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12年的阵亡通知 YMCK10252019-01-21 21:28:31
迟到12年的阵亡通知
－－口述：陈永泰 采写：海伦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
这是在新疆于田县一个叫普鲁村的麦场，正在举行的 “进军西藏誓师大会”。明亮的阳光下，战马的影子投射在坑洼不平的空地上。
看到这段1950年7月31日的视频，已经是66年后的2016年，在一部名叫《雪殇》的纪录片中。
这段黑白模糊的影像，让我泪流满面，我依然能感受到父辈们的热血和高涨的士气。整齐排列的队伍里面，一定有我的爸爸。那也是爸爸留在世上最后的影像。
1
我的整个童年，都在等爸爸回家。我甚至因此而失去了一个孩子应有的无忧和快乐。
我对儿时最早的印象，是一天傍晚，和伙伴们一起玩耍结束时，他们的爸爸都来抱着他们回家了。我就去问妈妈，我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很认真地告诉我，爸爸去当兵了，他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直期待着，某一天的傍晚，爸爸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抱着我回家。
直到1950年初的一天，妈妈终于收到了爸爸的来信，信是从新疆寄来的，信里有一张照片，爸爸一身戎装，英姿飒爽。他说，他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年前，我的爸爸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到了这一年年末，我们收到爸爸的来信， “部队即将开往西藏，解放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家里暂时不要给我写回信，写了也收不到的，等胜利后我会给家里来信。”
这封早已发黄的家书，我至今保存着，上面清楚写着爸爸部队的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八师二十三团一连。
信末落款是1950年8月1日。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这一天是爸爸出征的日子。后来才知道，在前一天，爸爸已经出发了。这封信，是后方部队统一写给家属的。如果不是这封信，这个部队所有的经历，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可能永远成为一个谜。
信里有一张证明书，爸爸说拿着这份证明，政府会给分田地。县政府据此给我家挂了一面“光荣军属”的牌子。那是一块黄底红字的大牌匾，高高地悬挂在黑色的门楣上，很是耀眼。
但没多久，村干部取走了“光荣军属”的牌匾。有传言说，我的爸爸叛逃，去了印度，也有说去了台湾。直到多年之后，当我了解了爸爸的部队所经历的困厄与悲壮后，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由。
爸爸再也没有写信回来。妈妈依然对我说：你爸还活着，很快就会回来了。她的这种坚定信念，源于她从未收到过爸爸的死讯。
2
我的家在甘肃省甘谷县，土地贫瘠。对于我们孤儿寡母来说，生活更为艰难。
妈妈是缠足的小脚，家里仅有几亩山地，辛苦劳作一年，粮食还不够吃半年。但不论生活多么困难，每年麦收后，妈妈总是第一时间去交足公粮。我问妈妈，我们都不够吃，为什么要去交公粮？
妈妈说，那个粮食交到粮站，是给你爸爸打仗吃的。妈妈的话，也让我对交公粮显得更为积极。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妈妈就带我出去讨饭，去很远的村子。我不解，问妈妈为啥要舍近求远。
妈妈含着眼泪说：“你的爸爸是军人，我们不能给他丢脸。”
童年的日子实在太艰难，断炊时，妈妈竟然用采来的树叶、树皮，让我们母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不仅如此，她还坚持让我读书识字。她说，等有一天爸爸回信了，我可以帮她念信。
多年以后，我真的给妈妈念信了。
每到晚上，妈妈会点燃香火，用6根筷子顶出的形状，求神灵预示爸爸回来的时间。每次求告的结果都令人充满期待，爸爸不久就会回来的。
可从来没有灵验过。
尽管如此，妈妈依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这样求告。
1955年7月，村里有位军人回家探亲，听说我家的情况后，自己出邮资替我们给国防部寄写了一封信，请求查找我爸爸的下落。
不久后，国防部回信，“已通知有关单位设法寻找，找到后会及时给你们通知。”
虽然一直没有接到通知，但是我牢牢记住了，可以通过国防部去找爸爸。
3
记得1962年的一天深夜，妈妈又拿出爸爸的信，一边抚摸一边流泪。那年我15岁，刚上初二，这个场景让我好心疼妈妈，我决心去找爸爸。
我背着妈妈给国防部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爸爸名叫陈忠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兵师二十三团一连的一位战士，我希望找到我的爸爸。
没钱买邮票，我将自家木柜上的一只铜拉环拆下来，卖给了供销社。
一年多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信，寄信人是南疆军区政治部。我无比紧张，犹豫再三，才颤抖着将信打开。
没有想到，那是一封迟到12年的阵亡通知书：
你寻找爸爸下落的信，由总政治部转给我们，经查，你父陈忠义同志系新疆部队进军西藏先遣连战士，于1950年8月1日进藏后牺牲于扎麻芒堡地区。该连被西北军区授予‘进藏英雄先遣连’光荣称号，所有官兵每人记大功一次，你父生前在修筑新藏公路时，还多次立功受奖。希望你们引荣节哀，做光荣的革命烈属。
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思考再三，我请了一个乡村医生陪我一起回家。见到妈妈，我举着手中的信，有些不安地说：“妈妈，爸爸有消息了。”
正在忙家务的妈妈愣住了，那时，爸爸失去消息已经13年了。妈妈从我的表情中感觉到了异样，但她依然非常平静地说：“你念给我听。”
听完信，妈妈没有哭。她的平静，出乎我的意料。她问我，“共产党最后把他定成好人还是坏人？”
“是好人，是解放西藏的人民功臣。”我说。陪我回家的医生也说，“是的，是好人。”
妈妈听了，喃喃地说：“是好人就好，是好人就好。”
我的母亲和孙子们
不久，妈妈卖掉了家门口的一棵椿树，用换来的钱，按照家乡的风俗，给爸爸操办了招灵仪式。并请人写了一篇祭文，在那篇祭文里，我第一次听到妈妈，一个穷乡僻壤的村妇，对爸爸说出她的爱和思念。
在仪式上，妈妈嚎啕大哭。
那封阵亡通知，让“先遣连”三个字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没想到的是，在后来寻找爸爸的过程中，一段被埋于雪域高原的历史，如慢慢升高的雪迹线一样，露出难以言说的苍凉与悲壮。
4
爸爸的阵亡通知书，竟然让我有些释然。我再也不用等爸爸回家了，妈妈也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求告。
这也让我一夜之间长大，我必须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我休学回家，做了农村生产队会计。工作近十年后，我被录用为国家正式干部。
这期间，文革爆发，父亲唯一的照片被毁。
到了1973年10月，政府给我家补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家里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980年8月，65岁的妈妈因病去世。临终时，她拉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到你爸爸的坟地去祭拜。”
这一年，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到了第二年，我家的粮食堆满粮仓。而辛劳一生的妈妈，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的粮食。
妈妈的嘱托，我一直不敢忘记。1990年，我任甘谷县经济委员会主任，随县慰问团到新疆考察。我异常兴奋，我带上家乡的水果，还有水和土，准备借机去祭拜爸爸。
到了之后才知道，爸爸牺牲的阿里扎麻芒堡，还很遥远，而大雪封山，根本无法前行。在乌鲁木齐的郊外，我焚烧了祭品，对着西藏的方向告诉爸爸：“我一定再找机会去看您。”
5
扎麻芒堡，一个我会永远铭记的地方。
1998年，我辗转联系到先遣连副连长彭青云。彭叔叔知道我是陈忠义的儿子后，给我寄来几张阿里的风光明信片，其中有一张就是扎麻芒堡，一望无际的荒凉中所透露出的凄美，让人窒息。
彭叔叔说，我的爸爸是牺牲在哨岗上的，当时怀里还紧紧抱着枪。
看望爸爸的老战友彭叔叔
1950年1月，党中央作出进军西藏的决定。同年5月，彭德怀用红色铅笔圈定地图上的一个黑点，他下令，把红旗插在这里。
那个黑点，就是西藏阿里首府噶大克。
接到命令，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决定，派一个先遣连进藏侦察，在只有起点和终点的行军图上，找出一条大军行进的路线。横亘在眼前的，只有巍峨险峻的昆仑山和千里无人的阿里荒原。
新疆独立骑兵师迅速成立进藏先遣连，共136人，骨干为起义改编的原国民党骑兵第4旅8团。这支队伍少数民族居多，有高原生存经验，还能骑善射。
考虑到进藏后抵御严寒，军区下令，收回干部们的翻毛皮鞋，配给先遣连。
7月31日，先遣连在新疆和田县普鲁村召开誓师大会。红旗猎猎，战马嘶鸣。
这支最先到达西藏的解放军部队，所承担的任务，比战场更为艰险。
一路上，很多官兵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连马也开始流鼻血，非战斗减员陆续发生。
1950年10月下旬，先遣连在阿里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堡驻扎休整。没想到，大雪封山，后援补给断绝，先遣连成了一支困守的孤军。
王震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接通运输线。和田民众组织大批牦牛翻山送粮，但多次尝试都未成功，还造成3名维族民工牺牲，大量牲畜死亡。
只有一名年轻维族男孩赶着两头牦牛到达先遣连的据点，驮来半麻袋信、5斤盐、7个馕。
行军路上
更大的死亡逼近陷入绝境的官兵们。最多的一天，有11人牺牲。有的战士刚刚安葬完牺牲的战友，自己又倒在回哨所的路上。
1951年2月5日一早，又有两名战士没有了呼吸。当天中午，军区发来电报，先遣连被授予“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每人记一等功一次。
这是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每个人都被记一等功的建制连队。
爸爸没能等到这个嘉奖令。
彭叔叔告诉我，有一天早上巡岗时，发现爸爸牺牲在了哨位上，怀里还紧紧抱着枪。
6
2009年11月，我赴山东参加“纪念孔繁森殉职十五周年全国书画展”开幕式，作为获奖代表发言时，我说，我之所以参加这个书法比赛，是因为我爸爸牺牲的地方，和孔繁森工作的地方一样，都在阿里。
我向他们讲述了先遣连的故事，以及寻找爸爸下落的经历。
会后，一位干部问我：“其他先遣连烈士的家属，是否知道亲人牺牲的情况？”这句话击中了我，我突然觉得，有责任去找到那些烈士的后代，告诉他们父辈的消息。
我收集的先遣连资料
从一位离休的军区首长那里，我找来先遣连牺牲人员花名册，总共63位。
首长告诉我，花名册是1972年根据几位幸存的先遣连战士回忆整理的，由于年代久远，并不完全准确。其中有的战士，直到牺牲，连准确的姓名都没有留下。
而原有的档案资料，包括先遣连牺牲人员花名册，由当时进入阿里的后续部队报送新疆军区时，在途中被山洪连骆驼一起冲走了。
以烈士刘好学为例，资料上显示籍贯为甘肃庆县伏家镇刘家庄。而甘肃没有一个叫庆县的，后来反复查找，发现徽县有3个刘家庄。我托人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刘好学烈士的侄子。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联系到陕西户县烈士张永吉的儿子张怀军，当他接到我的电话时，年逾古稀的他根本不敢相信，他在电话中喃喃自语说：“如能早上几年，让我的妈妈在去世前知道该多好啊！”
迟到了60年的烈士证书
我更能理解，没有爸爸的张怀军，他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
张永吉烈士是1940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的，半年后儿子才出生。她的妈妈取名怀军，意为怀念当兵的爸爸。
张怀军告诉我，他和我一起，从小就在等爸爸回家。到了后来，有人传言他的爸爸去了台湾，全家人过得提心吊胆。到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返乡时，他们还托人在台湾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
“我的爸爸当兵时，妈妈只有18岁，她一生再未改嫁，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去世时，口里一直大喊着爸爸的名字。”张怀军告诉我，“我的妈妈去世好几年了，如果这个消息能让妈妈知道，该多好啊。”
7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2010年5月，我赴山西拜访原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我和他握手时，才发现，他伸出来的手掌，手指残缺不全。
在阿里高原运输物资时，他的5根指头被活生生冻掉，剩余的也已冻残。
李叔叔抱着我，哽咽着叫我的名字“永泰”。这声“永泰”，竟让我感到了浓浓的父爱，眼泪忍不住流出来。
李叔叔讲述的另一段历史，更让人纠结。
上世纪50年代中，他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出党，押送原籍，接受管制和劳动改造。他说，当年押送他回家时，还带着手铐。
“我求押送人员，不要给我戴手铐，当年我是戴着大红花参加八路军的，怎么能带着手铐回家。”李叔叔告诉我。
直到1979年，在王震副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李叔叔才得以平反，并按原级别离休。
李叔叔的讲述，让我知道了关于先遣连更为困厄的一段历史。
由于条件所限，进入西藏的先遣连和上级的联系经常中断。而碰巧那时，境外电台播放消息说，“中国军队驻藏北一部，因不堪忍受中共之压迫，近日多次派员与某国驻军接触，有请求受降之意。”
适逢国内“三反运动”，有人开始怀疑这支以国民党起义部队为骨干组成的连队。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先遣连，经过审讯，认定先遣连系“叛国集团”，收缴了所有官兵的武器，并建议中央批准就地正法七八名骨干。
第一支进藏的解放军队伍
在王震等人的坚持下，“叛国集团”被押回新疆再审。
经过一年多审查，“叛国集团”被平反。但先遣连还是被遣散。连队官兵大都被发往原籍，或进入新疆兵团农场劳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全面落实政策。
我也终于明白，当年村干部为什么取走了我家的“光荣军属”的牌匾。
谈起为先遣连烈士寻亲的事，李叔叔有些激动地说，当时有一位山西的烈士名叫张长福，牺牲时44岁，弥留之际，他告诉李叔叔，希望能找到他的妈妈，告诉他，孩儿不孝。
自身难保的李叔叔，一直未能送达这份遗嘱。“永泰，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了却我60多年的心愿。”李叔叔对我说。他鼓励我把为烈士寻亲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给烈士一个交代，给烈士亲属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
直到2016年，在媒体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张长福的亲人。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准备告诉李叔叔时，却得知他已经在3年前去世了。
几年来，在媒体的帮助下，我已经帮38位烈士找到了亲人。其中仅有两位，在1954年获得了病故革命军人通知书，落款署名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
而令人激动的一件事情是，2010年年末，我在甘肃秦安县寻找到李怀珍烈士的家属时，意外见到了他家保留的一张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5位战友合影中的父亲。那张照片，和爸爸当年寄回来的照片一样。
照片中的爸爸，一身戎装，英姿飒爽。
8
2010年8月，在阿里军分区的帮助下，我终于来到了爸爸安葬的地方，西藏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
狮泉河烈士陵园是先遣连烈士集中安葬地，1972年建成。此前，阿里军分区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前往藏北扎麻芒堡、两水泉、多孟等地，将当年草草埋葬的烈士遗骨迎回狮泉河。
遗憾的是，寻找烈士遗骨时，仅有总指挥李狄三的墓地有标记，其他的墓地，已无法对应上烈士的姓名，最后只好把战士们的遗骨合葬在一起，并逐一立了墓碑。
我把妈妈的遗像摆放在爸爸的墓碑前，我仿佛看到，爸爸正在张开双臂，把我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是儿时，我最大的心愿。
“爸爸，我来看您了。”我跪在藏北高原荒凉的大地上，哭喊到。这是年逾花甲的我，人生第一次呼喊爸爸。这也是喊给所有进藏先遣连的烈士们，他们还没有找到孩子，我就是他们的孩子。
在陵园纪念碑的碑文中，记述到：
先遣连以大无畏的革命主义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情怀，越过海拔6000多米的界山，行程千余公里，历时3个月，到达阿里改则县扎麻芒堡，在雪域孤岛坚守了9个月，期间兽皮制衣、燧石取火，其艰难的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
在经历了困厄之后，他们的荣耀更为耀眼。
2017年9月，先遣连最后一位幸存老兵王兴财去世。而在这几年里，政府已经为寻找到的烈士亲属们，办理了烈士证书。
陕西户县的张怀军告诉我，今年清明节，当地政府敲锣打鼓，将一块崭新的“光荣烈属”牌匾，悬挂在了他家的大门上方。
听到这个好消息，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1950年7月31日普鲁村麦场上父辈们出征时的场景。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
转自《龙哥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