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监护人：被捡来的第13年，我要把全家送进监狱 都是国货2018-11-09 23:35:54

逃离监护人：被捡来的第13年，我要把全家送进监狱

 

 

很多孩子和父母吵架时会说，又不是我要你把我生出来的。

 

确实，子女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

 

为人父母，这份要求最高、也最没有标准的工作，干的好坏，全凭良心。

 

去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例法院判决。一个未成年女孩父母的监护权被剥夺，转移给了民政部门的救助站。

全国第一张“未成年人紧急庇护通知书”就是为这个女孩开出的。

 

今天的故事是一个记者朋友给我讲的，她叫倪玮，在《今日说法》工作。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必须要逃离家庭的小女孩。

 

在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的默许下，她被多个亲人性侵。这件事持续了6年。

 

母亲在哥哥性侵她的时候装睡，同一间宿舍里，养父和舅舅先后对她伸出魔爪。

 

她想过报警，但害怕别人不相信她的话。直到受不了打，她才把这事告诉保姆。

 

那是她在这个家里，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事件名称：逃离监护人

事件编号：老友记04

亲历者：倪玮

事件时间：2010年7月-2016年6月

记录时间：2018年11月

 

逃离监护人

倪玮/文

 

小芳看上去和同龄人没有不同。

 

她在北京读初三，即将中考。在校服袖子上，她用圆珠笔写着“王俊凯”，一谈起他眼睛就放光。

 

她说，有朝一日自己也要当偶像。

 

但小芳又和同龄人经历不同。

 

2016年6月21日，她到派出所报案，之后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她的处女膜属于旧伤，还患有阴道炎、盆腔炎。

 

确认再三，医生才在处方笺上写下小芳的年龄：13岁。

 

 

报警前一天，小芳哭着来找王芹，除了她，小芳不知道还有谁能帮助自己。

 

因为王芹住在卢沟桥，小芳叫她“卢沟桥妈妈”。2002年小芳出生，还是个婴儿，她就被父母送到王芹家寄养，直到两岁才离开。

 

在王芹家，小芳卷起袖子，露出胳膊上一条条细长的青紫色伤痕。那是父亲用刀背打的，而母亲当时就在一旁看着。

 

小芳情绪低落，“实在是忍不了了”。

 

那天，她把压在心底多年的事一口气全说了。

 

王芹气得浑身哆嗦，“把这孩子毁了，一辈子的事儿”。

 

小芳童年照片

 

第二天，王芹带小芳去派出所报案，案情太复杂，她们辗转了好几个部门。

 

警察问小芳话，她的状态“迷迷瞪瞪的”，问什么都说想不起来。

 

小芳曾经在公安局门口徘徊很久，她想报警，但害怕没人相信自己说的话，直接打发她回家。

 

她害怕这个家，“家”是个恐怖的字眼。

 

小芳说，自己有个哥哥，大她20多岁。2010年，小学二年级的暑假，她在哥哥家。

 

哥哥强行脱光了小芳的衣服，“他也把他的衣服脱了，光光的，怪可怕”。哥哥使劲按住小芳，不让她喊叫。

 

挣脱束缚后，小芳蜷缩在角落里哭泣。

 

那次小芳在哥哥家待了好几天，母亲接她回家时，她松了一口气。但是没过几天，她又被带去了哥哥家。

 

哥哥强奸了她。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初一，每个暑假。

 

她太小了，不知道一切意味着什么。

 

她给王芹打过电话，哭：“我哥摸我屁股。”王芹没太当回事，一会电话又来了，还哭。

 

王芹戴着厚厚的眼镜片，她是3000度的近视，为此还拿了残疾证。她告诉小芳，明天一早去接她，但是电话仍旧不停地响。王芹没当回事儿，拔掉了电话线。谁能想到，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女孩，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小芳闹得更厉害了，哥哥一早把她送回父母家。王芹去找，她把小芳拉到一旁，悄悄问，“哥哥还做了其他什么没有”。

 

小芳说没有，再追问，她就说：“别问了，你别问了。”

 

从那个暑假开始，小芳渐渐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只要去我哥那，他就会强奸我”。

 

按照小芳的说法，几年来，骚扰她的不止哥哥。

 

小学四年级，父亲做看护铁路的工作，小芳跟着他住进了宿舍。一年后，父亲开始摸她，说一些让小芳觉得奇怪的话，做一些让她觉得不好的事。

 

小芳不敢跟任何人说这些，她忍着。到了六年级，更过分了，“一周摸几回”。有一次父亲喝醉，“强行与我发生性关系”。

 

那一年，家里又来了一个二舅，到北京看病，也借住在宿舍。那间宿舍不大，小芳和二舅都睡在地上。同样的事情在宿舍内再次发生，直到六年级下学期，二舅才离开。小芳觉得，自己“终于解放了”。

 

夜很黑。不是每一个黑夜里的辗转反侧都能得到安慰。小芳独自走过一段夜路。从八岁开始。六年，两千多个夜晚，五万多个小时。

 

 

小芳从来不属于任何人，直到报警后她才知道，自己是弃婴。她的“家人”都知道，唯独小芳蒙在鼓里。

 

13年来的父母，其实是养父母。

 

自从2001年养母离婚，当时还是十几岁的哥哥判给了前夫，养母就和大自己九岁的养父生活在了一起。“我从小没爸爸，他是从小没妈妈，我们俩就互帮互助，没有结婚的念头。”养母说。

 

没有了自己的孩子，这让养母耿耿于怀。离婚的第二年，2002年8月18日，她看到了被遗弃在路边的小芳。

 

“见到这孩子的时候，孩子都没声了，眼也不睁了。”她手发软，不敢抱。坐在轮椅里的外婆抱起了小芳。

 

养母觉得可以把小芳带回家，养父也希望养一个孩子以后给自己养老。他们给小芳买了奶粉，小芳“咕嘟咕嘟”地喝着，活了下来。

 

几天后他们却把小芳交给了家住卢沟桥的王芹，理由是要照顾重病的外婆，还得摆摊挣钱，没法照顾孩子。

 

王芹问哪来的孩子，养母坚持说是自己生的。

 

带着小芳去报案时，王芹曾建议做亲子鉴定。不过调查刚开始，小芳的养母就承认了，小芳不是亲生女儿。

 

这件事，全家人都知道，除了小芳。

 

王芹高度近视，丈夫腿脚不好。养母说这家人“又瞎又瘸”。

 

他们住的地方很破旧，几十年的老房子，去公共卫生间要走五分钟。但就是这简陋的几十平米，王芹给过小芳全部的温暖和爱。

 

她成为了小芳的保姆和“卢沟桥妈妈”。

 

小芳送来时，除了被一条破毯子裹着，什么都没有。她给小芳添了奶瓶、小衣服、纸尿裤。

 

没多久，王芹发现小芳的“父母”把孩子扔下就不管了。就算照顾病人脱不开身，但小芳“父亲”摆摊的地方不过两公里远，这家人却从没主动看过孩子。

 

如今王芹63岁，还保留着当年给小芳写的日记。在她看来，小芳就跟自己生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小芳四个多月时胖乎乎的，粉白的小脸可好玩了……一逗就笑，可爱极了……快四个月，会翻身了……七个月会坐着……八个多月会爬了……九个月会叫妈妈了……

 

小芳童年和卢沟桥妈妈王芹的合影

 

小芳三个月大时发烧，吃了药也没见好，第二天又开始腹泻。小芳养父不接电话，王芹慌了，只能让自己的妹妹开车带小芳去儿童医院。看病花了500多元。给小芳打预防针，养父不让打，说老家没人打这针。王芹只能自己掏钱。

 

王芹对他们的意见越来越大，“我就是嘴直，有时说话让人不爱听。他们估计挺恨我的”。两家闹翻了，王芹也累了。

 

他们商定小芳两岁那天离开。王芹买了蛋糕，给小芳过生日，收拾停当后她骗小芳说去动物园玩。被养父带走时，小芳嚎啕大哭。

 

王芹给年幼的小芳过生日

 

她对小芳有感情，孩子从出生没几天就跟着她，直到两岁生日那天，“就这两年，快乐过”。

 

养父跟我强调，给过王芹400元。他觉得王芹和他吵架是变着法子要钱。后来闹掰了，他们就把小芳接回家了。 

 

王芹实在想小芳了，就过去看看。她觉得孩子吃了很多苦，“冬天冷，夏天热，蚊子咬，孩子身上都咬烂了，起了一身的痱子”。隔三差五，她会把小芳带回自家住。

 

2009年的大年初五，王芹正在家包饺子，突然门开了，小芳回来了。出现在眼前的小芳已经6岁半，上小学一年级。

 

她留小芳在家住了两天，小芳抱着王芹亲，叫她“亲妈妈”。

 

小芳上的是一所文武学校，住校。养父说，他们还是忙，而住校一个月要交700元，家里经济捉襟见肘。

 

王芹建议让小芳转学，换一个离她更近的学校，她来照顾。养父没同意。王芹说周末接小芳来她这里，养父勉强同意。

 

2009年2月8日，王芹在日记里写，孩子解开裤子给她看身上的青印，那是“爸爸”打的。“我很心疼，可又无能为力，只能安慰她，多给她一些母爱。”

 

2009年2月21日，“孩子不敢说，一提爸爸就害怕，像傻了一样，我们只有安慰她。从前那个活泼美丽聪明可爱的小女孩哪去了。”

 

到了月底，养母给王芹打电话，拐弯抹角地说下个月的学费没着落。三月份的学费是王芹去交的。四月也是。

 

从五月开始，王芹几乎天天接送小芳回家住。“孩子一边跑一边跳，可欢实啦。看着活泼可爱的孩子，我的心也无比的喜悦。小芳，妈妈期待着你，祝福你，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2009年，小芳重新回到王芹的生活里，她又成了这个“卢沟桥妈妈”的女儿。她们周末去公园，暑假去海边，留下了很多照片，那是女孩度过的最后一个童真的暑假。

 

 

这些年的这些事，小芳都是选择性地告诉王芹。

 

四年级之后她转学了，搬得很远，不能像之前那样常见面。小芳也意识到，养父母反对她去王芹那里。

 

养父母觉得王芹太惯孩子，吃喝看电视都不节制，学习在退步，小芳还养成了随便扔东西的习惯。他们把原因归结为王芹在使坏。

 

小芳会偷偷坐公交去找王芹，公交卡被养父母没收，她就改骑自行车去。小芳要找王芹诉苦，因为养父总打她。

 

虽然王芹写日记时，会用“畜生”来骂小芳的养父，但她还是劝小芳忍着，劝她赶紧长大。

 

小芳疑心自己的身世。她看到周围的同龄人都是“父母疼父母爱”，觉得自己特别惨。

 

她说妈妈对哥哥很好，却从不给她零花钱，动辄打骂，没有耐心。爸爸下手更重，被打过多少次，她都记不清了。

 

警方问哥哥是否看到过父母教训小芳。哥哥周末会带着媳妇回家，经常看到父亲骂小芳，喝过酒就躺在床上骂。

 

小芳养父承认下手比较狠，“有时候用手揍，有时候用刀背揍。一般都是肩膀、胳膊”。他说：“人不管不成器。”

 

小芳上小学六年级，跟同学闹矛盾，养母用苍蝇拍扇她，还用栓狗的绳子抽打她。养母认为自己在严格教育小芳。

 

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小芳跟着养母出门捡垃圾。晚上九点出门，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回家。养母让她骑三轮，夜里小芳犯困，撞到别人的车上，小芳担心的是，别把车撞坏，赔不起。

 

小芳半夜打电话给王芹诉苦，王芹让她悄悄打盹。小芳不敢，“都有数的，必须得捡够才算完成任务，不够就甭回来”。

 

白天小芳还要继续上学。有同学看见了，让她抬不起头。她的日记里写，“他们看不起穷人，嫌脏”。

 

捡了两个多月垃圾，老师发现不对劲，叫了小芳的父母来学校。回家之后养母打了她一顿，之后只让她周末出去捡垃圾。

 

小芳想报警，她怕警察不信，更怕连累王芹。哪怕听过小芳不少诉苦，王芹仍然不知道小芳遇到过怎样的困境。

 

2010年暑假，哥哥对她第一次强奸。2014年开始，养父对她进行骚扰，一次醉酒后强奸。2015年6月，来北京看病的二舅对她多次强奸。

 

2016年6月，小芳最终报案。导火索是因为养父打她。

 

强奸案不容易调查，事情过了多年，物证缺失、口供单薄。

 

报案时小芳不到14周岁，她养父64岁，二舅50岁，哥哥32岁。

 

她给警察写了一封信，标题是《请司法机关制裁这家坏蛋》。

 

小芳恨他们，“他们把我整得天天噩梦，晚上天天叫。他们做的事情给我留下阴影，让我永远不得安宁”。

 

 

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说，他经手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里，超过六成是性侵案件，有女童有男童。

 

在哥哥的供述中，2010年暑假，他第一次对小芳施暴。虽然他觉得小芳小小年纪受过不少苦，动手时心里有愧疚，但他说自己“顾不上别的了”。

 

他给出了一个荒唐的原因，当时他已经结婚，但性生活不协调，“想提高自己的性欲”。他说小芳每次都闭着眼睛，没有反抗。

 

有时养母带她住在哥哥家，甚至哥哥、养母和她会同睡一张床。养母让她挨着哥哥睡，她又被强奸了，养母没有反应。

 

平时养母睡觉特别轻，“偏偏哥和二舅强奸我的时候，睡的很沉”。

 

养母说自己对这些一无所知。去哥哥家是因为小芳的要求，那里有电脑玩。

 

养父和二舅一直否认指控。二舅有案底，强奸。我问起他这段经历，他坚称因为生病，记忆力很差，不记得此前为什么犯事。

 

检察院认为，无法认定养父构成强奸罪，对他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二舅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处理。只有哥哥被拘捕。

 

在审判哥哥的过程中，养母写了一个材料，说哥哥有智力残疾的可能性。他三岁时煤气中毒，以后经常在夜间大哭大叫，小学时再次煤气中毒。她申请司法鉴定，查明哥哥的刑事责任能力。

 

2017年4月，哥哥的司法鉴定结果出来了——他没有精神病。“实施强奸行为时精神状态正常，辨认和控制能力存在，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小芳希望能重判，“这种人就不要让他出来了”。

 

2017年9月，法院判决哥哥犯强奸罪，有期徒刑十年。哥哥的那些辩解，法院不予采纳。

 

 

小芳的养母57岁。在法院登记了七八个手机号码，三四个通讯地址。我想联系她，法官无奈地告诉我试着联系，“给她送达文书的时候就很费劲。”

 

我挨个打过去，停机、占线、没人接听。打到倒数第二个电话，通了。养母说：“你还要广播我吗？你就说她妈已经死了，也不用判了，我已经把我自己的后事都了结好了。”

 

我向小芳的养父求证时，他说：“她把这屎盆子扣在我身上，我接受不了。我们俩就这一个孩子，我不把她当宝贝还祸害她？那他妈的还叫人吗？”

 

报案后，小芳就住在王芹家，她不敢出门，怕妈妈把自己抓回家。

 

6月27日她写：“心情很紧张……危险一天没解除，我就一天上不了学。真苦恼，我该怎么办。”

 

 

养母不断更换电话号码，三天两头打电话过来。王芹和小芳都不敢接。半个月后，养母直接上门来找，当时小芳还没起床，王芹看到小芳吓得往床里躲，她特别想找一个柜子藏起来。

 

王芹努力拦着小芳的养母，两个女人在门口对骂。养母吵嚷着，要带小芳去警察局，给哥哥“销案”。

 

争吵惊动了警察。征求小芳的意见后，他们交给王芹一份“未成年人紧急庇护通知书”。

 

哥哥涉嫌强奸一案在办理中，警方认定未成年人小芳“受到人身严重侵害、面临严重人身安全威胁、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将小芳正式委托给王芹紧急庇护。

 

养母不敢抓小芳去“销案”了。

 

这个暑假，小芳不必再担心被养母送去哥哥家了，但她很少出门，偶尔的外出，都是参加社工组织的活动。

 

小芳生日那天，社工接她出去庆祝，问小芳想吃什么。她想了很久，说想吃麦当劳。她对店里的小玩具很感兴趣，社工买了一套送给她。小芳很高兴，社工却心里难受，“在正常的家庭里，这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

 

除了等待案件的调查结果，小芳还在担心，自己是否还能继续上学。

 

王芹家离小芳的学校太远，路上的安全是个问题。但换学校，必须有监护人的签字，那意味着得和养母打交道。

 

养母仍然是小芳名义上的监护人，小芳的身份证、户口本、医保卡，所有东西都在她那里。

 

9月1日，社工给小芳领了课本送到王芹家，他们鼓励小芳自学，但看到小芳期待的眼神，他们明白，女孩需要回归正常的生活，需要和同龄人互动。

 

王芹也有自己的诉求，她已经60多岁了，体弱多病，不能长期庇护小芳。2016年10月，区民政局下属的救助管理咨询站，答应接受小芳。

 

10月10日，小芳离开王芹，正式来到救助站。

 

个人监护随后转为政府监护，这是几种方案里的最佳。救助站距离小芳的学校很近，站里协调让小芳复学，每天由保安、阿姨护送；救助站有定点医院，没医保卡也能看病，凭四联单报销；站里有社工，他们将对小芳提供一系列服务，还能聘用一个24小时照顾她生活起居的家政阿姨。

 

在此之前，站里不留人过夜。为了小芳，他们把“反家暴室”重新布置。不大的房间里有两张床，小芳一张，阿姨一张。

 

一开始小芳不睡床。反家暴室里有一个小沙发，她喜欢窝在沙发上睡。

 

家政阿姨发现，她总是显得精力旺盛，晚上十一二点不睡是常事。小芳时常坐在房间外面，要么就是在走廊里到处走动。

 

她这些习惯，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形成的。因为跟着养父住宿舍睡地板，因为跟着养母通宵捡垃圾，睡火车站的长椅。

 

 

对于哥哥的判决还直接影响到了另一案件的进程。

 

2017年10月，救助站站长坐在原告席，养母坐在被告席。他们要争夺小芳的监护人资格。

 

一般的民事官司不会有检察院参与，但这一次，法院特别在原告席旁边设立了“支持起诉人”的席位，让检察官支持救护站起诉小芳的养母，撤销她的监护人资格。

 

庭审前法官询问小芳的意见，她说不愿意再面对养母。她写了一封信给养母——“从我记事开始，我就没有得到过母爱……有你这样的妈妈吗？……在家里我没有欢乐……有你这样的妈妈吗？最可恶的是，你的老公、儿子、弟弟，欺负我、性侵我，你无动于衷……你有做妈妈的样子吗？”

 

“我永远也不要看到你，我恨你！” 

 

在社工的陪伴，小芳来到证人保护室，隔着屏幕参加庭审。关键事实有争议，小芳需要面对一切，但至少她可以不用和养母面对面。

 

庭审那天，养母拿着一个买菜用的手推车出庭，里面装满了小芳的衣服，她还带来了小芳的奖状，有“武术标兵”，有“三好学生”。

 

养母总是插话。她对庭审环节不熟悉，法官解释之后，她仍然无法遵守规则，只反复说，自己对小芳很好，她把小芳的衣服铺在桌子上，一说就停不下来。

 

养母说，这些年严格要求小芳，孩子才获得很多成绩，她拿出了很多武术比赛的奖状；她说带着小芳去捡垃圾是为了把孩子带在身边，不然小芳不按时回家；她说给小芳花了7000多元，请家教督促她学习，还给小芳买了好几万的保险……

 

养母拿出了收养证，那是2011年她走了正规程序拿到的。为此，她递交了收养申请材料，在报纸刊登寻亲广告。

 

收养证的照片上，小芳和养母笑得开心。小芳梳两个冲天的辫子，大大的眼睛看着前方。

 

 

律师提出，养母应该归还奖状等，对小芳个人很重要的文件。养母不肯，她嫌孩子不懂事，要等小芳长大了，跟她要的时候，再给她。

 

2017年10月25日，法院撤销养母为小芳的监护人的资格，指定民政局为小芳的监护人。

 

在民事法律上，这是对监护人最严厉的处罚。

 

 

 

小芳在救助站一年多了，并不总是快乐。她时常表现消极，缺乏自我改变的动力。

 

救助站毕竟不是家，社工再有耐心，也不是亲人。

 

我不知道小芳是否明白，鼓起勇气报案，只是重新开始的第一步，也是简单的一步。

 

她的未来，不可避免地还会充满歧视与不公，每一步，都很难。

 

近来小芳胖了。从照片就能看出体型变化。小学一到四年级，她在一所文武学校上学，练习武术，那时女孩身姿挺拔、健壮。

 

五六年级，小芳开始有了女性特征。报案的时候是初一，那时她有些壮实。在王芹家住的那个暑假，她开始发胖。救助站的这一年多里，女孩又显见地胖了不少。

 

救助站里有食堂，提供一日三餐，通常都是社工陪着小芳一起吃。一开始社工发现小芳哪怕吃不完，也坚持打很多饭菜。

 

食堂做炸鸡翅，小芳盛了两碗，她告诉社工另一碗要带回房间当零食。她担心不赶紧拿就没得吃了，她觉得东西只有在身边，才是她自己的。

 

社工们和小芳定了一个“行为契约”，如果她做到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间和早睡早起，就能获得一些零花钱。

 

前两周的效果很好，但小芳拿了零花钱，转头就在小卖部里花光了。她喜欢吃垃圾食品，总买薯片蛋糕。

 

怕她再去买垃圾食品，社工不敢直接给钱了。“行为契约”没能继续下去。

 

跟着养母的那些年，小芳说自己吃饭没有规律，养母让她中午在学校多吃点，晚上回家就别吃了。

 

深夜捡垃圾时，小芳饿，前胸贴后背的那种感受，疼。

 

社工劝小芳减肥，但如果你问小芳想要什么礼物，她总说想要吃的。

 

在社工看来，小芳已经比不少孩子勇敢多了。

 

大多数时候，被侵犯的孩子们，会把话烂在肚子里。有的人敢说出来，却会被质疑。这之后，可能就是永久的沉默。

 

小芳没有。她说了出来，突破了经年累月萦绕心头的无力感，突破了多年来默默忍受的状态。

 

小芳终究迈出了第一步，除了她的“卢沟桥妈妈”，还有很多人在试着推她一把，让她继续走下去。

 

小芳有时会给我发微信，说的最多的话题是父母。她想找到亲生父母。

 

每次开家长会，小芳特别难受。她会幻想，如果亲生父母来了，会是什么样。

 

有时她说自己心情不好，“很想他们”。太多次她怨恨他们，她想找到他们，甩一句狠话——“当时为什么扔下了我？”

 

报案后，警察采集了小芳的DNA。我不忍给她泼冷水，反而是她安慰我：“没事，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他们，只要他们还活着，就一定能找到。” 

 

小芳说，有朝一日她想当偶像。

 

她悄悄告诉我：“要是成名了，有钱了，他们就会自己过来找我的。对吧？”

 

▲

王芹不是小芳的母亲，但在小芳心里，她是唯一的亲人。

 

所以，小芳会半夜给王芹打电话求助，但王芹没当回事，把电话线拔了。

 

就在这一夜，小芳遭遇了不想说出口的事情。

 

如果，那晚她对小芳的来电有所警惕和重视，小芳也许能早点逃离魔窟。

 

但外人无法苛责她的一次忽视。王芹63岁又有眼部残疾，对一个陌生的孩子，她的付出不算少。

 

14岁的小芳在畸形家庭中陷入绝境。她不知道除了“亲人”之外，自己还能从哪里获得帮助。

 

王芹是向她伸来的第一双手，她鼓励小芳跟警察，“一五一十说清楚”。

 

养母来闹，警方出具 “未成年人紧急庇护通知书”，是把小芳拉出泥潭的第二双手，她不用再和养母同住。

 

在法庭上，检察官一屁股坐在了救助站站长身边，支持他争取小芳监护人资格。

 

这三双“手”，撑住了小芳下坠的命运。

 

大多时刻，我们无法预料一个对外紧闭家门的小家庭中，会发生什么。

 

但每个人，都该有一个存在于亲缘关系之外的支持系统。可能是朋友、是公司、甚至是个善意的陌生人。

 

（考虑隐私，所有当事人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