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读后感（一）时，有读者建议我看”中国通史“系列纪录片。其实我看过一些，虽然其中有很多考古考证，但觉得在关键的一些问题上，该片只是在描绘事实，不作政治敏感性评论。很多地方，不是历史学专家，根本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而柏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直击要害，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把一些事情说清楚了。
比如”中国通史“用整一集讲了王阳明（守任）的心学，看完也没搞懂心学有什么好的，不好的，为什么那么受推崇。柏先生把这个事讲得很清楚，这还要从儒学讲起。毛主席曾总结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柏先生也将儒学的集大成者道学总结为一句话，“假正经！”
道家，道教和道学，一字之差，全然不同。道家是一种哲学，无为而治；道教是一种“宗教”，以鬼符为特征的鬼怪迷信；道学又叫理学，是宋朝程朱根据儒家经典总结出来“儒学一尊”，从此以后，儒家的其它观点都被这一学说压倒了。道学观点无数，归根结底就是要“严肃”，幽默在道学里是死罪，夫妻做爱也要一本正经，如果女人说“相公，容妾为你吹箫吧”，那男人是一定要将她揣下床去的。道学还有很多假大空的大道理，因为无法做到，每个人都只能表里不一，这会产生罪恶感，要时时自责，类似于基督教的忏悔和戴罪形式。受儒学熏陶的人格，典型的就如周恩来，表面上道貌岸然，儒雅知礼，背后.....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是道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 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 “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 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 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 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 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 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 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灌注道 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 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 的奇技淫巧。 这就是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意识形态。
王阳明的“心学’的核心，就是知行合一，反击了道学的知行不一，假正经的核心。知道这点就行了。阳明学派对道学学派是一个正面的打击，至少儒家阵营中已并行有两支主流。但使道学家痛恨的是，阳明学派显然在指责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只说不做的骗子。尤其当道学家发现这种指责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实时，更恼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为仅次于秦始皇的第二号魔鬼。两派人物不久就排挤斗争，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互相用恶言咒骂。
可是阳明学派思想也有缺点，比理学学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阳明学派的“良知”， 不是靠科学方法获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样，完全靠领悟获得。佛教中观音菩萨可以用一句话点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为神仙，阳明学派更注意这个契机。而领悟是独占的，不能公开验 正。所以"心学”只是对道学的一个局部性反动，并未成为主流，直到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意识形体之前，道学还是主流。从这个角度，人们也可以体会到毛主席说的文革的必要性，似乎也有点道理。
中国的统治阶级利用了儒教的道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清朝统治者很聪明，对辖下的两大异族，汉族用科举和文字狱，蒙族用喇嘛教，完全成功地控制了这两个强大的异类。这两种方法都是精神类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现在中国统治者依然对思想和言论控制那么重视，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中国的刑法的发展也很畸形，始终没发展出现代的法制。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的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中国自秦朝的法律，就非常完善，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 念，所以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于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诉讼 法，法官在侦查报告时，不追求事实证据，只追求口供。殊不知，在酷刑之下，人是什么都会承认的，无数冤狱自此而起。
另外，中国的司法体系从来都不是独立的，直到现在。秦朝以后中央确实有个刑部，但并不是现代的法院，监察院之类的机构，只是颁布刑法并不负责执行。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县太爷之类行政官员主持审讯和执法的，并没有独立的法庭。而类似锦衣卫之类的秘密警察部门，更是毫无法制可言，纯属为政治目的罗织罪名，无情打击的机器。
中国政治斗争之残酷，也是举世无双。但宋代却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温和期，宋太祖不但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决了潜在的权力竞争者，而且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祖训。宋代的权争失败者，最多就是贬官，这样干的坏处就是什么事都有人反对，像王安石变法这样的好事，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众多的为反对而反对者，当然变法派未被重罚，也是因为有这个气氛。如果说有那个朝代最可能发展出民主政治，那就非宋朝莫属！
政治方面，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都围绕着君权和相权反复斗争。君和相，类似于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和CEO，属于产权所有者和职业管理者的关系。和公司不同的是，国家的CEO有可能反宾为主，夺取国家的产权。但国家的董事长也可能不擅长或不喜欢做管理，很多时候是需要CEO的。中国君相关系变迁了两千年，也算让人领教了其复杂性。
春秋战国时代，任用权相很时髦，商鞅，管仲，吴起等都是因有效相国而国兴的例子，任用他们的君主也是用人不疑，授予全权。秦始皇雄才大略，他制定的三公制，将行政，军事，监察分列，没了权相，实际上要求君主直接决策和管理。可惜秦汉两代雄才大略的君主不常出，君主拿不定主意时，就产生了宦官和/或外戚（老婆的亲戚）专权的弊端。到三国后，又重置了权相这一级，从三国到隋，权相篡权的故事比比皆是，曹操，司马懿，桓温甚至隋文帝等都是篡权的权相。
唐朝开始又打击相权，设立三省制，三省中除了一个省负责行政，另外两省负责草诏和审诏，也就是秘书和审稿的，唐朝皇帝的权力和责任比秦汉的都要大。唐朝前面几个皇帝，包括武则天，都比较能干，这还不是问题。以后昏君迭出，宦官之祸又出来了。宋朝又进行修正，设立了宰相，但这个宰相职责上只是皇帝的助理，没有实际决策权。但问题还是没解决，皇帝能力强时，宰相是个助手，皇帝昏庸时，宰相就成了主人。
宰相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好，到了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当皇帝时，索性把宰相这个位置给取消了，设置一个皇帝写作班子，叫内阁，成员叫大学士。朱元璋很自豪地宣布取消宰相是自己伟大的功劳，并宣布以后永远不得恢复。但可惜他的后代无能的多，明朝后期又陷入或宦官专权，或大学士专权的迷途。清朝的政制基本仿照明朝，因为清朝的继承人制度不是嫡长子制，而是嫡子竞争制，君主的素质较高，相权问题倒没成为主要矛盾，但也并不说明明代的这种制度就好。
这两千多年的君相权争的历史经验，到了现代君王主权在世界上普遍没落的时代，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现代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哪怕是共产党国家名义上也是这么说的，总统总书记都是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会出现一直霸着权力不走的现象，但不会出现无能者拥有权力的问题。民主选出的，或党内推举的领导人，都不拥有国家的主权。
柏先生还用历史事实批评了中国人不讲行用，不守协议的劣性。典型的就是宋代，对辽，金，元都有严重叛约的行径，特别是对强大的蒙古，宋朝屡次耍小聪明，背信弃义，如果从信义角度，宋之亡，很大程度属于咎由自取。
这个观点虽然听上去让人不开心，但细心想想也不无道理。讲信用的宋惠公，在无论是官方的教材还是文艺作品中被骂了几千年蠢，鸿门宴没杀刘邦，人人都为项羽叫冤，好像杀人是应该似的。中美贸易战，中国人都骂美国蛮横，却不提中国对于入世贸承诺的背弃。
柏先生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的最出名的作品就是“丑陋的中国人”，这本历史简纲，也是持这个观点写的。用批判的观点看历史，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未完待续）