不同程度的陷入拜金主义的泥潭中，有人翻然悔悟，有人就此了结终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结局出人意料，也发人深省…….
八十年代前期的一个初夏，袁新高就读的栗树镇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一场特殊的宣判大会。主席台下站了十几个五花大绑的男女，美丑均有，老中青搭配，年轻的只有二十来岁，老的却有六十开外。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了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的是“人贩子”三个大字，下面是某某的姓名，其中有二个人的姓名上被打了醒目的红叉，只是没插还魂牌。眼下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人有灵魂，认为灵魂束缚手脚，插不插还魂牌已没什么大的意义。还魂牌，顾名思义，就是让被枪子儿吓跑的魂还回来，既然没有魂，还有还的必要吗？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连山芋都长不光溜，疙疙瘩瘩的，从鸡屁股里又能抠出几个子儿？顶多换个买盐钱。物产满足不了欲望，五花八门的交易也就开始了。有人在临街的铺面生产简易农具，炉火熊熊，铁锤叮当，汗水涔涔，古老娴熟的技艺令人止步观望；有人摆地摊出售走私香烟打火机，香港的、日本的、台湾的，应有尽有；有人贩卖布匹和服装，那都是国营厂的库存货，物美价廉；有人利用关系批条子低价买进化肥然后高价出售，这是一种不错的买卖，笔头一挥就能生出钱才来，何乐而不为；有的人开了饭馆和旅店，人来人往，人气挺旺，也有人躲在客房里干着那些说不上嘴的勾当。每天上午，栗树镇的街市上人头攒动，吆呼声此起彼伏，繁荣啊！
那些没有门路的、做生意又没有本钱的人也不甘心死守黄土地，就干起特殊的行当。按照他们自己的调侃，他们从事的交易是以人为本，比那些卖粮的、打铁的、开饭店的，搞服务的要高等，权且叫高等交易吧，人贩子这个名称叫起来总有些刺耳。
前面的操场开公判大会，学生们自然按捺不住好奇心，他们不上课了，都涌到操场上看热闹，连高三毕业班也不例外。别以为他们上高三就是大人了，其实他们都还是孩子，好玩本性尚未泯灭，不按着他们的头让强迫他们学习，他们是不会自觉自愿老老实实地呆在教室里的。
袁新高因为人高马大，很快就挤到最前面。他发现眼前的人贩子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有几个年轻且漂亮的妇女，人们说这是媒子，专门勾引人上当的，其他的人都灰不溜溜的，个个都是丧魂落魄的样子。一个牌子上打红叉的人已吓得魂不附体，他被二个民兵架着胳膊，要不然就会倒在地上，可另一个牌子上打红叉子人却精神的很，目光透亮，而且一个劲地往袁新高脸上瞅，瞅得袁新高心慌意乱，那可是一个马上就要被枪毙的人，这肯定是凶兆。
袁新高吓得退了出来，赶紧往教室溜，他要远离那凶兆，越远越好。走了一会儿，看到班主
袁新高很敬佩
袁新高心有余悸，想找话茬儿使悸动的心平静下来，就问
“不要小看这些人贩子，这都是一些高人。在揣摩人性弱点这一方面，他们堪称心理学家，要不然他们没法骗人然后再把他卖掉；他们知道哪里可以拐到人，哪些人可以拐，还知道在哪里可以把拐来的人卖掉，什么样的人才买这些被拐卖的人。我在琢磨他们的时候，几乎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他把“崇敬”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听老师这么一说，他不由得想起那透亮的目光，看来那人一定是个高人，马上就要死了，却气定神闲视死如归，仿佛赶赴仙家的盛宴。但他心底却阵阵恐惧，他的恐惧是有道理的，操场上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个人贩子不瞅它人，偏偏盯着自己看，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师生二人边走边说，不一会儿来到教室。
过了一会儿，同学们陆续回到教室。看到回来的人已有十之八九，
“他们是一群蝙蝠，只能在黑夜里行动。人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吗？人是有尊严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被人拐卖了，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袁新高睁大了眼睛看着
他正在发愣，听到
校长只能摇头，不能再做其他的。因为他是学校的台柱子，他带的毕业班，去年考上了五个大学生，其中还有一个省城重点大学的，使这个地处边远的乡村中学远近闻名，许多县城的人都把孩子送到这乡村中学。他这个校长也沾了不少光，光经验报告就做了十几场，还听说教育局看上了，要把他调到县城的重点中学去当校长；不仅如此，城里人送来的礼品堆满了一间屋，都是好酒好烟好食品。校长心善，时不时拎几瓶好酒几条好烟奖励
校长想
袁新高学习成绩一般。全班六十几个学生，他的名次在三十几名。按照
他羡慕那些成绩比自己好的。前四名老是哪几个人在转悠，别人想挤，根本就挤不进去，同学们管他们叫四大金刚；第五名到第十五名也是一些人垄断着，他们翻上翻下，既跳不到顶尖上去，也滑落不到下一个档次；十五名到四十名，如同大炒锅里的瓜子，铲子一翻上去了，再一翻又下来了。袁新高曾给自己定下目标，无论如何也得挤进前十五名，按照
他有两个好友，一个叫沈金宝，一个叫张喜亮，从小在一块摸爬滚打长大的，按照京城的说法，就是发小。他们是同一个村子的人，这个村子叫磨盘岭，离栗树镇十五华里，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令乡人惊奇和兴奋的是这个村里居然有他们三个人在这儿上高中，他们是全村人的骄傲和希望。沈金宝和张喜亮成绩良好，是班里第二梯队里的人。他们的好成绩使袁新高倍感压力，如果他们都考上大学，摆脱了黄土地的纠缠也就是穷命的纠缠，他的面子往哪搁？羞也把人羞死了。袁新高知道这种压力对于他不是一件好事，会损伤他的精力，可这压力却像幽灵一般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无论用什么方法都驱赶不了。他也曾试图把这压力转变为动力，但始终没能取得成功，压力变成动力不单纯靠毅力和愿望就能转变它的方向，它更需要天分，可他缺的就是这个。他越努力头脑却越糊涂，反倒不熬夜的时候要好些，有几次考进二十几名，都是索性睡了个透觉后取得的。他发昏的时候分不清主谓宾，遑论定补状；地理历史更是乱成一锅粥，时而闹出长白山是从帕米尔山结延伸出来的、塔里木河流出了横断山脉、唐太宗重用了董仲舒、林肯领导了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等等令人捧腹的笑话，有几次他的排名几乎滑到四十名的边缘。每想到沈金宝和张喜亮他们马上就可能实现龙门前的关键一跳，自己却还要和黄土坷垃打一辈子交道，他的头脑几乎就要炸了。 ◎
高考的时候，袁新高头脑浑浑噩噩，事后连考多少分都估算不出来。他蔫头蔫脑地从学校回来，上大学的梦就此破灭。
袁新高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三天，高烧得说胡话，满脑子都是幻觉，其中还有他认为是凶兆的人贩子的透亮目光，一直在眼前扫来扫去。烧退去的时候，他已是气息奄奄。母亲心疼孩子，杀了一只母鸡炖汤给孩子喝，袁新高哪里喝得下去。母亲又熬了稀粥，放在井水里凉透了，盛出来摆在儿子的面前，袁新高这才勉强喝了一些。
袁新高在床上一共躺了五天才下地。尽管有些踉跄，他还是坚持扛起了锄头，既然读不好书，那就下地种田吧，十八岁了，总不能还让爹妈养着。他就要走出屋门的时候，父亲喊住了他，对他说：“新高，你就不用下地了。你知道，你上面的两个哥哥也就种地的命，你姐姐出嫁了，她的好与坏已和袁家没关系，你这样窝在磨盘岭一辈子，我死了也不甘心。这样，要么你去学校复读，要么我到乡政府找书记给你安排个事做，总之你不能再和土勒圪塔打一辈子交道，你看着办吧，想好了干那样，和我说一声。”
袁新高几乎没有考虑，马上回答说：“爹，那我就到乡里做事吧！我压根就不是读书的料子。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妹妹身上吧，她比我行。”他父亲看了他一眼，深深地出了口气。
袁新高家世代务农，在袁新高的印象里，他家人老几辈就没有人走出过这偏僻的磨盘岭村。他的父亲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有三男二女五个孩子，老汉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培养一个能在城里工作的孩子，每看到有人在城里的孩子家小住几天，别说他心里有多么羡慕，读书自然成了实现他最大愿望的不二法门。眼下袁新高走读书升官的路断了，老汉的懊丧可想而知。但他没有死心，想把袁新高送到乡政府去磨练，想从另一条道去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时常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挂在嘴上，太祖这个通俗易懂的诗篇就是他的座右铭。
一个农民，想把孩子送到乡政府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新高的父亲敢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他家是乡党委书记谷昊天蹲点的农户，谷书记曾和他父亲说过，遇到困难尽管来找他。
谷书记很讲信用，袁新高父亲提出要求，谷书记就把袁新高安排在乡政府的执法队。
谷书记安排进来的人，执法队的段队长自然不敢怠慢。段队长对袁新高的父亲说：“袁大伯，新高交到我这儿，你就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他，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尽管如此，袁新高的父亲还是在栗树镇最好的饭店请了段队长和执法队的其他头子，他的父亲深知“老爷不狠舅子狠”的道理，想把儿子的路铺得平实些，省得磕磕绊绊。
饭桌上，段队长把话说得很明白，他说执法队就是领导手里的棍棒。现在有很多一票否决制，那都是戴在领导头上的紧箍，咱们执法队的任务就是保证领导的道路畅通，不能让领导被念了紧箍咒。
袁新高听不懂段队长在说些什么，什么紧箍、一票否决，领导又不是猴子，戴什么紧箍，一万多人的乡，一两张选票否决得了吗？再说现在也不时兴选举，大大小小的官都是任命的，他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满脸都是疑惑。其实，他心里更不明白乡政府为什么要有执法队，现在乡下不是跟城里一样有了派出所了吗？还要执法队做什么。段队长似乎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的迷惘，他对袁新高说：“老弟，不明白的事你慢慢就明白了。跟着老哥我好好干，有你的好处。这条路比起读书的路并不差，走好了一样畅通。”其他的人也在一旁迎合段队长的话，他们说段队长是谷书记最信任的人，好好干，说不上那天能修成正果，混个在编差事干干。袁新高越听越糊涂，紧箍、一票否决还没弄清楚，现在有冒出来什么在编差事，什么是在编差事呀？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然而，他的父亲听了这话脸上笑开了花，他不停地敬酒，不停地往段队长碗里夹肉。回来的路上，他还一个劲地对袁新高说这条路走对了，得认真地走下去。
袁新高问父亲领导头上为什么有紧箍、什么是一票否决、在编差事是什么？他父亲笑了，说那都是些扯淡的事，他也弄不清楚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反正和土地、生孩子有关，都是专拣不对眼的来，有人超生不犯法，有人超生就犯法；有人占多少地都不犯法，院子大得能搭戏台唱戏，有人多占几寸地就犯法，非让你扒了重盖，犯法不犯法，全在领导一句话。至于在编差事，他父亲说得很清楚，“你现在干的这个差事，是临时的，让干不让干，领导说了算，工资也低，连你一个人的口都糊不上。可它是个希望，干好了说不定能转成正式干部。转成正式干部，上了乡政府干部的花名册，这就是在编了。这个在编比大学的文凭还管用，有文凭不一定能混到在编，听说那些在工厂忙得屁颠屁颠的大学生都尖了头往政府里钻。”
袁新高听了老大不高兴，他对父亲说：“弄了半天，还是个临时工，混上在编，还不知是猴年马月，真没劲！”他父亲马上纠正他：“好多人求爹爹拜奶奶想干干不上，你还挑肥拣瘦。告诉你，既然书读不好，就得把这个差事干好了。男子汉做事不能没恒心，条条大路通北京，坚持下去，一定能走到。”父亲接着又拉长了声音背诵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背诵完了，他小声说：“孩子，你得留个心眼，那段队长虽然现在受到谷书记的信任，但他只有小学文化，除了心狠手辣，没什么能耐。我打听了，执法队里就你一个堂堂正正的高中生。这就是你的优势所在，你得用好了。”他迟疑了一下，接着又说：“孩子，实话给你说吧，当打手就得心狠，但光凭心狠也不中，得用头脑，遇事得仔细琢磨点。”
高考录取通知来了，沈金宝被省城的师范学院录取，张喜亮被一个中专警校录取，两家人喜气洋洋，各自都摆了宴席庆贺。校长
老师喝多了说句醉话，也没人往心里去。袁新高却吃了一惊，他不
当日，袁新高喝得迷迷糊糊，不知东南西北，幸好有张喜亮的妹妹张喜妹照顾，这才没出洋相。张喜妹知道他是借酒消愁，看到他不能自持，就扶着他回家。他们两家相距二百来米，半路上，袁新高不走了，他背靠一棵树，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张喜妹怎么劝也劝不好，竟然也跟着哭起来。俗话说酒醉肚明，袁新高看到张喜妹哭了，心里更加难过，伤心地对张喜妹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后，踉踉跄跄地往自己家走去，张喜妹跟在后面对他说：“振作起来，我相信你能走出磨盘岭。”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居然有炸雷落地的效果，袁新高被震清醒了，知道自己肩负的不仅是父亲的希望，还有这个与自己心心相印的女子的期盼。
执法队上班没有准点，每天上午去报个到，如果没事就回家，碰到有事的时候，不是全部的人都参加，任凭段队长挑选几个人去执行任务。袁新高来到执法队一个多月，一次任务也没摊上，每天只是往返于栗树镇和磨盘岭之间，三十里路，单趟二个半小时的路途时间。回到家也无所事事，书读厌了，看见书就头疼，所以，余下的时间里，他百无聊赖，整天在床上睡大觉。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袁新高开始烦躁，经常唉声叹气。他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再催促他父亲再去找谷书记，请谷书记再和段队长说说，总不能整天地没事做。他父亲却有自己的主见，他说谷书记不能再找了，找了也没用，关键是他自己，这是他自己的路，他必须自己走好，靠别人扶着走不是办法，你总不能扶他一辈子。
父母谈心的话被躺在床上袁新高听到了，他觉得父亲说得对，自己的路应当自己走。
他觉得每天到乡里点卯就回不是办法，会错过很多机会，更觉得段队长是有意回避他，害怕他这个高中生超过自己。面对段队长的暗中防范，他也改变了方法，每天报到后不走了，就呆在执法队，午饭就买块烧饼应对。段队长几次催他回家，他笑嘻嘻地说了些文皱皱的奉承话，说自己回家赋闲，不如在这儿聊供驱使，兴许能让队长锦上添花。这些话，他知道段队长听不懂，假如听懂了也是蒙蒙胧胧，他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想借此羞羞段队长，出出心中的恶气。即便这样，段队长还是不让他参加行动，他一连又在执法队白呆了数日，数了屋梁数窗户格子，数腻歪了就看墙角的蚂蚁搬家，别说心里有多么烦躁。
眼看着秋季过去，严冬到来，袁新高还是在原地踏步不动，脸上堆着笑，心里挂着霜。段队长对他一如往昔，笑脸开着，笑口张着，就是不安排他做事。年底的时候，他居然拿了一百块钱的补助费，相当于乡政府一般干部二个半月的工资。他笑着说这下买烧饼不用向老爷子要钱了。
其实，现在袁新高这段时间一直没有闲着，他每天晚上都抱着《三国演义》研究，草船借箭、望梅止渴、空城计等历史典故的心理学背景不知道已经琢磨了多少遍，这使得他心里有了底气，就等着机会小试锋芒。
这日，北风如刀，滴水成冻。袁新高身穿棉袄，戴着棉帽，跑了十几里路才觉得暖和起来。到了乡政府闲着没事，就望着屋笆数数字。数了一会儿，一千还没数到，只觉得浑身寒气瘆人，手脚都不是自己的，只好站起来在屋里走动。据气象预报，说这几天北方的寒流南下，天气还要冷一阵子。
百无聊赖之际，听到外面乱哄哄的，瞥眼望去，只见段队长他们带着一对老人进了乡政府，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他走过去打听，原来是计划生育钉子村周家庄的一对老夫妻。这个村子几年来计划生育一直超标，拖了全乡的后腿，去年计生办瞒报了数字，谷书记才得以过关。谷书记今年不愿也不能再冒险，否则真的丢了乌纱帽，他一而再地命令有关人员把这个村子超生的问题解决了。
被带来的这对老夫妻年逾六旬，小儿子连生了三个女儿心不甘，小儿媳又怀上第四胎，村里乡里三番五次找他们家，让他们做人流，他们就是不肯。村里和执法队联系，要他们采取强硬措施，哪知道走漏了风声，小夫妻俩逃走了，谁也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问老夫妻俩，他们只摇头。段队长知道这是村长在耍花招，这个庄子的人都姓周，村长即族长，村长一方面通知执法队，一方面和当事人通气，段队长一气之下将老夫妻俩带到了乡政府。
人带来了，可却成了包在嘴里的骨头，嚼不动、咽不下。审了一天，事情没有任何进展。辱骂了千次万次，把世上所有的脏话都挂在嘴上，那老夫妻俩只当听不见，威逼利诱的话说了有几箩筐，结果都算是白讲，同时还得管吃管喝小心服侍着，年纪大了，万一生灾害病，那就成了沾在手上的糖稀。可这件事情如果摆不平，周家庄的人还会继续超生，那么他这个队长的位子就危险了，一贯以凶狠著称的段队长急得抓头挠腮，恨得牙根痒，几次扬手又几次放下来，他不能打，这二个老人本已弱不禁风，万一打死了他得蹲班房。
又过了一天，谷书记绷着脸在执法队办公室转了几圈，一举话没说就走了。段队长想跟出去，犹豫了一下却止住了脚，他知道谷书记要的是结果而不是信誓旦旦的空话。
袁新高果断地跟了出去，他对谷书记说他想试试。谷书记眼睛一亮，瞬间又黯淡下来，瞅了他片刻，最后还是点点头。事已至此，死马权当活马医，不如让这个初生牛犊试试身手。
袁新高把那老夫妻俩带到一间屋子，拉上了窗帘。不到三分钟，只听见里面先是喊爹叫娘似的叫唤，接着传来了人们期盼已久的话：“我说……你们……去王……家……家庄她表姐家带……带人。”片刻，袁新高站在门口高声叫喊：“段队长，你去王家庄她表姐家带人！”那声音响亮得很，和高音喇叭差不多，整个乡政府院子里的人都走出来了，只有秘书忙不迭的往谷书记办公室钻。
段队长哪敢怠慢，慌忙带着人匆匆而去。
谁也不知道袁新高用了什么方法让老头开口说实话，那周老汉回去也一直缄口不言，只要别人问起此事，老两口就浑身哆嗦。他的小儿媳被带回来做了人流，周家庄从此再没人超生。之后不久，其他村庄超计划怀孕的人也乖乖地上了医院，他们都知道执法队有了“了得”的手段。
谷书记从此另眼看待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让袁新高代替段队长，觉得让袁新高充当低劣的打手实在是屈了才，就让袁新高跟在自己身边，当了个秘书之类。
后来，谷书记调走了，调到县上担任劳动局长。谷书记临行前把袁新高入了编，跟他一起上了县城。在谷书记眼里，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不是花拳绣腿，有“临门一脚”的真功夫。可袁新高却没把自己当根葱，他知道自己的小名字，觉得除去老老实实跟着领导走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当小使，首要的是忠贞不二，这一点他琢磨得很清楚，刘备为什么不派智勇双全的赵云去守荆州，而派刚愎自用的关云长，就是因为关云长是他的把兄弟，放心！至于他对付老夫妻俩的方法，那是亲身感受而引发出来的结果，说出来都害怕人笑话。
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出了房门被冷风一吹，浑身哆嗦不止，就像鬼抽筋一样，连滚带爬钻进被窝，焐了半天才止住颤抖，他这才知道人不能光着身子被冷风吹。因此他才想出了把那一对老夫妻的衣服扒光，之后把电风扇的旋钮拧到五档对着吹。那对老人连二分钟也没扛住，就说出了儿媳躲藏的地方
这件事使他悟出一个道理，靠书本是没用的，真正有用的东西书本里根本没有，那是人家不愿讲或者不能讲，不愿讲的是绝活，不能讲的是损招。悟性就在自己亲身体验里，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别人也一定能感受到。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许多人却不这样想，非要把事情弄得九曲回肠。
袁新高从坐冷板凳到发迹，前后不到二年时间。这可乐坏了袁父，想想沈金宝和张喜亮现在还在读书，他心中的喜悦几乎要从喉管喷出来。
谷书记把袁新高带到劳动局，自然要把他安排在重要的地方，但劳动局的人员和位子都满满当当，总不能把别人拉下来硬让他上，因此暂时把他安排在办公室。说来也怪，这个办公室只有官没有兵，一个主任两个副主任。袁新高来了，自然成为听差小使，天天打水扫地擦桌子倒烟缸夹报纸忙得不亦乐乎。他身忙心更忙，没几天功夫就把这几个人的来龙去脉摸得清清楚楚：主任是上任局长（现在的局党组书记）的亲信，一个副主任是人大副主任的妹子，另一个副主任是政协主席的侄儿，这两个都是只拿工资不会办事的角儿，也是不能得罪的人。主任对原局长调任党组书记颇有微词（在政府机关里，局长是一把手），说局长干得好好的就因为退休工人拿不到工资闹事给下了，退休工人闹事怪谁？还不是怪县财政没钱，县财政没钱怪谁？只能怪县领导无能，怎能怪到劳动局长头上？说白了，局长是替罪羊。
听主任这样发牢骚，袁新高还真有些担心，现在谷局长刚上任脚跟还没站稳，万一退休工人又因为拿不到工资而闹事怎么办？那谷书记岂不也会成为替罪羊？他把自己的担心和谷局长说了，谷局长很欣赏他的忠诚，说他也很担心这情况。
袁新高对谷局长忠贞不二，但这不是惟一。袁新高明白，这年头愿意忠贞不二的人和装着一副忠贞不二的样子到处献忠心找主人的人多的是，到哪扒拉扒拉都能扒出一堆，关键是既要忠贞又要会办事。他还知道当官有瘾，不亚
他要求到劳动局属下的社保局去，他说社保局那个地方谷局长没有能够放心的人，他去了兴许能为局长做些什么。谷局长为他的忠诚和精明而感动。
果然，袁新高去了社保局不到半年时间就化解了一次危机。
这年的春节过后，县财政没钱，退休工人的工资迟迟不能发放，几百名退休工人围在县政府门前大喊大叫骂骂咧咧。县长把谷局长喊去，含着脸训斥了一顿，限他在三天内把事情解决了，这也是县长信誓旦旦答应退休工人的期限。县长还说县财政现在没钱，让劳动局自己去筹集，只要不偷不抢不走私不贩毒不组织卖淫，随便使用什么方法都行。谷局长暗暗叫苦，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社保局没钱自己也不会造钱，县财政都没钱让我上哪儿去筹集，总不能去搞募捐，看来这顶乌纱帽保不住了。愁归愁，事情还得解决，总不能坐以待毙，眼睁睁地看着乌纱帽飞了。劳动局虽然是冷衙门，但总比在乡下天天和农民打交道要省心。他把社保局长喊来商议对策。那社保局长是前任局长的亲信，乐不得看着谷局长也在此事上栽跟头，这样就可以证明前任局长不是无能之辈，他唉声叹气，东扯葫芦西扯瓢，就是没有说出一个能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谷局长很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压着心中的火气把社保局长打发走了。
关键的时候，袁新高出现在谷局长的面前。他建议谷局长和他一道去省里一趟，去到省财政局和省社保局想办法，他听说别的县在困难的时候就去省里要钱，据说省里有这样一项特别支出。谷局长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觉得即便要不到钱，在上级机关诉诉苦也没什么坏处，就听从了他的意见。到了省里，袁新高求爹爹告奶奶，就差没有给人下跪，口口声声说退休工人拿不到工资可怜，仿佛这些苦命的人就是他爹妈，眼泪也流了有半碗之多。他的精诚感动了省政府的相关人员，他们还没见过这么敬业的人，一下子就拨了几十万资金，足够这个小县半年发放退休金用的。由此可见，并非所有人都见钱眼开，你真的敬业，还真能打动人。
谷局长回到县城，立即向县长汇报，受到了县长的称赞。县长后来还在会上骂劳动局的原来领导们不如猪，猪养肥了还能杀肉吃，可养着他们只会吃不能贡献，县长还说贫穷地区哭穷要钱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号召其他部门都要向劳动局学习。由于县长号召，县里掀起了一阵向上讨要风。有人几经活动，居然从上面扛回了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每年都能凭此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离谱的事还在后头，这年，县长在向人代会作报告时，竟然把此当成一项重要的政绩来宣讲，讲得津津有味。代表们神情茫然，以为县长说错了。有人窃窃私语，说如果这也算政绩，那我们县不如专门成立一个哭穷讨要队，让县长当队长带着我们专门去省里讨要，省里的人也组织起来到中央讨要，中央的人再向联合国讨要。当然，这是后话，不能说没有开玩笑的性质。
受到县长的称赞，谷局长有了底气，他果断地对社保局采取组织措施，在征得县长同意后，撤了社保局长的职，任命袁新高为社保局长，让那位被撤职的社保局长担任无所事事的调研员，真的像猪一样的养起来。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过去二十几年。
岁月老人在四十几岁的袁新高脸上雕琢了些许痕迹，年轻人的稚气和勇气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沉和老成。谷书记没有亏待这个忠诚而果敢的心腹，谷书记每次升迁，袁新高也会跟着沾光，在一九八六年谷书记升任县委书记的时候，袁新高荣任了劳动局长，就连妻子张喜妹也在劳动局所属的二级单位当上了头头。
2002年谷书记退居二线，当上了顾问，袁新高着实伤心了几天心，知道自己的升迁之路可能就此停止，除非再攀附一个新主人。但这又谈何容易，攀附的过程亦是考验的过程，比当年入党要难得多，没有几年功夫不会有成果，况且攀附者为数众多，挤挤碰碰的，你想高攀，别人能否看起你且另当别论。
他是一个知道满足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小名字，高中毕业，电大函授的大专文凭，和那些正规大学毕业的人相比虽然有些令人气短，但能有今天的日子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和旧时发小相比，简直可以趾高气扬。他们过得是什么日子呀，灰头土脸的，天天围着磨盘岭上的土嘞嘎拉转，长年累月地重复走过床头、村头、田头的路，村里偶尔来一辆文艺下乡的大篷车，他们忙乎得像接天神似的。
可是有些事他就弄不明白。大舅子张喜亮虽然只是郊区派出所的所长，可他的住宅楼在东门外那一片住宅群中如鹤立鸡群，里面装修得如皇宫一样富丽堂皇。他不明白大舅子哪来那么多的钱，花起来如流水，动辄就是十万二十万，他们的工资差不多呀，即便搞公安的有外勤补助，那又能有多少。他和妻子说了他心里的不明白，妻子冲撞说：“旁人没起眼，你倒眼红了。你莫不是想说他那钱是不明不白的黑钱吧？”他没了言语。
还有更让他弄不明白的事等待他去弄明白。
儿子考上了研究生，总得去省城面谢在录取时候鼎力相助的沈金宝，按照儿子的话说，没有沈叔帮忙，他能否读上这个研究生可能有点悬，大家的条件差不多啊！到了省城，令他们意外的是沈金宝搬离了那所著名的师范大学的宿舍，在市内的黄金地段买了一栋别墅——一座三层的西洋式楼房。袁新高经常到省城办事，知道这个地方，这是款爷们居住的地方，省城几个著名的大款都住在这儿，这个名叫劳斯代尔的欧陆风情小区就是富贵豪华的代名词，如果大门口来了一辆大别克，门卫肯定会盘问半个小时不让进，因为在这个小区来来往往的都是宝马、奔驰和林肯。当他们夫妻二人带着家乡的土特产来到劳斯代尔小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格的盘问。那保安把他们夫妻两个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像审贼似的盘问了半天，又拿起对讲机询问了半天，在他们的眼里，还没有见过过步行到这个小区来的人。最后还是沈金宝亲自出来接他们，他们才得以入内。进门的时候，张喜妹把那些经过仔细挑选的上等土特产藏在屁股后面，进门一声没吭就丢在鞋柜上面，她心思，看来这土特产只有他们这样的土人拎了。
从省城回来后，袁新高睡不着觉了，三更半夜一个人蹑手蹑脚地偷偷跑到灶间，刚把香烟点着，张喜妹知道丈夫气闷，就走过来说：“人比人，气死人。想开点，你大小也是个局长，前呼后拥的，在我们这小县城孬好也算个人物，比你差的人多着呢。走，回去睡觉，明天早晨太阳还是暖洋洋的。”袁新高叹口气，默默地跟着妻子上了床，他嘴上没说心里却想，看来妻子的心情也和自己一样，只不过说得开朗些，要不然我一翻身动弹她就知道了呢。
袁新高躺在床上半天也没睡着，翻来覆去，身上像生了虱子。妻子这时又说话了：“别起眼，钱多了不一定是好事，整日提心吊胆的。像我们现在这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好，能够安安泰泰地过日子。不是有人研究过吗，说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幸福的感觉最高，不愁吃喝，不愁穿戴，不愁下岗，不愁被抢，更不愁儿女被绑。”袁新高说：“你那是新阿Q精神，自慰疗法。”妻子说：“我不管你怎么贬派我，反正我想安泰，不想过那提心吊胆的日子。”
第二天上班后不久，县长一个电话把袁新高喊了去。
县长对他说最近各个乡都有反映，说一些外出打工的人常常拿不到工资，还有一些人的工作环境很差。县长还举了几个事例，说有一个农民工在外打工一年，工资没拿到，回家的路费还是向老乡借的；还有一个村里的人，在一家化工厂打工，一年下来，病倒了好几个，没有生病的也是浑身的疙瘩。县长说县里的意思是让劳动部门去发达地区考察一下，看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外出务工是县上的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解决好了也算是一件造福于人民的事。
县长的吩咐袁新高自然不敢怠慢。此事办得好，对上有交待，说不定县长就此会另眼相看，因谷书记退居二线而悬着的心会落下来，下一次人代会他也不要两眼黢黑地瞎撞了，他被每次的人代会通过任命时的紧张弄怕了，拎着东西不停地往人大委员家跑，花钱不说还要腆着脸。此事办得好，对下能把农民工的工资和工作环境解决了，功德无量，钱要挣，身体也得有保障。因此，县长谈话后的第三天，一个去南海地区的考察组就出发了。
他们到了一个本县劳务人员较集中的地方。首先去联系地方上的劳动部门，本以为是热脸贴冷屁股的事，谁知事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