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了1000斤炸弹，弄死1名杀手，只为给战友报仇 都是国货2018-10-22 07:36:16
扔了1000斤炸弹，弄死1名杀手，只为给战友报仇
身边有几个喜欢跑步的朋友，每天早晚都能在朋友圈里刷到他们打卡签到晒的公里数、路线图。最近降温了，也丝毫没有影响这哥几个打卡的热情。
今天的故事里，也有个喜欢跑步的人，但他有点特别，他在战事休憩时跑，在那些被绝望和伤痛笼罩的城市里跑。
戴斯特·费尔金斯是一名战地记者，从1998年起一直在持续报道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事。他用汽车电池给电脑充电，喝陆战队员们剩下的速溶咖啡，行军途中，也在别人家的地板上上过厕所。他们一同出任务，也一同面对死亡。
一次，为拍摄叛乱分子的照片，有人在他身前倒下，热乎的液体溅在他的脸上，他伸手，接过了那杆带血的枪。
他将跑步的习惯带到了战地，即便是在那些最绝望的时刻，他和身边的战士们也没有停下脚步。
故事名称：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
故事编号：天才精选019
故事来源：《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
事件时间：2003年3月
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
戴斯特·费尔金斯/文
费卢杰的黄昏，一张黄色的面纱慢慢降落在废墟之上。清真寺的穹顶躺在废墟之中，公寓墙体碎裂，内部一片狼藉，尖塔折断了，垂在墙边。
一群海军陆战队员站在三层楼房的屋顶上，透过烟雾与叛乱分子交火。
一颗子弹嗖的一声从一名下士身边飞过，他背后的玻璃窗碎了。
“我恨透了这地方，太阳就这么下山了。”他一边说一边擦掉嘴边的血迹，又开始朝街上开枪。
我看到他身后出现了一面黑色的旗帜，毫无预兆，旗帜就那么出现在半英里外，在水塔上翻飞。
又一面黑旗从居民楼里升起来。
“那是什么?”下士问。
黑色旗帜在寂静中翻飞，海军陆战队员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走下楼梯。他们排成一列，静静地走进一条小巷．朝着黑旗的方向走去。
这是费卢杰战役的第三天。费卢杰位于巴格达西部，是吉哈德士兵的避难所。6000名官兵朝这里进发。
我跟着勇士连，这个连由150人组成，他们处于进攻地带，一些在前面，一些在中间。他们的目标是从费卢杰北部边缘攻打至南部尽头——直至沙漠，途中看见任何叛乱分子都可射杀。
到目前为止，游击队的行踪非常诡秘：射击后逃跑，消失后出现，步步撤退，把我们引入深渊。
海军陆战队员静静地在小巷里走着，只听得到他们背着的枪支在叮叮作响。
无线电里传来一个声音：“敌军车辆正在逼近你们所在位置，白色。”
走了几步，无线电又响了：“第二辆车在逼近，准备!”
现在我们知道黑色的旗帜是怎么回事了，叛乱分子发现了我们，他们在召唤战友：快来战斗!
过了一会儿，小巷内开始交火，我们跳到一边，紧贴着路边的墙。无线电第三次响起：“叛乱分子约40人，正朝你们逼近。”
拿着无线电的是亨德罗上尉，他34岁，家在得克萨斯州，是勇士连的指挥官。头两天，他巧妙地带领着士兵在费卢杰拥挤的街区和小巷里穿行，虽然他的技巧高超，但还是有两名士兵阵亡。
亨德罗上尉在一排房屋前转弯，士兵跟他转了进去。街道几乎被黑色的汽油浸没，我们看见一辆着火的汽车，车里的座位弹出车外，嘶嘶地烧着。
“快要进攻了。”亨德罗对一个中尉说。
他指指一栋房子，说了几句，声音很低但语速很快。房门无法打开，他指挥士兵用火箭炮将其炸开，我们拥进去，等待着。
战役刚开始的几天里，我只有跟在亨德罗上尉的身边才能感到平静，然而在漆黑的夜里，我看不见他，光线不足，我无法辨认出他矮壮的身影。
关于领导力，人们不断地讨论，企业主管就此发表长篇大论，但除非面对死亡，你不可能有如此深切的体会。
亨德罗好像戴着面具，那张面具为所有人注入更多勇气。
“我并不是不害怕，”他曾对我说，“我只是不表现出来，如果我也显得害怕，所有人都会垮掉。”
我们走上一条好似山洞的街道，枪声和尖叫同时响起。队伍僵在原地，又传来几声枪响，紧接着一个人尖叫起来。亨德罗跑到前面去，他的身影消失了。
很快我们就得知，一个在前面探路的士兵右腿被炸伤，骨头露出来，他尖叫着被人抬走。
安德森下士阵亡，他是一个高瘦的青年，家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他总是把朋友的零钱凑起来，攒钱给妹妹交大学学费。
几天前在四十街交火时，安德森曾英勇地在炮火中拯救战友，现在轮到他的战友拯救他，他在他们的怀中停止了呼吸。
队列两头的枪战都很激烈，子弹横飞，我跪在地上紧紧地贴着一堵墙，前面的士兵把我挤走了，我蹲得低一些，像是想钻到地下。
一团白光朝我们飘来，枪声从四面八方传出。是叛乱分子，士兵们戴着夜视镜，看见他们借着光朝我们射击。光把小巷照得如同白昼，一个小降落伞驮着那团光在空中飘，正在慢慢降落。子弹不断把我们头顶上的砖墙打出缺口，天空暗下去后，士兵们继续射击。
亨德罗焦头烂额，一排的中尉艾克特也乱了阵脚。艾克特23岁，强硬，聪明，但个子还不到他部下的肩膀那么高。他背着70磅重的武器时，身体的宽度和高度几乎持平。
艾克特慌张地站在两栋房子之间，不知是进是退。
“这边!”艾克特喊道，“跟我来。”士兵跟着他走了。
“不，这边!”整排士兵又走进了黑暗。
“不，这边这边!”我看不见艾克特，不过能感觉到他的不知所措，他的部下在一条小巷中吵起来。
“我们他妈的在千什么?”一个人问道。
“闭嘴!”一个人回答。
“我们像鸡仔似的兜来兜去。”一个人说。
我说了两句。“你——闭嘴，你不是我们的人。”一个士兵对我说。
亨德罗终于回来了，混乱和争吵瞬间停止。
在漆黑的小巷里，亨德罗把艾克特单独叫到一边，艾克特精疲力尽，气喘吁吁。亨德罗低声，几乎是耳语一般地问他：“需要我接手吗?”
艾克特没有答话。
“要我来接手吗?”亨德罗又问。
“不，长官，我能处理。”艾克特说。
几辆坦克来支援我们。M-l坦克很宽，大多数费卢杰的街道它都无法通过，我们所在的街道宽度却正好。我们爬上去，坦克一边发出叮当声一边前进。榴弹在我们面前的黑暗中爆炸，但坦克不受影响。
咻——砰，咻——砰，像烟火似的。
最怪异的东西是在天上，虽然看不见，但乒乒乓乓的声音响彻夜空。那是AC-130空中炮艇机，它的螺旋桨发出轰鸣声，让我感到安全。不过更奇怪的是飞机上的格林式机关枪发出的声音：长而低沉，像打嗝一样，音量使得这声音听上去很和谐。105毫米大炮的声音好像是网球从机器中弹出的声音。
噗一声，接着嘣一声，噗——嘣。
然后是无人机的嗡嗡声。它在对战斗现场进行勘测，把图片发回基地。
我们好像是见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惨烈战斗，一群看不见的夜行野兽在天上飞。
第三排转进一块空地，四周有围墙。那是一栋二层楼房，前面有个院子。在安德森的悲剧过后，我们要找个地方睡觉。
探路士兵踢开门，确保内部没有危险。我从窗口看见手电筒的灯光，他们爬上了二楼，然后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和一声尖叫，是手榴弹。
“我的脸!我的脸!”一个士兵大叫道。
“天啊!天啊!”
士兵把伤员背出来，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当时很暗，我只能模模糊糊看出轮廓。那个士兵是整个排的DJ，床边总放着一个大喇叭。现在他很安静，像是死了一样。在营房里，他就睡在我边上。
清晨总是最难熬的，在交火的话会好一些。没有电，除了背在身上的水，也没有其他水源，所以洗澡和冲咖啡都是天方夜谭。
我在水泥地上睡了两个小时，接下去是一天的战役。
我很想喝咖啡，我的助手也是。不过孩子们（指勇士连的士兵）不需要，他们不喝精力就很旺盛。所以他们很乐意满足我们，每天我们一醒来，他们就把配给的雀巢速溶咖啡拿出来给我们。
在费卢杰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睡在屋顶上，清晨我们从睡袋里钻出来，把咖啡粉末、糖和奶精倒在手心里送进嘴巴，然后倒一点水，猛地摇晃几下脑袋。
写作很难——我是说“写”这个动作很难进行。
手提电脑的亮光会暴露我们的位置，所以我只能钻到睡袋里，把拉链拉得严严实实，才能打开电脑，但我的助手不能钻在睡袋里工作。
费卢杰许多房屋的屋顶上都有个厕所，他就坐在里面，坐在一堆粪便中间，把照片发回纽约。我坐在屋顶上时能听到他口中念念有词，大骂厕所太臭了。
我总是在想电的问题，或者说总是为没电这个问题惶惶不安。我的卫星电话和手提电脑都要用电，我的助手则担心数码相机。
我带了很多小装置，看见电源就插上去，最常见的是汽车电池。
海军陆战队攻占穆罕玛迪亚清真寺后，我拿着蓄电池线夹头和转换器跑上街——街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掀开一辆满是弹孔的汽车引擎盖，有点害怕被狙击手盯上。
汽车电池不能用，我又跑回去。
上厕所也是问题，对于6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来说，这绝对是个大问题。你很难随心所欲地解决这个问题，即便在晚上也不行，因为叛乱分子的狙击手枪法很准。
水源被切断了，抽水马桶全部不能用。
我们在大清真寺停留过一天，海军陆战队员利用了一个专门收藏《古兰经》的房间，不是因为他们要亵渎《古兰经》，而是那个房间比较私密。
他们在里面放了几个大纸板箱当马桶，每当一个满出来时就搬出去。大纸板箱里装满了排泄物，滴着水。
行军时我们通常到别人家里解决，我们闯进房子，挤进他们的厕所，如果马桶被堵死，就直接用地板。等到我们走时．这些东西就堆满了房间。
我从来没见过房子的主人。虽然每天都有更可怕的事发生，不过我依然觉得这样不太好。
在战斗间隙，有一两次我用卫星电话下载电子邮件，大多数是读者对我的祝福。“你在伊拉克，你真是胆大如斗。”我喜欢这句话。最令人心酸的是士兵的父母写来的信，我每天都能收到很多。
我们有许多休整时间。不用工作的时候，通常我和我的助手会跟士兵聊天。一开始他们怀疑我们会碍事，但和他们在枪林弹雨里滚了几天后，这种怀疑就消失了。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想如果我遇上麻烦，他们会救我。
“你是记者吗?”其中一个问道，然后我们坐下交谈。我的助手和他们更亲热一些。他们喜欢他的澳大利亚口音，喜欢他的香烟和相机。
我自知我的年纪、职业和所受的教育都会让他们觉得我是个冒牌货，连枪口和枪托都分不清。有一次，在一个士兵的请求下，我用卫星电话打回办公室，成功问到了一场赛车比赛的最新赛况。这让他们对我另眼相看。
费卢杰的战役进行了一星期，勇士连中已有四分之一的士兵受伤或阵亡。
我们依然在向前推进：我们在街上飞跑，被子弹打中，穿越火线。他们朝我们射击——海军陆战队、我的助手还有我。
现在我们到了费卢杰的边缘，街道通向一片巨大的平原，那里长着星星点点的矮灌木，堆满了垃圾……像是电影中的场景。忽然之间，费卢杰到此为止了。叛乱分子去哪了？
“被2000磅的炸弹炸了以后还剩什么？”一个美国军官曾这样问我，他并不想炫耀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士兵所受的遭遇。
“阿富汗，误伤，五人阵亡。我们把骨灰装在一个三明治袋子里。”他说。
但是，我们依然对为何尸体的数量这么少感到好奇。长官在无线电里报告，几百死者，几千死者，但我们没看见那么多尸体。我以为我们会看见一条手臂，一个脑袋，好像在巴格达汽车爆炸现场那样。
我想过一些原因：穆斯林很快就把尸体埋葬了，这是出于宗教原因；叛乱分子绝不会把死者丢下，是第二种原因。
我们站在费卢杰边缘一栋房子的屋顶上，看着从城市南部延伸出去的那一望无际的平原。
一个一等兵走过来给我的助手看照片，他举起一个小小的傻瓜相机给我们看，他知道我们需要叛乱分子死伤的照片。
一张黑色的脸，被薄薄的灰尘覆盖着，嘴唇微微张开，没有血色。他可能是阿拉伯人，脑袋四周都是碎瓦片。
这是海军陆战队员在费卢杰南部一座清真寺尖塔内发现的，照片中的人头被摆在螺旋楼梯的最上面一格。一等兵拍了张照，夜色给这张脸染上了一层黑蓝色。
尖塔是游击队的主要据点，他们在里面射击、盯梢、传递信息。海军陆战队刚到时，要经过允许才能在清真寺里拍照，不过几个小时后就没人理睬这规定了。
“我有两个战友死了。”一等兵开口说。他的眼镜碎了，用几块创可贴粘起来，他似乎只剩下这张照片了。
海军陆战队是几天前杀死这个叛乱分子的。
当时，我们来到一个不设防的区域，有点像是费卢杰中央公园，地上到处是垃圾，街的另一边有一排建筑物，里面全是叛乱分子。
他们出动了扫描鹰无人机在空中拍照，飞机像巨大的苍蝇那样嗡嗡叫着。他们派来坦克，不是把房子炸平，就是在墙上炸出大窟窿，这样我们才能在街上畅行无阻。他们炸毁尖塔，两枚大炮弹，在尖塔上凿出两个大洞，然后世界安静了。
海军陆战队是后来才上楼的，他们沿着螺旋楼梯爬上去，发现了这个家伙，他被埋在废墟里。
战斗结束，有事做了。我的助手要给报社发一张死人照片，所以他请亨德罗派几个人陪我们去。
我们沿着几天前来时的路走了回去。那时，我们几乎没怎么注意废墟，因为实在太多，一堆堆白色的石块，扯断的电线和散架的汽车，一些汽车还在冒烟。
这是被毁弃的世界，它和我们来时大不一样，那时，费卢杰看上去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海军陆战队炸毁了一切：每栋房子，每辆车——包括没人的车，每个人——包括躲在阴影中的人。
现在，如同一场狂欢刚刚结束，城市又安静了。没人多说什么，有很多天我连我自己的脚步声都听得到，只有在那时，我才感觉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我们到了尖塔门前，我的助手要进去。他要拍照时什么也不怕，他会为了拍照去任何地方，死也在所不惜，几天前他在机关枪子弹中飞跑时，我正躲在一堵墙壁下面。
我不太想跟他进尖塔，毕竟只是拍照而已，但我还是跟在他后面。
我们正要踏进门时，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出现在我们前面。“我们先走。”他们说。
第一个人伸出手挡住我们，我们没看清他的脸。他们上了楼，我的助手拿着相机跟在他们后面，我跟在我的助手后面。
楼梯螺旋向上，很窄，只有一个人那么宽，在我们脚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它好像是一只几百尺高的鹦鹉螺，不是很稳。
楼梯很暗，不过借着被子弹打出的孔，有光束从下面射上来。
我放慢了脚步，楼梯上传来一声巨大的射击声，我看不清楚，第二个海军陆战队员摔下来，他摔在我的助手身上，我的助手摔在我身上。温热的液体洒在我脸上，我们滚到了走廊里。
第一个陆战队员走到楼梯四分之三的地方时遭到攻击，射击声从楼梯更高处传来，很响，紧接着一声尖叫，瞬时安静了。发动攻击的人在尖塔里面，他一直坐在楼梯顶部。
“米勒！”士兵大叫道。
“米勒！”
没有回应。
我想象着楼梯上的米勒，他的脚被卡住，没能像我们一样滚下来，因为某种理由没有说话。
我的助手坐在尖塔入口处的门廊上，背朝里，脸朝外，他的头盔歪了，使他看起来很脆弱。
他耸着肩喃喃自语：“是我的错。”他的脸上、衣服上和照相机镜头上都粘着血和白色的人肉，“是我的错。”
“米勒！”海军陆战队员又叫起来。
援兵来了，当时很乱，但他们排着队有序地跑上尖塔，就好像一个机关枪阵势。他们都很年轻，神情坚定，跑上弯弯曲曲的楼梯。
上面传来更多枪响和尖叫，我分不清是谁开的枪，谁在尖叫。
第一个陆战队员空手出来了，他活着，但没有救出他的战友。
“操！”他叫道。他的脸被尘土覆盖——就像照片中那样的尘土，看上去像个鬼魂。
“我够不到他。”说着，他和其他人又一次跑上楼，带来越来越大的枪声、越来越多的尘土和越来越响的叫骂。
我在想多少人会为挽救米勒而死，而米勒是为一张照片而死。叛乱分子不会把死者扔下，海军陆战队员也不会。
米勒被卡在楼梯上，有一个叛乱分子就在上面，那是一个绝佳的防守位置。我能从海军陆战队员的眼中看出这一点，他们的眼睛里都像要喷出火来。
也许整个排都会死，我想。
“米勒！”
没有回应。
“米勒！”
指挥行动的军士长指了指尖塔顶部，示意士兵开火。子弹和手榴弹同时响起。砰砰砰砰，响得令人难以忍受。
米勒还活着吗？我想。
枪战如此激烈，子弹、弹片和瓦片四处飞散。两个陆战队员扫射尖塔，其中一个忽然扔下枪，捂住右脸：“我被打中了。”他的眼中充满惊恐，好像就快死了。他很年轻，看上去就像那些在操场上玩耍不小心受伤的小孩。四天后，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交火停止了，枪在冒烟，又有两个陆战队员爬了上去，尖塔快倒了。砖头和石块一块块掉下来，尖塔摇摇欲坠。尖塔旁边的房子里飞出子弹，叛乱分子发现我们了。
我的助手还坐在门廊上，歪戴着头盔，喃喃自语：“是我的错……”他看上去像一个犯错的小孩。
米勒出现了，两个陆战队员把他拉了出来，他们被烟呛到了，一边把米勒背出来，一边在拼命咳嗽。
米勒的头先露出来，他的脸成了一个Ｖ字形，像鱼肉一样裂成两半，两半都在微微地抖动。
“他还没死吧，他还没死吧？”我的助手扑过来问。
“他死了。”我说。
记者总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你的摄影师需要给死人拍照，你和海军陆战队员就去了，忽然，一切离得那么近。你脸上沾满了温热的液体，你如此惧怕的死亡，在微笑着注视你，好像它早已知晓谜底。
这是你的错。
一辆老式运兵车开来搬运米勒的尸体，车停下时有几粒子弹滚了出来。车要直接开往医院，就好像米勒还有生还的可能。士兵把米勒搬上轮床，放平他的手和头。
掩护撤退的任务落到同行的另一个中士身上，我的助手终于站起来，我们走进尖塔边的清真寺主楼。到处都是枪声，叛乱分子越来越近了。
一个士兵拿着一支枪看了我的助手一眼，我想他也许是觉得最好不要把枪交给我的助手，于是把这支M-16步枪塞给我。枪管很热，很黏，是米勒的那支。
海军陆战队员也不会把他们的枪丢下。
上高中时，我用朋友的枪打死过一只鸭子，是坐在他父母的汽车里朝外瞄准的。鸭子在水塘里绕了几圈就死了。
“笨蛋，拿着这个。”我并没有听到他说这句话，外面太吵了。
中士举起三个手指开始倒数，三、二、一。
我们跑出门，跑上街，我背着沾有米勒鲜血的枪。我们东面的几挺机关枪开火了。双腿是那么沉重，又是那么轻盈，我们好像一起飞了起来。子弹擦过我们耳边，打中墙壁。
“我想死。”我听到我的助手说，“我希望他们打中我。”
我们跳过最后一棵倒在地上的树，转进一条小巷，我们安全了。
“我知道你们在想是你们害死了米勒。”回到房子里，中士这样说道。他叼着烟，背靠二楼的一堵墙坐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老人，脸上却没有一丝岁月的痕迹，而我们反倒成了小孩。“这是战争。”他慢慢地说，语气也像老人，“战争就是这样的。”
艾克特中尉走进来，他没和我们一起去。
“我们要为这些负责。”我的助手对艾克特说，我跟着他这么说道。
“是的，是你们的错。”他回答。
后来一架喷气式飞机投下两颗500磅的炸弹，看上去是在示威：两颗炸弹对付一个杀手。
第二天，海军陆战队又回去了，去检查所有人是否都死了，这次他们没带我们。
他们找到两具尸体。
有时我会想起，那个活着的叛乱分子和那个我们想为之拍照的叛乱分子。
那个活着的，他在楼上干什么？在安抚他的同伴吗？在为他哭泣吗？他们是一起从沙特阿拉伯来这里为吉哈德而战的吗？是坐着同一辆破旧的汽车到达叙利亚边境的吗？或者那个活着的只是奉上级的命令来取回尸体，而米勒上楼惊动了他？
威廉·米勒，一等兵，22岁，家在得克萨斯州皮尔兰，这个名字让我想到珍珠，或项链。
遗像中的米勒有一张瘦长而孩子气的军校学生的脸，神情无忧无虑。我在我的助手的照片集里翻到另外一张，是在费卢杰市中心的大清真寺拍的。
勇士连的士兵们为攻下这座清真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照片中米勒和他的战友正在休息，当时很安静，他们排成一行，不远处窗户里射进来的光照亮了他们的脸。米勒的仰起的脸向右歪着，他睡着了。
几个月后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体育馆举行纪念悼念活动时，我看见了米勒的父母。
米勒的枪、头盔、靴子和名牌以墓碑的形状被摆放在地上，其他阵亡士兵的遗物也被这样摆成墓碑形，地板上的众多墓碑形成一个大大Ｖ字。
我不知我是否可以面对米勒一家人，但我想对他们说点什么。他们无疑读过了事后回顾报道，里面详细描述了那天发生的事。“第一排奉命陪同两位记者前往清真寺，为尖塔内的身亡敌军拍照。”
我犹豫地走向米勒夫妇，他们看见了我，我带着笔记本。我想他们会说些充满绝望的话压迫我的神经，或者忽然朝我扑来。
我在佛罗里达棕榈湾时，一个被害者的父亲在医院的大厅里朝我扑来。“你这混账！”他冲我吼。我什么都没问，也没有杀死他女儿。
仪式结束后，我们站在体育场中间，米勒的父亲对我说：“非常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
我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神疲惫，几乎是精疲力竭。我小时候有个朋友开枪自杀了，他父母的眼神也是这样精疲力尽——哭泣耗尽了他们的体力。他死后，他的家人把他的高中毕业照片放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我想米勒家的壁炉架上也会有这么一张照片。
我向他们问起皮尔兰，那个让我想起珍珠项链的地方，那是米勒的出生地。
“梨子（pear）-园（land），”米勒的父亲说，“梨子园，顾名思义，我们那儿的梨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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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丧生的时候，作者几乎是在一瞬间发出这样的感慨：记者总是在讲别人的故事。那意思像是在说，我们一直在做的都无济于事——已发生的无法改变，要发生的无法阻止。
有人因你而死，这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但正如那个同行的中士所说，“战争就是这样”。它能带来的，从来就是伤害和剥夺。而记者的职责，是如实记录下这一切。
战争中的人需要信念，战争之外的人同样需要勇气。直面战争，是为了了解它的残酷性，让之后因它而死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当你看到一张战地照片，或是听到一个战场上的故事时，不妨多停留一会。
它们得以被记录，是因为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本文选自《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美）戴斯特·费尔金斯著，黄缇萦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03月版，出品方磨铁图书授权发布，有删节。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