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030——前门大街的枪声
——粉碎行刺“中共五大书记”阴谋纪实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9年第2期
文东方明
一、罗瑞卿立下“军令状”
1949年6月16日，一个爽朗的初夏之夜，华灯初上时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都是那些被毛泽东主席称
为“中华民族精英”的人物——李济深、沈雁冰、郭沫若、张奚若、陈嘉庚、蔡畅、李立三、蔡廷锴、章伯钧、陈叔通、黄炎培、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等。这次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会议，后来被载入了史册，会议的全名是：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当周恩来宣布会议结束时，会议出席者之一、被当时舆论称为“海外华侨领袖”的陈嘉庚掏出他那块已经使用了二十年的怀表看了看时间，时针已经指向了次日0点40分。
周恩来送走与会人员后，在勤政殿门口上了一辆美式小吉普，对司机吩咐：“去丰泽园菊香书屋。”那里，北平市长叶剑英、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等人正等着这位日理万机、即将出任政务院总理的“国家大管家”来举行另一个重要会议。
汽车打着明亮的大光灯，沿着光洁的石板甬道来到了南海北岸西侧的一座楠木大门前停下。楠木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黑底色的大匾，上面镌刻着三个圆浑清秀的金色欧体汉字“丰泽园”，据说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这是一个很大的古建筑群，其内被分割成若干个较小的建筑群，每个独立建筑群都各有名称，大门上方都挂有匾额。这里，后来成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住所，但在1949年7月之前，只居住着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毛泽东主席来到北平后一直居住在香山别墅，直到1949年7月由中共中央集体作出正式决定后，他才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
周恩来召集叶剑英、罗瑞卿、齐燕铭等人举行的这个特别会议，就在后来成为毛泽东住所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内的紫云轩举行，同时被周恩来点名召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建、交际处第一处长申伯纯和第二处长金城。
周恩来进门后，一边落座，一边跟大家打着招呼连说“抱歉，让大家久等了”，然后马上把话题切入会议主题：“请大家过来，是商量一件事情，这是一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再过半个月，就是7月1日了。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的第一个生日。为此，根据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举行党的生日集会。届时，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共六百多人出席集会，毛主席将在会上作重要讲话。毫无疑问，这将是一次颇具重大历史意义的重大活动。同时，这也是自我们进入北平以来所举行的第一次大型的、有众多领导同志出席的群众性集会。老实说，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们要好好计议，好好做一番准备。可是，从时间上来讲，只有半个月了，还是比较紧的，那就更需要我们考虑得周全再周全。剑英同志，你是北平市长，这个大型活动在你的地盘上举行，你得多担点分量了。是不是？”
叶剑英点头：“是的。”这位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已经担任北伐军师参谋长的著名将领，思维极其敏捷，周恩来刚才的那番话还没说完时，他就已经从到会人员的职务上猜测到各人将承担什么任务了，此时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诸位在做各项准备工作时，需要我这个地方官提供什么帮助的，请尽管开口。”
周恩来说：“好啊，父母官已经表态了，那我就点将了：齐秘书长，负责总的会务工作；周处长，负责会议的后勤；申处长，负责联络和接待国内会议代表； 金处长，负责联络和接待海外代表。”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两道炯炯目光望着罗瑞卿，缓缓地很有分量地点着头，“你，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被点到名字的与会人员异口同声：“明白！”
“具体进行工作时，遇到什么困难的，可以找叶市长解决。”
这时，罗瑞卿开口了：“周副主席，会议在哪里举行决定了吗？”
“已经决定了，在先农坛举行。届时中央领导同志将集中至中南海后齐往先农坛会场。”
罗瑞卿倒吸了一口冷气：从毛主席等领导人居住的香山到中南海再到先农坛，有相当一段距离，这将会给安全保卫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须知北平解放还不到半年时间，敌特势力尚未肃清，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对中共虎视眈眈，如果敌人派特务在香山至中南海和先农坛的途中搞暗杀、爆炸，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啊！
周恩来凝视着罗瑞卿：“罗部长，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就拜托你们公安部了！”
罗瑞卿点点头，说：“明白！安全问题若出现差错，唯我是问！”
“那我就放心了。”
接着，周恩来又跟与会人员商讨了几个具体问题，看看已过两点了，便说：“时间不早了，那就散会吧，大家回去抓紧休息，明天还得工作呢。罗部长请留步。”
周恩来让罗瑞卿留下，是告诉他一个决定：为切实保证“七一集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央已经通知中央社会部开通台湾方面的内线关系，收集相关情报，这些情报将会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公安部。
由几年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大名鼎鼎的“红色特工”李克农执掌的中共中央社会部，是一个直属中央的独立机构，其重要职责之一是在敌人内部安插内线。现实生活中的内线跟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所反映的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在败逃台湾后痛定思痛，深刻吸取教训，在反间谍工作方面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其时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内线每被动用一次，就有一分被暴露的危险。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规定，内线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如必须动用则必须经中央负责主管社会部的领导同志亲自批准后，直接向李克农部长下达命令。因此，动用内线是一桩重要大事，这次为了做好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央显然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由此也足见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罗瑞卿深知这一点，在感到一阵轻松后马上又意识到他这个公安部长的责任之重，倦意顿消，决定返回部里后立即考虑如何安排具体工作。
二、机密被国民党特务察知
中共中央作出动用内线关系的决定的英明性在三天后就得到了体现。那天深夜，正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办公室批阅文件的周恩来忽然接到李克农部长的电话，问周副主席这会儿是否有空，他想过来一下。周恩来知道李克农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必定有特急大事，马上说“有空”。
李克农夤夜求见周恩来，果然是有大事，他送来了一条刚刚收到的来自台北市的极其重要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已经侦悉我“七一集会”的相关情报，有迹象表明特务头子毛人凤正奉蒋介石之命选派行动特工密赴北平行刺中共领袖。
这条情报，是一位潜伏于国民党保密局内部的女情报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特工人员其实是很难谱写如影视作品中的那份曲折的，内线关系每被动用一次，这个内线的使命通常也就结束了。因为敌人绝对不像我们所观赏到的影视故事片连续剧中那样愚蠢，只要稍稍一查，肯定会发现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那位女情报工作者在台湾派来的行动特工落网后的当天，就被有关方面通知火速撤离。盛怒之下的毛人凤亲自组织了对这个“中共匪谍”的追缉，但未能成功。这位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撤回内地后，被安排在西南某省的公安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因“历史问题”而被迫害致死。此系题外之语，就此打住。
当下，周恩来听李克农一汇报这条情报，尽管有思想准备，可还是禁不住脱口而出：“哦！毛人凤的情报工作做得真到家嘛！”
李克农点头：“是的，才三天时间，敌人就已经收集到了准确的信息，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周恩来说：“对！必须得多加注意。敌人这次是如何获悉这个机密的，我们也需要了解清楚！”
不久，随着案情侦查工作的进展，公安部方面终于弄清楚了台湾保密局方面是怎样获取这个机密的。这，需要从当时居住于香港浅水湾的一位经历颇有些特殊的人物说起——
香港浅水湾，从内地角度看去，位于港岛的背面，面海负山，气势雄伟，为举世闻名的海滨浴场。这里细沙如银，碧海白浪，蜿蜒数里之长；远望岛山相接，绿波荡漾，海国浮沉，一向被人们视为休养胜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富豪巨贾看中这块宝地，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别墅、旅舍，一幢幢透着东、西方多国风格的建筑物散布于海滩、山间，把浅水湾点缀得越发秀美。东北军前师长、港商黄震遐的公馆，就坐落于浅水湾畔。
黄震遐，字翰文，1892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大农屯单城子村，少年时即投身行伍，从士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直晋升到东北军中东铁路哈满线护路军旅长，呼伦贝尔警备师少将师长。“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名将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竖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黄震遐积极响应，率部投到苏炳文麾下。1932年12月4日，救国军在数倍于己的日军、伪蒙军的恶攻下，屡战不支，被迫退往苏联境内。
黄震遐在苏联住了半年，绕道欧洲回国，闲居南京。“七·七” 事变后，转赴重庆，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家迁往香港，下海经商，生意竟然做得甚是得法，数年间就成为小有名气的资本家。
黄震遐是一个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正直汉子，早在抗战前，他就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提供过物资，收集过情报，营救过被捕党员。后来移居重庆后，经人介绍又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来往关系，成为重庆红岩周公馆的常客。抗战胜利去香港后，曾数次斥资购置大量西药、洋布、印刷器材等赠送中共方面，积极支持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后期，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向受迫害的同盟者及时伸出援救之手，中共中央指派钱之光秘密潜赴香港，同中共在香港的地下负责人方方、章汉天、潘汉年、连贯、夏衍一起，负责建立秘密通道，将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的对象转移至解放区。黄震遐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各种关系，协助潘汉年等进行工作，先后将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大律师沈钧儒、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章伯钧、三民主义同志会联合会中央常委谭平山、大诗人郭沫若、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等安全送往解放区。
中共没有忘记黄震遐这位朋友，周恩来在审阅“七一集会”出席者名单时，发现没有这位军人出身的资本家，当即亲笔添上了黄震遐的名字，并在后面以小字注明：此公系中共挚友，曾数次给我党重要帮助，可邀其来北平出席会议并安排参观游览。
这样，两天后，黄震遐就接到了中共通过特别渠道传递到香港的口头邀请。他先是觉得意外，继而大喜，仰脸大笑：“哈哈！共产党有情有义，没有忘记我黄某啊！”
这时，佣人进来请示：“先生，午饭已经准备好了，您今天在哪个屋子用饭？”
黄震遐可能受早年军旅生活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嗜好：一日三餐喜欢在不同的场合吃，上千平方米的一个公馆，屋里室外，餐厅、卧室、客厅、书房、花园、草坪甚至车库，几乎各处都被他用来作为餐厅使用过。家里人谁也受不了他这个怪习惯，只好基本上不跟他一起吃饭。
这天的午餐，黄震遐是安排在书房里吃的，为了庆贺被中共邀请赴北平出席重要会议，他让佣人特地上了一瓶茅台酒，还添了两个菜。当下，黄震遐喝着美酒，只觉得心里美滋滋的，难以言表，渐渐陷入了沉思：今年以来，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众多大中城市相继被解放军攻占，到现在为止，整个内地除了个别省份外，皆已为中共所掌握了。呵呵，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共产党坐天下已成铁定之局。7月1日是中共生日，这个时候在北平举行有各方杰出人士出席的庆祝集会，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最为重要辉煌的一次会议了，估计所有领袖都会到场。看来，我黄某人真是今生有福，此行赴内地多半还能亲眼一睹中共首脑毛泽东主席的风采呢！
黄震遐想到这里，头脑里忽地闪出一个念头：我此次去北平，应当给毛泽东主席，以及熟识的周恩来、叶剑英捎上一点儿礼物啊！
于是，黄震遐就按铃召来佣人：“你叫黄理援来一下。”
黄理援是黄震遐的堂侄子，十二岁时就跟着时任东北军师长的堂伯父黄震遐当勤务兵，后来一起退到了苏联。回国后被黄震遐送进学堂读书，但似乎不是一个文化方面的可造之才，于是就弃学而学习修理汽车。这是当时的一门技术含金量甚高的职业。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黄理援就进了杜聿明的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士官。杜聿明奉命组建机械化部队时，黄理援已经成为技术骨干了。抗战胜利后，黄理援退伍来香港投奔黄震遐。黄震遐有心培养他经商，但他对此并无兴趣。那么想干什么呢？黄理援说：“伯父，我会武术、精射击，又能开车、修车，我就给您当保镖吧。”
现在，黄震遐把这位贴身保镖召来，把一份礼品单和一本支票簿递过去：“理援，你开车出去一趟，照这上面所开列的内容购买，得去最大的公司，选择最高的价格买，不要为我省钱。”
黄理援看了看礼品单内容，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缓缓点头：“好的。”
黄理援刚要走，又被黄震遐叫住：“买了这些东西后，你再去一趟凯利特洋行，直接找斯特威总裁，就说我后天要搭乘他们洋行所租的海轮去天津，让他给我留一个两人舱房。”
“是！”黄理援望着黄震遐，“伯父，您要去天津？”
“对！我要出一趟远门，你跟我一起去。”
当时，广州解放，因此，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来往，还按照“国民政府”和香港当局的协议，互相之间的来来去去无须办理护照、签证、通行证之类，任何人只要有路费都能来往。一些内地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之类，就是利用这条便利通道逃往海外的。
如果这二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仆关系，他们之间的对话肯定就到此为止，保密局毛人凤那里大概还不至于这么快就获悉了这条机密情报。但是，黄理援面对的不仅仅是他所效力的主人东家，还是他的堂伯父，因此，他还可以打听下去：“伯父去内地做生意？”
“不是，我的目的地不是天津，而是去北平。我是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黄震遐借着那份被酒精烧热了的炫耀，把中共中央邀请他去北平参加“七一集会”的消息对黄理援说了。
黄理援一听就乐了：“好！恭喜伯父啦！您准备在内地待多长时间？”
“我想借此机会会会老朋友，因此，可能会在内地逗留一些日子。”黄震遐说着又关照黄理援，“去凯利特洋行跟斯特威总裁订轮船舱房时，不要透露赴内地的真正目的，就说是去看朋友的即可。因为送这个消息来的人特地叮嘱，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
黄理援于是便驾车外出，心里暗忖如此一趟走下来，看来没有一个月是不行的，那得跟女友打个招呼。
黄理援这年已经二十九岁了，但一直没有结婚，曾经有过对象，是一位昆明女子，当护士的，但几年前他到香港来投奔堂伯父时，对方拒绝同行，于是两人就分手了。到了香港后，因为一直跟着黄震遐忙碌，没有空闲过，找对象的事儿也就耽搁下来了。直到两个多月前，才由朋友介绍了一个对象。两人接触下来，互相都觉得不错，关系进展得很是顺利。这次黄理援要去内地一段时间，自然要跟对方打一个招呼的。于是，他在到达凯利特洋行后，先借用那里的电话给女友彭淑璎打了一个电话，约定当晚八点在“俏玛丽咖啡馆”见面。
当晚，黄理援准时抵达“俏玛丽咖啡馆”，彭淑璎已经在那里等待了。彭淑璎比黄理援小六岁，是从菲律宾来香港打工的华侨，目前在一家英国人开的公司做杂工。黄理援已经跟堂伯父说好，如果进展顺利最后跟这个姑娘结婚的话，婚后让彭淑璎到黄震遐开的公司或者工厂做一份体面些的工作。
由于晚上黄震遐还要出门访客，所以，黄理援跟彭淑璎会面的时间不能很长，他便先把约见的本意向对方说了：要陪伯父出趟远门，可能要去一个月，由于行程未定，估计难能通信，所以需要跟你打个招呼。
彭淑璎是一个肤色稍黑、有几分姿色的“黑里俏”姑娘，说话清亮悦耳、娇声嗲气，很能使黄理援怦然心动：“阿援，你非去不可吗？”
“是的。”
“伯父去干什么而非要你陪着不可呢？”
黄理援能够按黄震遐的吩咐将赴北平出席中共“七一集会”之事不向斯特威总裁透露，但却没想到对眼前的这位女友也应该保密，所以，口无遮拦地说了黄震遐要去北平参加一个会议，临末道：“护卫、照料伯父，这不但是我的工作，更是我作为一个晚辈对长辈的照料，所以我必须得去。”
彭淑璎又问：“这个会议很重要吗？伯父必须亲自前往出席？”
“这是中共方面发出的邀请……”黄理援为了在女友面前显示堂伯父的影响，特地强调了这个会议的高规格，并说届时中共领袖将会全部到场以及黄震遐已经让他购买了准备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礼品。
彭淑璎听了沉默不语，好一阵儿才很难过似的说：“那我们要分离一段时间了，一个月，好长啊！”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其他内容的话后，黄理援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告辞。彭淑璎在咖啡馆门口目送黄理援离开后，转身去了马路拐角处，正好一辆的士空驶而来，她一伸手拦下后，上车绝尘而去。
黄理援如果知晓他这个可爱的女友的真实身份和使命的话，多半会用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把这个“黑里俏”活活掐死！
原来，彭淑璎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一名特务，三个月前接受上峰指令以菲律宾华侨的假身份来香港执行暗杀黄震遐的特别使命。去年中共地下党将沈钧儒等人密送内地解放区后，蒋介石震怒之下严令毛人凤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密局方面经过一番秘密调查后，大体上弄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而曾经参与此事并起到了一定协助作用的黄震遐就被列入了保密局的暗杀名单。彭淑璎奉命潜入香港，执行“密裁”黄震遐的使命。根据毛人凤亲自审定的方案，她首先跟黄震遐的贴身保镖黄理援谈起了“恋爱”，待时机成熟后能够出入黄震遐公馆时，再伺机下手。
保密局的外勤特工分为行动和情报两个大类，通常若无上峰的特别指令，是没有哪个特工会因为工作积极性高涨而主动揽上不属于其本行的那一摊活儿的。搞行动的去窃听几条情报，搞情报的顺带搞一次暗杀来练练胆子什么的，那是特工精英才能完成的使命，那叫全能特工，整个保密局都没有几个。彭淑璎在保密局特工训练班接受的是行动术训练，没有学过如何收集情报，这次赴港上峰也没有向她下达遇到合适的情报应当报告的指令。但是，彭淑璎却偏偏要“孔雀站在鸡堆里——露一鼻子”，此刻无意间从黄理援那里获得中共将在北平举行“七一集会”的消息后，马上决定去秘密联络点，请那里向台北保密局总部代为转发这条用只有她才掌握的专用密码写成的特别情报。
彭淑璎当时只想着如何争功邀赏，没有料到此举恰恰导致她厄运临头。此为后话，回头再提。
毛人凤获悉这条情报后，如获至宝似的当即前往蒋介石官邸紧急求见，提议派特工密赴北平执行行刺“中共五大书记”的特别使命。这也正是蒋介石当时最想做的，因此，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点头赞同，当场写了一纸手谕交由保密局去执行。
毛人凤返回保密局本部机关后，立即召来相关特工专家，开始密议这一罪恶计划。却不料，打入保密局本部机关的中共内线人员已在第一时间察知了这个特大机密，迅即通过秘密专用渠道向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直接报告了。
李克农深知这条情报的分量，当即深夜求见周恩来。周恩来送走李克农后，随即跟正在外地出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通了保密电话，通报了中央社会部所获得的这条重要情报，指示务必在“七一集会”前抓获前来执行行刺使命的台湾特务，确保出席“七一集会”的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粉碎国民党保密局的罪恶阴谋。
三、专候刺客到来
罗瑞卿其时正陪刘少奇在河北视察，深夜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后，当即动用刘少奇专列上的专线保密电话，跟在北平代替他主持公安部日常工作的杨奇清副部长交换了意见。两位部领导商量下来，决定罗瑞卿继续陪同刘少奇视察，由杨奇清负责对侦查该案的一应事宜进行安排布置。
罗瑞卿对杨奇清说：“关于‘七一集会’安全保卫工作，我可是当着叶市长等同志的面在周副主席面前立下了军令状的，不能出现半点差错啊！这个案子，你打算咋搞？”
杨奇清的思维非常敏捷，就在通电话的时间里，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侦查思路：“我考虑下来，想双管齐下同时进行，一是立即组建专案组，大力侦缉身负暗杀使命的台湾特务；二是严密做好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方面面的准备。”
杨奇清副部长的这一思路获得了罗瑞卿的认同，罗瑞卿指示侦缉台湾特务的具体工作交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负责实施。
杨奇清副部长挂断电话后，马上召来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的几位领导，介绍了案情，传达了罗瑞卿部长的指示。
政治保卫局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杨奇清交代的两个方面的事情都交由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该局侦查处处长李国祥负责。
李国祥处长是一个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而又特别细心的人，他接受命令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了一辆小吉普，让司机载着他在香山至中南海、中南海至先农坛之间来来回回转了两个圈子。最后他把车停在先农坛，把那里里里外外都看了个遍。后来他回忆说，这一个多钟头察看的结果，已经把先农坛牢牢地印在脑子里了，以至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做梦，必定有一段先农坛的场景内容。
李国祥返回公安部自己的办公室后，对着墙上挂着的北平市地图一边抽烟一边沉思。李处长对于如何完成上级交办的这一重要使命反复作了考虑，最后决定把这项任务下达给北平市公安局完成。
这里有必要对北平市公安局的组建作一个简述：1948年1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组织河北省建屏县（现平山县）西黄泥村保卫干部训练班一百零八人及中共中央社会部机关干部若干人一起向北平进军。17日到达河北省保定市。在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成立之际，同时宣布：即日起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中央社会部明确规定：北平市公安局军管会执行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的任务，下设组织机构如下：一处（秘书处）、二处（侦讯处）、三处（公安处）、四处（行政处）和公安大队。1949年2月10日，北平市公安局军管会改称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对外简称“北平市公安局”。下设组织机构除了将公安大队改为公安总队外，其余不变。
李国祥抽过五支烟后，让秘书给北平市公安局办公室打了电话：请你局二处受命协助公安部执行代号“七一集会”安保任务的侦查一队、侦查四队的负责同志立刻来部参加紧急会议！
不一会儿，北平市公安局二处第一侦查队队长曹纯之、副队长成润之，第四侦查队队长牛贵荣、副队长何汉华四人迅速赶到了公安部。紧急会议就在李国祥的办公室举行，李国祥一向以行事干脆说话利索出名，从来没有拖泥带水那一套，当下开门见山地介绍任务内容后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四人，问道：“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那我现在以公安部名义正式向你们下达命令：侦查四队负责中南海及中华门至前门一带的安全；侦查一队负责前门至先农坛一路的安全！”
“是！”
“负责安全包含着两层内容：一是积极侦缉台湾特务刺客，二是严密做好大会安全保卫工作。先农坛会场内的事情不由你们负责，会另外安排的。根据有关方面转来的情报，台湾保密局毛人凤指定的特务刺客此刻估计已经抵达内地甚至已经到北平了，所以现在就应当开始高速运转，越早抓获刺客越好。你们都听着，到时候如果刺客在你们负责的地段掏出手枪，那不是你们的罪过；但是，如果刺客枪里的子弹射出枪膛，那我可要你们的脑袋！”
曹纯之这一干人都是从事保卫、侦查工作多年的行家，打从延安开始，这些年来不知接受过多少次重要警卫使命了。但交代任务的上级哪次也没这次这样严厉。他们从李国祥的话里感到了这项任务的重要、紧迫和难度，心里顿时沉甸甸得像是悬上了一个铅砣，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神情严峻地缓缓点头。
李国祥说：“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提出来。”
侦查一队队长曹纯之想了想，提出了一个要求：“李处长，我队需要架设电话专用线。”
“可以。我马上跟邮电局联系。哦，你们的指挥所打算设在哪里？”
“前门楼上。”
“好！有气魄！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吗……没有了？那就散会吧。时间紧迫，你们马上回去投入工作吧。记住了，不管有事没事，每隔两小时得给我这里打电话汇报工作情况。有紧急情况，随时报告！”
侦查一队正副队长曹纯之、成润之回到北平市公安局后，先对在前门楼上架设电话专线作了安排，然后两人合骑一辆摩托车去分管地段作实地勘察。
两人实地跑了一个来回，越看现场越觉得肩头上分量之重：从前门到先农坛这段路，路线长不说，而且人口稠密，环境复杂，马路大街两侧的大小胡同简直数不胜数，高楼大厦、各种店铺密布，几乎每隔三五米就有一个适宜于向领袖车队实施狙击的隐蔽点。这样，届时安排警戒时，侦查一队几十号人全部开出来也不过够布置整个地段的几百分之一的一截。如果要将这个路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布满警戒，就是把北平市公安局的全部警力出动了，恐怕也难以实现，那就只好动用华北军区的部队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中央领导再三说过警卫工作的群众影响要小而又小，绝对不能为了警卫而扰民。
曹、成两人互相对视着，用目光递送着问号：怎么办？稍停，成润之缓缓摇头道：“老曹，这事憷头啊！这么个地段，这么个环境，这警戒怎么做啊？看来，我们得换个角度考虑了。”
曹纯之点头赞同：“对啊，即使地面上真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警戒从前门安排到先农坛，也还是没有完全消除危险因素：如果刺客躲在马路旁边的楼房里实施行刺呢，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见得往沿途每幢楼房的每个临街屋里都布置上人员吧？这种措施在军事上叫消极防御，是会吃败仗的。我们应当采取主动态势，集中优势力量主动出击，把工作重点放在侦缉台湾特务刺客上，在大会举行前把特务逮住，这样才能确保领袖的安全。”
成润之点点头：“言之有理！以这为指导思想，就有把握将刺客在‘七一’前抓获。”
两人仔细商议下来，决定了以下三条具体实施的措施——
第一，鉴于毛人凤派出的特务刺客可能物色留在北平的以前曾是国民党军警特人员作为执行刺杀的助手甚至直接执行者，故有必要让前门外至先农坛沿途公安分局的侦查科警力全体出动，严格控制那些在北平解放后已经向公安局登记了历史身份中的那部分国民党军警特人员中具有行刺能力的危险分子，对其中难以控制的重点对象则采取临时强制措施，拘留了再说，过了“七一集会”再让其恢复自由。
第二，责成前门外至先农坛沿途公安分局组织治安警察，下到街道跟居民委员会方面联手发动群众，密切注意外来流动人员的动向，严格做好在管段范围内外来人员的临时户口登记，凡是发现来历不明、证件手续不全的可疑人员，一律即报分局侦查科；对临时户口人员中被认为是可疑分子而又无法采取控制措施的也可以采取特别措施，或令其7月1日前必须离开北平，或在“七一集会”当天限制人身自由至集会结束。凡拟采取特别措施的，必须统一报请各公安分局，由分局局长亲自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三，动员所有秘密力量和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重点注意从外地赴北平的特嫌分子或失踪后又露面的在逃特务。
曹纯之、成润之相信，上述三条措施全部落实后，将形成一个外松内紧的格局，既便于发现并逮捕台湾派来的特务刺客，又能有效地保卫大会的安全。于是，两人当即去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汇报请示。
谭政文听过汇报后，当场拍板同意照此实施。
四、可疑目标出现
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查一队着手开始落实上述三条措施时，侦查四队也在进行着跟侦查一队差不多内容的工作。
当时，中国大陆的北方以及江南地区虽然已经获得了解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尚未成立，公安战线的机构还没有健全，警力较为单薄，侦查手段落后、单调，即使是侦查大案也是很大程度上利用秘密力量关系提供情报。因此，侦查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各队各科甚至各小组都有自己掌握的秘密力量关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查四队从公安部李国祥处长那里接受任务后，副队长何汉华立刻根据分工分别悄然约见本队掌握的那些秘密力量关系，如此这般一一交代，让他们利用各自的秘密力量关系去排查情况。
之后一连几天都有秘密力量关系报来线索，但一一查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直到6月23日清晨，何汉华刚上班，就接到秘密力量关系张跃辉的电话，说有情况需要当面报告。何汉华顿时一阵兴奋，约定半小时后跟对方在铁狮子胡同的“金梦汉茶馆”见面。
张跃辉原是清华大学学生，1945年抗战胜利他读完大二时，经一个以教师身份混在清华园内的特务分子介绍，糊里糊涂地参加了国民党“中统”局，成为一名秘密特务。不久，张跃辉就接受“中统”指令，数次跟踪清华师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并在寒假借赴解放区探亲的机会刺探过军事情报。
本来，张跃辉在这条歧路上越走越远，陷于泥坑难以自拔，幸亏在其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八九个月后，开始跟一个他当时并不知其是中共地下党干部的亲戚接触，渐渐接受了一些教育。年轻人可塑性强，他终于翻然悔悟，决定弃邪归正。他跟那位有着中共地下党一定职位的亲戚吐露了自己的“中统”特务身份和最新想法后，受到了鼓励，于是就接受地下党指令秘密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
北平解放后，张跃辉跟地下党建立的那份关系被转到了北平市公安局。公安局特情科让张跃辉继续保持着解放前的土木工程师的身份，悄然从事“特情”工作，专门跟那些在解放前曾紧跟国民党而解放后见势不妙偃旗息鼓的家伙接触，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定期向公安局提供信息。
这次，何汉华考虑向秘密力量关系布置留意排查跟“七一集会”相关的信息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跃辉。因为张跃辉在之前曾向其报告说，他在天坛碰到过一个抗战胜利后至北平解放这段时间曾在保密局北平站行动科干过的特务分子施德中，问明张跃辉家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后便说近日要去拜访叙旧。何汉华当时就去查了北平解放后向公安局登记过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伪职人员”名单，内中没有施德中其人，那说明这家伙显然是改名换姓隐藏起来了，很有可能是国民党保密局布置的潜伏特务。因此，此次何汉华向秘密力量关系布置时，特地向张跃辉关照多多留意那个施德中的情况。现在，张跃辉打电话来说有情况当面报告，很可能是跟施德中有关，甚至再想得乐观些，那就是跟此次台湾派遣特务刺客之事有关。
半小时后，何汉华和张跃辉在“金梦汉茶馆”见面。两人都是一副生意人打扮，在外人看来这是两个在茶馆里谈业务的贸易伙伴，凑在一起嘀咕着是很正常的，也就不会特别予以关注。
原来，昨天傍晚张跃辉接到施德中的电话，约他当晚7点去崇文门“通源旅社”见面，说有点事情相商。张跃辉从何汉华那里接受指令后，正等着施德中的消息，当下自是一口答应。本来，他当晚是要跟妹妹新谈的恋爱对象见面，想帮妹妹参谋参谋的，但接到电话后马上就改变了主意，由于不便透露原因，弄得妹妹大不高兴，发了一通脾气，但张跃辉也顾不得了。
7点整，张跃辉准时到达通源旅社，施德中一问张跃辉来得匆忙还没吃晚饭，便邀他去旅社对面的一家小酒馆喝酒。酒过三巡，施德中道明了约张跃辉的本意：他现在没有工作，打算做点小本生意谋生，算了算缺少本钱，想向张跃辉告借100万元（注：此系旧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00元）。张跃辉本人是土木工程师，收入不错，其父是北平小有名气的资本家，家境殷实，100万元自然不在话下，他要想拉牢施德中以获取情报，当然不能拒绝，当下就一口答应了。
两人又喝了几杯酒，正聊得起劲时，施德中忽然住了口，一跃而起，直奔门外，一边奔一边嘴里还叫着什么，像是人名的发音。张跃辉暗吃一惊，循着对方的身影定睛望去，这才看见人行道一侧站着一个男子。施德中走过去，又是抱拳作揖，又是双手相握，极亲热状。两人站在人行道上谈了三五分钟，作揖而别。
施德中返回饭馆，坐下后重新吃喝。张跃辉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道：“朋友？”
施德中点头：“唔。”
“那为什么不请进来一起喝酒？”
“我开口相请了，他说有事要去办，又说已经吃过晚饭了，就不打扰了。人家还问你是谁呢，我说是一位朋友，以前也是干特字号活儿的。”
张跃辉马上意识到那人是有来头的，正盘算着如何开口发问，施德中已经往下说了：“这位朋友当年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人家是军统局的行动术教官，我那时在特训班时就是跟他学的。那时他就已经佩戴上校军衔了！”
“哦！那他怎么没被共产党给逮进去？”
“刚才他告诉我，年初他离开北平去了南方。近日刚到北平，有点买卖上的事儿需要料理一下。”
张跃辉觉得那人颇为可疑，于是便想作进一步了解，可是，施德中像是意识到需要替对方保密什么的，已经把话题转移了，之后虽然喝了不少酒，但再也没有重新扯到那个“军统”教官身上去。张跃辉的酒量没有施德中好，陪着对方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最后已经迷迷糊糊了，还是施德中替他叫了辆三轮车把他送回家的。
张跃辉回去后只觉得头痛欲裂，什么都没想，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今天早上醒来后，方才想起昨晚那一幕，意识到那个“军统”行动术教官的出现似乎不寻常，于是就赶紧给何汉华打电话要求当面报告。
当下，何汉华听了张跃辉如此这般一番陈述，顿时大感兴趣，四下一扫眼风，轻声问道：“那人多大年纪？怎么一副模样？”
“估计四十来岁吧，个头不算高，差不多一米七，肩膀很宽，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有臂力的人。”
“穿着打扮？”
“穿了一件白色衬衣和玄色真丝裤子，裤子脚管很大，走路有些晃荡晃荡的。”
何汉华眨着眼睛略一沉思，又问：“你再想一想，他另外还有什么比较醒目的特征？”
“另外特征？”张跃辉接受过特务训练，不管是行动还是情报特工，盯梢乃是必修课目，所以但凡被他认为是值得注意的对象，他都会看得很仔细，记得也牢，当下又补充了一点，“那人的头发乌黑浓密，湿漉漉的，估计是刚洗过头吧。”
何汉华返回市局后，立刻向队长牛贵荣汇报了情况。两人随即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那个施德中在军统局的时间是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开始的，通常被选入“军统”当行动特工的对象报到后会立刻前往特训班接受行动术训练。这样，施德中跟那个教官结识就应该是抗战胜利后在特训班的事儿了。那时的“军统”教官，几乎全是抗战初期“军统”在湖南办的那几期特训班毕业的学员。那几期的学员后来都成为军统局的特务骨干，是抗战时期执行“军统”各种使命的主要成员，抗战胜利后有的就被派往特训班担任教官。看来，张跃辉看到的那个跟施德中见面的家伙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就特别需要对其注意了，因为台湾保密局方面这次派来执行行刺中共领袖特别使命的特务，肯定是身手不凡的主儿，像这个行动术教官显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其次，据施德中对张跃辉说，那个昔日的教官在年初去了南方，近日才来北平，这可以理解为北平解放前夕他奉命去了台湾，这次是从台湾返回北平来执行使命的。基于这两点，牛贵荣、何汉华就认为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台湾派来的刺客。
经侦查，牛贵荣断定那个“军统”教官下榻于“好世界饭店”的可能性比较大。
牛贵荣的判断是准确的，崇文分局派去的治安警察果然在“好世界饭店”三楼的一个客房里发现了那个“军统”教官，出其不意将其拿下，随即押解到北平市公安局。随同被捕者一起带往市局的还有一个旅行皮箱，内有人民币1000万元（旧币），手枪两支、子弹60发，小型高性能带杀伤力的烟雾炸弹两颗、烈性定时炸弹两枚，伪造的假证件、空白介绍信三份。
牛贵荣、何汉华亲自主持了对被捕者的讯问，对方供称自己名叫余公图，确实是“军统”特工，上校军衔，1946年4月至1948年9月曾担任过军统局和改组后的保密局特工训练班行动术教官。说到这里，余公图说自己烟瘾大，能否给他支香烟抽抽。侦查员满足了他的要求。
余公图抽完一支烟后，对自己的真实身份、经历和使命作了供述——
余公图，三十六岁，湖南岳阳人，出身于一个中医家庭，祖上数代都精通中医伤科治疗，开堂问诊，在当地口碑不错。那时候的中医伤科郎中都是习练武术的。余公图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自幼就跟着长辈练几手拳脚和吐纳之术。他的父亲原本是准备让他子承父业也当一名伤科郎中的，但他对此行却并无多大兴趣，十九岁那年应当地一所中学之邀当了体育老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余公图自认为也是一名热血青年，便放弃教师职业，报名参军。当时由戴笠执掌的“蓝衣社”，正式名称叫做“复兴社特务处”的那个特务机构正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正招兵买马大肆扩张。戴笠往各地招兵站都派出了人员，规定凡是报名者中具备适合培养成特工的，一律优先让给军统局。这样，驻守在岳阳这边招兵站的“军统”人员一看到余公图的简历，顿时大感兴趣：初中毕业，自幼习武，中学体育老师，且出身于中医伤科世家，自然也懂得些治伤，这可是一个优秀人才啊！
就这样，余公图这个优秀人才被军统局收招，随即就去特工训练班接受特工训练，学的是行动术，即暗杀、绑架、爆炸、纵火那一套暴力技能。余公图有武术基础，脑子也还好使，所以学得很好，多次受到包括沈醉在内的特务教官的表扬。从特训班毕业后，余公图被分配到了军统局行动处，曾参加过1938年12月赴越南河内暗杀汪精卫的特别行动。
戴笠当时对特训班首期毕业的特务学员很是关注，特地设立了这些特务的专门档案和工作业绩记录，他每月再忙也必亲自查阅，有机会时还会随机找这些特务聊聊。一次，余公图从前线返回重庆军统局本部准备接受新的使命时，戴笠正好有空，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去谈话，中间还和他一起吃了顿工作餐。
可能这次谈话给戴笠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正好次日戴笠的好友胡宗南从驻地发来电报，请戴笠代为物色适宜于为军队培训侦查人员的人才。戴笠于是想到了余公图，寻思这人学的是行动术，又是教师出身，手上既拿得出行动方面的活儿，嘴上又说得出应当如何如何学习，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才。尽管这样的人才对于军统局来说不是太多，但凭着戴笠跟胡宗南的那份亲密关系，也就只得忍痛割爱了。于是，余公图被戴笠调往胡宗南手下，当了直接由军部领导的“侦察兵教导大队”少校教官。
余公图在胡宗南部队一直待到抗日战争胜利，才戴着陆军中校军衔离开，返回军统局。他去见戴笠时，戴笠很高兴，说胡宗南几次对他提到余公图是一个不错的教官。戴笠见余公图是中校，便说“军统”首期特训班毕业的学员，只要没有犯过错误的，差不多都已经是上校了，我也给你提拔一下。于是，余公图就晋升为上校了。
余公图理应是会受到重用的，因为他已经在戴笠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不巧的是，没多久戴笠就因飞机失事而殒命。戴笠死后，余公图就被打发到“军统”北平站去了。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正好在组建特训班，于是就让余公图去当了教官。余公图在特训班里干到1948年9月，因特训班解散而离开了北平，前往南京保密局本部机关向局长毛人凤报到。毛人凤的副官接待了他，说毛局长的意思是让余公图先休息一段时间再做安排。这样，到了1948年12月中旬才让人通知他带上家眷前往台北，交给他的使命是：协助进行保密局撤往台湾的工作，也就是打前站。
余公图到了台湾后，跟着毛人凤指派的一位“军统”少将做了两个多月的打前站工作，直到毛人凤到达台北后才奉命卸任。那时，奉命和擅自撤到台湾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大大小小的官员多如牛毛，街头转一圈可以碰到不少熟脸孔。国民党各机构已经没有能力全部安排这些人员，所以，一部分人别说继续当官了，就是当差打杂也没有机会。所以，余公图的卸任等于失业。余公图正打算找几个朋友一起做点小生意谋生时，忽一日保密局派人来找他了，让他马上去见毛局长。
余公图随即被来人的那辆轿车带往台北市内的一个宾馆里，在那里来人向他出示了毛人凤的手谕：着余公图同志速来局本部！手谕看过后当场就焚毁了，来人从随车带来的皮箱里拿出西服、皮鞋请余公图换上，最后又让他戴上了一个黑色头套，将整个头部一直到脖颈全都蒙了个严严实实，只留一双眼睛。然后，他被重新带上那辆轿车，离开宾馆直接驶往保密局本部机关。
余公图根据以往晋见戴笠时的经验，以为到达之后必得等候一段时间，心里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所乘坐的轿车在毛人凤那幢两层办公楼内的院子里停下后，直接被领进了一楼的一个会客室。他刚坐下，被告知可以去除头套，自己动手取下头套时，毛人凤已经快步走进来了。
毛人凤接见余公图的时间只有五分钟，主要是简单询问了余公图的近况，然后就说要派他前往大陆执行一桩特别使命——行刺中共领袖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共五大书记”中只要有一人被暗杀，那就算是完成了此次使命，保密局将发赏金80两黄金；被刺对象负伤未殒命的，则发给50两黄金；开枪但没有击中目标的，则发10两黄金。完成使命返回台湾后，余公图将被晋升为少将军衔，并出任相应的实职，以后永远不必再往大陆执行任务。如若牺牲，余公图在台湾的家眷都会领到优厚的抚恤金并永久享受阵亡烈士家属的法定待遇；如若被捕，台湾方面将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予以营救，家眷照样能领取优厚的补偿金，前提是余公图必须严守机密。
临末了，毛人凤问余公图是否愿意接受此项特别使命。余公图马上回答：愿意！
毛人凤说：“值此危难时刻，余公图同志你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慷慨出阵，我代表党国和蒋总裁向你表示感谢！那就这样吧，相关具体事宜将由我委派的其他人向你交代。”
余公图随即又换了另一套服装，重新戴上头套，换乘一辆吉普离开了保密局本部机关。这回去了台北草山畔的一个日本式别墅，有三名特工专家在那儿等候着他。他和他们一起待了几个小时，听他们介绍了北平目前的社会形势以及中共领袖的活动规律、警卫情况等，然后在地图上指点了此次中共领袖从香山到中南海再到会场先农坛的路线，选定了几个经过反复研究后确定的最佳位置，让余公图抵达北平后到现场去实地查看，决定究竟在何处下手行刺。至于到时候具体如何下手，那余公图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特工专家离开后，余公图在草山别墅休息了一夜，就被唤起送往机场，由一架军用飞机载往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州。一下飞机立刻被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送上了停泊在珠江大桥附近的一条汽艇。汽艇载着他到了外海，转移到一艘预先等候在那里的挂着苏联国旗的海轮上。三天后，这条海轮抵达天津。他上岸后，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北平，余公图的行程就算结束。从抵达北平到被捕，正好是二十四小时。
讯问结束后，牛贵荣立刻往公安部打电话，向李国祥汇报了讯问情况。李国祥之前已经接到捕获余公图的报告了，此刻听了牛贵荣的汇报后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为保卫这次重要会议立下了大功，我考虑一下，看如何向部领导报告。”
几分钟后，李国祥打来电话，让侦查四队马上把余公图的口供笔录送到他那里去，他要看一看。
李国祥这一看，竟然从中发现了问题！
五、一张挡箭牌
牛贵荣这边接到李国祥的电话后，当即派人把讯问余公图的笔录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公安部李国祥的办公室。
李国祥很仔细地看了这份笔录，给牛贵荣打了第二个电话，问那个被捕的保密局特务现在被关押在何处，牛贵荣说：“现在还暂时羁押在市局这边，准备一会儿移押市看守所。”李国祥说：“暂时不必移押，我这就过去，需要当面问他几个问题。”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牛贵荣知道部里对余公图的口供产生了怀疑，便马上通知正准备出去的副队长何汉华，让他留下和自己一起陪同李国祥处长再次讯问余公图。
不一会儿，李国祥赶到了北平市公安局，他带来了一位助手，和牛贵荣、何汉华四人一起提审余公图。牛、何两人不知道李国祥要向余公图提什么问题，当然不便插嘴，做好了从头到尾陪坐的准备。李国祥的助手受命担任记录，所以也不吭声，这样，这次讯问就由李国祥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李国祥先掏出香烟，每人发了一支，也给了余公图一支，说：“我先作个自我介绍，我姓李，中共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侦查处处长。余公图，听说你烟瘾很大，可以考虑适当给你提供一点儿方便，不过你得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这与最后如何处置你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你要想清楚了。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老实回答。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大陆去台湾的？”
“哦！是去年12月19日。”
“怎么过去的？”
“我于去年12月15日下午3时忽然接到保密局的通知，让携带家眷立即离开南京前往广州。之前保密局已经派人跟我谈过话，说根据局里的安排，我已经被列入前往台湾工作的名单，需要携带家眷一起过去的，让我们全家立即做好准备。因此，那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迁移的准备工作，行李什么的都已经打好了。所以，保密局的电话打来以后，我就让他们派车过来。半小时后，来了一辆卡车，把我们一家四口送往南京明故宫机场，我们上了一架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运输机，飞到了广州。由保密局广州站派来的一位副官把我们接到宪兵营房，在那里住了三天，到第四天就把我们送到珠江边，上了一艘汽船，开到沙面那里，上了一艘军舰，就这样离开广州去了台湾基隆。”
“你还记得你们所乘的那条军舰的舰名吗？”
“记得。是‘黄埔’号，那是一条驱逐舰。我们在码头上还以那条军舰为背景拍了一张全家照，照片的背景中就有‘黄埔’舰名大字。”
“舰长是谁？”
“邓光亚。”
“哦。我们换一个话题：这次你是几月几号离开台北市的？”
“6月21日。”
“什么时候离开的？”
“上午10点半左右吧，具体时间我没留心。”
“当时台北市的天气情况怎样？”
“哦，天气很好，太阳很旺，上飞机时已经感觉到头顶被晒得火辣辣的。”
李国祥嘘了一口气：“我的问题问完了，余公图，你对你的回答还有什么补充或者纠正的吗？”
“没有。”
李国祥摇摇头：“第一次提审你的时候，我们的侦查员已经向你交代过中共政策了吧？你不老实坦白，看来等着你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也许你接受这桩使命时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可是你死了以后，你的家眷怎么办？别说他们根本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早已跟着你去了台湾，就是你本人，也并没有去台湾，家眷就是真的去了台湾，毛人凤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那点经费，供日常活动还捉襟见肘呢。这一阵蒋介石不是正忙着向美国乞求获得经济援助吗？”
这一说，余公图顿时愣住了，一双眼睛定定地瞅着李国祥，连牛贵荣、何汉华的神色里也透着惊奇，寻思不知李处长这个结论从何而来。
李国祥凭什么说余公图并没有去台湾呢？原来，他先前看过余公图的口供笔录后，对毛人凤能把行刺中共领袖这样一桩特别重大的使命交给余公图这样一个特工感到不可思议。行刺中共领袖，乃是国民党方面此刻最为重大的决策了，如此重大的决策在具体执行时，肯定必须委派具有与之匹配的重量级特工才能胜任。而余公图虽然在军统局、保密局也算得上资历有点深了，可是，从行动特工这个行当来说，他却并非优秀人才，甚至连个普通人才也算不上。因为特工讲究的是实践经验，只有充分的实践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而从余公图供述的简历来看，他虽然毕业于军统局的首期特训班，但是之前只参加过一次行动，就是赴河内行刺汪精卫，但那次“军统”一共出动了二十多名特工，余公图不过是其中的一名类似跟班的角色，根本没有进入目标住所，当然也更没有开枪了。除此之外，余公图的特工生涯始终是特工教学。也就是说，余公图多年来所做的不过是教练员，而并非是运动员。
对于毛人凤来说，对余公图这个属下的了解当然远比此刻李国祥了解要深得多，而连李国祥这样的对其了解得不算透彻的人都认为余公图不是一个合适的执行此项特别使命的人选，经验老到、精明过人的毛人凤又怎么会轻易把这桩使命下达给这样一个人呢？因此，李国祥觉得这里面似乎有问题，这个被捕的余公图不大可能是保密局物色的真正执行使命的人选。于是李国祥就决定亲自对其讯问，要让他用自己的口供来戳穿这一假象。
李国祥设计了两个问题：赴台湾的军舰和离开台北时的气象情况，他让秘书从部里的资料室里调取了国民党海军和轮船公司的全部舰船在余公图自称的去年12月份赴台期间的航行情报和6月21日离开台北时间的气象资料，作为对余公图供述内容是否准确的验证码。如果余公图确实是去了台湾以及在6月21日离开台湾的，那这两个问题肯定回答得准确无误的。
可是，两个问题余公图都回答错了。
如此，李国祥就有理由认定余公图的口供大有问题，而大有问题的背后显然是隐藏着毛人凤的阴谋，那阴谋肯定是跟保密局的此次行刺行动有着密切关系的。李国祥就决定对余公图实施穷追猛打战术，迫使其如实交代真情。
讯问暂时停止。把余公图押出去后，李国祥向牛贵荣、何汉华说明了情况，三人迅速议定了继续讯问的方案。把余公图押进来重新讯问时，李国祥就不开口了，由牛贵荣、何汉华两人轮流实施紧密的攻心战术。余公图接受特务训练的年代是抗战初期，那时候“军统”特训班的教学计划中并无“反讯问”内容，所以他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心理素质，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老老实实交代了真相。
诚如李国祥所料，余公图根本没有去过台湾，像他这种对于保密局已经没有潜在价值更无背景的角色，保密局是不可能将其列入撤往台湾人员的名单的。但是，余公图确实到了广州，不过那是他自己过去的。他的家眷并没有过去，至今还在湖南老家乡下待着。余公图到广州后，想找找熟人好介绍一份稳妥点的差使。没想到其时保密局正在整顿“团体纪律”，以稳定人心，余公图一露面就被保密局广州站发现了，立即把他扣押起来，说他“擅离职守，扰乱军心”，这个罪名处罚起来可大可小，大的可以就地处决。但保密局还没有杀余公图之心，所以只是把他软禁起来。不久，保密局广州站换了个头目，新来的站长恰是当年特训班时余公图的同寝室同学，于是就自作主张把他放了出来，留在保密局广州站工作，没有具体职务，但拿着副站长的薪水。
本来，这件事毛人凤不会知道的，因为余公图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那位老同学过于热心了，想把他对余公图的关照用正规程序认定下来，于是就向毛人凤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把事实上已经在副站长职位上干得很称职的余公图正式任命为副站长。毛人凤收到这份报告后，未置可否，那是上个月的事了。哪知，到了6月19日，忽然从台湾飞来了两个保密局高官，直接找余公图谈话，让他前往北平执行内容为行刺中共领袖的特别使命。
余公图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下子愣住了，但他知道军统局的规矩，接受任务时如表示拒绝，是没有什么“做思想工作”之类的说法的，直接让你消失就是了，因此，他只有点头接受任务的选择。
当天，余公图在接受那两位不速之客两个小时的交代如何执行使命的谈话之后，就被送上了珠江口上的一条海轮，次日驶往天津。抵达后有人通知他下船，给了他那口装着武器的旅行皮箱，他的噩梦般的行程就开始了。
余公图抵达北平后，根据那两个保密局高官预先给他的指令，下榻于崇文门那边的“好世界饭店”，由于事情突然，他还没来得及理清思路，因此也没有去查看过现场什么的。
讯问结束后，李国祥说余公图案背后肯定隐藏着问题，于是就叫来了侦查一队正副队长曹纯之和成润之，五人聚在一起对余公图案作了以下分析——
以余公图的特工实践经历和实战技能，他并不具备执行如此重大的行动使命的能力和资格；余公图从接受任务到出发只有短短数小时，这不合保密局对于执行重大使命的特务所一贯的规矩；指定其抵达北平后下榻于“好世界饭店”这一点，疑点最大。因为如果指定下榻点的话，应当向余公图交代清楚规定住宿点的原因，通常是会得到安全或者情报方面的帮助。但是，余公图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说明，也没有给他可以主动联络的潜伏于北平的保密局“内线”关系，这就只有一个解释了：为了随时掌握余公图的藏身之地。为什么要随时掌握这个藏身之地？很有可能是在适当的时候让我公安部门获得这一消息，好将余公图拿下。此举显然是保密局的特工专家设下的一个圈套，好借此蒙蔽我公安部门：台湾刺客已经落网，对于该案的侦查可以结束了。
李国祥等人经过以上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余公图不过是台湾保密局的一张挡箭牌，是为了掩护真正的刺客。
六、真正的刺客在哪里？
又一名特务落网
此后，侦查一队、四队全部出动，除了落实“七一集会”的普通保卫措施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查访台湾刺客上。但是，两天下来却毫无收获。主持该项工作的公安部李国祥处长着急了，当天晚上9时许正给侦查一队队长曹纯之打电话说要去一队的指挥所前门楼上看看时，副队长成润之接到了一个电话，从而获得了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还要从应邀前来北平出席“七一集会”的香港富商黄震遐说起。黄震遐于前天傍晚从上海抵达北平后，大会秘书处接待组根据预先的安排，请他下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