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是一个聪明但不刻苦的孩子，特好玩。上了小学后，我想让他学点业余爱好，有点课外活动。儿子身材虽高，手大，但不凶狠。学球类可能不会出什么成绩。我说去学钢琴吧，丈夫不支持。他认为海外孩子们大多数都学钢琴，我们不必去赶那个时髦。我说如果大家都去做的一件事，可能是有点什么道理吧？再说，以后没点“素质，”是上不了好大学的。后来看儿子放学后，没事儿干，整天坐在游戏机前奋战，有那么一天丈夫终于豁然开朗，自己提高了觉悟；认为与其让儿子玩十几年游戏机，不如玩十几年钢琴。他拉上我就去买钢琴。就这样儿子开始学弹钢琴了，一年后，女儿自然而然地跟着学。
儿子和女儿学琴可以说是为增加耐“度，”自制“度，”素质“度，”潇洒“度，”眼手配合 “度，”却够不上专业“度，”因为我们没有准备让孩子们把钢琴作为专业来学。一开始我也没刻意挑老师，甚至很放松，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一换再换老师。儿子和女儿学琴的六，七年中，我们搬家，老师搬家，加上淘汰，我们前后换了10位刚琴老师。换得我怒火冲天，换得我灰心丧气。
儿子刚开始是上一个大学音乐学院附属钢琴学校的大课。老师和设备都是一流的。一次岁末，学校教室被占用，全班到老师家上课。心想快过节了，老师挺辛苦的。我带了点饮料，零食，和丈夫炸的春卷，给六个孩子，家长，和老师开个小Party。老师一高兴不大紧，说出话来笑死人，“你们是开餐馆的吧，这春卷的味道绝了。”我赶快换话题。我从ABD(All But Dissertation) 已转正, 老师仍是ABD身份，说出来不是难堪。直到这位老师不久搬到别州去，我才透出我家不开餐馆。我以前常在学数学的丈夫面前炫耀自己曾被教授认为是主修数学的，这次丈夫有话说了，他说他炸的春卷好，到了餐馆的级别。
这位老师走后，孩子们该上单独课了。从附属钢琴学校里挑了一位男教师，这位老师第一天上课抱一大摞书，用教学的时间为孩子们找教材，这举动无外乎两个解释：1，对教材不熟悉；2，不愿用自己的时间备课。不久我就发现他在教孩子们时自己总出错。一了解，他是酒吧里长大的，知道一点儿钢琴，但没有正式学历；他在音乐学院学的是打击乐（几年后又来信要孩子们去上他的空手道课，谁知道他究竟学什么）。没有金刚钻，也敢揽这瓷器活？辞他的时候，是第一次。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踌躇了半天才说出来，最后自己提出多付他两节课的工资作为补偿。
之后，我决定联系一位来自俄国的老师，因为我听说母校钢琴系的教授就请这位老师来教他的女儿，可见俄国老师的功底之厚，技术之高。上了一个月的课后，发现俄国老师太厉害，有一点儿弹错，就喝斥。我在美国上过一些教育心理课，知道女儿7岁，儿子9岁都正处于德国心理学家爱瑞克森（Erik Erikson) 所说的“成就与自卑”（accomplishmentvs. inferiority )阶段。如果不让他们有成就感，他们就发展自卑感。闹不好钢琴没学会，自信也丢了。我想前思后，还是走了，虽然是一步一回头。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接着儿子的第一个钢琴教师介绍了一个特级模范教师，Simpson太太。模范教师有俄国人的高技术，美国人的温脾气，又有中国人的争胜心。 都齐了。两个孩子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学理论，弹曲子，进步很快。谁知道好景不常在，Simpson太太没过多久就随退休的丈夫撤退到别的城市了。
没办法，还得找老师。有这样一位，在学生与学生之间不留休息时间，但必在换学生时上厕所，喝水，走动；这一来一去十几分钟过去了。他又总在因私事换教课时间，我们让孩子们学钢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养成持之以恒的习惯，这教师显然不是好榜样。下面一位，我们只去上了三堂课，没什么好说的。最后是一位日本裔的老师，我认为还可以，可儿子就和她合不来。不知是不是看了张纯如的书后，把带近视镜，长罗圈腿，露大板牙日本侵略军的漫画像生硬地安在那位无辜的老师身上了。怨谁？侵略者们没想过残酷战争带来的影响不是一代，两代能消除的。
那时我感到就是把全市的老师都面试一遍也不会找到中意的了。曾教孩子们“曾经江河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教了很多遍，他们还是不太理解之中寓意。这次好了，理解透彻了。
下面只有一条路了，开车去找P城里的Simpson太太。每周一来一回要开180迈。丈夫不放心我开长途，他坚决带上他的笔记本与我们同行。我们象每周去乡下走亲戚，全家出动。见了心爱的老师，两个孩子都给Simpson太太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孩子们受我们影响不大喜欢拥抱。Simpson太太至今是他们除了家人，亲戚外，唯一拥抱的“外人。”泪水在我的眼里直打转。Simpson太太在这个大家都慌慌忙忙，使出一切绝招挣钱的社会里，显得很遥远。。。
孩子们刚习惯了长途旅行后，全身贯注学钢琴，我们又要搬家，而且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唉。。。
换一个州，该不一样了吧？我们总认为好老师要找就能找到，可事实上Simpson太太是一个极特殊的例子。可遇，不可求。新城市里，我们冲着一位的高水平去，她有弹技，但不教学生。她是搞作曲的。她自己就说，教学生是维持生活，作曲才是她的爱好。每年学生的汇报演奏会在她自己的工作室举行，每个学生还得交50 美元。我不认为她能带出好学生来。女儿说跟她学学作曲吧。丈夫说，她的曲子还没人买呢，你能学到什么？接下来，我们一开始就对另一位强调，我们要一位能教孩子参加比赛的老师，此人说我行，我行。几个月后我们发现她教低于我们孩子弹奏实际水平2－3 级的曲子，不知是自己水平不到，还是太懒。看来在一些美国本地钢琴老师的字典里，没有“自知之明，”和“误人子弟”这些词。“教”对他们来说只是谋生的手段，所以他们很可能会象奸商一样可恨！如果喝一口太热的咖啡就可以告状索赔千万，那误人子弟该当何罪？我想是该吊销执照。遗憾的是钢琴教师没有执照。那就只好囚禁终生，这样他们不再出来继续误人子弟！
丈夫闲下来问一问情况，我实说了，“臣屡彼屡战。”不久又碰到一个俄国来的教师。她和以前的那位说话一样的口音，手指在钢琴上跳得一样熟练，灵活，流淌出来的曲子一样的生动，悦耳；连脾气都不错上下。第一次课上，女儿就掉眼泪了。孩子们在美国长大，那见过这架式？回家的路上我们就在车里“战”了起来。两个孩子坚决说不再回去。我对孩子们说，你们在过去一年多里，不太幸运地跟那些美国老师在黑暗中不知所措地摸索，这位俄国老师打开了灯，又给了你们一面镜子。
孩子们在学校都是好学生，自信，自尊。上了中学，就进入了“正身与混乱的危机”(thecrisis of identity vs. confusion). 这时候该正确地看待自己了。美国的老师只会说学生好，好，好。即便不好也要说好。为这个问题，美国教育界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几十年如一日去求证，最近的新发现表明虚有的夸奖并非阿拉丁的魔毯，一出现就都是奇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说你好，不能使你好，你仍是不好。
说明了情况，然后告诉他们，原来决定都是我作的，现在是他们自己作决定的时候了。最后两个孩子都认为应该回俄国老师那里继续学。“怎么能让别人轻轻易易打败我们呢？”他们如是说。俄国老师原来认为我们不回去了，这一高兴，就说了实话－－儿子，女儿明年再参加钢琴组织的会演，直接向上升二到三级；她还提起儿子的听力特好。要知道学音乐全靠耳朵听啊！
我这篇不是“苦儿学琴记，”倒是有点象“苦母寻师记。”其实，学不进去的，一两年之内就不再学了。学进去的，已不觉得苦了。每天练习，我仍得叫儿子几遍。虽然慢悠悠地，但他还是过来，已习惯了。有时作业忙了，或是打高尔夫累了，第二天就按要求补上。我最近看儿子弹起德彪西的“月光”很投入，很陶醉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东奔西忙值了。“女儿好多了，我没太操心。忽然有一天听她感慨，“我还会什么，不就会弹钢琴吗？”她跳过芭蕾；画过画；和哥哥一块儿学过韩拳，只差半级就升入黑带；至今还蹦达hip hop 课；有心去“美国偶像”上唱一唱，可嗓子象她爸爸－－五音不全。看来钢琴是她的所长所爱了。我感到心安。因为我曾心中抱怨我的父母没有在乎我的课外活动。每每想起童年的日子都在勾枕套，打毛衣中流逝，总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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