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016：惊动陈赓的“第一枪手”案
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9期
作者：余辰南
1949年5月7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将军主持指挥了南昌攻坚战。5月23日，江西省省会南昌市获得解放。6月6日，陈赓将军有生以来第四次进入这座于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当晚，第四兵团第37师司令部流动巡逻哨遭到黑枪袭击，惊动陈赓将军的“第一枪手”案发生了……
一、
1949年6月5日，对于驻防南昌市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13军37师来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日子。因为次日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将军就要进城。
南昌这座点燃“八一起义”武装革命之火的光荣城市，于陈赓有着特殊意义。之前，陈赓曾三次到过南昌：第一次是1927年春，陈赓抵南昌开展革命工作，蒋介石忽然宣告反共，他险遭不测，匆匆离开南昌，前往武汉。不久，陈赓二进南昌，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与李立三一起负责肃反工作，直至起义成功后退出南昌。第三次是1932年冬，陈赓作战负伤，前往上海医治，不幸被捕。蒋介石非常重视陈赓，其时他正坐镇南昌行营指挥“围剿”红军，特地下令将陈赓押解南昌，亲自劝降。陈赓威武不屈，严词拒绝。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把陈赓押往南京关押起来。陈赓离开南昌时，慷慨放言：再来南昌，那我就是带着十万部队来！
也许是天意注定要让陈赓实现他的誓愿，第二野战军在谋划渡江战役时，刘伯承、邓小平下达给第四兵团的任务是从江西彭泽八角洲突破江防强渡长江后，攻占接管南京，也就是说，解放南昌并不是第四兵团的任务。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江防战线被突破后，由原先计划中的坚守演变为溃败，于是，刘、邓当即决定取消陈赓兵团攻占接管南京的任务，改向浙赣线上饶东南地区挺进，切断浙赣线，分隔国民党汤恩伯部与白崇禧部的联系，攻打南昌。这样，陈赓就有了实现誓愿的机会。
当时，第四兵团中流传着陈赓的这一豪迈誓愿，这同时也是全体官兵的意愿。因此，当驻防南昌的第13军37师官兵获悉陈赓将军明天就要入城的消息时，无不欢欣。全师上下都意识到必须切实执行身负的勤务，确保陈赓等领导的安全。
南昌和当时几乎所有城市一样，解放伊始，治安混乱，匪、特、盗分子活动猖獗。当天晚上，风雨大作，损坏设备，全城停电，驻扎于南昌图书馆的第37师司令部大门口那临时点燃的两个大灯笼被人开枪击熄。师部警卫连当即出动，搜索了附近一公里范围，未能发现破坏分子。37师师长周学义闻讯大怒，下令从师部侦察队临时抽调若干精干军人，组建特别流动巡逻组，次日开始严加巡防。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次日晚上，也就是陈赓将军入城的当夜，就是这支由侦察兵组成的特别巡逻组，竟然遭到了不明身份人员的黑枪袭击！
那个时节，正是江南地区“梅子黄时家家雨”的黄梅天。陈赓入城的那天，白天夜晚天空都飘着细如牛毛的密密雨丝。午夜过后，当值的特别巡逻组成员郝开滨等四人绕着司令部巡逻了一圈，从百花洲方向返回司令部大门。就在他们走到离大门口只有七八米处时，枪声震破了雨夜的静谧，路灯突然熄灭！几乎是同时，又是接连两下枪响，走在头里的郝开滨“哎呀”一声瘫倒在泥水里。
特别巡逻组成员都是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兵，精通战斗技能，当下迅即散开，举枪朝着枪响方向还击。司令部内的警卫连闻讯出动，这回是寻准了枪响方向——与司令部大门一路之隔的那条小巷。反应不谓不快，动作不谓不疾，可就是由于那短短两分钟的时间差，竟然连开枪者的影子都没见着，手电光下，小巷口的泥水地上有一串滴落的已经化开的血迹。这说明开枪者已经被巡逻的侦察兵打伤了。
在追搜开枪者的同时，中弹的郝开滨被人抬进了司令部大门，军医被紧急召来，一检查，众人都暗自一惊：受伤的是下肢膝盖部位，两颗子弹分别击中了左右膝盖，骨头已被打碎，伤能治好，但残疾是免不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郝开滨的双腿果然残了。郝开滨中弹的时候，路灯已经熄灭了，开枪者能在黑暗中连发两枪准确击中郝开滨的左右膝盖，这是一手何等了得的枪法啊！
伤员被抬上汽车送往医院后，这边留下的人查看了现场，从二十米开外的电线杆上耷拉下的一根电线上找到了路灯熄灭的原因：最先响的那一枪打断了那根电线。众人又是一个激灵，这手枪法实在不得了啊！
雁过留声，人过留踪。再查找，在小巷口斜坡旁的一摊泥水里，发现了三个黄铜弹壳。经几个精通各类枪械的侦察兵初步辨认，认出那是美国军工厂在抗战后期制造的左轮手枪。这种武器后来被作为提供给国民党军队的军援物资，大量配备连以上军官和执行特种军事勤务的士兵。如此看来，开枪者很有可能是潜伏下来执行破坏使命的国民党特务。
第二天上午，37师师长周学义前往第四兵团第13军军部参加一个会议。周学义去得不算迟，他到达时，与会人员还没到齐，先到的几位正围着主持会议的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说着什么。陈赓见周学义进门，手一指说：“那次蒋介石就是在周师长现在的司令部内跟我进行谈话的，当时那里叫科学仪器馆，后来才改为图书馆的。”忽见周学义脸上神色不对，便问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何不说说，也好让大伙儿替你拿个主意。
周学义遂把接连两夜有人打黑枪之事说了一下。在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将领眼里，这种打黑枪的情况可谓是见怪不怪了，可是，像这种枪法如此准确的黑枪手倒是罕闻，在场众人听着都觉得应当重视。陈赓还意识到了另一点，说那枪手不打其他，单打人的左右膝盖，弹不虚发，这像是在炫耀他的枪法嘛，看来这起枪击事件还不简单。
周学义说：“我们准备组织力量专门进行调查，一定要把这一事件查个水落石出！”
陈赓说：“这是一起重大破坏事件，一定要调查清楚，缉拿枪手，坚决惩处。不过，调查就不劳你37师进行了，部队新来乍到，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况，还是请地方同志调查吧。城工部下面不是有个公安部吗？陈正人同志这次又带来了熟悉公安工作的一位行家，回头请公安方面调查吧。这事说来也是我陈赓的一份职责呢，就由我来牵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行使职责了。”陈赓进军江西时被中央任命为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所以他说也是他的一份职责。不过，由于中央对陈赓另有安排，已经决定由陈奇涵接任该职，陈赓这几天就要办理移交手续了，所以他又说是“最后一次行使职责”。
当天中午会议结束后，陈赓亲自给前天刚来南昌上任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了电话，说了黑枪事件。陈正人说这事交给陈泊同志负责吧，相信必定能够调查清楚，逮捕凶手。
陈赓指挥大军在江西攻城夺地时，中共中央五大常委已在研究接管江西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内定为中共江西省委新的领导班子组成成员的陈正人、邵式平、陈奇涵、范式人、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下达任务，听取接管思路。陈正人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他和其他省委领导商议后，向中央提出要求，从北方已经解放的九省选调大批干部前往江西接管全省各市。毛泽东说没有问题，干部任你们挑选，看中的就调动。这样，陈正人就点调了许多在各个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其中公安方面他亲自点名抽调了陈泊。
陈泊原名卢茂焕，别名布鲁，1909年出生于海南岛琼海的一个渔民之家，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海南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陈泊被迫逃往海外，先在新加坡一年多，后又转到马来西亚，与地下党接上了联系，马来西亚总工会任命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担任纠察总队的总队长。三十年代中期，陈泊返回中国，奉命前往延安，专门从事隐蔽战线保卫工作，曾主持侦破过军统特工密谋暗杀毛泽东案等多起大案，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红色福尔摩斯”。1946年6月，陈泊离开延安来到东北从事公安工作，在辽阔的白山黑水间战斗了三年。这次被陈正人点名调往江西，内定担任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前天刚和陈正人等人进驻南昌。
陈泊从陈正人书记那里接受调查“黑枪事件”的使命后，意识到这虽然不是一起命案，但是影响巨大，而且是关系到陈赓等领导同志安全的大事，必须充分重视。他当即跟当天正式走马上任出任南昌市市长的邓飞打了个招呼，直接将这一任务下达给南昌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即后来的南昌市公安局），要求市公安局立即选派人员对“黑枪事件”进行侦查。
“黑枪事件”到了公安局手里，变成了“黑枪案件”，当天下午，南昌市局就指派三名侦查员负责调查这个案件。
二、
这三名侦查员，一名叫郑本冶，原是二野第四兵团政治部保卫部的干事，是上月22日南昌解放时跟随奉陈赓之命前来接管南昌的第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胡荣贵、第13军政委刘有光进驻南昌的，当时被分派在城工部下面的公安部工作。现在城工部公安部已经正式接管了市公安局，郑本冶被任命为政保机动股股长，这次受命负责调查“黑枪案件”。
郑本冶手下的两个侦查员，一个叫俞谷雨，四十岁，是原国民党南昌市警察局的刑警组长，现作为留用人员使用。此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警校，于侦查业务颇为熟稔，以前在警察局刑警组长任上时曾侦破过几起重要刑案，所以留用后被作为技术骨干力量使用。还有一位侦查员名叫解默方，中共地下党员，原是江西进贤县国民党保安团的一名小队长，解放前夕因身份暴露而逃到南昌避祸。南昌解放次日他向城工部报到，城工部在证实其地下党员身份后因需要干部就把他留下，分派到公安部跟着郑本冶工作。这样一跟就跟到了公安局，又作为郑本冶的助手参加侦查“黑枪案件”。
郑本冶有自知之明，他知道在城市进行侦查工作，需要扎实的办案经验和熟稔的人际关系，以及对于当地各种社会情况的充分了解。这些方面，三个人中俞谷雨具备，因此，接受任务后他就当着解默方的面对俞谷雨说：“老俞，这个案子看来还得多多仰仗你呢！”俞谷雨点头说我知道，请郑股长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好歹也要把案子办下。我倒要看看那个打黑枪的家伙究竟长了几颗脑袋！
三人便前往37师司令部了解案情。军方对于这个案件颇为恼怒，故对地方公安局破获该案寄予很大希望。师长周学义亲自出面接见侦查员，安排保卫处介绍案情，察看现场，还把在现场捡的子弹壳交给了郑本冶。郑本冶三人又跟那天晚上遭枪击时和郝开滨在一起的另外三名巡逻战士作了交谈，又去医院向负伤者郝开滨作了了解。
郑本冶等人返回公安局后，对所获情况作了一番分析，认为从军方介绍的内容来看，那个打黑枪的家伙已经被巡逻战士开枪打伤了，但他还能迅速逃离现场，看来他的伤还不是很严重。不过，子弹打着毕竟不是蚊子叮咬，又是当场流了血的，所以，这家伙应该在事后进行医治，这种医治可以让医生进行，也可以伤者自己购买中西药品自己进行。所以，有必要先去能够医治外伤的医院、私人诊所以及西药店中药铺作一番调查。
当时整个南昌市的医院、诊所、中西药店数量不少，以三个人的力量很难迅速完成访查。郑本冶便想向上级要求增派人手，但又考虑到解放伊始治安混乱，案子甚多，警力严重短缺，不便开口。俞谷雨看出了郑本冶的难处，说郑股长你不必为难，我可以动用我以前的那些耳目帮助打听的。国民党时期的刑警，大多是跟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有联系，物色若干耳目，侦查时提供线索。由于警察局采用按功论赏的办法，这就涉及各人的收入和升迁问题，所以大家都对掌握的耳目予以保密，时间一长，就成了一个行规。现在，俞谷雨提出动用他的耳目，郑本冶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于是就点头了。
三名侦查员分头查访，加上俞谷雨动用的耳目，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对全市医药行业的查访，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没有这样的枪伤人员进行过医治或者购买外伤药物。这是怎么回事呢？练过武术的解默方说，可能那个打黑枪的家伙是会武术的，有自己配制的红伤止血药，所以不必惊动外界，自个儿就能在家解决了。
这样，侦查员就只好另外设法寻找线索了。郑本冶主持进行了一次案情分析会，他提出一个观点：是否应当从案犯那手颇为了得的枪法来考虑？这个问题俞谷雨和解默方有发言权，他们了解当地情况。但是，两人的意见是，南昌以及周边地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土匪很盛，加上抗战胜利后从战场上下来了一些兵痞，长期以来当地一向不乏神枪手，所以，如果这样调查的话，这个网撒得可能过于宽，收获难说，还费时间。
那就只有从作案动机方面着眼了。敢对解放军打黑枪，说明这家伙对共产党军队有着一份刻骨仇恨。什么样的人才恨共产党？只有吃过共产党苦头的人了。三人中，郑本冶长期在部队受到的教育使他的政治嗅觉比较敏感，说到这里，他马上想起前几天南昌进行过的那次全市大搜捕，不禁蓦地一震：他妈的！难道跟这次行动有关？
第四兵团于上月22日接管南昌后，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而那些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暗藏的土匪、作案累累的江洋大盗、恶霸等，出于反动阶级本性，纷纷上蹿下跳，或公开或暗地制造各种破坏事件，企图使共产党无法正常执政。而广大人民群众在国民党长期压迫的水深火热中终于盼到了出头之日，其欢欣心情可以想见，他们纷纷强烈要求共产党替他们报仇，一时间检举、揭发函件如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飞向城工部。城工部领导从方方面面一一考虑下来，认为很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市大搜捕，对那些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采取逮捕行动，其中罪行特别重大的应予迅速镇压。
城工部的意见得到了二野第四兵团党委的支持，兵团指示已经进驻南昌的13军37师出动武装协助城工部进行大搜捕行动。大搜捕于5月31日午夜开始，至次日早晨7点结束，一共抓捕了各类反动分子132名。大搜捕行动中，配合城工部公安部执行逮捕的军方别动队曾遭到少数顽固分子的武装拒捕，发生枪战，当场击毙7人。
次日，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举行全市公审大会，将其中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27人判处死刑，当场执行枪决。其余被捕者，关押于看守所尚未处理。
这次行动得到了全市人民的热烈拥护，当然也引发了与搜捕对象有着密切关系的少数人的怨恨。由于军方担负着这次大搜捕行动的主要使命，所以有可能引起上述人员中个别人的极端愤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极端分子动起了向军方报仇泄恨的念头。
郑本冶把这个判断一说，解默方、俞谷雨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于是就决定往这方面去调查。不过这件事的工作量比查医院、药店还要大得多，又不能交给俞谷雨的耳目去做，所以郑本冶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找领导请求增派人手。正好这时领导找郑本冶询问侦查工作进展情况，于是他就把这层意思提了提。领导说咱这局子刚成立，有多少人你也知道，有多少活儿你大概也猜得出，别说从其他部门去给你调人来帮忙了，就你郑本冶同志负责的那个机动股，还有几个人可以让你调得来的？一个个都已经忙得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了呢！郑本冶正觉着没戏唱的时候，领导又把话说了回来：不过郑本冶同志你这个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是陈司令员亲自交办下来的，我们一定要尽快侦破。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临时调拨几位地方上的革命青年来当帮手吧。
这样，梁、唐、许、包四位总年龄不超过八十岁的青年就被临时派给了郑本冶。这四位，都是南昌当地的进步青年，其中小梁、小许是地下共青团员。他们都出身贫穷家庭，政治上追求进步，解放前就已经跟中共南昌地下党有联系了，干过一些张贴无头帖子、往国民党当权人物门缝里塞警告信件、偶尔替地下党送个信函之类的，虽说不重要，但一旦被敌人发现也得折进局子的机密活儿。南昌一解放，他们就和数以百计的进步青年一起主动来到城工部请求义务做些工作，不管人家怎么表示的，反正待下就不走了，哪怕替干部带带路，扫扫地擦擦桌子打打开水也好，反正都是为革命出力。于是这些青年就被留了下来，几天后就分派到了城工部下面的各个部门。小梁等四人被分派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接管市警察局后，他们也就算是市局没有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待遇倒跟郑本冶一样，享受供给制。后来，这四位全都成为正式警察，而且到了晚年根据国家规定属于离休干部，享受很好的待遇。
郑本冶也不过二十四岁，被这四位比他小不了几岁的青年当做老前辈那样恭敬地对待，心情很是舒适，对待人家很是热情，把需要做的工作给四人说了说，从办公室拿了介绍信给他们，就把他们分头派往各个分局去查阅大搜捕中被捕者的相关材料了。关押在市局和已被处决分子的材料，是郑本冶和解默方两人去查阅的，还对其中部分关押者进行了讯问。俞谷雨是南昌当地人，人头熟，就去调查在大搜捕行动中因拒捕而被击毙的那几个顽固分子的社会关系。
这桩活儿的工作量确实比较大，即使增加了四个人，也日以继夜一连折腾了三天才总算理出了一个头绪，黑枪案作案分子的条件是：枪法准确，手段毒辣，身体健壮，行动敏捷，亲属或者朋友中有人是之前那次大搜捕行动的对象。小梁等四人从数以百计的社会关系中找出了五名被认为有作案条件的嫌疑分子，他们的疑点分别如下——
羊涤新，江西彭泽人氏，三十六岁，原国民党中央宪兵团少尉，精通武术，擅长使用各种轻火器，枪法准确，曾参加过中央宪兵为蒋介石特地组织的射击表演，蒋介石亲自向其授银牌。抗战初期，羊涤新参加“首都保卫战”坚守南京，南京陷落后逃往湖北，投奔汤恩伯部队。不久因犯抢劫罪，为逃避处罚离开军队。流浪江湖两年后返回彭泽老家，做起了白天务农晚上打劫的时民时匪的“两面人”。抗战结束后，羊涤新的一位在菲律宾经商已成富豪的堂舅马贵从海外来南昌定居，随即成为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坛主，羊涤新投奔马贵担任保镖头目。马贵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成为当地一霸，利用执掌“一贯道”之便敲诈勒索，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此类恶棍，理应成为共产党顺应人民群众吁请的打击对象，马贵自然上了大搜捕行动的缉拿名单。马贵落网后的次日，就被押上公审台判了死刑。马贵被捕时，羊涤新正好回了彭泽老家，等到他在乡下听说南昌的搜捕行动而急急返回时，堂舅早已一命呜呼。据说羊涤新在马贵灵前长跪不起，发誓要替堂舅报仇。
姜晨，江西宜春县人，二十八岁，祖代狩猎为生，七岁随父进山打猎，长期的狩猎生涯使他练就了敏捷的身手和一手神枪。二十岁那年，姜晨带着一支单发老套筒独身进山，击毙两头老虎，被当地誉为“民国武松”。姜晨出名之后，被南昌恶霸、民团老总徐博堂聘为护院，不久又纳为干女婿。徐博堂在两年前中风，卧床不起，但他在历史上犯下的大量罪恶还是需要清算的。大搜捕行动中，公安人员和37师战士前往执行逮捕，徐博堂魂飞魄散，当场吓死。徐的子女在海外，由姜晨以女婿身份一手操办丧事，尸体放入灵柩时，姜晨拿着一支猎枪在大门前对天频射，恨声不绝。
陶联旺，湖北荆州人氏，四十岁，行伍出身，系国民党军队一位张姓副师长的卫士长，抗战中立有战功。抗战胜利后跟随副师长张某来到南昌，张某经商，他则打杂。1947年，经张某介绍，陶联旺与一位医师之女结婚。不久，张某染病不起，临终前留下遗言将位于南昌女子中学旁的一幢住宅赠送给陶联旺。陶联旺夫妇此后就住到了那里，开了一家杂货铺。陶联旺的右邻住着一个姓夏的老头，是一个早在十多年前国民党军统局还是“复兴社特务科”时期就在戴笠手下的老特务，这时据说已经退休。但由于他的那段历史，所以共产党免不了要请他进去一趟，说说清楚。大搜捕那天，执行人员半夜三更闯来砸门。本来这事跟陶联旺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人性格暴躁，好抱不平，又没有政治头脑，当下就起床出来对着执行人员骂骂咧咧。37师的年轻战士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差点动手，最后陶联旺让枪支逼着退进了家门，关门时留下了一句话：“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施坚璋，二十四岁，南昌人，无业，地痞，他没有当过兵或者特务，但十五岁那年参加了一支平时打家劫舍，有机会时也打打日本人的土匪性质的游击队，因此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自吹能枪打飞鸟，不过谁也没有亲眼见识过。1946年，他所在的那支游击队因为没有日本人打了，就拿自己内部的弟兄过起了瘾头，他没有参加内讧，逃回了南昌。施坚璋有一个结拜老兄，也是地痞，这老兄的叔父是一个有血债的恶霸，在这次大搜捕行动时被捕，次日被处决。施坚璋陪着结拜老兄去收尸，见恶霸亲属痛哭不休，遂跺脚道：“哭个啥！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莫妮茵，二十八岁，南昌人，这是五个嫌疑人中唯一的女性。莫妮茵出身于富豪家庭，十六岁上初三那年在省国立女子中学读书时，作为女子田径选手参加全省中学生运动会，一人包揽了女子组60米短跑、1000米长跑和跳远项目的冠军。蒋经国观摩了这届运动会，认为莫妮茵是一个人才，遂接见了她，并给她写了一纸条子，告诉她如果有报效国家的志向，则在初中毕业后可去南京找戴笠。这样，莫妮茵便在两个月后去南京，糊里糊涂地参加了当时还称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军统，成为抗战前最后一期特务训练班唯一的一名女性学员。经过一年的训练，莫妮茵学会了射击、格斗、爆破、暗杀、绑架、收集情报等特工技能，被派往上海执行军统地下组织的使命。后来，她在上海暴露，遭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通缉，遂逃回南昌。军统也没有再来找她联系，她就化名去了女子中学当体育老师，嫁了一个空军军官。解放战争后期，空军丈夫去了台湾，莫妮茵便辞了教师工作，在家侍奉公婆。她那公公是青帮骨干，婆婆是纱厂拿摩温，两口子都是南昌当地颇有名气的恶霸级人物。这次大搜捕时自然被列入了缉拿名单，莫妮茵在军警人员上门时公开谩骂，还和一个战士动上了手，竟把对方摔出老远。于是她也被一起抓了进去，但念其家中尚有一对年仅四岁的双胞胎子女需要照料，所以次日就取保候审释放了。莫妮茵出来后所做的第一桩事情就是把双胞胎送往公公婆婆乡下老家，然后就不知去向了。
郑本冶请示领导后，决定以市公安局名义发出传票，传这五名嫌疑分子到公安局来分别接受讯问。原以为最不好找的会是那个军统女特务莫妮茵，却不料她倒是第一个主动登门的。不过这不能说明她的态度好，因为她一见到接待她的解默方就气势汹汹地质问，既然已经把她释放了，为何又发传票传她？解默方因不是承办拘留她的那个案子的承办员，所以不跟她谈这事，而只是问她6月6日晚上去了哪里，在干什么？
莫妮茵对于这个问题似是大觉意外，愣怔了片刻方才回答：她在一个名叫叶正珠的原省国立女子中学的同班同学家里过了夜。
解默方一边示意小梁记录，一边有点怀疑，因为他觉得面前这个女人的穿着有点奇怪。这个季节的南昌，人们都已穿短袖衣服了，她却在长袖衬衫外面还套了件外套。这副穿着，是不是想掩饰身上某个位置的伤口？于是，解默方又询问了几个相关问题后，就以需要立刻调查为名把莫妮茵扣了下来，一面请示郑本冶找女同志检查，一面立刻带了小梁前往叶正珠家核查情况。
叶正珠全家人出具的证言证明6月6日、7日两天莫妮茵一直在她家里，因为莫妮茵感冒发烧了，一个人在家不方便过日子。应该说，她的感冒到今天也还没有痊愈，早上离开叶宅回家时还在说身上发冷。解默方听了便想到莫妮茵穿的衣服，心里想看来她可能与黑枪案没有关系。返回市局，果然听郑本冶说已经检查了莫妮茵，身上没有挂彩。
这样，莫妮茵就排除了嫌疑，放了出去。但这其实是一个失误，莫妮茵在当天晚上就逃离南昌，绕道上海偷偷去了香港，后来又去台湾找到了丈夫。原来，莫妮茵把子女送到乡下去，就是为了逃离大陆。这里面的一番情况，直到四十二年后已经是七旬老太的莫妮茵从台湾返回江西探亲时见到了解默方等人，方才说了个明白。
接着，另外的羊涤新、姜晨、陶联旺、施坚璋四位也先后拿着传票来向郑本冶报到了。这四人身体健壮，穿着单薄，一看便知这几天没有负过伤。对于侦查员的回答也很从容，他们在案发时段都在家里，没有外出。这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侦查员没有为难他们，当场就让他们离开了。
至此，线索全断，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三、
领导对于黑枪案的侦查进展甚为关心，一日三问，陈泊也来电了解案情。受命负责该案侦查工作的郑本冶自然更是焦急万分。线索一断，他就叫上俞谷雨、解默方两人分析案情（小梁等四人属于临时帮忙的，相当于现在派出所的“协警”，不能参加案情分析会）。三人议来议去，思路还是定格在现场的血迹上：那主儿受伤了，肯定要治疗，不管是找人治还是自己治，总得留下蛛丝马迹吧？看来还得从这上面去着手调查。南昌市区已经调查过了，那就到郊区去调查吧。
这时，侦查员意外获得了一条相关线索，那是部队方面向公安局提供的——
37师司令部机动巡逻小组遭到黑枪袭击一事，引起了驻地区域人民群众的充分关注。驻地街道居民自发地前往部队和医院慰问受伤的郝开滨。郝开滨是一个优秀战士，不但作战勇敢，也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平时他非常注意搞好军民关系，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空总是爱帮群众义务干活。这次进驻南昌后也是这样，司令部附近的一些老弱病残居民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因此，当群众得知郝开滨不幸负伤很有可能终身致残的消息后，都深觉可惜。大家又听说案件还没有侦破，自然都关心起来，一连几天都是议论纷纷，说到觉着可疑的地方就会主动去37师司令部反映。军方对此也深为重视，师政治部保卫处专门安排两名干事负责接待群众，所有情况反映都有书面记录。
反映给警方的那条线索倒不是书面记录，而是一个家庭妇女向郝开滨本人口头说起的。这个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是丰城人氏，娘家姓王，因为贫穷，又是女儿，所以没有正式名字，出嫁前向以“丫头”称呼，三十年前嫁到了南昌丁家后也没有个正式名字，就按照当时的习惯呼其为“丁王氏”。这丁王氏家是郝开滨的房东，郝开滨那个班的一半战士就住宿在她家。以郝开滨的作风，他肯定主动替丁家干了许多杂活，所以丁家对他很是感激。这次郝开滨负伤后，丁王氏很是焦急，很想马上去医院探望，但她家穷，拿不出什么慰问品，于是就把家里养的几只母鸡下的蛋留着，这天看看已有十多个，就拿着前往医院探望郝开滨。
丁王氏见郝开滨伤势严重，免不了落泪，想到不能影响人家养伤，便又强打精神跟对方说话。一说就说到了打黑枪的家伙。郝开滨这几天已经听前来探望他的老百姓说起过一些议论，也就接着话题聊了起来。不知怎么说到那打黑枪的家伙之前可能来现场踩点观察过地形，丁王氏就忽地想起一个情况：第一次黑枪打熄37师司令部大门前悬挂着的灯笼的前两天，她曾见过一个有点眼熟的男子在司令部对面的小巷一带转悠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男子很是可疑！丁王氏对郝开滨说起此事时，正好郝开滨的排长来探望，听说后就说此事重要，应当向组织上反映。
这样，丁王氏就跟着排长去了37师司令部，向保卫处反映了这一情况：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个男子，穿着一身黑色手织布衣衫，因为下雨，手里打着一把绿骨红底油纸伞。她刚才一路上回想下来，觉得这人似在她的娘家丰城看见过，而且不止一次。
这情况太重要了！军方当即指派专人前往南昌市公安局，向负责侦查的郑本冶专门作了反映。
郑本冶顿时兴奋起来，送走军方来人后，他马上召来俞谷雨和解默方，一介绍军方的线索，自是皆大欢喜，决定立刻前往丰城调查。于是，就把连同小梁等四人在内的共七个人作了分工，分为三个小组分头进行查访。
丰城距南昌市六十公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为著名的“干将”、“镆铘”宝剑藏地，故别名“剑邑”。郑本冶等人抵达那里后，先与公安局取得联系，针对丁王氏的娘家在河西尚庄的情况，决定以尚庄为中心，分别向周围的曲江、同田、泉港、董家、梅林、隍城、湖塘、上塘等村镇进行涟漪式的查访。
三个小组当即开始着手调查，这种调查是处于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具体做法是：由当地派出所或者公安特派员出面向当地政府或者村委会打招呼，然后让侦查员以“卫生防疫员”或者“土地情况调查员”的名义对指定的人员进行个别访问。那些被指定的人员，都熟悉当地情况而且政治立场坚定，有的本身就是村干部。
一连查访了三天，嫌疑对象倒是提出了数名，但是粗粗一查摸就知道不是打黑枪的家伙，因为有的根本从来没有接触过枪支，还有的是天生瘸子，不可能在滑不溜秋的泥水地上快步如飞地逃脱侦察兵的追捕。
第四天，侦查员查进了丰城城区，悄然对城里的剑光、剑南、河洲等街道进行查摸。连日连夜地查了两天，还是没有找到丁王氏所说的那个“眼熟的男子”。这样，众人不禁对这一线索有所怀疑，只有以前进行过这种大海捞针式的查摸的老刑警俞谷雨相信“可能有戏”。尽管俞谷雨这样说，但郑本冶本人也已经有点怀疑了，于是便决定和解默方返回南昌当面向线索提供人丁王氏问问清楚，指望能追刨出点细节来。小梁因家有急事，一同返回南昌。这边，俞谷雨还是带着唐、许、包等人分头继续进行查摸。
郑本冶、解默方返回南昌后，便去访问丁王氏，不巧的是她正好走亲戚去了，得次日下午才返回，于是就只好停留一日。没想到，次日中午，郑本冶正要去找上门时，却从丰城传来消息：案犯已经落网了！
案犯是被留用刑警俞谷雨拿下的。俞谷雨以前破获过从类似丁王氏那样的传言中捕捉蛛丝马迹顺藤摸瓜追查下去获得成功的案子，因此他在郑本冶对于线索有怀疑感到心里不大踏实的情况下，还是坚定不移地追查下去。郑本冶离开后，俞谷雨让小唐、小包上丰城街头四处转转，顺带打听打听是否有线索，他自己也带着小许继续进行查访，一时没有目标，就进了南门外的一家茶馆喝茶。俞谷雨是留用警察，根据规定他还是拿薪金的，所以手头有点钱，人又不小气，所以进了茶馆不但要了壶好茶，还让跑堂拿了几碟小吃，又让其去隔壁饭馆要了两样点心。这种做派，在当时生活条件下的丰城人眼里，有点像是摆阔的样子。
运气，就是由于俞谷雨这样一摆阔而来的。俞谷雨和小许两人正喝着茶没话找话地聊着天时，从外面进来了几个茶客。他们所经过的过道跟俞谷雨两人所待的座位隔着一排，原本是不会引起注意的，就是因为桌上摆着的那些小吃和点心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要往这边瞥上一眼，当然瞥过桌上之物之后还会顺便看一下坐着的茶客，其中一人一看之下忽然叫着俞谷雨的名字走了过来。
过来的这位，是一个年岁跟俞谷雨差不多的瘦高汉子，名叫沈方昼，丰城当地人氏，以前是国民党丰城警察局的刑警。两年多前俞谷雨为一桩案子到丰城侦查时，曾经得到过沈方昼的大力相助，从而使俞谷雨顺利破获那起刑事案件，得到了上司的嘉奖。之后，俞谷雨和沈方昼就算是交上了朋友，沈方昼上南昌总是要带些当地特产田螺酱、冻米糖之类给俞谷雨送去，俞谷雨也必置酒相待，礼物相赠。今年以来，由于时局紧张，人心惶惶，两人就没有再联系。这次俞谷雨以“人民警察”身份赴丰城公干，曾向接待他们的丰城公安局同行打听过沈方昼的下落，听说已在丰城解放后自动离职，目前不知去向，就不敢继续追问下去，因为他不知沈方昼历史上是否有政治问题，追着打听显然是不明智的。没想到，现在沈方昼竟在眼前冒出来了，他不禁有点惊喜，连忙招呼对方坐下，让跑堂另送一份茶点上来。
老朋友见面，自有一番亲热。俞谷雨和沈方昼寒暄一番后，首先要问的就是为何离开警察局了。以老兄这份本领，完全可以在人民政府的公安局里留用效力，也就有了一个牢靠稳定的饭碗。沈方昼的回答是，他不像俞谷雨，是无党无派人士，也没有参加过旧军队。他在历史上既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还担任过排长，跟共产党游击队打过仗，又是有着十多年党龄的国民党老党员，这种历史问题显然是不可能被共产党留用的。因此他有自知之明，在共产党接管丰城警察局后，主动辞职，交出了手枪和一应东西后乖乖走出了警察局大门。他虽然当过反动军警，但所做的都是奉命行事，而且从未犯过命案，欠过血债，所以心里还算坦荡，现在以当药材掮客为生。
俞谷雨听说对方没有什么罪行，心里也就松了一口气。两人然后就聊到了俞谷雨这次到丰城来的原因，俞谷雨因为对方也是老刑警，所以说话不避，把黑枪案情况简单说了说，顺便拜托沈方昼相帮打听一下，如有那个打黑枪家伙的线索，就请告知，也好让他交差。沈方昼当下一口答应。
当晚，沈方昼请俞谷雨和小许去饭馆吃饭，以尽地主之谊。年方十九岁的小许还是第一次上馆子，也从未喝过酒，两杯烧酒一喝已经云里雾里了，回到下榻的旅馆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是半夜，见俞谷雨从外面匆匆而归，一脸的疲惫，打着哈欠告诉他说黑枪案已经告破，凶手此刻已经被关进了丰城公安局看守所。
原来，沈方昼在丰城警界算是数一数二的资深刑警了，他本人还是青帮中人，当地人头极熟，又由于职业的关系，掌握着一批耳目。他在请俞谷雨和小许赴饭局前，已经召来一名相当于“联络员”身份的耳目，布置其通知以前的那些喽啰，迅速查访怎样怎样一个家伙。那些耳目的工作效率极高，当饭局结束沈方昼将俞谷雨和小许送回旅馆后告辞出门时，一名耳目已经跟在后面了，报告说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嫌疑人。
嫌疑人名董千穹，丰城人氏，三十岁，二十岁前是丰城当地的一个小混混，社会上那些殴斗、敲诈、诈骗、调戏妇女、小偷小摸之类够不上折进局子的轻型犯罪活动，十有八九跟其多多少少搭点界，这可能就是丁王氏看着他觉得有点眼熟的一个原因。董千穹二十岁那年，抗日战争已经打得轰轰烈烈了，他的父母均死于日本空军的炸弹，面对着民族存亡、国恨家仇，他怀着一腔热血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整整当了六年兵。据董千穹自己说，他在国民党军队当的是侦察兵，后来又调入司令部卫队，这话真假莫辨，但到抗战胜利他退伍返回家乡时，已经是一个精擅拳术且有一手百发百中枪法的非同寻常的奇人了。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退伍军人没有“安置”一说，谋生问题得自己解决。以董千穹这时的身份，再当小混混去干那些轻型犯罪活动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他就盘算找一份正业。于是先经人介绍加入了青帮，然后，经青帮中人介绍，去了南昌一家对外称为“香烟交易处”，其实却是向瘾君子提供舒适的抽鸦片服务的大烟馆当保镖。一直干到南昌解放，共产党军管会严令禁止吸毒，大烟馆不得不关门歇业，方才被迫返回丰城老家。
董千穹在大烟馆干了这么些年头，对于这份职业非常满意，既省心省力且收入不菲，这种行当他真希望作为终身职业。哪知好景不长，共产党一来就给禁了，而且瞧这气势是得永远禁下去的。这样，他的生路就给共产党掐断了。这主儿原本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自是越想越恼火，少年时就已经形成的那份对于社会的仇恨就重新萌生，决定出出气。怎样出法？南昌的事儿应当去南昌解决，军管会贴的公告就应当找军管会，于是他就把报复出气的脑筋动到了打37师司令部巡逻人员黑枪上。
董千穹在大烟馆当保镖时，有两支手枪。大烟馆被军管会勒令关门时，他只交出了一支，另一支美制左轮手枪则偷偷带回了丰城。当他起了报复的念头后，便带着手枪去了南昌，先去37师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市图书馆踩了点，然后就连续两夜实施了他的“黑枪行动”。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巡逻人员身手竟是这等利索，处于那样不利的情形下竟然还能如此迅疾地作出反应，开枪还击，结果是他的左手食指端被打掉了一厘米。当时血流不止，但他逃命要紧，忍痛逃窜，总算侥幸躲过了追捕。
董千穹逃回丰城后，不敢去找医生治疗，自己上了点药，疼痛厉害时，就服些许大烟馆关门时偷偷藏下的鸦片止痛。他还算识相，对此事没敢吐露半点风声，但不知怎么还是让沈方昼手下的那些无孔不入的耳目察觉了蛛丝马迹，沈方昼这位丰城地区著名的老刑警忽然登门拜访了。
董千穹回丰城还没多少日子，因此不知道沈方昼已经不是刑警了，对于沈方昼的拜访自然心惊，但还是强作镇静询问有何贵干。沈方昼说我是看在你我同是青帮弟兄的分上给你老弟指点一条生路的。你在南昌犯下的案子已经发了，南昌的警察此刻已经到了丰城，就要下手拿人，你即使有天大的本领也难逃此劫。打解放军的黑枪，他妈的小子你有几个脑袋？还好你总算没有糊涂到极点，子弹只往人家腿上招呼没伤人家性命，尚有一丝周旋的余地。这样吧，你乖乖地跟我去自首，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尚能从宽处理；倘若你识时务还能揭发那些暗藏的反动分子，那就是你的造化了，你还能立功。共产党的政策是“将功折罪，立功受奖”，你自己掂量着看如何办吧。
一番话说得董千穹胆战心惊，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接受沈方昼的规劝，走自首之路。于是，沈方昼就让董千穹跟着他走，先不去公安局，而是俞谷雨下榻的旅馆，把董千穹交给了俞谷雨。俞谷雨闻讯大喜，他是旧警察出身，办案也有旧社会的那一套路数。当下先让旅馆另开一个房间，掏钱让跑堂去外面买了些酒菜，和沈方昼两人一边陪董千穹喝酒，一边听董千穹交代，制作了一份笔录。临了让董千穹签名画押后，说对不起兄弟是公事公办，得委屈老弟一下，今晚去这边的看守所待一下了。
董千穹已经自首，自无二话，于是就跟着俞谷雨去看守所办了寄押手续。
四、
次日上午，俞谷雨去丰城公安局挂通了南昌市公安局的电话，没有找到郑本冶，就留言办公室让转告郑本冶股长说案件已经侦破，人犯下午押解市局。郑本冶接到办公室转告的消息后，刚跟解默方两人在高兴地议论时，俞谷雨和小许、小唐、小包已经带着董千穹抵达市局了。
俞谷雨向郑本冶汇报了侦破案件的经过，然后就和解默方、俞谷雨一起提审董千穹。董千穹是自首，所以交代得很爽快，一五一十说了一番，案情并不复杂，跟侦查员之前的估断基本上完全一致。郑本冶查看了董千穹的伤口，确是枪伤，左手食指被打掉了一截；又特别着重问到了那支左轮手枪，董千穹交代说在开枪之后逃跑时已经扔进江里了，这就无法寻找了，讯问到此结束。于是就交市局看守所收押，等候处置。
至此，黑枪案圆满侦破。识不了多少字的郑本冶在俞谷雨的帮助下完成了一份必须写的侦查情况报告，三名侦查员都签字后交给领导。这时正好陈泊来电询问情况，听说黑枪案已经侦破了，非常高兴，就向省委书记陈正人报告此事，并请示是将案犯交给军方处置还是由地方处置。陈正人于是就通知陈赓和37师师长周学义，并询问处置意见。军方的意见是：请地方政府处理就是了。
这样，过了大约半个多月，南昌市举行新生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首次公审大会，以市军管会名义宣判一批历史反革命和现行犯罪分子。由于这是新生政权的第一次公审大会，所以省委和市委主要领导都要到场。肩负着公安重任的省公安厅厅长陈泊对此自然特别重视，提前检查准备工作。以其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公安厅长的身份，完全有资格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但他没有入座领导席，而只是待在后台侧面的隐蔽处观察着台下的情况，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
解放初的公审大会，凡是被押解上台接受宣判的人犯，十有八九是有来无回必处死刑，宣判后直接押解刑场处决。这次也是这样，接受宣判的十九名人犯中，有十七名被判处死刑。其中一名就是董千穹。那时还没有颁布如何处置犯罪分子的法律，也没有“程序”一说，判处死刑之权下放到区一级政府，也没有专业人士把关，全凭领导讨论决定，而领导的决定依据基本上是看人犯所犯罪行的民愤大小，如果民愤大，那就决无生路可走。按说董千穹没有犯命案，不用偿命，而且他是自首的，应该得到宽大，留其一命还是说得过去的。可是，董千穹的黑枪对准的是解放军，那就被认为性质严重，所以领导在考虑其判决时，一致认为应该判死刑。
董千穹本以为有自首情节，又有郑本冶和俞谷雨从中斡旋，死刑根本是不必担心的，弄得好些也许当场释放也有可能。哪知一听竟是判处死刑，当场执行，心里不禁大急，当下便张口大呼“冤枉”。他这么一叫，被判死刑的人犯中大约有一半也跟着大叫大喊，有的还痛哭流涕，台下也有了骚动，现场秩序有些混乱。陈泊便在后台一侧下令：“判了的押下台，一边待着！宣判结束，押解刑场执行！”
由于有此情节，执行人员感到没面子，把死刑犯押下台时，手脚免不了重了一点。这是一种威慑，其他死刑犯也就不敢叫嚷了，只有董千穹还是大叫“冤枉”。陈泊一看就觉得似乎异常，指着董千穹问：“这个犯人叫什么名字？犯的是什么案？”
郑本冶也在场，马上过来悄声报告：“他叫董千穹，丰城人，打37师的黑枪。”
倘若是其他人犯和罪行，陈泊没准不知道，因为判死刑不必上报到他那里，但黑枪案他知道，心里便“咯噔”一声，指着董千穹的背影让把这个人犯带到一边。陈泊见会场已经安静下来，就走到董千穹跟前，目光炯炯地盯着：“你大呼‘冤枉’，为什么？”
董千穹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语不连贯：“黑枪不是我打的……是别人叫我假自首的……说保证从宽处理！”
陈泊一个激灵：“竟有此事？”稍一停顿，回身便走，走到一边，召来执行死刑的现场指挥，说这个人犯暂停执行，你替我安排专人看守着，必须保证他的生命安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动他！
变故，就这样突然发生了。公审大会一结束，陈泊就指令省公安厅两名干部协同市公安局对董千穹进行紧急讯问。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讯问，董千穹交代了以下情况——
董千穹与丰城国民党警察局刑警沈方昼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结拜弟兄，沈方昼同时又是董千穹加入青帮的介绍人。董千穹这几年一直在省城南昌当大烟馆保镖，跟沈方昼来往不多。南昌解放前夕，董千穹知道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但总不相信曾经如此强大而且背后有着美国支持的一个政府会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寻思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战略放弃，如果人家老美出兵干涉，那不是还是能够卷土重来？因此，他对于大烟馆老板所说的只好关门歇业一语有点怀疑，为准备重新开张时有备无患，他就决定把自己私藏的武器转移到丰城老家，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存放着。退一步说，即使以后大烟馆不能重新开张，而且形势恶化到兵荒马乱的程度，他手里只要有武器，还不是能够撑起一块天来？
这样，董千穹就把他私藏的武器——左轮手枪三支、卡宾枪三支、子弹两箱、手榴弹两箱，乘陈赓将军的军队还没有打进来的当儿，从水路偷偷运回丰城。董千穹是单身汉，南昌、丰城都没有家室，这些武器藏哪里好？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藏到结拜老哥沈方昼那里。过去一说，沈方昼一口答应，说可以存放于他家后面山坡上的一个废窑里。还让他打了一张条子，写清楚某年某月某日，将什么什么武器多少数量藏于某处。董千穹头脑简单，不知道这纸备忘录样的条子一交给对方，等于是把一条命交到了沈方昼手里，对方完全可以把这份备忘录拿到人民政府去检举，办他一个私藏武器罪。
南昌解放后，董千穹返回丰城老家过日子。从谋生方面说，他还不至于缺吃少穿，他在大烟馆当保镖所挣的钱钞，早已换成黄金、银洋，足够他过上数年舒心日子。因此，董千穹根本没有考虑过如何谋生的问题，没有事做，就向沈方昼借了杆猎枪上山去打猎，消遣消遣。但人若倒了霉，喝凉水也得塞牙。董千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玩惯了洋枪的老手，竟会栽在一杆土枪上！南昌警察去丰城调查黑枪案的前四天，董千穹在山上打猎，往猎枪里灌火药时，不知怎么的手脚重了些，火药在枪管里引燃，没等他把枪扔下，已经呼啸而出，当场把他左手食指炸飞了一截！幸亏还没有灌铁砂，否则性命是否保得住还是一个未知数。
董千穹在国军里当侦察兵时学过野外生存和简易自救，当下忍痛就地采集了草药，先止住血，包扎好伤口。下得山去，还不敢对人说这事，否则还不是惹人笑话？这件事，只有猎枪主人沈方昼知晓，自是严格保密，还替董千穹弄了些云南白药和珍贵的“消治龙”药片来，让他自己治疗，痛得难以忍受时就服食鸦片止痛。
这样，董千穹度过了最初几天最难熬的日子。正在这时，沈方昼忽然来找他，让他出面顶那个黑枪案，因为他具备警方正在追查的黑枪案嫌疑犯的特征：身手利索，枪法准确，其经历可以成为作案动机，更难得的是，他手上正好负了伤，而且正是枪伤！董千穹不知道沈方昼为何要他这样去做，自然一口拒绝，说我好好地在外面过着舒心日子不是蛮好，凭什么要去吃牢饭？这当儿，沈方昼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说老弟你若是听大哥我的话，那准有你的好果子吃，这件事做成功之后，大哥我就在共产党的功劳本子上记了一笔。而共产党此刻百废待兴，治理治安方面最缺的就是靠得住的刑事侦查人才，以我的本领，在南昌市公安局甚至江西省公安厅刑侦部门当个骨干或者顾问弄个一官半职什么的不成问题。到时候，我当然要大大地提携你老弟。而你若是不肯照我说的去做，那也好，我大不了不去做事当官，而你，同样还得去吃牢饭。别忘了你私藏着武器哪！你不是想翻天吗？
董千穹这才知道沈方昼当初为什么要自己写一纸条子了，这不是把把柄送到人家手里捏着吗？董千穹想了想，刚动了偷偷去把武器转移的念头，沈方昼早已料到，冷冷一笑，你可别动转移武器的脑筋，那口废窑我早已堵起来了，你没有大半天时间根本甭想挖开。而你只要开挖，我就立马前往公安局检举。到时候你当然可以说是我替你藏的，但人家会相信吗？老弟，你枪打得好，还会耍拳，这不错，可是搞玩脑子这一套你远远不及哥哥，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番吧。你若是听哥哥的，去自首了，南昌市公安局承办这个案子的警察是我哥们儿，保证你不会吃苦头，而且能够宽大处理！
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董千穹思来想去，寻思由于有私藏武器的把柄在对方手里，此刻不从也得从，于是只好勉强点了头。然后，他见到了俞谷雨。俞谷雨果然向他保证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于是他也就放心了。董千穹被押解南昌后，在看守所里没有受到什么虐待，其实那是人民政府的人道主义，但他却以为是因为有了沈方昼、俞谷雨关照的原因，而讯问也就只有一次，人家并未追根究底要他乱说乱攀，于是他就想肯定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哪知，今天一根索子把他绑住了拉到公审会场，竟然判了死刑！董千穹这才知道坏事了，于是就禁不住大呼冤枉。
当下，承办员马上向领导紧急报告董千穹交代的情况，领导一听自是大吃一惊，当即下令：原侦查黑枪案的郑本冶、俞谷雨、解默方三名侦查员即刻停止工作，限制行动，待在指定的地方接受审查；急电丰城公安局，速将原警察局刑警沈方昼拘留，同时派员看住沈方昼家后面山坡上的那口废窑，等待这边派人过去搜查。
赴丰城搜查的结果，果然从沈方昼家后面山坡上的废窑里搜出了董千穹所交代的那些武器弹药，又搜查了已经被拘捕的沈方昼的家，意外搜得手枪一支、子弹二十发。
对沈方昼进行了讯问，这个国民党的老刑警供称确实是他制造了这起假案，其目的诚如他对董千穹所说，是为了让共产党重视他的侦查能力，好混进公安队伍弄个一官半职。至于俞谷雨，沈方昼说并未与其沟通，也就是说俞谷雨并不知道这是他故意制造的一起假案。
南昌这边，对郑本冶、俞谷雨、解默方三名侦查员的调查也在进行。这三位对于假案倒确实不知情，特别是郑本冶和解默方，那真的一点也不清楚。俞谷雨在丰城已经讯问过董千穹了，有讯问笔录。董千穹被押到南昌后，郑本冶自己也亲自讯问过，确认无误才上报的。哪知竟然是这么一回事！郑本冶、解默方两人真是窝囊得恨不得一头撞死。对于俞谷雨的调查进行得更详细些，因为他是旧警留用人员，又是这起假案的牵线人，跟沈方昼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但是，最后查下来，他确实是无辜的。
这起事件的处理是省公安厅厅长陈泊亲自过问的，对于相关人员的处理结果如下：沈方昼制造假案，干扰公安人员侦查工作，私藏枪支，予以逮捕；董千穹私藏枪支弹药，协同沈方昼制造假案，干扰公安人员侦查工作，予以逮捕。俞谷雨在侦查工作中擅自使用不法分子，已经违反相关纪律，且对于假案负有一定责任，已经不适宜继续留用，即予开除。郑本冶作为侦查黑枪案具体负责人，尽管对于假案发生毫不知情，但应当负失察责任，免去股长职务，继续进行黑枪案侦查工作。解默方在假案事件中确系无辜，不予处分，仍进行黑枪案侦查工作。
沈方昼和董千穹后来均被判处七年徒刑。
黑枪案的侦查继续进行，陈泊强调务必“快而准”圆满侦破该案。正好这时省委组织部给社会部派来一位名叫武定安的地下党员（当时党员身份尚未正式公开，所以还是这样称呼），陈泊一看他的档案材料，眼睛顿时一亮，遂决定先让这位同志负责侦查黑枪案的工作。
让“红色福尔摩斯”陈泊眼睛一亮的武定安，是一位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当时他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组长。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武定安奉组织之命利用其在警界的关系去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上了刑事侦探，利用这一特殊职业掩护中共地下党开展工作，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方才离开。之后，武定安接受潘汉年的指令，前往南京打入汪伪汉奸政府下的“首都警察厅”从事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汉奸政府的警察厅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武定安被留用，由于侦查经验丰富，主持侦破过数起疑难案件，次年被提拔为刑警中队长。这段时间，武定安接受潘汉年指令，从事情报工作。一直到1948年夏天，由于出现了叛徒，武定安的身份不幸暴露。当时接替军统头子出任“军统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亲自过问这一案件，密令监控武定安，以期获得更多的线索，好将中共地下党在南京的情报系统“一网打尽”。但武定安是何许人？他凭着其出众的机警马上发现自己已受到敌人的监视，当下便来了个不辞而别。据说，毛人凤为此大发雷霆，还枪毙了一名被认为应当对此负责的小特务。
武定安离开南京后，先去了上海。由于生怕暴露组织，牵连其他同志，所以他在离开南京时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这样，当他到了上海后，就无法再跟地下党接上关系。考虑到敌人可能已经把追查的触角伸到他所熟悉而且有着众多社会关系的上海，武定安便离开上海，前往他所完全陌生的南昌。在南昌，武定安以其机灵、智慧和一口熟练的外语，在一家英国人开的洋行谋到了一份差使，在站稳脚跟后继续寻找地下党关系。武定安自有其一套职业本领，于1949年初竟然找到了当地地下党组织，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要求接上关系。地下党组织便对武定安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这当然是需要费一番周折的，因此，一直到南昌解放后才证实了武定安的身份。鉴于中央已经指令组建了新的中共江西省委，就让武定安向新省委组织部报到。省委组织部根据武定安的特长，决定让他去省委社会部工作。
陈泊非常重视武定安，亲自跟其进行了谈话，介绍了黑枪案情况，指定他负责侦查，并提出了“快而准”的要求。
武定安接受了这一任务，且看这位老侦探如何开展侦查工作。
五、
武定安受命主持黑枪案侦查，第一步就是跟郑本冶、解默方两人碰头，听取他们对于侦查该案的情况介绍。然后，他骑了辆自行车去了案发现场，不但在当时在场的战士的引领下察看了现场，还一个人骑着车子在那一带不慌不忙地转悠了许久。
当天晚上，武定安再次跟郑本冶、解默方碰头，提出了他的侦查新思路：案犯作案后迅速逃离了现场，那条路线是从37师司令部对面的小巷作为起点的。而当时37师方面迅速作出反应，采取直线加上迂回包抄的方式进行追捕。按道理来说，这种方式应该是有效的，因为军方追捕的时间和范围是能够把案犯包围在圈子内的，可是他们两次都未能抓到案犯，甚至连那家伙的影子也没有瞥着过，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他觉得只有一种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案犯并没有逃得很远，他就在被军方包抄的范围内的某一个地方躲着。这个地方，也许是他暂时躲藏的地点，待追捕过后立刻转移了；也许是他的一个临时落脚点，他事先已经住在那里，事后也还在那里待了一两天，甚至还要长些。因此，他认为接下去应当采取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排查的方式来查摸线索。当然，鉴于群众的具体情况和目前南昌社会治安的混乱现状，这种排查还是应该通过居民委员会有选择地不公开地进行。
郑本冶和解默方一听，不由得对武定安十分佩服，寻思人家毕竟是老侦探，这个思路看似简单，但是何等清晰，没有拖泥带水的“可能”、“或者”、“也许”，就是这个路数，再怎么着，案犯也得有逃跑路线，有去向，就盯着这一点去查摸！两人于是频频点头，都说这个思路应当落实。
武定安的作风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也不管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说不能等到次日再进行，谁知道这一个晚上是否会发生什么变故，能抓紧就抓紧吧。当时小梁等四人已经被领导指派去做其他事情了，就他们三人在进行侦查，于是当即出发。
列宁说过：革命是人民大众的盛大节日。这一观点在解放初的南昌得到了印证，那时候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几乎没有白天黑夜，不享受任何补贴的居民干部工作积极性极高，每天不过午夜是不可能回家休息的，那股昂奋劲儿，确实就像过节那样。武定安三人按照白天的查访路线，分头拜访了居委会干部，请求协助查摸发生黑枪案的那两个晚上，这一带是否有人发现过什么异常情况。
居委会干部自是热情，当天晚上就开始对有些还没有休息的居民小组长布置任务。次日上午，这种不公开的查摸已经全面铺开。到了晚上，侦查员如约前往居委会时，已经获得了一些情况。其中被认为有价值的是一个姓顾的老头提供的。
顾老头是一个卖馄饨的单身老汉，他赖以谋生的手段就是挑着一副馄饨担子在这一带方圆三里左右的范围内卖馄饨，因为行当的特殊性，所以通常晚上营业得较晚。如果遇上天气不好生意清淡，那就得过了午夜才能回家。发生黑枪案郝开滨负伤的那天晚上，因为下雨，顾老头按照多年形成的惯例，没有走远，就在距南昌图书馆37师司令部大约一里之遥的那个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的五圣庙山门前廊下待着，附近一带的居民都知道，下雨天晚上如果要买馄饨，上五圣庙去即可。
那天晚上，不知怎的顾老头的生意特别清淡，已经过了午夜了，还剩下大约五分之一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